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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在激进主义思潮的鼓动下，中国思想文化变革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开启了与传统彻底破裂的百年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开天辟地的壮举。为保持党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思想上建党”的传统，而其关于道德的破立，也纠结了近百年。立足于这“两个百年”道德建设的脉络，用“破”和“立”审视，才能了然当下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不同凡响的意义。因为这两个党内法规既是习近平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来关于“从严治党”的制度结晶，又是中国共产党直面未来向全体国人发布的一份“道德宣言”，他们一破一立，恰当地解决了困扰中国百年的道德破立问题。这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政府重大决策的关键问题。
一、中国崛起的时代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打铁还须自身硬”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GDP总量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今，随着此起彼伏的内在经济表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非常值得期待。然而，与经济崛起不相适应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集体沦落，部分国人既不遵循传统孔孟之道，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无信仰成为整个民族堕落的最危险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唯一领导力量，不能无视整个社会陷于金钱的泥沼，必须承担起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道义责任。“党要管党”、“以优良党风引领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尽管呼吁了多年，但如何管，管什么以及靠什么引领、引领什么一直不明晰。《条例》与《准则》一破一立，既明确了党员干部不能做什么，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怎么样。因此，修订后的《条例》与《准则》，既是针对8700万党员立下的纪律规矩，又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崛起倡导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宣言，更是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基层党委和行动部门做出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
一百多年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姑且可以用“启蒙中国”“救亡中国”“革命中国”“经济中国”来概括。作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统治，埋葬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对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进行了系统清算。在这一场运动中，早期革命理论家发挥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他们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对传统社会的精神核心——三纲五常进行深入抨击。他们认为，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创立的目的就是“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在新社会，“君与臣皆当除灭，惟有人与社会，人人平等” [1] 148。纲常名教系“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而其感世诬民，则直甚于洪水猛兽” [2] 848-852。他们指斥传统道德为“伪道德”，称赞自由平等博爱为“真道德”。为彻底扫除宗法伦理社会的基础，更有激进者要彻底否定传统家庭制度，认为“家者”“为万恶之首”[3] 916-917“实万恶之原也”[4] 193，不破除则不能“去強权”，新道德就不能建立。相应地，他们对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进行解构，对叛、乱、淫、贱等为传统社会所贬斥的范畴赋予新的判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些革命理论家的言论、学说，他们只是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抽丝剥茧、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心为忠，对于社会之言也。故曰忠恕，曰忠信，皆对于人人之言，非对于一人之言也。自后世移而属诸臣仆，而忠之义失。于是以助强权为忠，以媚一人为忠。”“节者，贞坚之义，为男子言，非为女子言也，故曰圣达节，次守节。自后世属诸妇人，于是种种压制之术，由此而生矣。”[5] 198……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其“闯将”接过早期革命理论家的大纛，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针锋相对，在希望开一代新风的同时，“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直接以“打倒孔家店”为目的。较为荒唐的是，民国以来的种种复辟、倒退潮流中的草莽人物，如袁世凯、张勋、张作霖等，关键时候总要抬出孔子，于是，鲁迅说的“厌恶和尚，恨及袈裟”就出现了，孔子被打倒也成为必然。从此，由孔子开创并深入国人血脉的伦理纲常就陷于了百年劫难。
但是，正如西方制度不能简单地复制到中国一样，西方的思想文化更是不能如此，何况革命者自身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是含混且肤浅的。在革命思维的指导下，一切革命行为必须服从于推翻满清和专制统治的目的，为此，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与否定就异常彻底与坚决，完全无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内容。在“拿来”和“去掉”之间，“拿来”不分良莠，不问国情，今天是达尔文进化论演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明天又是杜威的无政府主义；“去掉”则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与传统专制挂钩的统统一棍子打死，在泼掉“洗澡水”的同时，将“婴儿”也一并泼掉。民国时代思想层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破”什么异常明确，“立”什么却相当混乱。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作为社会意识的灵魂——思想道德旧有的被批判、破坏殆尽，新引进的又不知所云，或因“水土不服”无法生根发芽，致使民国政坛进入一个更加混乱的状态，自由失去边界，平等得不到伸张，博爱被绵延不绝的内争淹没。“无德”或“缺德”成为当时政坛被诟病的主要现象。连一向标榜洁身自好的“士绅”摇身一变为“议员”后，也沦落为卖选票的“猪仔议员”。梁启超曾将改变中国面貌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夫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面对士林的这种蜕变，梁启超可谓痛心疾首。1915年，他在《痛定罪言》中检讨民国政治失败时，痛心地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全因士大夫。“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他甚至指责士人断送了中国未来的唯一希望。“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十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十九皆其不善良者也。故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而此一线之希望，孰断送之，则如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6] 2777-2778 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出于一党独裁的目的，在1925年前后曾进行过一番思想建设，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传统道德的复归①。但这些均无法改变传统道德日益式微的局面，失去道德律支撑的国民党，腐败日甚一日，江河日下。八年抗战结束以后，在与共产党的角逐中迅速败北，退守于东南一隅。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注重保持党的纯洁性，强调从“思想上建党”，而且，道德建设在其中占有突出地位。出于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对封建道德、资本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延续五四传统，注意划清界限，大力提倡以艰苦奋斗、牺牲奉献为主要内容的革命道德。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近30年的时间内强调在全社会尽快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力推进，尤其是 “文革”十年，尽管高扬了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但因其带给全社会的动荡、困难和精神苦闷，直接导致了随后的理想幻灭、历史虚无和道德滑坡。改革开放30年，经济建设成为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心，虽然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但“一手硬一手软”在现实工作中始终客观存在，尤其是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如何正确对待传统道德，继承革命道德？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即，中国崛起在望，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承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解决的问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担任中央总书记以后，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确信，一个信仰缺失、软弱涣散、山头林立、腐化堕落的组织是完成不了这样的使命的，而且，在现实中国，放任不管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历史与现实赋予其“领导”职责，要“带领”和“引导”中国走向既定目标，因此，“治国”必先“治党”。从开展以反“四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出台“八项规定”，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修订《条例》和《准则》系列动作一脉相承，一气呵成。从其内容来看，既有对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又有对革命传统道德的修正，同时关注了现实的需求，富有历史感、时代感。全党贯彻实施，党必然成为一个清正廉洁、富有正气的党，一个追求高尚、积极向上的党，一个扎根群众、永葆生机的党，大而化之，8700万党员按照《条例》和《準则》的规定，遵循“修齐治平”的传统路径，从严格“修身”开始，逐步推己及人，社会风气就会根本好转。
二、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实体角色决定党纪既管工作也管生活
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管好治国理政的大事就行了，不该管到党员干部的生活。殊不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集政治与道德于一体的政党，既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又以改造旧社会树立新道德为使命。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民众中有极强的号召力，尤其是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跟我党早期既号召救亡，又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等新精神、新道德相关。著名学者许纪霖曾评论说：“早年的共产党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确实，抛弃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实体定位，既背离了党的建党初衷，也会辜负亿万国民寄予的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尤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着重于‘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度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把‘改造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7] 171。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延安整风运动。除了强调“改造思想”，还特别提出“个人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8] 13-14。其中，核心就是“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认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9] 37-38。将党的“思想改造”和党员“个人修养”有机结合，从此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特色和党建工作的一大优良传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诚恳坦白，团结群众；牺牲个人，一切为公等为内容的革命道德支撑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怀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愿望，在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同时，借鉴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对社会及人进行大规模地“改造”——“忆苦思甜”“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对黑暗旧社会及其痛苦生活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唤起并培育着人们对革命、革命道德，对集体主义，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诚和信任。而个人利益，包括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不仅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都作为异己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政治挂帅”带来的思想文化问题就是“政治变成了道德，道德变成了政治”，尽管它曾经是理想主义、道德主义高扬的时代，但其幻灭给整个社会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苦痛”和心理上的“无比折磨”。
“反者道之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经济中心”取代“政治中心”，中国经济步入高歌猛进的30年。从计划经济到有商品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的变革，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推崇的是用金钱衡量的“万元户”“经营能手”“企业家老大”，“道德英雄”与“良心”、“良知”退居其次，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如今概括为“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而我们恰恰忽视的就是至为关键的“道”。于是，腐败滋生蔓延，道德底线在社会各个层面被频频触及，戾气左右的言行屡屡破坏社会祥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国家富裕了，社会却病了！病根在哪里？“从严治党”未能落到实处，党风未能在不良社会风气前筑起“防火墙”，未能担负起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 党风和社会风气之间，党风理应引导社会风气，但是，由于一段时期以来党风建设未能抓住根本，党员干部将个人言行仅仅限定于“不违法”范围，在思想和行动上把党员身份降低为普通群众，由此导致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严重影响党风的问题产生。部分党员干部正是在与社会企业接触过程中，被奢华、铺张、纸醉金迷、贪图享受所吸引，党性逐步丧失，从“小贪”变成“巨腐”。《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条例》“分则”部分，详细列出了“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8条）、“违反组织纪律行为”（17条）、“违反廉洁纪律行为”（25条）、“违反群众纪律行为”（8条）、“违反工作纪律行为”（13条）、“违反生活纪律行为”（4条）共85种行为，相当具体、精细。比较2003版的《条例》，觉得党纪离自己很远，只要不违法犯罪就基本没问题；细读今天的《条例》，说实话有点心惊胆颤，比如微信、网络上的一些文章，不加甄别，你动一动指头转发可能就违纪了；个人收入申报和个人事项报告，漏报、少报或不报，你就违纪了；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以及接受宴请或宴请别人，即使是个人消费，稍不注意也会违纪。党纪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就在身边，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人说新《条例》是“史上最严党纪”，不适应，无所适从。其实，这正说明我们以前散漫惯了，放纵惯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清规戒律都是既管做事也管做人，深入工作和生活的。何况我们是一个拥有8700万党员的第一大执政党。刘少奇说过：加强“遵守纪律的修养”也是党员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只有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会有自觉守纪的行为，坚持这样的行为，我们才会形成守纪的习惯，全党形成守纪的习惯，优良的党风才会形成，这样的党风才会产生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对党员的要求要严于普通群众
党纪严于国法，这是此次《条例》修订体现出的治党理念。因此，有很多党员干部不理解，认为共产党员也是人，如此严苛的规定违背了人性。其实，国法约束的对象是13亿6千多万国民，党纪约束的对象是8700万党员。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必须把自己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严于律己，自觉接受党纪约束，树立社会精英意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保持先进性，担当更多社会责任。
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传统士人一直承担着社会精英的角色。他们创造和传承文化、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以炽热的爱国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化民成俗的现实功绩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从表面上看，士人是一个拥有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掌握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专职脑力劳动者阶层。实际上，在社会层分结构中，士人阶层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中间带”。正是这一特殊的社会地位及分工，决定着传统士人的胸襟、心态、社会责任、价值追求等。根据“古制”“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史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在这一等级阶层序列中，士处在一个分界的地位，士以上为贵族，士以下则为平民和奴隶。东周以前，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层。伴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等级宗法制度的解体，士人由末流贵族变为平民社会的“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士人与农工商一起，构成国家的基石，其地位已不再是贵族，而是与农、工、商并列的平民。他们奉行德艺双馨的修身立世之道，对下了解民众疾苦，对上洞悉为政缺失，是普通民众与统治阶层倚重的对象。从战国到清代，士人阶层的这种社会地位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对士人个体而言，这种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时代主题使得君主王侯多方延揽人才，为己所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篇》）士是他们首先争取的对象。“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戏剧性变化，带来的不仅是锦衣玉食，更有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秦汉时期延续了这种不拘一格、惟德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尤其是汉代，更推出了“察举”“征辟”等政策。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举制是普通读书人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的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这种考试对士人终身有效，直至考取为止。科举制自隋朝肇始，唐代进一步完善，以后各朝虽有所损益，但基本规则没有变，一直到明清，始终是统治阶层选拔官吏，士人改变身份命运、实现理想与抱负的“正途”。在这种制度文化氛围里，无数士人百折不挠，皓首穷经，以求青云直上、春风得意的人生佳境。中国历朝历代也涌现了许多通过科举考试得到统治阶层赏识的名臣贤相，他们心系天下苍生，以社稷国家为念，施展所学，功勋卓著，名垂青史。
按照许纪霖先生的分析，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有机对应，人间秩序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心灵秩序，其正当性都来自超越的天命或天道。现实世界中的统治权威，最重要的来源是看其是否有资格秉承天命。皇帝身为天子，代表天命统治天下，但其只拥有政治秩序的权威，即所谓的“政统”，却不具备文化秩序的权威。文化秩序的權威同样秉承天命，却另有传人，那就是所谓的“道统”。 任何人凭着人格的道德转化，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能够通过个人的道德将天命内化，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和圣人，只有少数人，那就是传统的士大夫。士大夫与君子，一个是“位”，另一个是“德”，有了位不一定有“德”，但按照儒家的理想与社会的期待，士大夫应该有“德”，如此他才拥有文化的威权。士大夫秉承天命、天道，在现实社会里负有弘道的使命，自孔夫子开始，士阶层便以“道统”传人自命，与王权平行，代表着一般的心灵秩序和道德威权，昂然高居于四民之首，成为传统中国当仁不让的社会重心[9]。
理想的传统社会，就是这种“政统”与“道统”的统一。然而，在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时代，传统士人与统治阶层之间的这种耦合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道统”与“政统”之间只有交叉，重合不多。入汉以前，孔孟终生颠沛流离，屈原自沉汨罗……入汉以后，司马迁承宫刑而著《史记》，东林党人的牢狱之灾……君臣矛盾、忠奸对立造成的“大道不行”局面，令传统士人陷于深深的精神苦闷中而不能自拔，忧国、忧民、忧己、忧君的背后实质是“忧道”。但是，正是士人阶层在传统社会中上下变动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拥有广阔的社会视域，集“上听”与“下达”于一身。作为平民之首，士人中除了“诗书传家”的书香世家，更有以“耕读传家”的半士半农之家。这种与农工商平等的社会地位及其获得的社会尊重，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下层悠游不倦，了解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获取更多贴近实际的信息，成为民意的代表。同时，“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与“开科取仕”的选拔制度，让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在一展平生抱负、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实际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权力之争以及“政统”与“道统”的相依相离。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使他们的阅历异于常人，成为“民之甘苦易周”“政之缺失可补”的“民之精华”[10]。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它是比1911年辛亥革命更为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一举消亡了传统社会的精英分子——士人阶层 [8] 56-57。这种说法确实有些道理。中国社会随后陷入的思想混乱、军阀割据和武人乱政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点。那么谁能够取代传统士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精英呢？脱胎于传统社会及地方会党、帮派势力的国民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它也曾经历了几次改组和“清洗”，其致命之处就是没有重视“从思想上建党”。而中国共产党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吸引了大批富有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有更广大的农民、工人，而且，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改造”，他们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纯洁、最团结、最富有道德感和使命感、最有战斗力的精英群体，最终，他们赢得了“民族救星”的社会认可。76年前，刘少奇曾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它代表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方面，在它的组织内集中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①
同样，今天由8700多万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中了中国社会精英分子的政党组织。从党员的来源来看，《党章》明确其前提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尽管党员队伍文化层次、成长背景、安身立命的行业各异，但无疑是各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比较党员入党前所处的群体，每一名申请入党积极分子的确立，都是在群体中综合表现相对优秀的，否则难以脱颖而出。入党后与入党前的唯一区别应该是“更先进”。如何确保自己能“更先进”？衡量标准只能是按照“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的要求时时反省自己，寻找差距，明确努力方向。从党员发展程序来看，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每一个党员的发展都经历了千挑万选、反复考察、精心培养，目的就是确保每一名发展对象的先进性。从入党后严肃的组织生活要求来看，定期开好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并上好党课是党内的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党员自身以及党员相互之间经常开展党性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员保持自省、自警的重要方式。《条例》和《准则》的修订并颁布，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强化了对党员保持先进性的要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党追求的两个核心目標之一，而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物质化（金钱化）和世俗化（媚俗化）日甚一日。发展作为人们较高层次的需求，在全面小康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必须针对社会病展开有效救治，提高全社会的精神需求。而这一使命靠谁来完成？8700多万党员责无旁贷。因此，全体党员既要深入群众，同时又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在思想与行动上牢记使命，践行责任，以群体的优良作风“化”社会不良风气。
[参考文献]
[1]真.三纲革命.//胡伟希.民声—辛亥时论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愤 民.论道德.//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3]汉 一.毁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4]鞠 普.毁家谭.//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5]鞠 普.论习惯之碍进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J].近代史研究，2010，（3）.
[10]靳 辅.生财裕饷第一疏.皇朝经世文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肖偲偲，王 瀚]
一、中国崛起的时代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打铁还须自身硬”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GDP总量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今，随着此起彼伏的内在经济表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非常值得期待。然而，与经济崛起不相适应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集体沦落，部分国人既不遵循传统孔孟之道，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无信仰成为整个民族堕落的最危险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唯一领导力量，不能无视整个社会陷于金钱的泥沼，必须承担起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道义责任。“党要管党”、“以优良党风引领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尽管呼吁了多年，但如何管，管什么以及靠什么引领、引领什么一直不明晰。《条例》与《准则》一破一立，既明确了党员干部不能做什么，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怎么样。因此，修订后的《条例》与《准则》，既是针对8700万党员立下的纪律规矩，又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崛起倡导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宣言，更是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基层党委和行动部门做出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
一百多年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姑且可以用“启蒙中国”“救亡中国”“革命中国”“经济中国”来概括。作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统治，埋葬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对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进行了系统清算。在这一场运动中，早期革命理论家发挥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他们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对传统社会的精神核心——三纲五常进行深入抨击。他们认为，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创立的目的就是“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在新社会，“君与臣皆当除灭，惟有人与社会，人人平等” [1] 148。纲常名教系“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而其感世诬民，则直甚于洪水猛兽” [2] 848-852。他们指斥传统道德为“伪道德”，称赞自由平等博爱为“真道德”。为彻底扫除宗法伦理社会的基础，更有激进者要彻底否定传统家庭制度，认为“家者”“为万恶之首”[3] 916-917“实万恶之原也”[4] 193，不破除则不能“去強权”，新道德就不能建立。相应地，他们对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进行解构，对叛、乱、淫、贱等为传统社会所贬斥的范畴赋予新的判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些革命理论家的言论、学说，他们只是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抽丝剥茧、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心为忠，对于社会之言也。故曰忠恕，曰忠信，皆对于人人之言，非对于一人之言也。自后世移而属诸臣仆，而忠之义失。于是以助强权为忠，以媚一人为忠。”“节者，贞坚之义，为男子言，非为女子言也，故曰圣达节，次守节。自后世属诸妇人，于是种种压制之术，由此而生矣。”[5] 198……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其“闯将”接过早期革命理论家的大纛，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针锋相对，在希望开一代新风的同时，“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直接以“打倒孔家店”为目的。较为荒唐的是，民国以来的种种复辟、倒退潮流中的草莽人物，如袁世凯、张勋、张作霖等，关键时候总要抬出孔子，于是，鲁迅说的“厌恶和尚，恨及袈裟”就出现了，孔子被打倒也成为必然。从此，由孔子开创并深入国人血脉的伦理纲常就陷于了百年劫难。
但是，正如西方制度不能简单地复制到中国一样，西方的思想文化更是不能如此，何况革命者自身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是含混且肤浅的。在革命思维的指导下，一切革命行为必须服从于推翻满清和专制统治的目的，为此，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与否定就异常彻底与坚决，完全无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内容。在“拿来”和“去掉”之间，“拿来”不分良莠，不问国情，今天是达尔文进化论演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明天又是杜威的无政府主义；“去掉”则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与传统专制挂钩的统统一棍子打死，在泼掉“洗澡水”的同时，将“婴儿”也一并泼掉。民国时代思想层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破”什么异常明确，“立”什么却相当混乱。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作为社会意识的灵魂——思想道德旧有的被批判、破坏殆尽，新引进的又不知所云，或因“水土不服”无法生根发芽，致使民国政坛进入一个更加混乱的状态，自由失去边界，平等得不到伸张，博爱被绵延不绝的内争淹没。“无德”或“缺德”成为当时政坛被诟病的主要现象。连一向标榜洁身自好的“士绅”摇身一变为“议员”后，也沦落为卖选票的“猪仔议员”。梁启超曾将改变中国面貌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夫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面对士林的这种蜕变，梁启超可谓痛心疾首。1915年，他在《痛定罪言》中检讨民国政治失败时，痛心地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全因士大夫。“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他甚至指责士人断送了中国未来的唯一希望。“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十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十九皆其不善良者也。故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而此一线之希望，孰断送之，则如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6] 2777-2778 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出于一党独裁的目的，在1925年前后曾进行过一番思想建设，重新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传统道德的复归①。但这些均无法改变传统道德日益式微的局面，失去道德律支撑的国民党，腐败日甚一日，江河日下。八年抗战结束以后，在与共产党的角逐中迅速败北，退守于东南一隅。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注重保持党的纯洁性，强调从“思想上建党”，而且，道德建设在其中占有突出地位。出于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对封建道德、资本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延续五四传统，注意划清界限，大力提倡以艰苦奋斗、牺牲奉献为主要内容的革命道德。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近30年的时间内强调在全社会尽快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力推进，尤其是 “文革”十年，尽管高扬了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但因其带给全社会的动荡、困难和精神苦闷，直接导致了随后的理想幻灭、历史虚无和道德滑坡。改革开放30年，经济建设成为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心，虽然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但“一手硬一手软”在现实工作中始终客观存在，尤其是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如何正确对待传统道德，继承革命道德？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即，中国崛起在望，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承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解决的问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担任中央总书记以后，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确信，一个信仰缺失、软弱涣散、山头林立、腐化堕落的组织是完成不了这样的使命的，而且，在现实中国，放任不管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历史与现实赋予其“领导”职责，要“带领”和“引导”中国走向既定目标，因此，“治国”必先“治党”。从开展以反“四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出台“八项规定”，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修订《条例》和《准则》系列动作一脉相承，一气呵成。从其内容来看，既有对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又有对革命传统道德的修正，同时关注了现实的需求，富有历史感、时代感。全党贯彻实施，党必然成为一个清正廉洁、富有正气的党，一个追求高尚、积极向上的党，一个扎根群众、永葆生机的党，大而化之，8700万党员按照《条例》和《準则》的规定，遵循“修齐治平”的传统路径，从严格“修身”开始，逐步推己及人，社会风气就会根本好转。
二、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实体角色决定党纪既管工作也管生活
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管好治国理政的大事就行了，不该管到党员干部的生活。殊不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集政治与道德于一体的政党，既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又以改造旧社会树立新道德为使命。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民众中有极强的号召力，尤其是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跟我党早期既号召救亡，又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等新精神、新道德相关。著名学者许纪霖曾评论说：“早年的共产党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确实，抛弃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实体定位，既背离了党的建党初衷，也会辜负亿万国民寄予的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尤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着重于‘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度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把‘改造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7] 171。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延安整风运动。除了强调“改造思想”，还特别提出“个人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8] 13-14。其中，核心就是“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认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9] 37-38。将党的“思想改造”和党员“个人修养”有机结合，从此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特色和党建工作的一大优良传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诚恳坦白，团结群众；牺牲个人，一切为公等为内容的革命道德支撑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怀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愿望，在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同时，借鉴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对社会及人进行大规模地“改造”——“忆苦思甜”“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对黑暗旧社会及其痛苦生活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唤起并培育着人们对革命、革命道德，对集体主义，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诚和信任。而个人利益，包括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不仅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都作为异己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政治挂帅”带来的思想文化问题就是“政治变成了道德，道德变成了政治”，尽管它曾经是理想主义、道德主义高扬的时代，但其幻灭给整个社会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苦痛”和心理上的“无比折磨”。
“反者道之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经济中心”取代“政治中心”，中国经济步入高歌猛进的30年。从计划经济到有商品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的变革，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推崇的是用金钱衡量的“万元户”“经营能手”“企业家老大”，“道德英雄”与“良心”、“良知”退居其次，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如今概括为“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而我们恰恰忽视的就是至为关键的“道”。于是，腐败滋生蔓延，道德底线在社会各个层面被频频触及，戾气左右的言行屡屡破坏社会祥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国家富裕了，社会却病了！病根在哪里？“从严治党”未能落到实处，党风未能在不良社会风气前筑起“防火墙”，未能担负起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 党风和社会风气之间，党风理应引导社会风气，但是，由于一段时期以来党风建设未能抓住根本，党员干部将个人言行仅仅限定于“不违法”范围，在思想和行动上把党员身份降低为普通群众，由此导致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严重影响党风的问题产生。部分党员干部正是在与社会企业接触过程中，被奢华、铺张、纸醉金迷、贪图享受所吸引，党性逐步丧失，从“小贪”变成“巨腐”。《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条例》“分则”部分，详细列出了“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8条）、“违反组织纪律行为”（17条）、“违反廉洁纪律行为”（25条）、“违反群众纪律行为”（8条）、“违反工作纪律行为”（13条）、“违反生活纪律行为”（4条）共85种行为，相当具体、精细。比较2003版的《条例》，觉得党纪离自己很远，只要不违法犯罪就基本没问题；细读今天的《条例》，说实话有点心惊胆颤，比如微信、网络上的一些文章，不加甄别，你动一动指头转发可能就违纪了；个人收入申报和个人事项报告，漏报、少报或不报，你就违纪了；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以及接受宴请或宴请别人，即使是个人消费，稍不注意也会违纪。党纪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就在身边，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人说新《条例》是“史上最严党纪”，不适应，无所适从。其实，这正说明我们以前散漫惯了，放纵惯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清规戒律都是既管做事也管做人，深入工作和生活的。何况我们是一个拥有8700万党员的第一大执政党。刘少奇说过：加强“遵守纪律的修养”也是党员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只有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会有自觉守纪的行为，坚持这样的行为，我们才会形成守纪的习惯，全党形成守纪的习惯，优良的党风才会形成，这样的党风才会产生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对党员的要求要严于普通群众
党纪严于国法，这是此次《条例》修订体现出的治党理念。因此，有很多党员干部不理解，认为共产党员也是人，如此严苛的规定违背了人性。其实，国法约束的对象是13亿6千多万国民，党纪约束的对象是8700万党员。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必须把自己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严于律己，自觉接受党纪约束，树立社会精英意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保持先进性，担当更多社会责任。
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传统士人一直承担着社会精英的角色。他们创造和传承文化、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以炽热的爱国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化民成俗的现实功绩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从表面上看，士人是一个拥有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掌握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专职脑力劳动者阶层。实际上，在社会层分结构中，士人阶层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中间带”。正是这一特殊的社会地位及分工，决定着传统士人的胸襟、心态、社会责任、价值追求等。根据“古制”“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史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在这一等级阶层序列中，士处在一个分界的地位，士以上为贵族，士以下则为平民和奴隶。东周以前，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层。伴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等级宗法制度的解体，士人由末流贵族变为平民社会的“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士人与农工商一起，构成国家的基石，其地位已不再是贵族，而是与农、工、商并列的平民。他们奉行德艺双馨的修身立世之道，对下了解民众疾苦，对上洞悉为政缺失，是普通民众与统治阶层倚重的对象。从战国到清代，士人阶层的这种社会地位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对士人个体而言，这种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时代主题使得君主王侯多方延揽人才，为己所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篇》）士是他们首先争取的对象。“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戏剧性变化，带来的不仅是锦衣玉食，更有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秦汉时期延续了这种不拘一格、惟德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尤其是汉代，更推出了“察举”“征辟”等政策。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举制是普通读书人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的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这种考试对士人终身有效，直至考取为止。科举制自隋朝肇始，唐代进一步完善，以后各朝虽有所损益，但基本规则没有变，一直到明清，始终是统治阶层选拔官吏，士人改变身份命运、实现理想与抱负的“正途”。在这种制度文化氛围里，无数士人百折不挠，皓首穷经，以求青云直上、春风得意的人生佳境。中国历朝历代也涌现了许多通过科举考试得到统治阶层赏识的名臣贤相，他们心系天下苍生，以社稷国家为念，施展所学，功勋卓著，名垂青史。
按照许纪霖先生的分析，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有机对应，人间秩序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心灵秩序，其正当性都来自超越的天命或天道。现实世界中的统治权威，最重要的来源是看其是否有资格秉承天命。皇帝身为天子，代表天命统治天下，但其只拥有政治秩序的权威，即所谓的“政统”，却不具备文化秩序的权威。文化秩序的權威同样秉承天命，却另有传人，那就是所谓的“道统”。 任何人凭着人格的道德转化，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能够通过个人的道德将天命内化，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和圣人，只有少数人，那就是传统的士大夫。士大夫与君子，一个是“位”，另一个是“德”，有了位不一定有“德”，但按照儒家的理想与社会的期待，士大夫应该有“德”，如此他才拥有文化的威权。士大夫秉承天命、天道，在现实社会里负有弘道的使命，自孔夫子开始，士阶层便以“道统”传人自命，与王权平行，代表着一般的心灵秩序和道德威权，昂然高居于四民之首，成为传统中国当仁不让的社会重心[9]。
理想的传统社会，就是这种“政统”与“道统”的统一。然而，在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时代，传统士人与统治阶层之间的这种耦合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道统”与“政统”之间只有交叉，重合不多。入汉以前，孔孟终生颠沛流离，屈原自沉汨罗……入汉以后，司马迁承宫刑而著《史记》，东林党人的牢狱之灾……君臣矛盾、忠奸对立造成的“大道不行”局面，令传统士人陷于深深的精神苦闷中而不能自拔，忧国、忧民、忧己、忧君的背后实质是“忧道”。但是，正是士人阶层在传统社会中上下变动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拥有广阔的社会视域，集“上听”与“下达”于一身。作为平民之首，士人中除了“诗书传家”的书香世家，更有以“耕读传家”的半士半农之家。这种与农工商平等的社会地位及其获得的社会尊重，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下层悠游不倦，了解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获取更多贴近实际的信息，成为民意的代表。同时，“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与“开科取仕”的选拔制度，让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在一展平生抱负、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实际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权力之争以及“政统”与“道统”的相依相离。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使他们的阅历异于常人，成为“民之甘苦易周”“政之缺失可补”的“民之精华”[10]。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它是比1911年辛亥革命更为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一举消亡了传统社会的精英分子——士人阶层 [8] 56-57。这种说法确实有些道理。中国社会随后陷入的思想混乱、军阀割据和武人乱政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点。那么谁能够取代传统士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精英呢？脱胎于传统社会及地方会党、帮派势力的国民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它也曾经历了几次改组和“清洗”，其致命之处就是没有重视“从思想上建党”。而中国共产党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吸引了大批富有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有更广大的农民、工人，而且，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改造”，他们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纯洁、最团结、最富有道德感和使命感、最有战斗力的精英群体，最终，他们赢得了“民族救星”的社会认可。76年前，刘少奇曾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它代表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方面，在它的组织内集中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①
同样，今天由8700多万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中了中国社会精英分子的政党组织。从党员的来源来看，《党章》明确其前提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尽管党员队伍文化层次、成长背景、安身立命的行业各异，但无疑是各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比较党员入党前所处的群体，每一名申请入党积极分子的确立，都是在群体中综合表现相对优秀的，否则难以脱颖而出。入党后与入党前的唯一区别应该是“更先进”。如何确保自己能“更先进”？衡量标准只能是按照“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的要求时时反省自己，寻找差距，明确努力方向。从党员发展程序来看，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每一个党员的发展都经历了千挑万选、反复考察、精心培养，目的就是确保每一名发展对象的先进性。从入党后严肃的组织生活要求来看，定期开好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并上好党课是党内的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党员自身以及党员相互之间经常开展党性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员保持自省、自警的重要方式。《条例》和《准则》的修订并颁布，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强化了对党员保持先进性的要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党追求的两个核心目標之一，而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物质化（金钱化）和世俗化（媚俗化）日甚一日。发展作为人们较高层次的需求，在全面小康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必须针对社会病展开有效救治，提高全社会的精神需求。而这一使命靠谁来完成？8700多万党员责无旁贷。因此，全体党员既要深入群众，同时又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在思想与行动上牢记使命，践行责任，以群体的优良作风“化”社会不良风气。
[参考文献]
[1]真.三纲革命.//胡伟希.民声—辛亥时论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愤 民.论道德.//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3]汉 一.毁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4]鞠 普.毁家谭.//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5]鞠 普.论习惯之碍进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J].近代史研究，2010，（3）.
[10]靳 辅.生财裕饷第一疏.皇朝经世文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肖偲偲，王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