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渊明情怀”是晋宋以后文人一直书写的重要主题，并且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书写范式。南宋遗民词人笔下的“渊明情怀”在遵循传统的同时，又在书写方式上有所悖离，呈现出单一性倾向和挽逆性倾向。这种悖离是南宋遗民词人特殊的文化心理造成的，“渊明情怀”的书写也因此增加了带有时代和群体烙印的新质素。
　　关键词：南宋遗民词;“渊明情怀”;书写方式;遵循;悖离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以其诗文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渊明情怀”包含：“任真自得”①的人生追求、“安道苦节”②的品格操守、恬淡旷远的胸襟怀抱、返璞归真的美学境界，对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极为深刻且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在作品中反复观照吟咏、思慕追和的书写主题。在“渊明情怀”漫长的书写史中，南宋遗民词人对“渊明情怀”的书写颇具新意，他们超越了传统书写范式的拘囿，以破为立，书写出了“汉民族亡天下”的深哀巨痛，为“渊明情怀”增加了异态文人群体的独特印记。
　　相比前人，南宋遗民词的“渊明情怀”书写方式呈现出单一性倾向，核心意象高频率复现是其采用的主要方式。“渊明情怀”是以陶渊明诗文为载体呈现出来的，其中的意象、语句、意境等则是各个时期士人书写“渊明情怀”时所共同选用的对象。“和陶”“拟陶”“咏陶”和对诗文意义的檃括、意境的化用、意象的借用、诗句的引用等，是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渊明情怀”的主要途径。在多种书写方式中，南宋遗民词人很少采取“和陶”等整体性沿用陶渊明诗文意义、意境的方式，而多是借用其核心意象来构建书写体系。因而，“渊明”“五柳”“桃源”“南山”“晋菊”等核心意象高频率的复现成为其书写的重要特点。这种高频率复现在作品中以三种形式呈现出来：一是各核心意象在遗民词中整体性的集中出现，比如“渊明”意象出现22次，“南山”意象出现20词，“晋人”“晋梦”等出现33次。二是个体词人对某一意象的反复使用。比如“桃源”意象在张炎的词中出现了7次。这种现象并不唯一，在其他遗民词人身上也多有体现。三是多个核心意象在一首作品中叠加出现。比如赵玉渊的《念奴娇》（中年怕别）中将“菊宋”“折腰”“渊明”三个核心意象集中到一句词中。
　　意象的运用讲求陌生化，但如果某些意象受到同时代某一作家群体的特别关注，并且突破个体风格的局限在他们的作品中进行反复的强调和表现，我们就不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偶然的艺术巧合。这无疑反映出诗人们更深层次的心理积淀。同为书写隐逸之趣，苏轼和辛弃疾词都曾在完美檃括陶诗原作的基础上彰显出明确的“我”之形象和自我情怀，但选择檃括的书写方式却决定了词中自我形象与情怀和原作具有一致性走向，属于改其词而不改其意。作者选择檃括这一方式的目的就是要表达和陶渊明一致的心志情怀。“和陶”等其他整体性沿用的书写方式也都具备这一特点。而南宋遗民与惯常采用的核心意象高频率复现于作品的书写方式则完全不同。尽管这类核心意象本身都被陶渊明诗文附加了特殊的意蕴，并且在士大夫话语系统中约定俗成，但是它们进入作品时呈现的是碎片化的状态，表现的是“渊明情怀”的某一侧面或某一质素。所以，使用这一书写方式往往表现的是“渊明情怀”的局部而非整体，与其他意象组合后，作品最终生成的意蕴可能就会与“渊明情怀”既有交缠，又有所不同。如仇远的《秋蕊香》：“三径归来秋早。门外金铺谁扫。东篱不种闲花草。恼乱西风未了。霜华侵鬓渊明老。南山晓。啼红怨绿駸駸少。自采落叶英黄小。”词中包含了“东篱”“渊明”和“南山”三个核心意象。“东篱”“南山”在“渊明情怀”的话语系统中表达的是静穆淡远、闲适出尘的意蕴。而在这首词中，词人在这三个意象外还选用了“西风”，写“西风未了”带来的无奈;选用“霜华”写“霜华侵鬓”的悲凉;选用红花、绿草写“啼红怨绿”的哀伤。这些含蕴明显与“东篱”和“南山”所表达的静穆出尘的意蕴不属于同一指向。因而，这首作品虽然复现多个“渊明情怀”的核心意象，但其表达诉求却远比核心意象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
　　南宋遗民词“渊明情怀”书写方式还呈现出挽逆性倾向，多数“渊明情怀”意象的语境含义是与原始意义相悖的。张炎词多数“渊明情怀”的书写多有这一特征，如“那又知、五柳门荒，曾听得、鹃啼了”（《水龙吟·春晚留别故人》），“桃花远迷洞口，想如今、方信无秦”（《声声慢·赋渔隐》），“待去隐，怕如今、不似晋时”（《声声慢·为高菊墅赋》），“休去、休去，见说桃源无路”（《如梦令·题渔乐图》），“东晋图书，南山杞菊，谁识幽居怀抱”（《台城路·章静山别业会饮》）等。毫无例外，在这些词句中“渊明情怀”核心意象的原初意义都是被质疑或否定的。通过这种方式词人暗示出当今“人间无处可避秦”的社会现状。“五柳门荒”“不似晋时”“桃源无路”等皆是在言说现实社会中“隐”而不得，“隐”而不能。“渊明情怀”的“隐”是身心真正地忘怀世事，超越烦愁。但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异族政权的强迫征召、个人生计的窘迫无着，使词人不可能寻找到精神上安宁平和的太平乐土。所以词人身隐而心难隐，“谁识幽居怀抱”，他们利用对传统意蕴挽逆传达出内心的哀怨与迷茫无着之感。
　　挽逆方式的运用在南宋遗民词的书写中较为普遍。刘辰翁词风豪放沉郁，独立于南宋遗民词掩抑低回、婉转凄切的主体风格之外，显得特立独行。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看到了挽逆式书写，比如这首《水调歌头》：“不饮强须饮，今日是重阳。向来健者安在，世事两茫茫。叔子去人远矣，正复何关人事，堕泪忽成行。叔子泪自堕，烟没使人伤。燕何归，鸿欲断，蝶休忙。渊明自无可奈，冷眼菊花黄。看取龙山落日，又见骑台荒草，谁弱复谁强。酒亦何有好，暂醉得相忘。”这是一首重阳词，但整首词并没有重阳节应有的欢愉之情和祝福之意，而是充满了世事沧桑、年华老去的无奈和伤感。下阕触笔书写“渊明情怀”，诗句“渊明自无可奈，冷眼菊花黄”中用“自无可奈”写即使陶渊明面对此番情景也会无可奈何，没有办法超脱出去，用“冷眼”颠覆传统“渊明情怀”中陶渊明与菊花的关联，由原来的青睐转变为漠然。这里的书写方式明显是运用了挽逆的手法，通过否定原有意蕴来表达现实性的感受。
　　南宋遗民词在“渊明情怀”书写方式上对传统的悖离是由其特殊的文化心态决定的。就心理状态而言，绝大多数南宋遗民的隐逸是被动的，是在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下为坚守自己的志节而不得已的选择。他们的隐逸与以“渊明情怀”生发主体陶渊明为代表的常态社会下的士人之隐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心态。常态社会下士人的隐逸多数还是主动认同和追求一种自然醇真、高蹈出尘的人生境界，他们文化心态里并未涉及改变自我文化身份和被动的自我放逐。南宋遗民词人文化心理的纠葛是极其复杂深刻的。归隐山林并没有使遗民们轻松而坦然地投入世外林泉，相反给士人带来的是身心俱疲的折磨。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经世致用的用世思想、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构成了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主体，南宋遗民词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在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他们所做出的疏离主流社会归隐山林，以失语状态对抗元蒙政权，其人生唯一选择弘扬了士人忠孝节义的道德力量，同时却消解了积极入世精神外化的可能。这意味着中国士人传统的人生价值在南宋遗民词人身上严重失落。此时走上“独善”之途，其实就是彻底扼杀了世代士人孜孜以求的建功于世的人生理想。在这种文化心理下，他们在书写反映隐逸心态的“渊明情怀”时与传统大有不同。传统的书写是要表现与陶渊明一致的由隐居山林带来的淡然与平和。而遗民词人们的书写则是表达因亡国而被迫隐逸的失落不甘和悲慨怨懑。因而，其采用的书写方式也必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悖离。悖离不但没有使这些反复使用的意象和意境在他们的词中失去新鲜感，反而增强了新的表现力，成为表现遗民悲怨凄婉、无处依托、心灵痛苦的强有力手段。同时也为“渊明情怀”增加了带有时代和群體烙印的新质素。
　　参考文献
　　[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