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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世界史研究圈流行这样一句话：“无人不识‘钱’。”这里的“钱”指的是钱乘旦教授。《寻找他山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作为钱教授的论文集，给了我探寻他学术足迹的有效途径。
《寻找他山的历史》是对作者过去30年的学术经历完整而有条理的呈现，选取作者1980到2009年间(仅1990年没有文章选入)每年一至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32篇。读者可从中发现作者“从最初的幼稚，到逐渐成熟，再到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后记)的学术经历。
该书的文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题性文章，1980到1989年的10篇文章基本属于此类。细读钱教授最初论文，其观点或有不成熟或可商榷之处，但作者的文字表达是相当准确流畅的。尤其《访新拉纳克》一文作者的飘逸文采与深邃思想交相呼应，令读者如沐春风、意犹难尽。这与我们今天在论文写作中，满篇的西式表达形成鲜明对比。表达的西化，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浮躁，即在没有消化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就匆匆成文，不但翻译有失精准，连母语的表达都存在诸多问题。此外，也反映出作者的敏锐思维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反观今天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最缺乏的莫过于问题意识和深邃洞察力，所提出的问题要么是“非历史”的，要么流于泛泛而缺乏深度，更遑论提出具有“冲击力”的思想观点。这固然与教学体制有关，但很难说30年前的体制就优于今天。自我钻研的缺失，是导致“提出问题”能力不济的决定性因素。
在我看来，1984年刊于《世界历史》第4期的《从韦伯到汤普森——英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简介》一文堪为钱教授学术道路的真正起点。
第二类文章是关于“现代化”的研究，1991至2002年的文章可归此类。当然，由专题向现代化研究的转变有个过渡阶段，事实上在作者进行总体现代化研究之前，即已对英国的现代化问题展开思考。1991年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正是这一转向的产物，该文摘自《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与陈晓律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正是对英国文化特征的整体性考察，其中重点考察了现代化与英国文化互动。正是这种认知才促使作者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以英国为发源的现代化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这一问题使得钱教授开始“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并强调历史研究应该与现实相结合，认为“在历史学为现代化服务方面，世界史学科具有特殊的优势”(P112)。1993年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的《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是钱教授在研究现代化问题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即由对英国现代化个案研究转向全球现代化研究。同时作者的现代化研究重点也从借鉴“经验”转向吸取“教训”。产生这种研究重点的转向，与其说是作者研究志趣的转换使然，倒不如说是作者对中国现实问题关注的结果。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进行，与此相伴的则是现代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环境污染的加重、贪污腐败的加剧以及“如何在经济高速成长中维持社会稳定”(P113)等。作者正是怀着对探索这些问题解决之道的现实关怀，才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化“教训”的研究。其目光自然也不再仅仅囿于英国，而是放眼全球。
第三类文章则是作者当前仍在努力的研究课题，即对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构架，当然这种构架是以现代化为核心的，这是钱教授学术历程自然的延伸。1987年《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是作者世界现代化研究的开端，但是真正思考以“现代化”来建构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则是新世纪的事情。载于《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的《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堪为标志。我感觉到作者作为一位有责任的学者，那种一心想建立起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构架，并期望将世界史的知识在国人中普及的使命感愈来愈浓烈。与此同时，作者人文关怀的情怀也愈发凸显。尤以2007年刊于《中国与世界观察》第1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一文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令人“吃惊”的中国现实，作者感叹于中国的官员们对历史的健忘。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作者发出了发人深思的呼吁：“历史最好不要被忘记，因为：哪怕没有理论，而只有历史，它也能教会你做正确的事。”(P268)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篇文章之前都有作者的短小记事，可视为作者心路历程的浓缩，更可发现钱教授在各个阶段的努力和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认知，同时也为蒋孟引先生(钱乘旦的导师)对作者的悉心指导与严格要求感叹唏嘘。
透过作者的学术经历，或许我们能够看出一位学有所就的世界史学者成学的轨迹，即先从专题研究入手，再拓展到局部总体，最后上升到对世界历史总体框架的构建。专题的特点是论题往往不大，相对较易把握，而且又不失史学基本素养训练的环节，无论是对论题框架的设定，或是对史料的搜集选择、解读，史学的基本规范和史学理论的应用都必须考虑在内，这样才能打下扎实的史学方法和技能基础，非如此不能胜任宏大的历史述事，更遑论建立起能“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解释框架。
与学术界保持紧密的交流与对话，乃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素养。这一特点也贯穿于作者整个学术历程。1982年在《世界历史》第四期发表的《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一文，针对传统对“改革”批判提出了质疑，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P19)。1994年就当时炙热于学林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进行了评论，认为“‘文明的冲突’只是反映了‘冷战’结束后西方某些人的迷茫心理，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并未跳出地缘政治学的窠臼，其基本构架也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P137)。作者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是颇为严厉的。事实上，钱教授可能忽略了原文标题中的问号。且不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确与否，单从“文明”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这一尝试，就显示了其独特而深邃洞察力，使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维度。亨廷顿对学术的贡献是甚巨的。不过，这也恰恰反映了作者对学术动态的高度敏感。
钱乘旦作为当前中国最出色的世界史家之一，除了其对历史的“一份执着，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地不倦追求外，也具备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博闻强记、敏锐洞察。实际上，无论是钱教授的经历体验还是学术特征，更多的是作为人文社科学者的共同特征，其在成长历程中的一些经验对于整个人文社科的研习者都是有意义的。
(本文编辑 谢宁)
《寻找他山的历史》是对作者过去30年的学术经历完整而有条理的呈现，选取作者1980到2009年间(仅1990年没有文章选入)每年一至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32篇。读者可从中发现作者“从最初的幼稚，到逐渐成熟，再到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后记)的学术经历。
该书的文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题性文章，1980到1989年的10篇文章基本属于此类。细读钱教授最初论文，其观点或有不成熟或可商榷之处，但作者的文字表达是相当准确流畅的。尤其《访新拉纳克》一文作者的飘逸文采与深邃思想交相呼应，令读者如沐春风、意犹难尽。这与我们今天在论文写作中，满篇的西式表达形成鲜明对比。表达的西化，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浮躁，即在没有消化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就匆匆成文，不但翻译有失精准，连母语的表达都存在诸多问题。此外，也反映出作者的敏锐思维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反观今天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最缺乏的莫过于问题意识和深邃洞察力，所提出的问题要么是“非历史”的，要么流于泛泛而缺乏深度，更遑论提出具有“冲击力”的思想观点。这固然与教学体制有关，但很难说30年前的体制就优于今天。自我钻研的缺失，是导致“提出问题”能力不济的决定性因素。
在我看来，1984年刊于《世界历史》第4期的《从韦伯到汤普森——英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简介》一文堪为钱教授学术道路的真正起点。
第二类文章是关于“现代化”的研究，1991至2002年的文章可归此类。当然，由专题向现代化研究的转变有个过渡阶段，事实上在作者进行总体现代化研究之前，即已对英国的现代化问题展开思考。1991年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正是这一转向的产物，该文摘自《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与陈晓律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正是对英国文化特征的整体性考察，其中重点考察了现代化与英国文化互动。正是这种认知才促使作者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以英国为发源的现代化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这一问题使得钱教授开始“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并强调历史研究应该与现实相结合，认为“在历史学为现代化服务方面，世界史学科具有特殊的优势”(P112)。1993年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的《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是钱教授在研究现代化问题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即由对英国现代化个案研究转向全球现代化研究。同时作者的现代化研究重点也从借鉴“经验”转向吸取“教训”。产生这种研究重点的转向，与其说是作者研究志趣的转换使然，倒不如说是作者对中国现实问题关注的结果。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进行，与此相伴的则是现代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环境污染的加重、贪污腐败的加剧以及“如何在经济高速成长中维持社会稳定”(P113)等。作者正是怀着对探索这些问题解决之道的现实关怀，才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化“教训”的研究。其目光自然也不再仅仅囿于英国，而是放眼全球。
第三类文章则是作者当前仍在努力的研究课题，即对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构架，当然这种构架是以现代化为核心的，这是钱教授学术历程自然的延伸。1987年《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是作者世界现代化研究的开端，但是真正思考以“现代化”来建构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则是新世纪的事情。载于《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的《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堪为标志。我感觉到作者作为一位有责任的学者，那种一心想建立起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构架，并期望将世界史的知识在国人中普及的使命感愈来愈浓烈。与此同时，作者人文关怀的情怀也愈发凸显。尤以2007年刊于《中国与世界观察》第1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一文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令人“吃惊”的中国现实，作者感叹于中国的官员们对历史的健忘。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作者发出了发人深思的呼吁：“历史最好不要被忘记，因为：哪怕没有理论，而只有历史，它也能教会你做正确的事。”(P268)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篇文章之前都有作者的短小记事，可视为作者心路历程的浓缩，更可发现钱教授在各个阶段的努力和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认知，同时也为蒋孟引先生(钱乘旦的导师)对作者的悉心指导与严格要求感叹唏嘘。
透过作者的学术经历，或许我们能够看出一位学有所就的世界史学者成学的轨迹，即先从专题研究入手，再拓展到局部总体，最后上升到对世界历史总体框架的构建。专题的特点是论题往往不大，相对较易把握，而且又不失史学基本素养训练的环节，无论是对论题框架的设定，或是对史料的搜集选择、解读，史学的基本规范和史学理论的应用都必须考虑在内，这样才能打下扎实的史学方法和技能基础，非如此不能胜任宏大的历史述事，更遑论建立起能“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解释框架。
与学术界保持紧密的交流与对话，乃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素养。这一特点也贯穿于作者整个学术历程。1982年在《世界历史》第四期发表的《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一文，针对传统对“改革”批判提出了质疑，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P19)。1994年就当时炙热于学林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进行了评论，认为“‘文明的冲突’只是反映了‘冷战’结束后西方某些人的迷茫心理，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并未跳出地缘政治学的窠臼，其基本构架也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P137)。作者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是颇为严厉的。事实上，钱教授可能忽略了原文标题中的问号。且不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确与否，单从“文明”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这一尝试，就显示了其独特而深邃洞察力，使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维度。亨廷顿对学术的贡献是甚巨的。不过，这也恰恰反映了作者对学术动态的高度敏感。
钱乘旦作为当前中国最出色的世界史家之一，除了其对历史的“一份执着，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地不倦追求外，也具备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博闻强记、敏锐洞察。实际上，无论是钱教授的经历体验还是学术特征，更多的是作为人文社科学者的共同特征，其在成长历程中的一些经验对于整个人文社科的研习者都是有意义的。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