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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6日，以色列空军正在哈撒音进行飞行表演，庆祝飞行员顺利完成三年学业，成功毕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防长等政府官员均参加了该仪式。
除了美俄这类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安会”，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时刻存在战争可能的国家——以色列的国安会。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在数次中东战争之后以及美国国安会大放异彩的情况下，以色列也开始模仿美国设立这样的机构来制定其对外政策。但是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建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对以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推动成立该机构的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安会成立不足半年后就因大选失败下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决策传统。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面临极端复杂的安全环境，时常要在短时间内做出作战或应战的决策，因此长期以来以色列都拥有一个特殊机构，名曰“安全内阁”：由总理、外长、防长等少数内阁成员组成，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安全内阁同意，因此安全内阁也是以色列安全决策的核心。同时总理和安全内阁也都非常倚重军方高层的丰富经验以及基于经验的直觉，而且多数总理不认为自己和军方之间还需要一个整合与协调机构。
但在2008～2009年前后，以色列国安会在国家安全事务决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不仅在规模、职权范围和专业性上有了长足进步，还不动声色地整合了外交、国防和情报等多个部门对总理进行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报告。其原因在于：2008年以色列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法令，显著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并授权它组织所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部长级会议；2009年3月内塔尼亚胡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当年设立国安会的总理，他对该机构的重视程度明显要比其几位前任高；2009年乌兹·阿拉德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拉德曾在摩萨德工作20余年，担任情报主管等重要职位，被视为以色列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同时，他深受内塔尼亚胡信任，早在1997～1999年内氏第一次出任总理期间，就担任了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耶路撒冷邮报》称，阿拉德“装配”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跨部门的国安会，拉起了一支超过60人的专业队伍。
在阿拉德的推动下，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迎来了几个关键的变化：第一，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开始担任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将协调和管理总理所有外交活动的职能从外交顾问手里夺了过来。阿拉德称，国安会主席兼任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义“如何强调也不过分”，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安全顾问定期可以与总理会面，并且可以出席总理所有的外交相关会议，更重要的是作为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可以参与以色列总理与外国政要、特别是美国总统的直接会谈。由于以色列的许多重大外交决策都基于这些会谈，以国安会也得以深入决策的核心。
第二，国安会开始负责组织所有的国家安全内阁的会议，在总理的批准下确定会议的议程以及参与者，并决定发言的顺序。考虑到安全内阁的地位，以国安会的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国安会同时为会议准备背景材料、简报和包含多个政策选项的备忘录。在阿拉德的领导下，国安会提供了几百份政策备忘录和简报，这一数量是之前几届国安会的数倍。此外，以国安会还有权在正式安全会议之前召开两次跨部门的准备会议，来最终确定安全内阁会议的议程。
第三，以国安会为核心组织跨部门的高级论坛。该论坛定期开会，邀请来自国防部、外交部、摩萨德、以色列国防军和军事情报等相关部门的顶级专家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讨论。这一论坛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助理委员会”（会议一般由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主持，与会者一般有国务院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等），逐渐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政策协调机构。每次论坛的讨论主题与与会者的意见都得到严格保密，来确保参与者能畅所欲言。
第四，国安会的办公地点搬到了尽可能接近总理的地方。国安会的办公地最早被“流放”在特拉维夫的郊区，甚至与总理办公室所在的耶路撒冷都不在一个城市，后来搬到总理办公室所在地后又隔着几层楼远，现在终于搬到了总理办公室的隔壁。
第五，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 “战情室”，用于在危机中方便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可以迅速得到必要信息，做出快速反应和决策，典型的如在2010年以色列卡梅尔山区森林大火（以色列历史上最大森林火灾，造成40余人死亡，超过两万人被疏散）期间，总理和内阁成员就是在国安会战情室内进行决策的。
第六，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加强了联系，包括与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巴西、印度以及埃及和约旦等国的类似机构的交往等。特别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交往，相应增强了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力，例如2013年8月，在外界推测美国将对叙利亚动武的高潮中，即将卸任的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米德罗尔仍然访问了美国，并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就埃及、叙利亚问题交换意见。而在2013年11月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后，倍感威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派遣了现任国安会主席科恩访美。
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仍要面对众多难题：首先是它的职权仍然受到其他部门的挑战。例如，在国安委组织的安全内阁会议准备会上，来自国防军和国防部的代表通常就不愿公开他们的政策建议。由于军方仍基本保持了对国家安全决策的强大影响力，以色列外交部就成为在职权上受国安会冲击最大的部门，因此其与国安会时常就职权范围发生冲突。事实上由于各方制衡，以国安会现在也没有完全取得2008年法令赋予它的职能，如有关防务预算、大型武器项目和跟进政策执行方面的职能，而且国家安全顾问也无法参加总理与情报部门的周度会议。其次是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总理与国家安全顾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总理个人的风格与决策偏好。有时总理会仅在与国防部长讨论后就做出决策，而国家安全顾问姑且不论是否参与，连最终决策事项都可能毫不知情。典型的事例就是2010年以色列袭击土耳其救援加沙的船队，尽管当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是深受内塔尼亚胡信任的阿拉德，但国安会完全没有参与这一严重损害以色列—土耳其关系、并招致广泛国际批评的决策。因此在未来，随着总理人选的更迭，国安委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职权，还是有被逆转的可能。
如果说以上两大挑战，以色列国安会还有可能通过国家安全顾问的个人能力或者法律授权予以克服的话，它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以色列是一个议会制国家，而且常常由各党派联合执政，例如现在的以色列总理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主席内塔尼亚胡，而国防部长却是左翼的工党主席巴拉克。由于内阁和安全内阁的决策经常受制于党派斗争，而以色列总理也没有像美国总统那样一锤定音的权力，因此想在议会制的以色列复制一个像美国那样成功运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建立到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而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还不到15年，考虑到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它想实现既定目标只怕还要更长时间。
除了美俄这类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安会”，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时刻存在战争可能的国家——以色列的国安会。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在数次中东战争之后以及美国国安会大放异彩的情况下，以色列也开始模仿美国设立这样的机构来制定其对外政策。但是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建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对以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推动成立该机构的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安会成立不足半年后就因大选失败下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决策传统。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面临极端复杂的安全环境，时常要在短时间内做出作战或应战的决策，因此长期以来以色列都拥有一个特殊机构，名曰“安全内阁”：由总理、外长、防长等少数内阁成员组成，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安全内阁同意，因此安全内阁也是以色列安全决策的核心。同时总理和安全内阁也都非常倚重军方高层的丰富经验以及基于经验的直觉，而且多数总理不认为自己和军方之间还需要一个整合与协调机构。
但在2008～2009年前后，以色列国安会在国家安全事务决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不仅在规模、职权范围和专业性上有了长足进步，还不动声色地整合了外交、国防和情报等多个部门对总理进行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报告。其原因在于：2008年以色列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法令，显著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并授权它组织所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部长级会议；2009年3月内塔尼亚胡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当年设立国安会的总理，他对该机构的重视程度明显要比其几位前任高；2009年乌兹·阿拉德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拉德曾在摩萨德工作20余年，担任情报主管等重要职位，被视为以色列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同时，他深受内塔尼亚胡信任，早在1997～1999年内氏第一次出任总理期间，就担任了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耶路撒冷邮报》称，阿拉德“装配”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跨部门的国安会，拉起了一支超过60人的专业队伍。
在阿拉德的推动下，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迎来了几个关键的变化：第一，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开始担任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将协调和管理总理所有外交活动的职能从外交顾问手里夺了过来。阿拉德称，国安会主席兼任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义“如何强调也不过分”，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安全顾问定期可以与总理会面，并且可以出席总理所有的外交相关会议，更重要的是作为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可以参与以色列总理与外国政要、特别是美国总统的直接会谈。由于以色列的许多重大外交决策都基于这些会谈，以国安会也得以深入决策的核心。
第二，国安会开始负责组织所有的国家安全内阁的会议，在总理的批准下确定会议的议程以及参与者，并决定发言的顺序。考虑到安全内阁的地位，以国安会的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国安会同时为会议准备背景材料、简报和包含多个政策选项的备忘录。在阿拉德的领导下，国安会提供了几百份政策备忘录和简报，这一数量是之前几届国安会的数倍。此外，以国安会还有权在正式安全会议之前召开两次跨部门的准备会议，来最终确定安全内阁会议的议程。
第三，以国安会为核心组织跨部门的高级论坛。该论坛定期开会，邀请来自国防部、外交部、摩萨德、以色列国防军和军事情报等相关部门的顶级专家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讨论。这一论坛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助理委员会”（会议一般由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主持，与会者一般有国务院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等），逐渐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政策协调机构。每次论坛的讨论主题与与会者的意见都得到严格保密，来确保参与者能畅所欲言。
第四，国安会的办公地点搬到了尽可能接近总理的地方。国安会的办公地最早被“流放”在特拉维夫的郊区，甚至与总理办公室所在的耶路撒冷都不在一个城市，后来搬到总理办公室所在地后又隔着几层楼远，现在终于搬到了总理办公室的隔壁。
第五，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 “战情室”，用于在危机中方便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可以迅速得到必要信息，做出快速反应和决策，典型的如在2010年以色列卡梅尔山区森林大火（以色列历史上最大森林火灾，造成40余人死亡，超过两万人被疏散）期间，总理和内阁成员就是在国安会战情室内进行决策的。
第六，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加强了联系，包括与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巴西、印度以及埃及和约旦等国的类似机构的交往等。特别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交往，相应增强了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力，例如2013年8月，在外界推测美国将对叙利亚动武的高潮中，即将卸任的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米德罗尔仍然访问了美国，并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就埃及、叙利亚问题交换意见。而在2013年11月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后，倍感威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派遣了现任国安会主席科恩访美。
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仍要面对众多难题：首先是它的职权仍然受到其他部门的挑战。例如，在国安委组织的安全内阁会议准备会上，来自国防军和国防部的代表通常就不愿公开他们的政策建议。由于军方仍基本保持了对国家安全决策的强大影响力，以色列外交部就成为在职权上受国安会冲击最大的部门，因此其与国安会时常就职权范围发生冲突。事实上由于各方制衡，以国安会现在也没有完全取得2008年法令赋予它的职能，如有关防务预算、大型武器项目和跟进政策执行方面的职能，而且国家安全顾问也无法参加总理与情报部门的周度会议。其次是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总理与国家安全顾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总理个人的风格与决策偏好。有时总理会仅在与国防部长讨论后就做出决策，而国家安全顾问姑且不论是否参与，连最终决策事项都可能毫不知情。典型的事例就是2010年以色列袭击土耳其救援加沙的船队，尽管当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是深受内塔尼亚胡信任的阿拉德，但国安会完全没有参与这一严重损害以色列—土耳其关系、并招致广泛国际批评的决策。因此在未来，随着总理人选的更迭，国安委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职权，还是有被逆转的可能。
如果说以上两大挑战，以色列国安会还有可能通过国家安全顾问的个人能力或者法律授权予以克服的话，它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以色列是一个议会制国家，而且常常由各党派联合执政，例如现在的以色列总理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主席内塔尼亚胡，而国防部长却是左翼的工党主席巴拉克。由于内阁和安全内阁的决策经常受制于党派斗争，而以色列总理也没有像美国总统那样一锤定音的权力，因此想在议会制的以色列复制一个像美国那样成功运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建立到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而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还不到15年，考虑到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它想实现既定目标只怕还要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