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公知，陈寅恪系出名门世家。祖父陈宝箴（右铭），父陈三立（伯严）在晚清迄民初的政坛、学界享有清誉。陈宝箴出任湘抚，一开湖南近代新风；陈三立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同光体诗派的魁杰。书香世家的趋庭承教、启蒙先开，以及与当时清通练要之士的酬唱往还，给陈寅恪的印象是深刻的。胡适曾说，陈寅恪有“遗少”气，这话应该是不错的，但似乎太表面化了。与其说陈具“遗少”气，不如说他身上有着浓厚而深刻的“世家子”情结更符合实际。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这是陈寅恪哀悼比他年长１３岁的王国维的诗句。王国维在晚清无甚功名，基本上是一介醇儒。为王氏博取大名的，乃是他在学问上开出新局的功力。王氏与陈寅恪在清华园“寒夜话明昌”，谈清末掌故，谈宦海浮沉，禁不住欷嘘感慨。陈寅恪曾将王国维告知他的清宫见闻转述给傅斯年，傅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傅斯年著《官家民间记载之比较》）。陈宝琛、沈曾植、樊增祥、郑孝胥、缪荃荪、柯凤孙诸人是王国维熟识的前辈，亦与寅恪父、祖相交相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相对南冠泣数行”就是十分真切与自然了。所以，陈寅恪不只一次地对自己的弟子说，我不能研究晚清史，一研究就会倾注太多的感情。沉湎于父、祖一辈的历史，追惜家族或家族以外的已逝去的荣光。将一己学问寄托于深层的历史之思，是陈寅恪不表露于形而显露于心的“世家子”情结的一个缩影。故此，我们从陈氏不少的史著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陈寅恪考镜家族或朝代源流与个人身世，非常典型也非常精彩。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陈寅恪就直白地道明，梁启超不理解陶渊明的家世出身。何以言之？因梁氏出身寒素故也。注重出身，讲求渊源，贯彻于陈氏史著，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陈寅恪寄托遥深的史家情怀。
　　因为陈寅恪自己出身名门，因此他交往与结交的大抵是名门之后。尤其明显的是陈寅恪十分看重与他父、祖辈有渊源的名门之后。曾国藩、陈宝箴系前、后辈的关系，陈宝箴能腾达显赫，与曾大有关联。曾、陈两家还有戚谊之亲。陈寅恪之母、陈三立之继妻俞夫人，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之夫俞寿丞的妹妹，俞寿丞之子俞大维的夫人是陈寅恪的胞妹。俞寿丞之弟俞恪士与曾广钧、陈三立系诗界挚友，陈寅恪与这些前辈时有往还。建国后，陈寅恪还与曾国藩裔孙曾昭歌诗唱和，颇有交往。文廷式与陈三立同举江西乡试，陈寅恪曾为文氏《云起轩诗集》赋诗，中谓“此意追思一泫然”。俞平伯系晚清大学问家俞樾的曾孙，陈与俞平伯交往密切，俞曾谓“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陈还为俞平伯撰写《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１９５３年秋，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陈即赋《无题》七律一首，诗尾写道：“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蔡锷、杨树达是陈宝箴主湘政时的时务学堂的高材生，蔡锷以护国名垂史册，陈寅恪曾任过一段时间蔡锷的秘书。在清华园时，陈与蔡锷时务学堂的老师梁启超谈起蔡，不禁感叹人世沧桑。杨树达与陈年岁相若，杨与陈同是清华同事，但杨一生敬重陈寅恪的学问。陈寅恪曾给杨树达的多部著作写序，以推奖友朋之作。瞿子玖系晚清重臣，辛亥以后做“海上寓公”，是生活优裕的“遗老”。其裔孙瞿兑之熟悉清末掌故，对历史亦很有研究。陈寅恪与瞿歌诗相酬，颇为相值。夏曾佑是晚清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近代第一部章节体的通史。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沉浸佛学与夏曾佑的鼓动与指点是密切相关的。１９１２年陈寅恪回国曾拜访过夏曾佑这位年伯，夏给陈寅恪这位“故人之子”教以读书之法。夏曾佑之子夏元栗是留德生，二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任理科学长，与陈独秀并名。陈寅恪有留德经历，亦长期在清华执教，与夏交往当不疏阔。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从年辈上说，康还要晚于陈宝箴，与其子陈三立年相若。康、陈两家究竟关系若何，要弄清楚怕是“所南心史”了。可以寻出蛛丝马迹的是，陈寅恪在１９５８年（旧历戊戌年）康有为百岁生日时，写有《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因为同年陈寅恪得知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在北京寓所设祭，故有做诗之举。但陈诗为何不投寄，恐怕也是一个无人能解之谜了。陈寅恪个人婚姻也可以看出他是十分注意家世渊源的。陈夫人唐晓莹系台湾巡抚唐景菘孙女。陈第一次到唐晓莹处所首先注意到的是挂在墙壁上的落款“南注生”的条幅。“南注生”是唐景菘的名号。同是巡抚之孙的陈寅恪在３８岁拒父谋聘而与唐晓莹结婚，其中蕴涵的不仅仅是缘分与生命的期待。
　　陈寅恪弟子金克木在九十年代晚期曾写《陈寅恪遗札后记》，谈到陈寅恪、唐晓莹夫妇听说金妻唐季雍（唐系著名史学家唐长孺之妹）与刘承干嘉业堂是亲戚，即与唐说长道短，很是高兴。金不明了唐晓莹家与刘氏嘉业堂有何关系，以为刘、唐两家都是前清遗老才有共同的话题。作为晚辈的金克木说“我也够不上有和他谈古话的程度”。陈寅恪“谈古话”说的都是晚清以还的伤心史，他的父、祖辈及其师友先后物故，陈本人只好将历史留存在自己心里，偶尔得一机缘，即以作诗酬唱寄托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