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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将近30年，但是，这个拥有1300多人的村子却顶住压力，一直将集体生产坚持了下来。他们为什么没有包产到户?坚持集体经济模式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即将启动之时，这个已显危机苗头的“农业社”能否绝处逢生?
在关中西部的户县境内，后寨村与周围的村子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漂亮的楼房，寥落的人影，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映衬着这个小村庄的宁静和悠闲。
不过，村子一面墙上书写的“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几个红色大字，似平又告诉着过往的人们：这个村子不寻常!
后寨村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村庄。过去30年，这里一直保留着“打铃上工，一起下地”，“劳动记工，年底分红”的模式。
“我们后寨一直没有变，还是农业社!”梁凤仪老人已经80岁，当年参加过志愿军，如今是后寨村老年协会的负责人。和村里其他70岁以上的老头们一样，他每月可以拿到村里发放的120元的养老金，而村上65岁以上的妇女能拿到80元。
后寨村是一个谜。
拒绝分田
张志武最近心里很烦。在前不久的换届选举中，他这个已经干了多年村支书的人却落选了。
“会计调钱给村长，村长在外耍钱，欠下债跑了。”村民告诉记者。村上的账也因此被余下镇检察院的人封了。张志武就是受这起经济案件的牵累而落选的。村上的几个老人找到镇上去，很想为老书记“讨回清白”。
从1976年至今，张志武先后担任后寨村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如今，自己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形象在村民心中动摇了，张志武心里很难过。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今年已经61岁的张志武几次提高嗓门，显示出这位个性书记的“脾气”。说起30年前拒绝分田的事儿，张志武小心地拒谈“个人的想法”，而是强调集体的意志。“你个人再坚持是不行的，群众开会不愿意分，你就是给人家硬分，人家也不要。这就不是个人坚持的事儿。”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当周围村庄的村民都在为分到承包地喜气洋洋时，后寨村却没有动静。
张志武很快被叫到了公社。“我在公社被关了三天三夜，不让我走。我就跟公社领导说，放我回去，我给社员再做工作!”
张志武回到村上，再次召开社员大会。这次，他让每个村民都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条子收了上来。张志武一看，全村364户，只有9户愿意分地。他把条子带到镇上，让领导看。当时正值领导换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比较开明，说：“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分，那你们就试试看!”
其实，后寨村人不愿分地是有原因的。
自从张志武1976年当上大队长以后，后寨村就办了一个纺纱厂。这是后寨村第一家集体企业，投产后效益非常好，让村民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们还在酝酿办其他的厂子。“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村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疑虑，坚决反对划地到户。
因为“带头”拒绝“包产到户”，张志武受到了“惩罚”——公社连续3年没给他发每月20元的工资。一直到1984年春，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到后寨村调研后说：“国家政策也是摸石头过河，群众不愿意分，只要能富裕就可以，这是不同形式的责任制。”跟随调研的县领导听了这话，才让公社给张志武补发了工资。
以企兴村
“我对张志武的印象非常深刻。”现任西安市水利局副局长的原户县县委副书记刘博对张志武有很高的评价，“他这个人当村领导几十年，要他请乡干部吃一顿饭是很难的。他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
1976年，刚刚当上村长的张志武就干了一件大事——给村上盖戏楼。当时木材很便宜，张志武领着社员到河滩捡石头，一点一点往上垒，然后再用砖砌，花很少钱就将戏楼盖了起来。
接着，张志武看其他村子拿棉花换线来挣加工费，就借了200块钱，背着馍到江苏、上海去买纺纱机。机器买回来以后，不会安装，最后还是请来咸阳国棉七厂几个工人才装好。
“这个纺纱厂一下子让村子好了起来。”梁凤仪老人回忆说：“原来其他村一个劳动日七八毛钱的时候，我们村是一块多钱。第二年，别的村子一个劳动日是一块钱，我们村子已经达到五块了。那时候五块钱能顶现在五十!”
纺纱厂挣钱后，后寨村又办起了面粉厂和淀粉厂。1984年，张志武考察玻璃市场好，经过村集体讨论，决定办一个玻璃厂。村里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厂里每天是“三个15吨”：用15吨玻璃渣烧15吨煤，出15吨玻璃。第一个玻璃厂投资100多万元，第三年就收回了投资。此后，后寨村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从1989年到1993年，后寨村又先后建成两个玻璃厂，效益都很好。后来的“大手笔”，是建了个发电厂，1100多万元的投资，全是村里自己的积累，没有贷一分钱。但好景不长，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企业，加之高昂的煤价，发电厂最后不得不停产。
1996年，后寨村花60多万元盖起了自己的办公楼。在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后寨村人都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村上街道全部铺上了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村民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村民免费开放，楼板厂的楼板免费提供给盖楼房的村民，孩子上学也有一定补助，70岁以上的老人(妇女65岁以上)都有了养老金……
在后寨村统一规划的一排二层楼房前，记者遇到了村民刘新民。他告诉记者，自己从1990年开始跑运输，挣钱盖起了房子，共花了10万元。刘新民说，他的运输生意主要是将玻璃厂的玻璃送到外地客户手中，村里像他这样跑个体运输的车就有100多辆。
集体印记
和周围村庄分成小块的田地相比，后寨村的土地几乎全部是连成一片的，而且每块地都有一眼井，灌溉起来很便利。
“集体经济就是要共同致富，按工分分钱，按人口分粮。麦子四毛钱一斤，苞谷三毛五一斤，比市场上便宜很多，这还不是共同致富?”在张志武看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没有贷款，干到现在几千万的资产，已经实现了共同致富的目标。
每年年底，后寨村每个村民的工分都被统一报到大队，大队根据总工分和全年的工业总收入，计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然后再分配下去。一般来说，一名男劳力10分工的价值约在14元左右。
如今，留在生产队干活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因为是机械化种植，村民下地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挣工分的机会也就少了，各队队长要经常给从事农业的村民另找“挣工分”的机会。
最近几年，后寨村几家村办企业正经历着“管理”和“效率”的严峻考验，尽管玻璃厂效益还过得去，村上每年向村民分红200多万元，但是在有些村民眼里，后寨村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自1998年以后，后寨村的集体经济几乎没有多大增长，4000多万元的年产值已经维持了多年。此外，玻璃厂的管理也存在很大难度，一位玻璃厂负责人说：“管理起来太难了，都是本村社员，首先要让大家都有活干。谁要偷懒最多说两句，不可能不让人家干啊!”
由于企业发展缓慢，“工分值”一直停留在原有的水平，后寨村的一些年轻人不再愿意在厂里上班，纷纷做起了生意，“做一天生意能挣几天的工分”。去年，由于到后寨村村办企业上班的外村人已经达到工人总数的60％，后寨村被迫取消了在企业实行多年的工分制。“给本村人开工分，外村人付的是工资，弄不到一起去!”这样的变化，让张志武感到很痛心。
后寨村现任支部书记周波只有34岁，在他的记忆中，村子刚开始办企业时，“大家的心是很齐的”。那时大家都穷，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大队干部威信很高，群众凝聚力很强，“后来越来越散了”。
“不是这几个企业，后寨集体化道路肯定坚持不下来。”这是后寨村很多人的看法。
十字路口
“30年他没‘窝’(方言，贪、拿的意思)过大队一分钱。村长出了事儿，说啥的都有。这回他可是伤透了心。”说起老伴受的委屈，张志武的妻子年翠花也是一肚子的气。
在一箱子“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的证书里面，年翠花最看重的是镇政府送来的一个“牌牌”。1993年换届时，村里有人造了些谣，想把张志武拉下台。一年半后，当张志武重新上任的时候，镇上领导给他拿来这个“牌牌”——张农民画上写着八个大字：“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如今张志武下了台，后寨村的人心就有些乱了。有人说，“这地还是分了好，分了自己种，想干啥也不会被绑着。”但也有人反对：“你想自己干，又没人拦着。不包产到户，大伙儿都有饭吃!”
“把地分了，厂子咋办?”这是大多数后寨村人都无法解答的一个难题。“如果把厂子卖了，能卖多少钱?厂子卖了，钱一分，以后咋办?”
“事实上，后寨村关于分还是合的讨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余下镇一位干部说，“但是每到紧要关头，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保留‘农业社’，他们对集体很依赖。”
后寨村新任书记周波如今正在为村子的未来绞尽脑汁，“现在我的认识是，农业这一块不挣钱，但工业绝对能干好。厂子下一步咋经营，还要下一定的功夫。”
与年轻人的想法不同，后寨村的老人们早已习惯了延续30多年的“农业社生活”，而且对“共同富裕”深信不疑。但是，当记者问梁凤仪老人，是否担心后寨村过几年也分了?老人达观地说：“这跟走路一样，走一走，走不动了，也只能散伙了。”
不过，对于后寨村现象，刘博的看法却是语出惊人。在户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他曾经是后寨的包村干部。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有想法也是正常的，关键还是要看政府如何引导，“中国农业的发展，从集体经济到个体经营是个飞跃，从个体经营再到集约化经营，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飞跃。后寨村的实践实际上缩短了这个过程。如果能把后寨村现在的集体经济引导到集约化经营，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捷径。”
在关中西部的户县境内，后寨村与周围的村子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漂亮的楼房，寥落的人影，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映衬着这个小村庄的宁静和悠闲。
不过，村子一面墙上书写的“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几个红色大字，似平又告诉着过往的人们：这个村子不寻常!
后寨村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村庄。过去30年，这里一直保留着“打铃上工，一起下地”，“劳动记工，年底分红”的模式。
“我们后寨一直没有变，还是农业社!”梁凤仪老人已经80岁，当年参加过志愿军，如今是后寨村老年协会的负责人。和村里其他70岁以上的老头们一样，他每月可以拿到村里发放的120元的养老金，而村上65岁以上的妇女能拿到80元。
后寨村是一个谜。
拒绝分田
张志武最近心里很烦。在前不久的换届选举中，他这个已经干了多年村支书的人却落选了。
“会计调钱给村长，村长在外耍钱，欠下债跑了。”村民告诉记者。村上的账也因此被余下镇检察院的人封了。张志武就是受这起经济案件的牵累而落选的。村上的几个老人找到镇上去，很想为老书记“讨回清白”。
从1976年至今，张志武先后担任后寨村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如今，自己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形象在村民心中动摇了，张志武心里很难过。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今年已经61岁的张志武几次提高嗓门，显示出这位个性书记的“脾气”。说起30年前拒绝分田的事儿，张志武小心地拒谈“个人的想法”，而是强调集体的意志。“你个人再坚持是不行的，群众开会不愿意分，你就是给人家硬分，人家也不要。这就不是个人坚持的事儿。”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当周围村庄的村民都在为分到承包地喜气洋洋时，后寨村却没有动静。
张志武很快被叫到了公社。“我在公社被关了三天三夜，不让我走。我就跟公社领导说，放我回去，我给社员再做工作!”
张志武回到村上，再次召开社员大会。这次，他让每个村民都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条子收了上来。张志武一看，全村364户，只有9户愿意分地。他把条子带到镇上，让领导看。当时正值领导换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比较开明，说：“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分，那你们就试试看!”
其实，后寨村人不愿分地是有原因的。
自从张志武1976年当上大队长以后，后寨村就办了一个纺纱厂。这是后寨村第一家集体企业，投产后效益非常好，让村民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们还在酝酿办其他的厂子。“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村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疑虑，坚决反对划地到户。
因为“带头”拒绝“包产到户”，张志武受到了“惩罚”——公社连续3年没给他发每月20元的工资。一直到1984年春，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到后寨村调研后说：“国家政策也是摸石头过河，群众不愿意分，只要能富裕就可以，这是不同形式的责任制。”跟随调研的县领导听了这话，才让公社给张志武补发了工资。
以企兴村
“我对张志武的印象非常深刻。”现任西安市水利局副局长的原户县县委副书记刘博对张志武有很高的评价，“他这个人当村领导几十年，要他请乡干部吃一顿饭是很难的。他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
1976年，刚刚当上村长的张志武就干了一件大事——给村上盖戏楼。当时木材很便宜，张志武领着社员到河滩捡石头，一点一点往上垒，然后再用砖砌，花很少钱就将戏楼盖了起来。
接着，张志武看其他村子拿棉花换线来挣加工费，就借了200块钱，背着馍到江苏、上海去买纺纱机。机器买回来以后，不会安装，最后还是请来咸阳国棉七厂几个工人才装好。
“这个纺纱厂一下子让村子好了起来。”梁凤仪老人回忆说：“原来其他村一个劳动日七八毛钱的时候，我们村是一块多钱。第二年，别的村子一个劳动日是一块钱，我们村子已经达到五块了。那时候五块钱能顶现在五十!”
纺纱厂挣钱后，后寨村又办起了面粉厂和淀粉厂。1984年，张志武考察玻璃市场好，经过村集体讨论，决定办一个玻璃厂。村里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厂里每天是“三个15吨”：用15吨玻璃渣烧15吨煤，出15吨玻璃。第一个玻璃厂投资100多万元，第三年就收回了投资。此后，后寨村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从1989年到1993年，后寨村又先后建成两个玻璃厂，效益都很好。后来的“大手笔”，是建了个发电厂，1100多万元的投资，全是村里自己的积累，没有贷一分钱。但好景不长，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企业，加之高昂的煤价，发电厂最后不得不停产。
1996年，后寨村花60多万元盖起了自己的办公楼。在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后寨村人都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村上街道全部铺上了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村民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村民免费开放，楼板厂的楼板免费提供给盖楼房的村民，孩子上学也有一定补助，70岁以上的老人(妇女65岁以上)都有了养老金……
在后寨村统一规划的一排二层楼房前，记者遇到了村民刘新民。他告诉记者，自己从1990年开始跑运输，挣钱盖起了房子，共花了10万元。刘新民说，他的运输生意主要是将玻璃厂的玻璃送到外地客户手中，村里像他这样跑个体运输的车就有100多辆。
集体印记
和周围村庄分成小块的田地相比，后寨村的土地几乎全部是连成一片的，而且每块地都有一眼井，灌溉起来很便利。
“集体经济就是要共同致富，按工分分钱，按人口分粮。麦子四毛钱一斤，苞谷三毛五一斤，比市场上便宜很多，这还不是共同致富?”在张志武看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没有贷款，干到现在几千万的资产，已经实现了共同致富的目标。
每年年底，后寨村每个村民的工分都被统一报到大队，大队根据总工分和全年的工业总收入，计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然后再分配下去。一般来说，一名男劳力10分工的价值约在14元左右。
如今，留在生产队干活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因为是机械化种植，村民下地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挣工分的机会也就少了，各队队长要经常给从事农业的村民另找“挣工分”的机会。
最近几年，后寨村几家村办企业正经历着“管理”和“效率”的严峻考验，尽管玻璃厂效益还过得去，村上每年向村民分红200多万元，但是在有些村民眼里，后寨村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自1998年以后，后寨村的集体经济几乎没有多大增长，4000多万元的年产值已经维持了多年。此外，玻璃厂的管理也存在很大难度，一位玻璃厂负责人说：“管理起来太难了，都是本村社员，首先要让大家都有活干。谁要偷懒最多说两句，不可能不让人家干啊!”
由于企业发展缓慢，“工分值”一直停留在原有的水平，后寨村的一些年轻人不再愿意在厂里上班，纷纷做起了生意，“做一天生意能挣几天的工分”。去年，由于到后寨村村办企业上班的外村人已经达到工人总数的60％，后寨村被迫取消了在企业实行多年的工分制。“给本村人开工分，外村人付的是工资，弄不到一起去!”这样的变化，让张志武感到很痛心。
后寨村现任支部书记周波只有34岁，在他的记忆中，村子刚开始办企业时，“大家的心是很齐的”。那时大家都穷，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大队干部威信很高，群众凝聚力很强，“后来越来越散了”。
“不是这几个企业，后寨集体化道路肯定坚持不下来。”这是后寨村很多人的看法。
十字路口
“30年他没‘窝’(方言，贪、拿的意思)过大队一分钱。村长出了事儿，说啥的都有。这回他可是伤透了心。”说起老伴受的委屈，张志武的妻子年翠花也是一肚子的气。
在一箱子“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的证书里面，年翠花最看重的是镇政府送来的一个“牌牌”。1993年换届时，村里有人造了些谣，想把张志武拉下台。一年半后，当张志武重新上任的时候，镇上领导给他拿来这个“牌牌”——张农民画上写着八个大字：“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如今张志武下了台，后寨村的人心就有些乱了。有人说，“这地还是分了好，分了自己种，想干啥也不会被绑着。”但也有人反对：“你想自己干，又没人拦着。不包产到户，大伙儿都有饭吃!”
“把地分了，厂子咋办?”这是大多数后寨村人都无法解答的一个难题。“如果把厂子卖了，能卖多少钱?厂子卖了，钱一分，以后咋办?”
“事实上，后寨村关于分还是合的讨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余下镇一位干部说，“但是每到紧要关头，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保留‘农业社’，他们对集体很依赖。”
后寨村新任书记周波如今正在为村子的未来绞尽脑汁，“现在我的认识是，农业这一块不挣钱，但工业绝对能干好。厂子下一步咋经营，还要下一定的功夫。”
与年轻人的想法不同，后寨村的老人们早已习惯了延续30多年的“农业社生活”，而且对“共同富裕”深信不疑。但是，当记者问梁凤仪老人，是否担心后寨村过几年也分了?老人达观地说：“这跟走路一样，走一走，走不动了，也只能散伙了。”
不过，对于后寨村现象，刘博的看法却是语出惊人。在户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他曾经是后寨的包村干部。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有想法也是正常的，关键还是要看政府如何引导，“中国农业的发展，从集体经济到个体经营是个飞跃，从个体经营再到集约化经营，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飞跃。后寨村的实践实际上缩短了这个过程。如果能把后寨村现在的集体经济引导到集约化经营，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