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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曲里村，情铸《十里店》
1964年上半年，黄碾公社党委书记李藏粟来曲里蹲点包队，他让负责派饭的张秋胜特意把饭派到我家。晚饭时，李书记避开家人给我讲，是赵树理老师建议他来曲里包队的，并拿出赵老师的信让我看，信中主要说了两点：第一是为巩固“四清”成果，探索“四清”运动斗争的复杂性，建议一把手应在曲里蹲点。第二是让我利用教学课余时间，协助李书记写一份《 “四清”运动后的曲里村 》文字材料。李书记吩咐我说：“调查报告要详细具体，要有正反两方面的人和事，把你知道的、听到的、见到的都写进去。如果觉得素材不够，过两天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你必须参加，更要记好笔记，为写好材料充实内容。”李书记还告诉我，赵老师把在曲里写的拟名为《结婚前后》的作品改名为《 十里店 》，为避免曲里村干部群众与剧中的正反两种人物对号入座，引起矛盾，他正在陵川县黑山底村下乡修改剧本。
写这样大的材料我还是第一次，所以用了20多天才写成。赵老师看后还来信表扬鼓励我，说材料写得不错，让我今后有什么新素材及时通信。
同年12月，黄碾公社的部分领导干部和13个生产大队整体划归潞城县王里堡公社。
1965年底，王里堡公社党委因公社干部集体分发米面、衣物等腐败福利被县里查处，重新调换了主要领导。县委书记宁田锁在赵树理建议下来到曲里大队包队蹲点。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坐在大庙的学校办公室看书，忽听庙院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县委宁书记和新来的公社党委书记申启宏，他俩告诉我：赵树理老师在修改《 十里店 》中，一直想念和梳理着曲里村的人和事，所以托他们给我派下差事，让再写一份《 “四清”后的王里堡公社 》文字材料。
当时我有点犯愁，宁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启宏书记给你带的草稿就是公社‘四清’后发生的有关问题和情况，你把曲里村“四清”后的人和事容纳进去就行啦。”我心想县委书记都发话了，于是不再推辞，用一周就写好了材料。赵老师收到文字材料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让县委、公社俩书记、曲里大队老书记张存昌和我一块儿到长治观看《十里店》彩排。那晚赵老师很忙，他只给我说了一句话：“小张，我跟宁书记商量过，要把你调到王里堡公社机关工作。”我虽坐在剧院看《 十里店 》彩排，心里却在预感着什么。
1965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公社申书记宣布了县委组织部的决定，调我到公社机关工作。
世上哪有“龙抓人”
赵老师刚到曲里村不久，在吃派饭中听到一个吓人的传言，说是漳河上游邻村的社员们在地里干活时一个40来岁的人被“龙抓”了。还传得有声有色。
工作队的同志商量如何借这次雷电击人的事件进行一次科普教育。赵老师听完大家的意见说：“我认为科普教育、无神论教育固然重要，但比科普教育更重要的是阶级意识教育。解放十几年来，党先后进行过扫除文盲运动、大搞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运动，我国已基本普及初中教育，电击人的科学原理本来都懂，世上哪有龙抓人？我看是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阶级意识势力在‘抓人’。我老赵幼年时也曾受过龙抓人的迷信恐嚇，你们青年人生长在红旗下，要敢于向封建阶级意识势力做斗争！过去皇帝把自己神化为龙的化身，我们新一代为何还受龙权的欺骗呢？”民兵连长张双枝是初中毕业返乡青年，赵老师的一席话好比灿烂的阳光，让他眼前忽然亮堂起来，他说：“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用龙权、神权和迷信愚弄老百姓，我们生长在新时代，一定要用新思想、新道德、新的人生观武装头脑，封建思想的进攻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我们民兵都要明辨是非，不信邪不怕鬼，不上‘龙权’的当。”
几天后，村里“龙抓人”的“雾霾”渐渐烟消云散，“龙抓人”的邪传在各个场地被揭露批判。
老贫农误责赵作家
当时曲里有个75岁的老汉叫张富库。生产队的各种仓库，必须有三把钥匙才能开门，当时称为“三把锁”，贫农代表张富库就有其中一把。
张富库老汉是村里年岁大、后台硬、威信高的人。他解放前因家穷逼得卖儿卖女。后来被卖的儿子参了军、入了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军长。凭借这些，他有监督干部的权力。他心直口快、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张老汉还是打鼓板的好手，所以和爱好研究戏剧的赵老师私交不错，有天刚下了阵大雨，社员不能下地劳动，都聚集在旧打谷场聊天。忽然张富库大着嗓门指着赵老师：“你北京来的啥作家？三番五次追根问底，问我村里有没有赌场赌博、贩毒吸毒、盗墓汉、拐卖妇女儿童、妓女、麻疯病毒的人、地下钱庄……解放十几年了，在毛主席领导下，不光是我们曲里村，就连全国来说早把这些封建烂东西铲除干净啦，现在和将来再不会有这烂事。除非复辟了资本主义黑暗社会。你问这些干啥？”“四清”工作队发现“秀才遇上了兵”，赵老师被误责了，便来劝解说：“张爷爷好，大家别误会。赵老师有话敢和你们聊是相信大家。他老怕资产阶级、封建残余死灰复燃，他是让咱们大家擦亮眼睛，时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会保护曲里的好村风、好名誉。”张老汉听后误会消散，情绪缓和。
赵老师掏出黄金叶香烟递给张老汉抽：“你的误会意见我接受，你是俺的长辈，咱俩还是好戏友。咱俩唱段《 三关排宴 》消消误会。”张富库平时如果发了脾气，犟劲是很难改的，今天听了赵老师的话很快言归于好，他说：“只要你老赵多说多写俺村的好事，咱俩就唱几句，要唱就唱段《 山村供销员 》《 民兵的枪 》。”两人打着拍子唱了起来。
“还要有文化队”
一天下午，几个小青年跟着赵老师在街上走，当看到墙上写着“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旧标语时，赵老师说：“什么一马万马的，现在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标语要换新的。”接着问：“村里有几个生产队？”大家七嘴八舌回答：“一个水利队！一个林业队，还有副业队！”赵老师说：“为啥就没文化队？哪怕是业余文化队。旧社会地主老财还养有戏班子。集体富裕了，还要有文化队。”赵老师当即和大家商量，决定下次的农民夜校就解决文化队的事。 几天后，我照常陪赵老师在大庙教室参加农民夜校。那晚来的人大都是爱说爱唱爱哼上党戏的人，赵老师逐个和大家交流，摸清情况后成立了文化队，内设演唱组和写画组。规定演唱组如在晚上排练节目算自我爱好义务活动，如果要白天误工排戏还可记工分。节目安排有上党梆子、上党落子、潞安鼓书、襄垣秧歌、壶关秧歌等，一定要赶在秋后给群众演出，还要参加正月里公社的评比。当时我们写画组场面显得有点冷落，我便给赵老师提出意见，说他偏心眼，向着演唱组。他说：“你们写画组我也不外行咧。”第二天他陪我们到镇上选购了大红土、炭粉、动物胶，告诉我们如何在火上化胶，如何配颜料，还找到新华书店买了关于写美术字的图书。由于那年秋高气爽，用了20几天就完成了刷写标语任务，大小标语传达和焕发着人们的思想，鼓舞着群众的热情。
一天，赵老师带我到俗称“南场”的旧打谷场上，场北边就是张广库家的大门，大门中央的砖雕上写着“临水面山”四个大字，两侧是白净的屋墙。赵老师拿出两本杂志，指着封底说：“小张，你能不能把这两幅画绘在墙上？”我说：“我从来没绘过壁画，不敢。”他又拿出一块长方形有机玻璃透明板让我猜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放大图画的九宫格吧”。他点点头说：“你有了这个玩艺儿，就能大胆完成任务。这地方今后就叫文化广场。”赵老师让人给买回颜料和保护墙画的透明油漆，让木匠给我绑了架子。简直好比游泳教练一样硬把我推下了“水”。他还常站在下边给我指点，直到绘完壁画后夸我：“学得快，学得巧，能吃苦。”从此曲里村有了文化亮点，漳河南岸公路上的过路人都会被这彩色墙画所吸引。
秋后演唱组还为村里唱了三天戏，戏台下的“旺火”映照着社员们的一张张笑脸，工作队的干部兴奋地说：“是赵老师的多才多艺焕发了曲里村的一代新人。”
暗访煤矿农民轮换工
秋收快要结尾，天气渐渐变冷。晚饭后我去给赵老师送药片，他说明日是礼拜天，让我陪他到石圪节煤矿搞次暗访，一是看看煤矿是个啥样，聊聊农民轮换工的状况；二是洗个热水澡去去寒，治治感冒。他一再吩咐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他本来抽的是大锅烟，却往包里装了几盒火车牌香烟。
第二天，到石圪节矿已是上午9点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8个大字映入眼帘。他带我走到井口看时还怕人家禁止参观，谁知那里管得不是太严。从井口又走到堆煤场、木料场、修理厂、矿灯房。工人们戴着柳条安全帽，黑黑脸蛋，白白牙齿，红红的嘴唇和眼睛。当赵老师把火车牌香烟发给刚升井的矿工时，可把他们高兴坏了，矿工们说：“上井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赵老师问人家当了几年矿工，每月能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在不在矿上，工伤了怎么办。当矿工们告诉他们是从生产队招来的农民轮换工时，赵老师皱紧了眉头自言自语说：“这种用工不公平，井下是特殊工种，矿工的后顾之忧谁来保障？”赵老师鼓励他们说：“石圪节煤矿对国家贡献很大，你们的功劳不小啊！”
中午，赵老师带我在小饭店吃了碗面条，让我找本家舅舅领去洗澡。舅舅是矿上小有名气的老劳模，他握住赵老师的手说：“赵老师，欢迎你，我们是挖煤的大老粗，不懂太多的规矩，矿上的干部知不知道你来啊？”赵老师说：“千万别跟矿上说，有你这个老劳模接待洗澡我就满意。”我的舅舅也跳进澡塘来，帮着赵老师搓背、打香皂，聊得很投机。我们准备出塘穿衣时，赵老师发现隔壁就是井下工人的大澡塘，他非让舅舅领他去和工人一块洗不可。我明白赵老师不是没洗好澡，而是想和井下工人再聊聊。赵老师又泡进大澡塘，和工人聊了一個多小时，回到曲里太阳已快下山了。
几天后，我在赵老师炕上看到一叠稿纸，头页上的标题是：“和农民轮换煤矿工的谈话”。我从赵老师的暗访日记里领悟到一个作家的胸怀和社会责任，我觉得赵老师让我从心灵上真正走进了社会。
山不转水转，1971年3月，潞城县落实政策为我平了反，我到了石圪节煤矿工作。当重新见到赵老师走访过的工人时，他们已大都转为国家正式工人。
迟到的变相“小锅饭”
随着天气变冷，干部们听说赵老师身体不太好。你一言、我一语说：“四清”工作队的人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赵老师已50多岁，是他们年龄的两倍多；大家晚上开完会都能按时睡觉，而赵老师还要伏案写作，费心思考。大家白天是在办公室查阅账本、打算盘，顶多走出去搞搞外调，而赵老师总是和社员们下地。社员们收工后回了自己温暖的家，而他还要跑好多拐弯路去调查情况；大家的工作是有明确分工，干完一件算一件，而他是大事小事交叉管。他曾说，如果脱离了群众，谈何当作家！所以，为了赵老师的健康，要对他特殊照顾。于是决定凡是派赵老师饭的农户，大队补贴相应的白面和大米。如果是重要节日，大队还要秘密补贴一斤猪肉，有肉补肉，没肉补钱。大家还商量，此事如果被上级知道，由贫农出身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原学金等出面担保，接受检查和处分。老雇农张江荣说：“这年头吃的喝的虽比60年代好多啦，但还断不了从河南买回红薯片，磨成粉掺在面里吃。赵作家处处为咱老百姓，咱不心疼谁心疼！”
几天后，赵老师再不闹肚子，消化转好。但他的心情越来越复杂了。经调查，变相“小锅饭”被他揭破了。爱逗笑的李富有、郭买成与我一块凑了顺口溜送给他看：
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明没黑把心操。
村里头转地里边跑，黑夜灯下还写稿。
让他改善吃点好，他说粗米茶饭才是宝。
过节饭菜吃点肉，他说小灶不准要。
老赵本来胃不好，五十多岁年纪高。
他和农民心连心，这样的作家哪里找？
吃派饭的补贴虽被他批评而取消，可社员们仍和往常一样备好饭菜，欢迎他到自己家一块儿吃上两天改善饭，以表爱戴之情。
给老支书赠对联
“四清”运动中，老支书张存昌清不清的问题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解放前至今，老张一直是村干部，“四清”运动一开始他表现积极主动，最终没查出什么违法和“路线性错误”。不过，老支书因集体出资翻修他家的三间瓦房，也引起过不小风波。原来，公社要在曲里村建立供销分社（代销社），选来选去一直找不下合适的地方，最后张支书提出把自己已破旧的三间临街南房让给生产队做供销社，理由有三：家里人口少，儿子还小，住不着；他家位居村中心，方便全村人购买东西；房子面临大街，场面宽敞，方便停放车辆。后经支部会议研究同意，由集体出资翻修了这三间瓦房，从此这里就成了曲里人的购物中心，什么烟酒茶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鞋帽布匹、农具农药，应有尽有，为全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工作队根据群众反映，认为这是张支书利用职务之便由集体出资为个人谋私。张支书认为自己是为群众谋利益为集体做奉献。 赵老师处于作家的特殊身份，一为文艺创作汲取生活素材，二为张支书这一特殊时代的革命行为闹个清白，便暗访供销社职员戴金凤，想查一查张支书是否在供销社分过红或领受过租房金。结果都没有。赵老师和工作队问张支书，这三间翻修瓦房现在应属谁的产权？张支书慷慨地说：“过去是为集体和群众利益自愿奉献，原先的承诺忠言不改，供销社的房子就归集体所有啦。”老支书的一句话让此案一槌定音，也让所有干部群众为此感动。
赵老师饶有兴趣地问张支书：“你家大门的对联每年由谁来写？”张支书说：“不是会计李新柱，就是张来旺。”赵老师说：“那好，我代表‘四清’工作队，代表贫下中农赠你一副大门对联，你一定要在春节时用啊！”说着撕了一张稿纸即兴写下：
上联：只为集体聚金山
下联：不谋个人半块砖
横批：舍己为公
过春节时，大家虽没看到张支书贴出老赵拟的对联，但已成为他老两口的巨大鞭策与鼓舞。第二年，张存昌成为长治市的模范书记，老伴靳福英成为长治市的模范干部家属，双双参加了市里召开的劳模大会。曲里大队也被表彰为先进集体，还被奖给一头优种老黄牛。开完表彰会后，张支书和老伴双双戴着大红花，老黄牛头戴大红花、角上系着红绸布，由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敲锣打鼓迎回村里。
赵老师没写完的“十里店”
赵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他一进曲里村，就能了解到村里事情的种种内幕。他的记性也很好，哪家与邻居有宿仇，谁家父子关系不和，妯娌拌嘴，他不但都知道，还少不了前去调解。
有一天他刚从长治返回曲里，不顾疲劳和我聊到深夜，他拿出两张上面写满先进人物的绰号的稿纸说：“小张，这是人民公社化以来曲里村的正面英雄人物，你能否把他们对号入座，填上他们的真实名字，然后再写出他们的特点？”我一看有些绰号是我给赵老师提供的，就很轻松地用了两天时间圆满交了答卷：
“细磨石”——张长林
老党员，当过生产队长、粉坊主管、保管员。勤俭持家，爱护公物，精打细算。他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年轻人开玩笑说：长林叔可惜没学过代数，不会用小数点。
“三把锁”——张富库
老雇农，旧社会时家里穷得卖儿卖女，妻子年纪轻轻上吊自尽。他自己流落他乡，扛长工打短工，冬季为了避寒混饭就住进戏班，还是打鼓板的能手。被卖的儿子参加革命当了兵，入了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政府帮他回到家乡，被选为贫下中农代表。村里的各种贵重仓库及粮仓的钥匙都挂在他的腰间，没有他和另两位代表开锁，谁都不能进出库房。他铁面无情，敢做敢为。
“铁老包”——张金库
老党员，支委、治保主任，当过村长，善于学习，知法懂法，严于律己，办事果断，铁面无私，得罪过不少人。与邻村发生地界、河流、山权等纠纷，他敢于上阵。打官司上法庭，十次九赢。为村民争气，为村威增荣。他敢于两次揭发举报他的顶头上司公社干部的问题，在遭到打击报复时不向邪气低头，受到群众拥护。
“急三枪”——郭买成
党员，外地移民，曾任团支书、林业技术员、林业队长，遇事急躁，能招之即来，来之即上。不管效果和后果好坏，咚咚咚先放三枪。
“大神奶奶”——姓名不详
老贫农，幼儿园保姆、园长。纯朴善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前幼小时逃荒讨饭，有时隐身庙宇守神，以吃供品过活。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是党和政府第一批培训的乡村接产妇，村上比她小十几岁的男男女女全是她亲手接生，村里人尊称她“大神奶奶”或“大奶奶”。大是年岁大、辈份大、资格老；神是她能用秘方偏方给孩子治病；能看出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是单胎还是双胞胎，碰上孕妇难产等麻烦事，她都能帮助解决。敢说真话，不持偏理。
“周而拐”——周贵宝
贫协主任，老采钳工。爱说反转话，在碰到损害群众利益的焦点话题时，他爱用拐了弯的怪话说理。他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替大多数群众出气，后被俗称“周而拐”。
“误盹时”——李明彦
民间乡医，旧社会兵荒马乱时外出闯荡，流浪于宁夏、内蒙古海拉尔一带，因长期骑骆驼、骑马，走路两腿成‘公’字形。解放后返乡，以从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医术和带回的中草药为村民服务。随叫随到，打针输液样样精通。谁家有急病半夜敲门，他总是大声喊：“误盹时”（稍误一会儿）。因他看病、开药方、打针输液时句句不离口“误盹时”，人们背地里再不叫他李医生，戏称他为“误盹时”，有时人们见了他的儿子、孙子也逗笑地喊“误盹时”。
“浠不吃”——张小奋
贫农，半文盲，马车车夫。生活简朴、乐于助人，与人相处时吃硬不吃软，村干部爱从他嘴里听消息，在弱势人群中爱逞能，故被称 “浠不吃”。
“聋耳朵”——原学金
老贫农，老党员，老八路，解放后转业务农，在部队当炮兵时，耳朵被震聋。当过保管员，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吃苦耐劳，见义勇为，人们称赞他是“耳聋心不聋，一心为了公”。
“金皇后”——李春来
老党员，中农，种地能手。勤奋实干，不说空话。曾最早引进玉米优种金皇后而获大丰收，当过生产小队长，生产大队副主任。
“没毛大（dai）王”——郭有根
贫农，群众，残疾人。爱憎分明，团结群众，敢作敢为。有权有势也有不正之风的干部怕他、躲他；没权没势的干部同情他、团结他；群众们仰看他，尤其在受到委屈和不公时，都想求他帮忙。
赵老师看过我写的答卷之后说：“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能让鬼变成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更会焕发社会主义新貌。等我把《 十里店 》写完后，再来曲里写《 十里店变迁 》。”
后来的几年里，村里先后修盖了大礼堂、露天舞台，学校也由古庙院搬进了新楼房。漳河上的小木桥变成了石板桥，种地用上了拖拉机、收割机。新修了两个扬水站，水浇地增加了一倍。
每当我想起赵老师在曲里村关注的“绰号人”，就日夜盼着他早日重返曲里村，完成他没有写完的“十里店”。
和赵老师的最后一面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那时我参加了王里堡公社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的“工农红卫兵”，也参加了向公社“走资派”夺权的斗争。
1967年春节过后，夜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个青年忽然把我带到公社会议室，要对我进行批斗。我当时20岁出头，长得瘦骨嶙峋。批斗会主持人宣布我的罪行：第一说我有香港来信，私通海外。第二说我是县委书记宁田锁和公社党委书记申启宏的私人黑秘书，共同勾结反动作家赵树理暗地整理过他们的材料。
第二天一早，那个主持人给我前后挂了两个大牌，让我跟县委宁书记、公社申书记、公社主任席文保、秘书任双喜一起游斗。后来群众发现那个人串联和发动民兵带着枪支武器进城武斗，把公社多年來艰苦创办的企业折腾得倒闭……群众痛恨他，鼓励支持我到上面去告他。在太原上访的日子里，我多想见到尊敬可亲的赵老师啊，一直到第4次去省文联家属院，碰巧赵老师回家取药，才见了面。赵老师简略地对我说了两件事：第一说他自己正陷入前省委主要领导批准报纸点名批判之中，他表示坚决要用生命捍卫毛主席的“双百”和“两为”方针。第二说我很年轻，要有革命小将的敢闯精神，别被坏人吓倒。要经受运动的考验。头脑一定要清醒，警惕坏人的陷害报复。最后他安慰我说：“运动过后我一定会再去曲里村看望群众。”没想到，这成了我和赵老师的最后一面。1970年9月23日，赵老师和我们永别了，终年才63岁。他曾痛心地说：“我是生于《 万象楼 》，死于《 十里店 》。”
《 十里店 》是赵老师在曲里蹲点体验“四清”运动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巨作。他永远是潞城市曲里村的荣誉村民。
（全文完）
（责编 兴柱）
1964年上半年，黄碾公社党委书记李藏粟来曲里蹲点包队，他让负责派饭的张秋胜特意把饭派到我家。晚饭时，李书记避开家人给我讲，是赵树理老师建议他来曲里包队的，并拿出赵老师的信让我看，信中主要说了两点：第一是为巩固“四清”成果，探索“四清”运动斗争的复杂性，建议一把手应在曲里蹲点。第二是让我利用教学课余时间，协助李书记写一份《 “四清”运动后的曲里村 》文字材料。李书记吩咐我说：“调查报告要详细具体，要有正反两方面的人和事，把你知道的、听到的、见到的都写进去。如果觉得素材不够，过两天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你必须参加，更要记好笔记，为写好材料充实内容。”李书记还告诉我，赵老师把在曲里写的拟名为《结婚前后》的作品改名为《 十里店 》，为避免曲里村干部群众与剧中的正反两种人物对号入座，引起矛盾，他正在陵川县黑山底村下乡修改剧本。
写这样大的材料我还是第一次，所以用了20多天才写成。赵老师看后还来信表扬鼓励我，说材料写得不错，让我今后有什么新素材及时通信。
同年12月，黄碾公社的部分领导干部和13个生产大队整体划归潞城县王里堡公社。
1965年底，王里堡公社党委因公社干部集体分发米面、衣物等腐败福利被县里查处，重新调换了主要领导。县委书记宁田锁在赵树理建议下来到曲里大队包队蹲点。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坐在大庙的学校办公室看书，忽听庙院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县委宁书记和新来的公社党委书记申启宏，他俩告诉我：赵树理老师在修改《 十里店 》中，一直想念和梳理着曲里村的人和事，所以托他们给我派下差事，让再写一份《 “四清”后的王里堡公社 》文字材料。
当时我有点犯愁，宁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启宏书记给你带的草稿就是公社‘四清’后发生的有关问题和情况，你把曲里村“四清”后的人和事容纳进去就行啦。”我心想县委书记都发话了，于是不再推辞，用一周就写好了材料。赵老师收到文字材料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让县委、公社俩书记、曲里大队老书记张存昌和我一块儿到长治观看《十里店》彩排。那晚赵老师很忙，他只给我说了一句话：“小张，我跟宁书记商量过，要把你调到王里堡公社机关工作。”我虽坐在剧院看《 十里店 》彩排，心里却在预感着什么。
1965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公社申书记宣布了县委组织部的决定，调我到公社机关工作。
世上哪有“龙抓人”
赵老师刚到曲里村不久，在吃派饭中听到一个吓人的传言，说是漳河上游邻村的社员们在地里干活时一个40来岁的人被“龙抓”了。还传得有声有色。
工作队的同志商量如何借这次雷电击人的事件进行一次科普教育。赵老师听完大家的意见说：“我认为科普教育、无神论教育固然重要，但比科普教育更重要的是阶级意识教育。解放十几年来，党先后进行过扫除文盲运动、大搞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运动，我国已基本普及初中教育，电击人的科学原理本来都懂，世上哪有龙抓人？我看是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阶级意识势力在‘抓人’。我老赵幼年时也曾受过龙抓人的迷信恐嚇，你们青年人生长在红旗下，要敢于向封建阶级意识势力做斗争！过去皇帝把自己神化为龙的化身，我们新一代为何还受龙权的欺骗呢？”民兵连长张双枝是初中毕业返乡青年，赵老师的一席话好比灿烂的阳光，让他眼前忽然亮堂起来，他说：“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用龙权、神权和迷信愚弄老百姓，我们生长在新时代，一定要用新思想、新道德、新的人生观武装头脑，封建思想的进攻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我们民兵都要明辨是非，不信邪不怕鬼，不上‘龙权’的当。”
几天后，村里“龙抓人”的“雾霾”渐渐烟消云散，“龙抓人”的邪传在各个场地被揭露批判。
老贫农误责赵作家
当时曲里有个75岁的老汉叫张富库。生产队的各种仓库，必须有三把钥匙才能开门，当时称为“三把锁”，贫农代表张富库就有其中一把。
张富库老汉是村里年岁大、后台硬、威信高的人。他解放前因家穷逼得卖儿卖女。后来被卖的儿子参了军、入了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军长。凭借这些，他有监督干部的权力。他心直口快、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张老汉还是打鼓板的好手，所以和爱好研究戏剧的赵老师私交不错，有天刚下了阵大雨，社员不能下地劳动，都聚集在旧打谷场聊天。忽然张富库大着嗓门指着赵老师：“你北京来的啥作家？三番五次追根问底，问我村里有没有赌场赌博、贩毒吸毒、盗墓汉、拐卖妇女儿童、妓女、麻疯病毒的人、地下钱庄……解放十几年了，在毛主席领导下，不光是我们曲里村，就连全国来说早把这些封建烂东西铲除干净啦，现在和将来再不会有这烂事。除非复辟了资本主义黑暗社会。你问这些干啥？”“四清”工作队发现“秀才遇上了兵”，赵老师被误责了，便来劝解说：“张爷爷好，大家别误会。赵老师有话敢和你们聊是相信大家。他老怕资产阶级、封建残余死灰复燃，他是让咱们大家擦亮眼睛，时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会保护曲里的好村风、好名誉。”张老汉听后误会消散，情绪缓和。
赵老师掏出黄金叶香烟递给张老汉抽：“你的误会意见我接受，你是俺的长辈，咱俩还是好戏友。咱俩唱段《 三关排宴 》消消误会。”张富库平时如果发了脾气，犟劲是很难改的，今天听了赵老师的话很快言归于好，他说：“只要你老赵多说多写俺村的好事，咱俩就唱几句，要唱就唱段《 山村供销员 》《 民兵的枪 》。”两人打着拍子唱了起来。
“还要有文化队”
一天下午，几个小青年跟着赵老师在街上走，当看到墙上写着“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旧标语时，赵老师说：“什么一马万马的，现在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标语要换新的。”接着问：“村里有几个生产队？”大家七嘴八舌回答：“一个水利队！一个林业队，还有副业队！”赵老师说：“为啥就没文化队？哪怕是业余文化队。旧社会地主老财还养有戏班子。集体富裕了，还要有文化队。”赵老师当即和大家商量，决定下次的农民夜校就解决文化队的事。 几天后，我照常陪赵老师在大庙教室参加农民夜校。那晚来的人大都是爱说爱唱爱哼上党戏的人，赵老师逐个和大家交流，摸清情况后成立了文化队，内设演唱组和写画组。规定演唱组如在晚上排练节目算自我爱好义务活动，如果要白天误工排戏还可记工分。节目安排有上党梆子、上党落子、潞安鼓书、襄垣秧歌、壶关秧歌等，一定要赶在秋后给群众演出，还要参加正月里公社的评比。当时我们写画组场面显得有点冷落，我便给赵老师提出意见，说他偏心眼，向着演唱组。他说：“你们写画组我也不外行咧。”第二天他陪我们到镇上选购了大红土、炭粉、动物胶，告诉我们如何在火上化胶，如何配颜料，还找到新华书店买了关于写美术字的图书。由于那年秋高气爽，用了20几天就完成了刷写标语任务，大小标语传达和焕发着人们的思想，鼓舞着群众的热情。
一天，赵老师带我到俗称“南场”的旧打谷场上，场北边就是张广库家的大门，大门中央的砖雕上写着“临水面山”四个大字，两侧是白净的屋墙。赵老师拿出两本杂志，指着封底说：“小张，你能不能把这两幅画绘在墙上？”我说：“我从来没绘过壁画，不敢。”他又拿出一块长方形有机玻璃透明板让我猜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放大图画的九宫格吧”。他点点头说：“你有了这个玩艺儿，就能大胆完成任务。这地方今后就叫文化广场。”赵老师让人给买回颜料和保护墙画的透明油漆，让木匠给我绑了架子。简直好比游泳教练一样硬把我推下了“水”。他还常站在下边给我指点，直到绘完壁画后夸我：“学得快，学得巧，能吃苦。”从此曲里村有了文化亮点，漳河南岸公路上的过路人都会被这彩色墙画所吸引。
秋后演唱组还为村里唱了三天戏，戏台下的“旺火”映照着社员们的一张张笑脸，工作队的干部兴奋地说：“是赵老师的多才多艺焕发了曲里村的一代新人。”
暗访煤矿农民轮换工
秋收快要结尾，天气渐渐变冷。晚饭后我去给赵老师送药片，他说明日是礼拜天，让我陪他到石圪节煤矿搞次暗访，一是看看煤矿是个啥样，聊聊农民轮换工的状况；二是洗个热水澡去去寒，治治感冒。他一再吩咐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他本来抽的是大锅烟，却往包里装了几盒火车牌香烟。
第二天，到石圪节矿已是上午9点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8个大字映入眼帘。他带我走到井口看时还怕人家禁止参观，谁知那里管得不是太严。从井口又走到堆煤场、木料场、修理厂、矿灯房。工人们戴着柳条安全帽，黑黑脸蛋，白白牙齿，红红的嘴唇和眼睛。当赵老师把火车牌香烟发给刚升井的矿工时，可把他们高兴坏了，矿工们说：“上井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赵老师问人家当了几年矿工，每月能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在不在矿上，工伤了怎么办。当矿工们告诉他们是从生产队招来的农民轮换工时，赵老师皱紧了眉头自言自语说：“这种用工不公平，井下是特殊工种，矿工的后顾之忧谁来保障？”赵老师鼓励他们说：“石圪节煤矿对国家贡献很大，你们的功劳不小啊！”
中午，赵老师带我在小饭店吃了碗面条，让我找本家舅舅领去洗澡。舅舅是矿上小有名气的老劳模，他握住赵老师的手说：“赵老师，欢迎你，我们是挖煤的大老粗，不懂太多的规矩，矿上的干部知不知道你来啊？”赵老师说：“千万别跟矿上说，有你这个老劳模接待洗澡我就满意。”我的舅舅也跳进澡塘来，帮着赵老师搓背、打香皂，聊得很投机。我们准备出塘穿衣时，赵老师发现隔壁就是井下工人的大澡塘，他非让舅舅领他去和工人一块洗不可。我明白赵老师不是没洗好澡，而是想和井下工人再聊聊。赵老师又泡进大澡塘，和工人聊了一個多小时，回到曲里太阳已快下山了。
几天后，我在赵老师炕上看到一叠稿纸，头页上的标题是：“和农民轮换煤矿工的谈话”。我从赵老师的暗访日记里领悟到一个作家的胸怀和社会责任，我觉得赵老师让我从心灵上真正走进了社会。
山不转水转，1971年3月，潞城县落实政策为我平了反，我到了石圪节煤矿工作。当重新见到赵老师走访过的工人时，他们已大都转为国家正式工人。
迟到的变相“小锅饭”
随着天气变冷，干部们听说赵老师身体不太好。你一言、我一语说：“四清”工作队的人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赵老师已50多岁，是他们年龄的两倍多；大家晚上开完会都能按时睡觉，而赵老师还要伏案写作，费心思考。大家白天是在办公室查阅账本、打算盘，顶多走出去搞搞外调，而赵老师总是和社员们下地。社员们收工后回了自己温暖的家，而他还要跑好多拐弯路去调查情况；大家的工作是有明确分工，干完一件算一件，而他是大事小事交叉管。他曾说，如果脱离了群众，谈何当作家！所以，为了赵老师的健康，要对他特殊照顾。于是决定凡是派赵老师饭的农户，大队补贴相应的白面和大米。如果是重要节日，大队还要秘密补贴一斤猪肉，有肉补肉，没肉补钱。大家还商量，此事如果被上级知道，由贫农出身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原学金等出面担保，接受检查和处分。老雇农张江荣说：“这年头吃的喝的虽比60年代好多啦，但还断不了从河南买回红薯片，磨成粉掺在面里吃。赵作家处处为咱老百姓，咱不心疼谁心疼！”
几天后，赵老师再不闹肚子，消化转好。但他的心情越来越复杂了。经调查，变相“小锅饭”被他揭破了。爱逗笑的李富有、郭买成与我一块凑了顺口溜送给他看：
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明没黑把心操。
村里头转地里边跑，黑夜灯下还写稿。
让他改善吃点好，他说粗米茶饭才是宝。
过节饭菜吃点肉，他说小灶不准要。
老赵本来胃不好，五十多岁年纪高。
他和农民心连心，这样的作家哪里找？
吃派饭的补贴虽被他批评而取消，可社员们仍和往常一样备好饭菜，欢迎他到自己家一块儿吃上两天改善饭，以表爱戴之情。
给老支书赠对联
“四清”运动中，老支书张存昌清不清的问题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解放前至今，老张一直是村干部，“四清”运动一开始他表现积极主动，最终没查出什么违法和“路线性错误”。不过，老支书因集体出资翻修他家的三间瓦房，也引起过不小风波。原来，公社要在曲里村建立供销分社（代销社），选来选去一直找不下合适的地方，最后张支书提出把自己已破旧的三间临街南房让给生产队做供销社，理由有三：家里人口少，儿子还小，住不着；他家位居村中心，方便全村人购买东西；房子面临大街，场面宽敞，方便停放车辆。后经支部会议研究同意，由集体出资翻修了这三间瓦房，从此这里就成了曲里人的购物中心，什么烟酒茶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鞋帽布匹、农具农药，应有尽有，为全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工作队根据群众反映，认为这是张支书利用职务之便由集体出资为个人谋私。张支书认为自己是为群众谋利益为集体做奉献。 赵老师处于作家的特殊身份，一为文艺创作汲取生活素材，二为张支书这一特殊时代的革命行为闹个清白，便暗访供销社职员戴金凤，想查一查张支书是否在供销社分过红或领受过租房金。结果都没有。赵老师和工作队问张支书，这三间翻修瓦房现在应属谁的产权？张支书慷慨地说：“过去是为集体和群众利益自愿奉献，原先的承诺忠言不改，供销社的房子就归集体所有啦。”老支书的一句话让此案一槌定音，也让所有干部群众为此感动。
赵老师饶有兴趣地问张支书：“你家大门的对联每年由谁来写？”张支书说：“不是会计李新柱，就是张来旺。”赵老师说：“那好，我代表‘四清’工作队，代表贫下中农赠你一副大门对联，你一定要在春节时用啊！”说着撕了一张稿纸即兴写下：
上联：只为集体聚金山
下联：不谋个人半块砖
横批：舍己为公
过春节时，大家虽没看到张支书贴出老赵拟的对联，但已成为他老两口的巨大鞭策与鼓舞。第二年，张存昌成为长治市的模范书记，老伴靳福英成为长治市的模范干部家属，双双参加了市里召开的劳模大会。曲里大队也被表彰为先进集体，还被奖给一头优种老黄牛。开完表彰会后，张支书和老伴双双戴着大红花，老黄牛头戴大红花、角上系着红绸布，由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敲锣打鼓迎回村里。
赵老师没写完的“十里店”
赵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他一进曲里村，就能了解到村里事情的种种内幕。他的记性也很好，哪家与邻居有宿仇，谁家父子关系不和，妯娌拌嘴，他不但都知道，还少不了前去调解。
有一天他刚从长治返回曲里，不顾疲劳和我聊到深夜，他拿出两张上面写满先进人物的绰号的稿纸说：“小张，这是人民公社化以来曲里村的正面英雄人物，你能否把他们对号入座，填上他们的真实名字，然后再写出他们的特点？”我一看有些绰号是我给赵老师提供的，就很轻松地用了两天时间圆满交了答卷：
“细磨石”——张长林
老党员，当过生产队长、粉坊主管、保管员。勤俭持家，爱护公物，精打细算。他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年轻人开玩笑说：长林叔可惜没学过代数，不会用小数点。
“三把锁”——张富库
老雇农，旧社会时家里穷得卖儿卖女，妻子年纪轻轻上吊自尽。他自己流落他乡，扛长工打短工，冬季为了避寒混饭就住进戏班，还是打鼓板的能手。被卖的儿子参加革命当了兵，入了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政府帮他回到家乡，被选为贫下中农代表。村里的各种贵重仓库及粮仓的钥匙都挂在他的腰间，没有他和另两位代表开锁，谁都不能进出库房。他铁面无情，敢做敢为。
“铁老包”——张金库
老党员，支委、治保主任，当过村长，善于学习，知法懂法，严于律己，办事果断，铁面无私，得罪过不少人。与邻村发生地界、河流、山权等纠纷，他敢于上阵。打官司上法庭，十次九赢。为村民争气，为村威增荣。他敢于两次揭发举报他的顶头上司公社干部的问题，在遭到打击报复时不向邪气低头，受到群众拥护。
“急三枪”——郭买成
党员，外地移民，曾任团支书、林业技术员、林业队长，遇事急躁，能招之即来，来之即上。不管效果和后果好坏，咚咚咚先放三枪。
“大神奶奶”——姓名不详
老贫农，幼儿园保姆、园长。纯朴善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前幼小时逃荒讨饭，有时隐身庙宇守神，以吃供品过活。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是党和政府第一批培训的乡村接产妇，村上比她小十几岁的男男女女全是她亲手接生，村里人尊称她“大神奶奶”或“大奶奶”。大是年岁大、辈份大、资格老；神是她能用秘方偏方给孩子治病；能看出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是单胎还是双胞胎，碰上孕妇难产等麻烦事，她都能帮助解决。敢说真话，不持偏理。
“周而拐”——周贵宝
贫协主任，老采钳工。爱说反转话，在碰到损害群众利益的焦点话题时，他爱用拐了弯的怪话说理。他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替大多数群众出气，后被俗称“周而拐”。
“误盹时”——李明彦
民间乡医，旧社会兵荒马乱时外出闯荡，流浪于宁夏、内蒙古海拉尔一带，因长期骑骆驼、骑马，走路两腿成‘公’字形。解放后返乡，以从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医术和带回的中草药为村民服务。随叫随到，打针输液样样精通。谁家有急病半夜敲门，他总是大声喊：“误盹时”（稍误一会儿）。因他看病、开药方、打针输液时句句不离口“误盹时”，人们背地里再不叫他李医生，戏称他为“误盹时”，有时人们见了他的儿子、孙子也逗笑地喊“误盹时”。
“浠不吃”——张小奋
贫农，半文盲，马车车夫。生活简朴、乐于助人，与人相处时吃硬不吃软，村干部爱从他嘴里听消息，在弱势人群中爱逞能，故被称 “浠不吃”。
“聋耳朵”——原学金
老贫农，老党员，老八路，解放后转业务农，在部队当炮兵时，耳朵被震聋。当过保管员，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吃苦耐劳，见义勇为，人们称赞他是“耳聋心不聋，一心为了公”。
“金皇后”——李春来
老党员，中农，种地能手。勤奋实干，不说空话。曾最早引进玉米优种金皇后而获大丰收，当过生产小队长，生产大队副主任。
“没毛大（dai）王”——郭有根
贫农，群众，残疾人。爱憎分明，团结群众，敢作敢为。有权有势也有不正之风的干部怕他、躲他；没权没势的干部同情他、团结他；群众们仰看他，尤其在受到委屈和不公时，都想求他帮忙。
赵老师看过我写的答卷之后说：“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能让鬼变成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更会焕发社会主义新貌。等我把《 十里店 》写完后，再来曲里写《 十里店变迁 》。”
后来的几年里，村里先后修盖了大礼堂、露天舞台，学校也由古庙院搬进了新楼房。漳河上的小木桥变成了石板桥，种地用上了拖拉机、收割机。新修了两个扬水站，水浇地增加了一倍。
每当我想起赵老师在曲里村关注的“绰号人”，就日夜盼着他早日重返曲里村，完成他没有写完的“十里店”。
和赵老师的最后一面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那时我参加了王里堡公社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的“工农红卫兵”，也参加了向公社“走资派”夺权的斗争。
1967年春节过后，夜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个青年忽然把我带到公社会议室，要对我进行批斗。我当时20岁出头，长得瘦骨嶙峋。批斗会主持人宣布我的罪行：第一说我有香港来信，私通海外。第二说我是县委书记宁田锁和公社党委书记申启宏的私人黑秘书，共同勾结反动作家赵树理暗地整理过他们的材料。
第二天一早，那个主持人给我前后挂了两个大牌，让我跟县委宁书记、公社申书记、公社主任席文保、秘书任双喜一起游斗。后来群众发现那个人串联和发动民兵带着枪支武器进城武斗，把公社多年來艰苦创办的企业折腾得倒闭……群众痛恨他，鼓励支持我到上面去告他。在太原上访的日子里，我多想见到尊敬可亲的赵老师啊，一直到第4次去省文联家属院，碰巧赵老师回家取药，才见了面。赵老师简略地对我说了两件事：第一说他自己正陷入前省委主要领导批准报纸点名批判之中，他表示坚决要用生命捍卫毛主席的“双百”和“两为”方针。第二说我很年轻，要有革命小将的敢闯精神，别被坏人吓倒。要经受运动的考验。头脑一定要清醒，警惕坏人的陷害报复。最后他安慰我说：“运动过后我一定会再去曲里村看望群众。”没想到，这成了我和赵老师的最后一面。1970年9月23日，赵老师和我们永别了，终年才63岁。他曾痛心地说：“我是生于《 万象楼 》，死于《 十里店 》。”
《 十里店 》是赵老师在曲里蹲点体验“四清”运动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巨作。他永远是潞城市曲里村的荣誉村民。
（全文完）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