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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沈从文建筑的人性的“希腊小庙”中最为光辉夺目的神像，是湘西人性至善至美的最高典范，《边城》自问世以来，评论众多，尤其对于它的思想意义，更是说不尽的一个话题。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边城要表现的是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真诚相爱的关系，即表达一种充满爱与美的人情世态。但作者也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的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的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所以《边城》若从文字的表面看来，一切充满着美好：翠翠是那样的聪明乖巧、善良纯情；老人们是那样宽厚仁慈、慷慨豁达、与人为善；小辈更是勤劳朴实、惜弱怜贫、感情专一、有诺必践；甚至自然景物也是那样清澈明丽。但是透过这冲淡和平的文字，却可以深深品尝到作者那隐伏着的悲痛与沉忧：尽管《边城》的故事发生在湘西相对平静、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讲述这一故事时，又掺入了作家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自然质朴民风的赞颂与向往，但包括湘西在内的中国社会毕竟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现代文明”的污染正一点点侵蚀毁坏着这一桃源世界，正如沈从文在写于1942年的《长河·题记》中所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3}所以边城实际上是一个正处在堕落与毁灭趋势中的桃源世界，这里不光有河上的妓女与水手为物质金钱而驱使，也有碾坊与渡船之争所代表的物质金钱观的逐步侵入，边城中老爷爷的死以及屋后白塔的倒塌和重建，正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文化、性格的一步步沦落的担忧及试图重建民族精神的愿望。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边城》是沈从文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建立的文化乌托邦，《边城》是一个现代桃源，所谓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不过是作者心造的幻景，是经过作者理性的抽象和提纯之后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在真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见到《边城》中的人物都是理想化的人物，尤其翠翠更是“自然之子”，至善纯美，仿佛天地孕育，不食人间烟火。但一用现代人的文化意识来观照，就会发现即使如翠翠这样完美的少女形象，实际上也不符合现代人的理想的人生形式，因为翠翠这一类少女还只是处于人的自在的生命形式，远没有进入人的自为的生命形式——由“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从人性的角度说，缺少理性的反思、自觉的人性，不是完美的人性。所以翠翠始终生活在蒙蒙眬眬之中，她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焦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晚上”，这一切都说明，翠翠主体意识的微弱，爱情上的被动，也应为这一爱情悲剧负上一些责任。萨特说过人的处境应看成是一种自由选择，每一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独立承担责任，而不能把一切责任推给外在的客观环境。有趣的是，作家为翠翠选择的结局还是被动地等待，尽管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如果用女权主义的批评方法，我们大概可以认为翠翠是作者用男性的眼光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传统男性社会审美要求的纯美的女性形象吧，因为封建社会男权主义传统恰恰要求女子们最高的美德是被动地接受与等待。
《边城》这样的文化乌托邦实际上表现了作者站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对传统农业文化的留恋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绝，现代文明只会给传统社会和文化带来毁灭。这种文化意识是代表了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但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意识是落后和保守的。
其一：幻美的乌托邦世界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如果我们对《边城》世界进行还原，仍然可以从《边城》文本中读出被作家有意遮蔽的不完美的生活真相。虽然作者极力将湘西人性的堕落趋势归结为所谓外来的“现代文明”对乡村世界美好传统的毁灭，仿佛对物质金钱的欲望，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等对人的压迫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不是湘西世界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承认人性中本就包含对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那我们就会承认对物质金钱的欲望本不必要从外界输入，河上的妓女是古已有之，《丈夫》中的妻子们之所以离家到船上讨生活，而丈夫们并不以为耻，这里有贫困与愚昧的双重困境。湘西社会，远的不说，从清代中期改土归流，苗汉不断杂居融合以来一直到现代，它就是一个封建宗法制的农村社会，虽然夹杂着少数民族的原始开放的特色，但本质是远不美好的，这里有种种禁律，原始的、封建的、部落的、家族的，还有种种野蛮、血腥、残暴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漠视，翠翠父母之死就是一个明证。
其二：《边城》是作者一曲“爱”与“美”的赞歌，这种“爱”是宗法制农村翁媪男女的仁爱宽厚、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这种情感美、道德美是深深打上了民族烙印的道德理想，体现了东方古典的道德美，但一旦作家用追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抗拒“现代文明”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必然衰落，则作家追求的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必然要破灭，因为作家选择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文明（甚至是原始文明）来表现人性理想，来作为重铸民族精神的动力，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也就是说他的理想人性不存在于将来，也不存在于现在，而是存在于想象中的遥远的过去，这种将社会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是肤浅而片面的，这是沈从文思想体系中最大的缺陷。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性的扭曲是人性健全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吧，但人性的最终完善必然是更高程度的文明所带来的。
注释
{1}{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作品集》[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201-202
{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作品集》[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313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边城要表现的是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真诚相爱的关系，即表达一种充满爱与美的人情世态。但作者也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的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的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所以《边城》若从文字的表面看来，一切充满着美好：翠翠是那样的聪明乖巧、善良纯情；老人们是那样宽厚仁慈、慷慨豁达、与人为善；小辈更是勤劳朴实、惜弱怜贫、感情专一、有诺必践；甚至自然景物也是那样清澈明丽。但是透过这冲淡和平的文字，却可以深深品尝到作者那隐伏着的悲痛与沉忧：尽管《边城》的故事发生在湘西相对平静、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讲述这一故事时，又掺入了作家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自然质朴民风的赞颂与向往，但包括湘西在内的中国社会毕竟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现代文明”的污染正一点点侵蚀毁坏着这一桃源世界，正如沈从文在写于1942年的《长河·题记》中所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3}所以边城实际上是一个正处在堕落与毁灭趋势中的桃源世界，这里不光有河上的妓女与水手为物质金钱而驱使，也有碾坊与渡船之争所代表的物质金钱观的逐步侵入，边城中老爷爷的死以及屋后白塔的倒塌和重建，正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文化、性格的一步步沦落的担忧及试图重建民族精神的愿望。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边城》是沈从文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建立的文化乌托邦，《边城》是一个现代桃源，所谓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不过是作者心造的幻景，是经过作者理性的抽象和提纯之后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在真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见到《边城》中的人物都是理想化的人物，尤其翠翠更是“自然之子”，至善纯美，仿佛天地孕育，不食人间烟火。但一用现代人的文化意识来观照，就会发现即使如翠翠这样完美的少女形象，实际上也不符合现代人的理想的人生形式，因为翠翠这一类少女还只是处于人的自在的生命形式，远没有进入人的自为的生命形式——由“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从人性的角度说，缺少理性的反思、自觉的人性，不是完美的人性。所以翠翠始终生活在蒙蒙眬眬之中，她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焦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晚上”，这一切都说明，翠翠主体意识的微弱，爱情上的被动，也应为这一爱情悲剧负上一些责任。萨特说过人的处境应看成是一种自由选择，每一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独立承担责任，而不能把一切责任推给外在的客观环境。有趣的是，作家为翠翠选择的结局还是被动地等待，尽管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如果用女权主义的批评方法，我们大概可以认为翠翠是作者用男性的眼光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传统男性社会审美要求的纯美的女性形象吧，因为封建社会男权主义传统恰恰要求女子们最高的美德是被动地接受与等待。
《边城》这样的文化乌托邦实际上表现了作者站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对传统农业文化的留恋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绝，现代文明只会给传统社会和文化带来毁灭。这种文化意识是代表了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但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意识是落后和保守的。
其一：幻美的乌托邦世界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如果我们对《边城》世界进行还原，仍然可以从《边城》文本中读出被作家有意遮蔽的不完美的生活真相。虽然作者极力将湘西人性的堕落趋势归结为所谓外来的“现代文明”对乡村世界美好传统的毁灭，仿佛对物质金钱的欲望，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等对人的压迫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不是湘西世界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承认人性中本就包含对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那我们就会承认对物质金钱的欲望本不必要从外界输入，河上的妓女是古已有之，《丈夫》中的妻子们之所以离家到船上讨生活，而丈夫们并不以为耻，这里有贫困与愚昧的双重困境。湘西社会，远的不说，从清代中期改土归流，苗汉不断杂居融合以来一直到现代，它就是一个封建宗法制的农村社会，虽然夹杂着少数民族的原始开放的特色，但本质是远不美好的，这里有种种禁律，原始的、封建的、部落的、家族的，还有种种野蛮、血腥、残暴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漠视，翠翠父母之死就是一个明证。
其二：《边城》是作者一曲“爱”与“美”的赞歌，这种“爱”是宗法制农村翁媪男女的仁爱宽厚、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这种情感美、道德美是深深打上了民族烙印的道德理想，体现了东方古典的道德美，但一旦作家用追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抗拒“现代文明”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必然衰落，则作家追求的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必然要破灭，因为作家选择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文明（甚至是原始文明）来表现人性理想，来作为重铸民族精神的动力，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也就是说他的理想人性不存在于将来，也不存在于现在，而是存在于想象中的遥远的过去，这种将社会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是肤浅而片面的，这是沈从文思想体系中最大的缺陷。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性的扭曲是人性健全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吧，但人性的最终完善必然是更高程度的文明所带来的。
注释
{1}{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作品集》[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201-202
{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作品集》[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