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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从主观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角度出发，通过几个案例来阐明以丽江为例的民族地区因发展旅游而带来的民族边界的改变。并通过分析，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消融族群边界以及造成族群边界的原因是族群个体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尽管这种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是被主观臆想和建构出来的。此外，从目前看到的现状来看，旅游所带来的族群边界的改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边界在不断的被主观消融和再创造。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边界;族群认同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旅游因为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产品而被日渐提上了日程。随之，因民族旅游的展开而带来的族群边界的改变以及对族群认同带来的影响已然成了较热的议论话题。无论怎样，客观与主观因素是一个族群存在的必要成份，客观认同主要是从 “体质”和“文化”（语言、信仰、地域）来考虑，但是主观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宣称的认同，并用作获得某种目标作为共同资源的特定因素组合。 在本文中，笔者从主观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角度出发，通过几个案例来阐明以丽江为例的民族地区因发展旅游而带来的民族边界的改变。并通过分析，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消融族群边界以及造成族群边界的原因是族群个体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尽管这种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是被主观臆想和建构出来的。
二、旅游与族群边界的消融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是滇西北多元文化的融合点。纳西族周边还有白族、普米族、傈僳族等十几个世居民族。 在长期的交往中，纳西族与其他这些民族共同开发了这片土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不但使得居住于丽江地区的各民族先民经济上互通有无，纳西人与其他民族在风俗上彼此采措，共同吸收了多源文化的营养。纳西族正是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交流交往中发展了自我，形成了汉、藏文化和纳西本土文化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
19世纪后，纳西文化在学界备受关注，而丽江县的纳西文化，主要有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白沙细乐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得到了大力的开发，并得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样迅速增长的经济势头下，旅游业很快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在当地的发展迅速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当地的就业局面和职业格局。纳西东巴文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被纳西族视为丽江旅游的灵魂，纳西文化的深厚底蕴是发展丽江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民族旅游的热潮同时唤起了纳西人对本族群文化的热爱和再认同。随着越来越多的丽江人在旅游中获利，而居住在丽江的的白族、普米族等其他民族的人也纷纷穿上了纳西族的衣服，做起纳西族的饮食，并在展示旅游产品的过程将自己称为纳西人。由此可知，旅游使得这些民族与纳西族本身存在的民族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与纳西族对外宣称一个新的族群。王明珂先生认为，“宣称一个新的祖源即等同于宣称一种新的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 而族群个体因改变历史记忆而造成了族群边界的变迁和族群认同的变迁。 因发展旅游而造成的族群边界模糊的事实，正是丽江纳西族以及白族、普米族等众多民族在纳西文化这一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而产生的。旅游消融了族群边界，与其说是民族关系的融合，倒不如说是利益主体的融合更为合适。这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带来的族群意识的强化和族群认同感的增强，也正是丽江在旅游开发后，因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以及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基础上，模糊民族边界，进而将自己与纳西族视为同一个族群达到主观心理认同的结果。尽管这种族群间的界限是象征性的、想象性的，但是这种在弱化对本有民族认同的条件下，而被刻意建构出的新的族群认同，亦会达到作为整体的凝聚力。
三、旅游与族群边界的建构
族群认同与族群区分共同构成了族群理论的两大重要方面。与族群认同相反，族群区分则是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将我群与他群体之成员区别开来。以刻意的族群意识来区分本民族与他族。 在旅游地区，以区分我群与他群而形成的族群边界，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发生在东道主与游客之间。在丽江，旅游的兴起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当地交通、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重大作用。然后，在如火如荼的旅游发展背后，游客与东道主的关系也从最早开发旅游时的“原生态体验”到现在的“有区别对待”。笔者通过多方采集资料，发现与其他众多民族旅游地区相同，在发展旅游时，当地人无论是从饮食、居住方式、亦或是节日活动上均有两套方案用于接纳旅游者和自身的日常生活。
（一）饮食：自食与销售的两种标准
丽江小吃自徐霞客至丽江时就已经闻名遐尔，丽江的风味小吃中粑粑和鸡豌豆凉粉更是当地名气尤嘉的小吃。然而，旅游业发展越成熟，商业化发展越严重已经是一个不用明证的事实。据了解，在丽江，虽然粑粑的品种有十几种，但是游客买到的均是当地卖家从两三家生产厂家批发来的。当地人认为，丽江古城里的粑粑并不是真正的“丽江粑粑”，“我们吃的粑粑，不是那么甜、那么腻，那种粑粑是卖给游客的，我们不吃。”同样，据笔者了解，当地名小吃鸡豌豆凉粉虽然在古城的各个饭馆都有卖，但是古城内的鸡豌豆凉粉早已经不是最初的味道。虽然具体有何不同，笔者并不知道，但是据当地人称，这些与粑粑一样，只是卖给外地游客的，本地人是不吃的。在此讨论丽江小吃的自食与售卖的两种标准，笔者并无要探究在如火如荼的旅游业的发展背后，商业化和同质化是何等的猖獗，亦无心去探讨对旅游业发展现状所应有的反思。而是欲通过以上曾发生在众多旅游景区的两个案例来说明，商业化旅游的背后，并不只是经济这一只手在起作用，文化作为另一只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忽略的。而在饮食差异的背后，亦是“我”与“他”的区分在起作用。正如彭兆荣老师所说，“我要定义我自己必须建立一个参照，所以我群和他群在定义自己的时候会人为的找一个东西来建构边界，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当作一个边界来区分我群与他群。” 在这样的语境下，亦不难发现，从饮食上自食与售卖的区分，可看出丽江人主观构建在自身与游客之间的边界。 （二）居住：住在新城，业在古城
旅游开发对丽江人居住方式的影响最大影响是，越来越多的人搬离了世代居住的古城，迁入新城，形成了业在古城，家安新城的生活方式。据调查，搬离古城的原因多是与旅游开发程度的加深有关。在古城，地段和房屋由于旅游的开发而价格倍增，多数人为了达到更好的经济效益而愿意把家安在新城。此外，游客数量与日俱增的古城，在长期开发旅游之后，交通、排污等设施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现在的生活要求。与此同时，旅游的发展，不断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也增添了居民的不安全感，有条件者皆愿意搬出老城。如今，丽江老城充当的主要角色是当地人谋生的主要手段，即在老城接待旅游者，满足游客求新、求异的体验情怀。这种区分是虽是在以上提到的众多条件下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但是，从旅游的发展，到丽江目前的居住方式，可以看出以旅游为媒介，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形成了又一条新的界限，即用以区分我族与他族的较为清晰的族群边界。而正是这种族群边界的划分，才有了“前台”与“后台”的区分，显示了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旅游者是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旅游者希望看到对方真实生活的图景，但是一方面又将自己与当地的实际生活进行区分。
（三）节日活动：以盂兰节“放河灯”为例
纳西族节日历来就多，文革后就少了，尤其是与东巴教有关的传统节日就少了。旅游发展后，大力复兴了传统节日。此外，为了使旅游淡季不淡，于是又特意开发了“冬至饮食文化节”、“立夏泉神节”、“艺东巴文化术节”、“盂兰节”等。节日对沟通人际关系与强化族群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赫伊津哈所说，“通过节庆仪式的参与，人们将自己与整个活动相认同。节庆的仪式会加强所有参与者对某些价值体系的信奉。” 然而，有认同必定有区分。以为发展旅游而被刻意开发出来的7月盂兰节为例，按照当地旧有习俗，在盂兰节当天祭祖、送祖时有“放河灯”的习俗，以期为祖先照亮前行的道路。而被开发成旅游节日后，当地改变“放河灯”的原有内涵，另以“河灯伴君游”的口号而大做宣传。这样，旅游者把河灯当作许愿灯，每到夜晚，整个古城河里飘满了各式各样的“河灯”。然后，据笔者了解，当地人非但不以这个成功的旅游开发项目为荣，反而耻笑那些放“许愿灯”的游客的无知。现在，当地人每年在7月中旬的盂兰节不再在古城那几条热闹的河道放河灯，据悉，是不想把“送鬼、送祖先”的灯与游客的“许愿灯”混为一谈。特定习俗背后有一套的信仰在做支撑，为赚取经济利益而开发的泛化的民俗旅游产品背后，所带来的是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又一明显的分界线。节日旅游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也加剧了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又一新的族群边界。
四、结语
民族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检验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能力， 它可能使传统的民族认同感受到削弱甚至完全丧失， 也可能使民族认同感得到加强，而这一弱化与强化的标尺亦是以族群边界为基础，尽管这个边界是认为被建构的。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因旅游而使得纳西周边的白族、普米族等以纳西文化自居来消融与纳西族的族群边界，还是在丽江发展旅游中，有意无意体现在饮食、居住及民俗活动的区别而建构族群边界中，都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目前看到的现状来看，旅游所带来的族群边界的改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边界在不断的被主观消融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11，311-321.
[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12，53.
[3] 丽江县旅游局.丽江县敲定“十五”旅游业发展思路—围绕“36332”建成支柱产业.打印文件.2001年4月.
[4] 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20-26.
[5] 王明珂，彭兆荣.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 27卷第6期.
[6]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36.
[7] 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1年，第4期.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边界;族群认同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旅游因为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产品而被日渐提上了日程。随之，因民族旅游的展开而带来的族群边界的改变以及对族群认同带来的影响已然成了较热的议论话题。无论怎样，客观与主观因素是一个族群存在的必要成份，客观认同主要是从 “体质”和“文化”（语言、信仰、地域）来考虑，但是主观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宣称的认同，并用作获得某种目标作为共同资源的特定因素组合。 在本文中，笔者从主观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角度出发，通过几个案例来阐明以丽江为例的民族地区因发展旅游而带来的民族边界的改变。并通过分析，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消融族群边界以及造成族群边界的原因是族群个体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尽管这种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是被主观臆想和建构出来的。
二、旅游与族群边界的消融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是滇西北多元文化的融合点。纳西族周边还有白族、普米族、傈僳族等十几个世居民族。 在长期的交往中，纳西族与其他这些民族共同开发了这片土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不但使得居住于丽江地区的各民族先民经济上互通有无，纳西人与其他民族在风俗上彼此采措，共同吸收了多源文化的营养。纳西族正是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交流交往中发展了自我，形成了汉、藏文化和纳西本土文化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
19世纪后，纳西文化在学界备受关注，而丽江县的纳西文化，主要有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白沙细乐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得到了大力的开发，并得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样迅速增长的经济势头下，旅游业很快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在当地的发展迅速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当地的就业局面和职业格局。纳西东巴文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被纳西族视为丽江旅游的灵魂，纳西文化的深厚底蕴是发展丽江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民族旅游的热潮同时唤起了纳西人对本族群文化的热爱和再认同。随着越来越多的丽江人在旅游中获利，而居住在丽江的的白族、普米族等其他民族的人也纷纷穿上了纳西族的衣服，做起纳西族的饮食，并在展示旅游产品的过程将自己称为纳西人。由此可知，旅游使得这些民族与纳西族本身存在的民族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与纳西族对外宣称一个新的族群。王明珂先生认为，“宣称一个新的祖源即等同于宣称一种新的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 而族群个体因改变历史记忆而造成了族群边界的变迁和族群认同的变迁。 因发展旅游而造成的族群边界模糊的事实，正是丽江纳西族以及白族、普米族等众多民族在纳西文化这一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而产生的。旅游消融了族群边界，与其说是民族关系的融合，倒不如说是利益主体的融合更为合适。这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带来的族群意识的强化和族群认同感的增强，也正是丽江在旅游开发后，因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以及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基础上，模糊民族边界，进而将自己与纳西族视为同一个族群达到主观心理认同的结果。尽管这种族群间的界限是象征性的、想象性的，但是这种在弱化对本有民族认同的条件下，而被刻意建构出的新的族群认同，亦会达到作为整体的凝聚力。
三、旅游与族群边界的建构
族群认同与族群区分共同构成了族群理论的两大重要方面。与族群认同相反，族群区分则是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将我群与他群体之成员区别开来。以刻意的族群意识来区分本民族与他族。 在旅游地区，以区分我群与他群而形成的族群边界，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发生在东道主与游客之间。在丽江，旅游的兴起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当地交通、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重大作用。然后，在如火如荼的旅游发展背后，游客与东道主的关系也从最早开发旅游时的“原生态体验”到现在的“有区别对待”。笔者通过多方采集资料，发现与其他众多民族旅游地区相同，在发展旅游时，当地人无论是从饮食、居住方式、亦或是节日活动上均有两套方案用于接纳旅游者和自身的日常生活。
（一）饮食：自食与销售的两种标准
丽江小吃自徐霞客至丽江时就已经闻名遐尔，丽江的风味小吃中粑粑和鸡豌豆凉粉更是当地名气尤嘉的小吃。然而，旅游业发展越成熟，商业化发展越严重已经是一个不用明证的事实。据了解，在丽江，虽然粑粑的品种有十几种，但是游客买到的均是当地卖家从两三家生产厂家批发来的。当地人认为，丽江古城里的粑粑并不是真正的“丽江粑粑”，“我们吃的粑粑，不是那么甜、那么腻，那种粑粑是卖给游客的，我们不吃。”同样，据笔者了解，当地名小吃鸡豌豆凉粉虽然在古城的各个饭馆都有卖，但是古城内的鸡豌豆凉粉早已经不是最初的味道。虽然具体有何不同，笔者并不知道，但是据当地人称，这些与粑粑一样，只是卖给外地游客的，本地人是不吃的。在此讨论丽江小吃的自食与售卖的两种标准，笔者并无要探究在如火如荼的旅游业的发展背后，商业化和同质化是何等的猖獗，亦无心去探讨对旅游业发展现状所应有的反思。而是欲通过以上曾发生在众多旅游景区的两个案例来说明，商业化旅游的背后，并不只是经济这一只手在起作用，文化作为另一只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忽略的。而在饮食差异的背后，亦是“我”与“他”的区分在起作用。正如彭兆荣老师所说，“我要定义我自己必须建立一个参照，所以我群和他群在定义自己的时候会人为的找一个东西来建构边界，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当作一个边界来区分我群与他群。” 在这样的语境下，亦不难发现，从饮食上自食与售卖的区分，可看出丽江人主观构建在自身与游客之间的边界。 （二）居住：住在新城，业在古城
旅游开发对丽江人居住方式的影响最大影响是，越来越多的人搬离了世代居住的古城，迁入新城，形成了业在古城，家安新城的生活方式。据调查，搬离古城的原因多是与旅游开发程度的加深有关。在古城，地段和房屋由于旅游的开发而价格倍增，多数人为了达到更好的经济效益而愿意把家安在新城。此外，游客数量与日俱增的古城，在长期开发旅游之后，交通、排污等设施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现在的生活要求。与此同时，旅游的发展，不断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也增添了居民的不安全感，有条件者皆愿意搬出老城。如今，丽江老城充当的主要角色是当地人谋生的主要手段，即在老城接待旅游者，满足游客求新、求异的体验情怀。这种区分是虽是在以上提到的众多条件下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但是，从旅游的发展，到丽江目前的居住方式，可以看出以旅游为媒介，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形成了又一条新的界限，即用以区分我族与他族的较为清晰的族群边界。而正是这种族群边界的划分，才有了“前台”与“后台”的区分，显示了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旅游者是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旅游者希望看到对方真实生活的图景，但是一方面又将自己与当地的实际生活进行区分。
（三）节日活动：以盂兰节“放河灯”为例
纳西族节日历来就多，文革后就少了，尤其是与东巴教有关的传统节日就少了。旅游发展后，大力复兴了传统节日。此外，为了使旅游淡季不淡，于是又特意开发了“冬至饮食文化节”、“立夏泉神节”、“艺东巴文化术节”、“盂兰节”等。节日对沟通人际关系与强化族群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赫伊津哈所说，“通过节庆仪式的参与，人们将自己与整个活动相认同。节庆的仪式会加强所有参与者对某些价值体系的信奉。” 然而，有认同必定有区分。以为发展旅游而被刻意开发出来的7月盂兰节为例，按照当地旧有习俗，在盂兰节当天祭祖、送祖时有“放河灯”的习俗，以期为祖先照亮前行的道路。而被开发成旅游节日后，当地改变“放河灯”的原有内涵，另以“河灯伴君游”的口号而大做宣传。这样，旅游者把河灯当作许愿灯，每到夜晚，整个古城河里飘满了各式各样的“河灯”。然后，据笔者了解，当地人非但不以这个成功的旅游开发项目为荣，反而耻笑那些放“许愿灯”的游客的无知。现在，当地人每年在7月中旬的盂兰节不再在古城那几条热闹的河道放河灯，据悉，是不想把“送鬼、送祖先”的灯与游客的“许愿灯”混为一谈。特定习俗背后有一套的信仰在做支撑，为赚取经济利益而开发的泛化的民俗旅游产品背后，所带来的是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又一明显的分界线。节日旅游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也加剧了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又一新的族群边界。
四、结语
民族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检验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能力， 它可能使传统的民族认同感受到削弱甚至完全丧失， 也可能使民族认同感得到加强，而这一弱化与强化的标尺亦是以族群边界为基础，尽管这个边界是认为被建构的。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因旅游而使得纳西周边的白族、普米族等以纳西文化自居来消融与纳西族的族群边界，还是在丽江发展旅游中，有意无意体现在饮食、居住及民俗活动的区别而建构族群边界中，都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目前看到的现状来看，旅游所带来的族群边界的改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边界在不断的被主观消融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11，311-321.
[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12，53.
[3] 丽江县旅游局.丽江县敲定“十五”旅游业发展思路—围绕“36332”建成支柱产业.打印文件.2001年4月.
[4] 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20-26.
[5] 王明珂，彭兆荣.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 27卷第6期.
[6]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36.
[7] 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