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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温妮·曼德拉接受采访，穿着雍容华贵的她态度坚定地说，她要继续为贫苦的黑人而战斗。富有平等意识的记者便把镜头对准她那豪华住宅和珠光宝气的衣饰，不无讽刺地问：“你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为穷人战斗？”
这位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前夫人似乎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正如她涉嫌囚禁并谋杀一些被怀疑为叛徒的年轻黑人，对于一些黑人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来说，不应该算是一项罪行。在南非长期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下，极端的压迫导致奋勇的反抗，制度性的犯罪使得被压迫者也和压迫他们的人一样，视暴力为理所当然。
在经历过比任何殖民地都更为严酷的种族专制后，从长期梦魇中醒来的南非黑人与白人，他们如何找到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南非前开普顿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Desmond Tutu）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再一次走到了前台。
为了一个新的南非
作为一个黑人，图图在6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获得自己国家的选举权。多年来的企盼，无数次向上帝祈祷，南非黑人终于在1994年4月27日参与选举。那一天好像一个初醒的梦——他们获得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南非，一切都变得美丽无比。黑人们载歌载舞，相互亲吻时止不住泪水。
自从1975年成为约翰内斯堡的主教，图图即开始为将黑人和白人一起从种族歧视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不懈地抗争。他在1976年写信给南非总理沃斯特，警告他种族歧视政策导致黑人的愤怒日益增长，然而回答他的只是轻蔑。之后几个星期，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索维托爆炸事件，从此南非黑人抗争发展成激烈的武装斗争——南非再也没有安宁之日。
在聚光灯下抗争二十余年，图图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民主化与正常化。当他和太太正准备享受退休的闲暇时，突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总统曼德拉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名字指明了这个机构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它不仅仅是关系到披露内幕、打开过去的刑讯室，曝光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也不仅仅关系到给受难者平反，使作恶者承认其罪行并请求宽恕——上述内容只是和解进程的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全体南非人手牵手，一起为建立一个新的南非而工作。
1995年9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16位成员组成，不同种族、肤色、政治倾向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有其代表。委员们的职业有反对党议员、著名律师、法官、妇女运动领导人和心理医生。
这个巨大的工程开始时，他们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两手空空。而且，长期的种族仇恨以不同方式影响到这个制度下生活过的每一个人。刚开始工作的委员会，不同背景的委员们之间很难建立起互信和共识。
在头半年里，他们甚至做不出一个共同的决议。
然而，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委员们却必须合作，那么，他们从哪里去寻找共同的精神资源？图图带领他们去昔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从一个囚室到一个囚室，委员们被冷酷的历史触动了，他们重新认识到，为了使各种肤色的人走到一起，南非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委员们因此接受了图图的一个特殊建议，在每一次会议召开前和会议结束后，都用几分钟时间静默祈祷，以纪念那些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这种直指人心的祈祷，帮助委员会在后来完成了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纽伦堡与无条件赦免之间
面对历史留下的沉重阴影，怎样才能有效地治愈过去了的、但仍然流血的伤口，从而完成有秩序的转型？
这里有一个纽伦堡模式可供借鉴。二战后，盟军在纽伦堡大审纳粹头目，以“戕害人类罪”起诉战犯。虽大快人心，但有人认为，纽伦堡大审判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因为在这种“胜利者的正义”下，被起诉者几乎无话可说，而盟军胜利者一方虽然也有暴行，却无人敢去追究。
图图说，如果使用纽伦堡模式，那么，治愈南非民族的创伤将不可能。因为，如果那些作为失败者的白人都被审判惩罚，让他们参与南非的重建就会非常困难。那些决定纽伦堡审判的同盟国成员，在审判完毕后收拾行李回家走人就是了，而南非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必须在一个国家共同生活下去——这里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图图解释说，南非人确实没有能力像犹太人那样，对纳粹案件的每一个当事人穷追不舍五十余年。有人抱怨新政权没有把所有的罪犯送上法庭，图图认为这种抱怨太奢侈了。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正视历史创伤，用赦免去医治它。南非选择的道路，是换取和平稳定的必要妥协。
让步是力量的象征，而不是由于软弱。
那么是否应该对过去实行一笔勾销的普遍性大赦呢？图图认为，不问是非的无条件大赦，对于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势必制造巨大的痛苦，因为这意味着整个民族失去记忆——忘却过去，意味着一切罪恶都可能会重演。
为了在正义与宽恕之间取得平衡，图图和他的同事们独创出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纽伦堡审判模式，也不是无条件大赦，而是选择这样一条寻求种族和解的道路——由南非最高法院制定了有关赦免的法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一个决议：只要那些在旧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的所有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
图图特别指出，这充满赦免意味的道路，其理念来自非洲传统的一个特殊观念，即在当地语言中叫做“Ubuntu”的一个词。当非洲人以他们的标准称赞某人是Ubuntu的，这意味着此人是慷慨好客、友好谨慎、充满同情心并愿意与他人分享一切所有。
图图说，应该区分行为与人，在判决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应该对犯罪者怀有同情。不管犯罪者如何令人憎恨，但作为上帝的孩子，相信他们有认罪和改变自己的能力。这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前提：相信人们可以改变自己，永远不放弃拯救。
审讯温妮：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南非和解进程中无与伦比的，不仅仅是前压迫者被送上法庭，而且，胜利者自己也不能免除法律的追究。图图向世人详细叙述了对温妮·曼德拉的审讯。追究解放运动参与者的罪行，是否侮辱了那些曾经勇敢地反抗旧制度的人？图图坚持说：“罪行就是罪行，不管是谁犯下的，也不管其动机如何。”他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道德的宇宙，这即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去生活，那么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于1988年开始在索维托活动。作为温妮保镖的一批黑人青年，被人们传说为一伙恐怖主义匪帮。他们囚禁并处死那些被白人收买的黑人，烧毁其房屋。人们说，温妮不仅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恐怖行为，而且直接指挥这些暴行的实施。针对温妮的一个最重要的控诉案件，是她涉嫌绑架14岁的斯托比尔。这个黑人少年被怀疑与白人警察合作，1989年1月，他的尸体被人发现，已经腐烂在草原上。
这是一位激进的、不平凡的黑人女性。在她的前夫曼德拉被判处终身监禁时，她也曾遭受过各种严酷的迫害——被监禁、被隔离。当其他反抗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不是入狱就是被逼逃亡时，她成为一个坚强的、富有吸引力的黑人运动发言人。她精干，深具草根性，黑人们热爱她，甚至授予她“国母”的称号。
1997年，委员会对温妮公开听讯。会场被各国记者包围，温妮没有让人们失望——她身着高雅的时装，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她的支持者在会场外面哑着嗓子为她歌舞打气。不顾委员会有关作伪证的人将被法律惩处的三令五申，温妮在听讯会上面不改色地说谎，矢口否认所有对她的指控，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证人证言如何荒唐可笑。
就在这严峻时刻，就在委员会必须对温妮做出裁决之前，图图痛彻肺腑地对温妮做了一番公开呼吁。他深情回顾自己与曼德拉一家长期的亲密关系，回顾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旧制度的压迫，赞美温妮永不屈服的精神与贡献。最后，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我们长期的奋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以往的秩序，这个秩序将包含新的道德，真理与责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感到心碎，因为我们最杰出的领导人在这里受审……我们必须显示，这个新秩序有着质量和道德的不同，我们必须敢于为善、真理与同情而奋斗，而不是逃避。
他直接面对温妮，无比诚恳地说：我告诉你——你是我挚爱的人，我爱你的一家也是这样深沉。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正式面对这一切，在这个会场上，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而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在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他们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能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
我请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你，——我还没有对这些发生的事情做出决定。你是一个大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只会增加你的尊严。
向来说谎面不改色的温妮，也被图图这番话触动了，她终于向受难者的母亲说：“我真诚地请求原谅！”尽管人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心半意的道歉，但这却是温妮——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请求宽恕。
作为非洲基督教会的一位著名领袖，图图曾访问过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那里尸首遍地，连教堂也成了可怖的停尸房。现代非洲历史的一幕幕内战惨象，在尼日利亚、利比亚、安哥拉以及其他国家一再发生。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形成了巨大的恶性循环。图图在各国一再呼吁：恢复非洲传统中的宽容与正义，改变野蛮的复仇方式。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寻求和谐与友谊。图图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北爱尔兰，到处演说：“被伤害的人们不要拒绝宽恕对方。”各国人民聆听他，仿佛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天真的人，但图图列举不少例子证明其可能性。他所说的“宽恕”，并不是来自个人天性中的情感，他认为“宽恕”真正的含义是：解放受难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图图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三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士兵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士兵评论说：“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
这位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前夫人似乎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正如她涉嫌囚禁并谋杀一些被怀疑为叛徒的年轻黑人，对于一些黑人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来说，不应该算是一项罪行。在南非长期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下，极端的压迫导致奋勇的反抗，制度性的犯罪使得被压迫者也和压迫他们的人一样，视暴力为理所当然。
在经历过比任何殖民地都更为严酷的种族专制后，从长期梦魇中醒来的南非黑人与白人，他们如何找到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南非前开普顿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Desmond Tutu）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再一次走到了前台。
为了一个新的南非
作为一个黑人，图图在6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获得自己国家的选举权。多年来的企盼，无数次向上帝祈祷，南非黑人终于在1994年4月27日参与选举。那一天好像一个初醒的梦——他们获得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南非，一切都变得美丽无比。黑人们载歌载舞，相互亲吻时止不住泪水。
自从1975年成为约翰内斯堡的主教，图图即开始为将黑人和白人一起从种族歧视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不懈地抗争。他在1976年写信给南非总理沃斯特，警告他种族歧视政策导致黑人的愤怒日益增长，然而回答他的只是轻蔑。之后几个星期，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索维托爆炸事件，从此南非黑人抗争发展成激烈的武装斗争——南非再也没有安宁之日。
在聚光灯下抗争二十余年，图图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民主化与正常化。当他和太太正准备享受退休的闲暇时，突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总统曼德拉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名字指明了这个机构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它不仅仅是关系到披露内幕、打开过去的刑讯室，曝光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也不仅仅关系到给受难者平反，使作恶者承认其罪行并请求宽恕——上述内容只是和解进程的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全体南非人手牵手，一起为建立一个新的南非而工作。
1995年9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16位成员组成，不同种族、肤色、政治倾向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有其代表。委员们的职业有反对党议员、著名律师、法官、妇女运动领导人和心理医生。
这个巨大的工程开始时，他们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两手空空。而且，长期的种族仇恨以不同方式影响到这个制度下生活过的每一个人。刚开始工作的委员会，不同背景的委员们之间很难建立起互信和共识。
在头半年里，他们甚至做不出一个共同的决议。
然而，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委员们却必须合作，那么，他们从哪里去寻找共同的精神资源？图图带领他们去昔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从一个囚室到一个囚室，委员们被冷酷的历史触动了，他们重新认识到，为了使各种肤色的人走到一起，南非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委员们因此接受了图图的一个特殊建议，在每一次会议召开前和会议结束后，都用几分钟时间静默祈祷，以纪念那些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这种直指人心的祈祷，帮助委员会在后来完成了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纽伦堡与无条件赦免之间
面对历史留下的沉重阴影，怎样才能有效地治愈过去了的、但仍然流血的伤口，从而完成有秩序的转型？
这里有一个纽伦堡模式可供借鉴。二战后，盟军在纽伦堡大审纳粹头目，以“戕害人类罪”起诉战犯。虽大快人心，但有人认为，纽伦堡大审判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因为在这种“胜利者的正义”下，被起诉者几乎无话可说，而盟军胜利者一方虽然也有暴行，却无人敢去追究。
图图说，如果使用纽伦堡模式，那么，治愈南非民族的创伤将不可能。因为，如果那些作为失败者的白人都被审判惩罚，让他们参与南非的重建就会非常困难。那些决定纽伦堡审判的同盟国成员，在审判完毕后收拾行李回家走人就是了，而南非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必须在一个国家共同生活下去——这里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图图解释说，南非人确实没有能力像犹太人那样，对纳粹案件的每一个当事人穷追不舍五十余年。有人抱怨新政权没有把所有的罪犯送上法庭，图图认为这种抱怨太奢侈了。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正视历史创伤，用赦免去医治它。南非选择的道路，是换取和平稳定的必要妥协。
让步是力量的象征，而不是由于软弱。
那么是否应该对过去实行一笔勾销的普遍性大赦呢？图图认为，不问是非的无条件大赦，对于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势必制造巨大的痛苦，因为这意味着整个民族失去记忆——忘却过去，意味着一切罪恶都可能会重演。
为了在正义与宽恕之间取得平衡，图图和他的同事们独创出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纽伦堡审判模式，也不是无条件大赦，而是选择这样一条寻求种族和解的道路——由南非最高法院制定了有关赦免的法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一个决议：只要那些在旧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的所有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
图图特别指出，这充满赦免意味的道路，其理念来自非洲传统的一个特殊观念，即在当地语言中叫做“Ubuntu”的一个词。当非洲人以他们的标准称赞某人是Ubuntu的，这意味着此人是慷慨好客、友好谨慎、充满同情心并愿意与他人分享一切所有。
图图说，应该区分行为与人，在判决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应该对犯罪者怀有同情。不管犯罪者如何令人憎恨，但作为上帝的孩子，相信他们有认罪和改变自己的能力。这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前提：相信人们可以改变自己，永远不放弃拯救。
审讯温妮：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南非和解进程中无与伦比的，不仅仅是前压迫者被送上法庭，而且，胜利者自己也不能免除法律的追究。图图向世人详细叙述了对温妮·曼德拉的审讯。追究解放运动参与者的罪行，是否侮辱了那些曾经勇敢地反抗旧制度的人？图图坚持说：“罪行就是罪行，不管是谁犯下的，也不管其动机如何。”他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道德的宇宙，这即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去生活，那么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于1988年开始在索维托活动。作为温妮保镖的一批黑人青年，被人们传说为一伙恐怖主义匪帮。他们囚禁并处死那些被白人收买的黑人，烧毁其房屋。人们说，温妮不仅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恐怖行为，而且直接指挥这些暴行的实施。针对温妮的一个最重要的控诉案件，是她涉嫌绑架14岁的斯托比尔。这个黑人少年被怀疑与白人警察合作，1989年1月，他的尸体被人发现，已经腐烂在草原上。
这是一位激进的、不平凡的黑人女性。在她的前夫曼德拉被判处终身监禁时，她也曾遭受过各种严酷的迫害——被监禁、被隔离。当其他反抗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不是入狱就是被逼逃亡时，她成为一个坚强的、富有吸引力的黑人运动发言人。她精干，深具草根性，黑人们热爱她，甚至授予她“国母”的称号。
1997年，委员会对温妮公开听讯。会场被各国记者包围，温妮没有让人们失望——她身着高雅的时装，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她的支持者在会场外面哑着嗓子为她歌舞打气。不顾委员会有关作伪证的人将被法律惩处的三令五申，温妮在听讯会上面不改色地说谎，矢口否认所有对她的指控，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证人证言如何荒唐可笑。
就在这严峻时刻，就在委员会必须对温妮做出裁决之前，图图痛彻肺腑地对温妮做了一番公开呼吁。他深情回顾自己与曼德拉一家长期的亲密关系，回顾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旧制度的压迫，赞美温妮永不屈服的精神与贡献。最后，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我们长期的奋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以往的秩序，这个秩序将包含新的道德，真理与责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感到心碎，因为我们最杰出的领导人在这里受审……我们必须显示，这个新秩序有着质量和道德的不同，我们必须敢于为善、真理与同情而奋斗，而不是逃避。
他直接面对温妮，无比诚恳地说：我告诉你——你是我挚爱的人，我爱你的一家也是这样深沉。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正式面对这一切，在这个会场上，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而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在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他们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能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
我请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你，——我还没有对这些发生的事情做出决定。你是一个大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只会增加你的尊严。
向来说谎面不改色的温妮，也被图图这番话触动了，她终于向受难者的母亲说：“我真诚地请求原谅！”尽管人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心半意的道歉，但这却是温妮——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请求宽恕。
作为非洲基督教会的一位著名领袖，图图曾访问过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那里尸首遍地，连教堂也成了可怖的停尸房。现代非洲历史的一幕幕内战惨象，在尼日利亚、利比亚、安哥拉以及其他国家一再发生。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形成了巨大的恶性循环。图图在各国一再呼吁：恢复非洲传统中的宽容与正义，改变野蛮的复仇方式。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寻求和谐与友谊。图图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北爱尔兰，到处演说：“被伤害的人们不要拒绝宽恕对方。”各国人民聆听他，仿佛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天真的人，但图图列举不少例子证明其可能性。他所说的“宽恕”，并不是来自个人天性中的情感，他认为“宽恕”真正的含义是：解放受难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图图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三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士兵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士兵评论说：“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