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不久，河南省高级法院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它出台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规定对造成错案的法官实行终身追责，不论其是否已调离、辞职或者退休。该院一位负责人称，这意味着“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此举“在中国属于首创”。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值得欢欣鼓舞，因为它给法官多套了一个“紧箍咒”，比原先的错案追究制还“前进”了一步，让法官终身对自己的裁判负责。但仔细思量之后就会发现，这种“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与错案追究制本身一样，有不少值得追问的地方。
譬如，如何界定“错案”？由谁来界定？终身追究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如果“错案”系外来干预或者影响所致，法官应否承担责任？向上级法院“请示”之后裁决的“错案”，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否负责？如果“错案”是由合议庭判决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导致的，责任该如何追究？等等。
这些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错案追究制本身的张力和矛盾。就“错案”的界定而言，它是否仅仅意味着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滥用权力导致的错误裁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其实不需要什么“错案追究制”，因为现行《刑法》《法官法》以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法官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滥权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既然如此，设立错案追究制的意义何在？它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是为了对付这些规定以外的“错案”，诉讼制度中不是有上诉程序、再审程序等纠正错误的设计和安排吗？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错案追究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了样、变了味。比如，有的法院将那些被上级法院改判、撤销和发回重审的案件定为“错案”，甚至将“改判率”计入“错案率”中，作为惩罚法官的依据。有的法院还将“错案”划分为三六九等，诸如“差案”“一般错案”“严重错案”之类，并根据等级决定对法官的处罚。
不能不说，这些做法背离了错案追究制的初衷，扭曲了法官的行为动机，带来了负面效果，甚至造成了新的司法不公。譬如，有的法官担心自己审理的案件被改判因而成为“错案”，在判决之前就先“请示”上级法院，或者当案件进入上诉程序之后，向上诉法院的法官展开“公关”，以免自己的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等。
超越了枉法裁判、滥用职权意义上的错案追究制多有瑕疵。既然如此，河南省高级法院推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也难以经受拷问。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等导致的错案，与其他任何案件一样，除非存在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来就可以“终身”追究，该制度有何新意？
其实，欲让法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出台错案（终身）追究制，而应致力于司法独立。
不独立的法官，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法官不能抵御外来的干预，他们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意志，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裁判。试想，如果一个法官在判案时听命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庭长、院长、上级法院或者其他的机构和个人，他（她）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甚至根本无法区分出他（她）的责任是什么。
在很多情况下，错案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司法不独立造成的。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莫不源于法院外面“看得见的手”。
许多人以为，只有牢牢地束缚住法官，用各种办法捆住法官的“手脚”，甚至让他们听命于某种组织或者“人民”，他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看法实质上离谱。越是对法官控制严密，法官就越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控制者变成了真正的裁决者。相反，只有让法官获得独立的地位，让其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进行裁决，才可能明晰和追究其责任。
理論和经验均表明，借助于司法独立，法官的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好的约束，冤假错案才可能更少。司法独立不仅意味着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仅意味着每一个法院都独立于其他的法院，而且意味着每一个法官都独立于其他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法官的行为都是独立完成的，每个法官的责任都是清晰明确的。这种独立很好地反映在判决书中，每个法官都对自己的判词署名负责，责任完全是个体化的，而非集体性的。
在法治社会里，为确保法官的独立，通常设置两个条件：一是行为端正的法官终身任职，二是法官的薪水在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不受任何制约，或者可以为所欲为。对法官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事先的任命、批准程序以及事后的弹劾程序上。一方面，法官由行政机关任命后，由立法机关进行批准，而这一过程是对法官能否获得职位的严格审查；另一方面，如果法官就职后有不端行为，立法机关可以对其弹劾。并且，如果法官枉法裁判、滥用职权，同样要受法律处罚。
最后，让我们回到河南省高级法院的举措上来。该院近几年推出了一系列引发热议的司法“改革”措施，诸如“马锡五审判方式”“社会法庭”“人民陪审团”等，招致不少批评。如果该院真想减少错案，何不尝试一下让法官变得独立起来的革新？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值得欢欣鼓舞，因为它给法官多套了一个“紧箍咒”，比原先的错案追究制还“前进”了一步，让法官终身对自己的裁判负责。但仔细思量之后就会发现，这种“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与错案追究制本身一样，有不少值得追问的地方。
譬如，如何界定“错案”？由谁来界定？终身追究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如果“错案”系外来干预或者影响所致，法官应否承担责任？向上级法院“请示”之后裁决的“错案”，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否负责？如果“错案”是由合议庭判决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导致的，责任该如何追究？等等。
这些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错案追究制本身的张力和矛盾。就“错案”的界定而言，它是否仅仅意味着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滥用权力导致的错误裁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其实不需要什么“错案追究制”，因为现行《刑法》《法官法》以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法官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滥权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既然如此，设立错案追究制的意义何在？它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是为了对付这些规定以外的“错案”，诉讼制度中不是有上诉程序、再审程序等纠正错误的设计和安排吗？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错案追究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了样、变了味。比如，有的法院将那些被上级法院改判、撤销和发回重审的案件定为“错案”，甚至将“改判率”计入“错案率”中，作为惩罚法官的依据。有的法院还将“错案”划分为三六九等，诸如“差案”“一般错案”“严重错案”之类，并根据等级决定对法官的处罚。
不能不说，这些做法背离了错案追究制的初衷，扭曲了法官的行为动机，带来了负面效果，甚至造成了新的司法不公。譬如，有的法官担心自己审理的案件被改判因而成为“错案”，在判决之前就先“请示”上级法院，或者当案件进入上诉程序之后，向上诉法院的法官展开“公关”，以免自己的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等。
超越了枉法裁判、滥用职权意义上的错案追究制多有瑕疵。既然如此，河南省高级法院推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也难以经受拷问。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等导致的错案，与其他任何案件一样，除非存在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来就可以“终身”追究，该制度有何新意？
其实，欲让法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出台错案（终身）追究制，而应致力于司法独立。
不独立的法官，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法官不能抵御外来的干预，他们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意志，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裁判。试想，如果一个法官在判案时听命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庭长、院长、上级法院或者其他的机构和个人，他（她）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甚至根本无法区分出他（她）的责任是什么。
在很多情况下，错案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司法不独立造成的。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莫不源于法院外面“看得见的手”。
许多人以为，只有牢牢地束缚住法官，用各种办法捆住法官的“手脚”，甚至让他们听命于某种组织或者“人民”，他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看法实质上离谱。越是对法官控制严密，法官就越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控制者变成了真正的裁决者。相反，只有让法官获得独立的地位，让其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进行裁决，才可能明晰和追究其责任。
理論和经验均表明，借助于司法独立，法官的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好的约束，冤假错案才可能更少。司法独立不仅意味着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仅意味着每一个法院都独立于其他的法院，而且意味着每一个法官都独立于其他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法官的行为都是独立完成的，每个法官的责任都是清晰明确的。这种独立很好地反映在判决书中，每个法官都对自己的判词署名负责，责任完全是个体化的，而非集体性的。
在法治社会里，为确保法官的独立，通常设置两个条件：一是行为端正的法官终身任职，二是法官的薪水在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不受任何制约，或者可以为所欲为。对法官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事先的任命、批准程序以及事后的弹劾程序上。一方面，法官由行政机关任命后，由立法机关进行批准，而这一过程是对法官能否获得职位的严格审查；另一方面，如果法官就职后有不端行为，立法机关可以对其弹劾。并且，如果法官枉法裁判、滥用职权，同样要受法律处罚。
最后，让我们回到河南省高级法院的举措上来。该院近几年推出了一系列引发热议的司法“改革”措施，诸如“马锡五审判方式”“社会法庭”“人民陪审团”等，招致不少批评。如果该院真想减少错案，何不尝试一下让法官变得独立起来的革新？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