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是国家哀悼日,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对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难中的死者表示哀悼。
　　这是三年来第三次举国志哀。物伤其类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在国家哀悼日,国人(包括很多外国人)对在灾难中遇难的同胞(人类),表达一点哀思,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生者表达感情的需要。
　　但这并不是设立国家哀悼日的全部目标,甚至不是主要的目标。国家哀悼日首先是一次政治行动,如果只是理解为暂停一天娱乐,不免过于浅薄。在国家哀悼日这一天,悬挂在公共机构上的国旗都要降半旗,这才是对哀悼日政治涵义最直观的表达: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里,其成员遭受到生命和财产损失,国民感到悲伤,而政府有义务表达歉意。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死伤虽然很难完全避免,但保护国民,尽量减少他们的生命财产损失,是责任政府对国民的政治承诺。一个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目标的政府,在惨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面前,有所歉疚是理所当然的,有所表达也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国家哀悼日不能止于哀悼。既然意在凝聚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为了说服国民继续信任政府的承诺,对防灾救灾的效果加以评估,反省应对灾难的制度和政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通过检讨灾难和灾政,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民与政府的关系,推动生态、社会和政治文明的进步,才是设立国家哀悼日的终极目标。
　　以5·12地震后的国家哀悼日为例,哀悼日在凝聚国家认同的同时,更加深了人们对个人责任和公民意识的理解。这表现在地震一发生就千里驰援的志愿者身上,也表现在灾后慈善捐赠的井喷上。来自各地的志愿者、草根NGO和政府部门有过一个紧密合作的时期,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在共同目标下有效互动的局面。在一个政府机构瘫痪的受灾地区,没有出现无政府状态,反而催生了公民社会的萌芽。中国社会的这种崭新气象,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重视。而慈善捐赠的热潮,在后来发布的审计署报告中,也得到了印证。今年4月,审计署公布审计结果,“除了个别企业由于金融危机而破产外,汶川地震中认捐的社会捐赠资金99.9%以上都到位了。”对5·12地震灾区的捐赠总额高达760多亿元,如此高的到位率前所未有。
　　善款的使用情形又如何呢?清华大学2009年的调查显示,“80%左右的善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额外税收’,由政府统筹用于灾区重建”。对使用环节的审计结果显示,这种使用方式的效果并不乐观。首先是善款被挪用:“截至2009年底,有58.19亿元重建资金被违规用于规划外项目、日常经费支出和归还欠款等”;其次是善款被冒领:“一些地方通过重复申报、重复统计人数等方式多申领重建资金2.41亿元,部分已用于项目建设或发放给个人”。最后,根据新华社7月份发布的审计署对107个重点项目跟踪审计的结果,这些总投资高达684.54亿元的重大项目,或进度缓慢,或质量堪忧,至于规划与实际情况不符、违规征地用地、未批先建、边设计边施工、中标单位无资质、项目管理不严、资金使用不规范、环境保护不达标等等情形,更加比比皆是。
　　由于善款归公,5·12地震后刚冒头的公民社会,以及附着在草根NGO上的重建项目,都因为缺乏资源而渐趋萎缩。但这没有影响善款归公变成常态。上月月底,国务院五部委联合要求,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由青海省统筹安排。这一规定涉及慈善捐赠98.43亿元(截至7月9日数据)。
　　新建筑拔地而起,新气象则烟消云散。当灾难远去,生活重新回到日常轨道,一幢幢政府办公大楼在废墟之上快速耸立起来,那个试图包揽一切——首先是包揽一切资源——的大政府的形象,又变得清晰起来了。
　　新房、新城、新道路快速落成,灾区人民得到及时安置,是令人欣慰的。有人认为,善款归公的效率很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效率高与否很难真正评估,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对比项。而审计署的报告警示我们,善款归公往往会引起很多问题。当然,和转瞬即逝的公民社会的新气象相比,善款归公引起的都是老问题——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会固有的问题。它们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如果不加改革,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而国家哀悼日作为灾难的遗产保留了下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除了低头表达哀伤,也该想一想:除了国家哀悼日,灾难还给我们留下过哪些启示?过了这一天,一切就会恢复原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