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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燕，1983年生于浙江绍兴。2007年主演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2015年凭《四大名捕》获华鼎奖最佳女配角。今年举办个人摄影展，获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赛“华夏典藏奖”。
再也不想本色演出 初次见到江一燕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她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有段时间《天天向上》热衷于采访“各省美女”，提到浙江时贴出的标签是“美和才”，说那是自古盛产美女和才女的地方，走出了西施、林徽因，埋葬了苏小小、谢道韫。绍兴人江一燕是那一期的嘉宾，又唱歌又弹吉他，一集下来，江南女子的灵气铺满整个演播厅。
然而，江南女子并不好惹。前不久，江一燕接受一个网络媒体采访，主持人小心翼翼地追问她出了名隐晦的恋情，就好像面对一个易碎的瓷瓶。江一燕却毫不通融：“公开恋情这种事儿，不是我的性格，将来也不会发生。”
一面是三春之桃的明媚，一面是九秋之菊的清素，想来，一个15岁就敢独自“北漂”学舞的女孩，内心必然要有某种强大。
这种强大表现在，她从不奢望躲在出色的外形里，做一个大众臆想中的清纯女孩。2007年，她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碰到一部名叫《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的电视剧。导演沈严是当时电视圈红人，靠一部《中国式离婚》声名大噪。他看到江一燕就把她定为女一号周蒙，一名对爱情充满美好想象的大学生。“其实我更想演女二号，还主动申请，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女孩。”而男主角陈道明认为江一燕的形象更适合女一号，最终，在导演和陈道明的坚持下，江一燕还是出演了周蒙。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讲述了佟大为饰演的李然和三个女孩的爱情故事，描绘了年轻人面对现实和理想时的困惑与选择。江一燕的清纯外形让人眼前一亮，成功从当年的新人中突围。“但是，经过了那一次，我再也不想本色演出了。”
2011年是江一燕彻底转型的一年。先是在话剧《七月与安生》中扮演颓废、漂泊的安生，又在《四大名捕》和《消失的子弹》中扮演蛇蝎美人。对于这种转型，有“粉丝”觉得浪费了她的形象，是“无处安放的清纯”，但江一燕并不觉得可惜，她说：“我应该更丰富。”那一年，她还出演了陈冲导演的微电影《非典情人》，电影讲述了一段婚外情，江一燕的角色风情又孤傲。
想在非洲开旅店 江一燕儿时生活的绍兴，是一个一碟茴香豆、一壶花雕酒就能过一下午的小城，既悠然又文艺。她从小看的是乌篷船与越剧班子，听的是鲁迅、蔡元培、马寅初等大师的故事。
文艺青年江一燕从不掩饰自己对三毛的崇拜，那些关于流浪的故事，那些阴郁又自我的语言，是少女最不可拒绝的心灵桑拿。“我对于流浪，对于音乐，对于非洲的念想，大概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三毛就是我流浪的种子。”
种子渐渐萌芽，14岁的江一燕每天想的就是如何离开这座时光静止的小城。她想：这可是出了秋瑾的地方，我不能这么安生地过一辈子。一年后，她独自一人北上求学，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音乐剧。“那时就开始早恋，和弦都没学完就写特别反叛的歌，唱摇滚，把老师都看傻了，想象不到那样的歌词会是从我的嘴里唱出来的。”那时候她的老师是歌手郝云，两人骨子里都叛逆，能说到一起。郝云听了她的作品，对她说：“你应该继续坚持。”
“这个鼓励让我很受用，后来哪怕做了演员我也坚持写歌。”在话剧《七月与安生》里，江一燕自己创作了一首《爱情香烟》，艳惊四座。后来，郝云一见她面就问：“写了多少歌了？”
她很骄傲地回答：“好几本呢！”
成名不久，江一燕就背起行囊挎着单反去了非洲，完成少女时代的梦想。她对记者说：“那种苍莽，无拘无束，天地间的宽广，会让人知道自己多渺小，烦恼多渺小。”从此之后，定期去非洲拍摄成了她的习惯。“如果哪天不拍戏了，我就去非洲开一家旅店，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大象的那种，那是我梦想的生活。”
她拍火山，烫得手起泡；拍草原，整天被巨大的蚊子包围；拍星空，被沙漠夜晚的寒风冻得瑟瑟发抖。“我拍东西不是技术派，而是从感觉上来。”一次，她看到一只小鸟停在斑马身上，四下无声，万籁俱静。“那时天特蓝，草原一片金色，特别和谐。”彼时，她衣服上沾满泥垢，内心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这张照片入选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如今正挂在她的个人摄影展上。
不愿被过度消费 最近，江一燕因为支教被媒体大肆报道。8年间，她每年都会去广西巴马县的小学支教，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给孩子们上课，陪他们过节。
2006年，导演王浩一来找江一燕，请她去广西拍《宝贵的秘密》，“当时他还忽悠我，说那里风景特别好，去了肯定就美得不想走了”。江一燕一到那儿，才发现是一片穷乡僻壤，洗澡都成问题。
拍戏在一所简陋的小学，很多小孩都是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来上课的，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学校太偏、家里太穷辍学了。“当时有个小男孩，整天跟着我，一见面就笑呵呵的，看起来特别阳光。后来有村民跟我说，‘小江老师，这个男孩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日子特别苦’。那一刻我特别难受，他这么小，就知道要把最乐观的一面传递给别人。”江一燕说着就哽咽了。
回到北京，她开始给那所小学寄物资，后来一次回去，学生们从天蒙蒙亮就开始等，有的还从别的山头连夜赶来。他们拉起横幅欢迎，用的还是去年一块布的另一面。从此，江一燕每年都会来和孩子们同吃同住，挑选了很多志愿者、“粉丝”一起来支教。
当记者问道：“为什么不请媒体过去做做宣传呢？”江一燕表现出了明显的抗拒和警惕。“都市里的人看多了复杂的人和事，能分清很多善恶，但山里的孩子不会。我希望能在他们成长的时候多留给他们一些纯净的东西，所以我会拒绝很多媒体，在挑选志愿者时也会严格把关。”
“其实我做艺人也是这种心态，有时想和媒体保持一点距离。现在艺人的私生活被过度消费了，这对艺人、对公众都不太好。请留给我们一点空间，网上说的事情你们别太当真。”她的语气，就像是一张拒绝进入的警戒令。
记者提醒她，这样的“铜墙铁壁”是走红的死穴，她表现得无所谓，说：“我是个没有计划的人，很多东西越刻意越不可得，就像沙子，握得越紧流得越快。”摘自《环球人物》
再也不想本色演出 初次见到江一燕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她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有段时间《天天向上》热衷于采访“各省美女”，提到浙江时贴出的标签是“美和才”，说那是自古盛产美女和才女的地方，走出了西施、林徽因，埋葬了苏小小、谢道韫。绍兴人江一燕是那一期的嘉宾，又唱歌又弹吉他，一集下来，江南女子的灵气铺满整个演播厅。
然而，江南女子并不好惹。前不久，江一燕接受一个网络媒体采访，主持人小心翼翼地追问她出了名隐晦的恋情，就好像面对一个易碎的瓷瓶。江一燕却毫不通融：“公开恋情这种事儿，不是我的性格，将来也不会发生。”
一面是三春之桃的明媚，一面是九秋之菊的清素，想来，一个15岁就敢独自“北漂”学舞的女孩，内心必然要有某种强大。
这种强大表现在，她从不奢望躲在出色的外形里，做一个大众臆想中的清纯女孩。2007年，她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碰到一部名叫《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的电视剧。导演沈严是当时电视圈红人，靠一部《中国式离婚》声名大噪。他看到江一燕就把她定为女一号周蒙，一名对爱情充满美好想象的大学生。“其实我更想演女二号，还主动申请，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女孩。”而男主角陈道明认为江一燕的形象更适合女一号，最终，在导演和陈道明的坚持下，江一燕还是出演了周蒙。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讲述了佟大为饰演的李然和三个女孩的爱情故事，描绘了年轻人面对现实和理想时的困惑与选择。江一燕的清纯外形让人眼前一亮，成功从当年的新人中突围。“但是，经过了那一次，我再也不想本色演出了。”
2011年是江一燕彻底转型的一年。先是在话剧《七月与安生》中扮演颓废、漂泊的安生，又在《四大名捕》和《消失的子弹》中扮演蛇蝎美人。对于这种转型，有“粉丝”觉得浪费了她的形象，是“无处安放的清纯”，但江一燕并不觉得可惜，她说：“我应该更丰富。”那一年，她还出演了陈冲导演的微电影《非典情人》，电影讲述了一段婚外情，江一燕的角色风情又孤傲。
想在非洲开旅店 江一燕儿时生活的绍兴，是一个一碟茴香豆、一壶花雕酒就能过一下午的小城，既悠然又文艺。她从小看的是乌篷船与越剧班子，听的是鲁迅、蔡元培、马寅初等大师的故事。
文艺青年江一燕从不掩饰自己对三毛的崇拜，那些关于流浪的故事，那些阴郁又自我的语言，是少女最不可拒绝的心灵桑拿。“我对于流浪，对于音乐，对于非洲的念想，大概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三毛就是我流浪的种子。”
种子渐渐萌芽，14岁的江一燕每天想的就是如何离开这座时光静止的小城。她想：这可是出了秋瑾的地方，我不能这么安生地过一辈子。一年后，她独自一人北上求学，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音乐剧。“那时就开始早恋，和弦都没学完就写特别反叛的歌，唱摇滚，把老师都看傻了，想象不到那样的歌词会是从我的嘴里唱出来的。”那时候她的老师是歌手郝云，两人骨子里都叛逆，能说到一起。郝云听了她的作品，对她说：“你应该继续坚持。”
“这个鼓励让我很受用，后来哪怕做了演员我也坚持写歌。”在话剧《七月与安生》里，江一燕自己创作了一首《爱情香烟》，艳惊四座。后来，郝云一见她面就问：“写了多少歌了？”
她很骄傲地回答：“好几本呢！”
成名不久，江一燕就背起行囊挎着单反去了非洲，完成少女时代的梦想。她对记者说：“那种苍莽，无拘无束，天地间的宽广，会让人知道自己多渺小，烦恼多渺小。”从此之后，定期去非洲拍摄成了她的习惯。“如果哪天不拍戏了，我就去非洲开一家旅店，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大象的那种，那是我梦想的生活。”
她拍火山，烫得手起泡；拍草原，整天被巨大的蚊子包围；拍星空，被沙漠夜晚的寒风冻得瑟瑟发抖。“我拍东西不是技术派，而是从感觉上来。”一次，她看到一只小鸟停在斑马身上，四下无声，万籁俱静。“那时天特蓝，草原一片金色，特别和谐。”彼时，她衣服上沾满泥垢，内心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这张照片入选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如今正挂在她的个人摄影展上。
不愿被过度消费 最近，江一燕因为支教被媒体大肆报道。8年间，她每年都会去广西巴马县的小学支教，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给孩子们上课，陪他们过节。
2006年，导演王浩一来找江一燕，请她去广西拍《宝贵的秘密》，“当时他还忽悠我，说那里风景特别好，去了肯定就美得不想走了”。江一燕一到那儿，才发现是一片穷乡僻壤，洗澡都成问题。
拍戏在一所简陋的小学，很多小孩都是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来上课的，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学校太偏、家里太穷辍学了。“当时有个小男孩，整天跟着我，一见面就笑呵呵的，看起来特别阳光。后来有村民跟我说，‘小江老师，这个男孩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日子特别苦’。那一刻我特别难受，他这么小，就知道要把最乐观的一面传递给别人。”江一燕说着就哽咽了。
回到北京，她开始给那所小学寄物资，后来一次回去，学生们从天蒙蒙亮就开始等，有的还从别的山头连夜赶来。他们拉起横幅欢迎，用的还是去年一块布的另一面。从此，江一燕每年都会来和孩子们同吃同住，挑选了很多志愿者、“粉丝”一起来支教。
当记者问道：“为什么不请媒体过去做做宣传呢？”江一燕表现出了明显的抗拒和警惕。“都市里的人看多了复杂的人和事，能分清很多善恶，但山里的孩子不会。我希望能在他们成长的时候多留给他们一些纯净的东西，所以我会拒绝很多媒体，在挑选志愿者时也会严格把关。”
“其实我做艺人也是这种心态，有时想和媒体保持一点距离。现在艺人的私生活被过度消费了，这对艺人、对公众都不太好。请留给我们一点空间，网上说的事情你们别太当真。”她的语气，就像是一张拒绝进入的警戒令。
记者提醒她，这样的“铜墙铁壁”是走红的死穴，她表现得无所谓，说：“我是个没有计划的人，很多东西越刻意越不可得，就像沙子，握得越紧流得越快。”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