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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之家，他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他毕生热爱各类文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开国总理，更是精心保护文物，使许多文物能够得到抢救、修复和保护，从而才得以流传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一、爱不释手赏汉瓦
1911年年初，周恩来在沈阳（当时叫盛京）读书期间，和他的同窗好友谭公弼、何天章结为异姓兄弟。当时，谭公弼家住在沈阳大东关水簸箕胡同，距他们读书的东关模范学校很近，而谭家是个书香人家，家藏的古书、古玩非常多。因此，周恩来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便经常到谭家看书、学习、写字。
周恩来对谭家的古书古物十分喜爱，经常阅读和欣赏，有不懂的还向谭家人请教。据谭家人说，他家收藏有一块汉瓦，是三国时代著名人物曹操修铜雀台时用剩的一块房瓦，极为珍贵难得。
当时的周恩来还是翩翩少年，出于对文物的喜爱和少年的好奇，每次到谭家都要看一看这块汉瓦。谭家人出于对周恩来的偏爱，就干脆将这块汉瓦放置在书案上供研墨使用。而周恩来每次到他家总喜欢先把这块汉瓦拿到手中，用手指轻轻敲打，听它发出那清脆的声音，然后左看看，右瞧瞧，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周恩来到谭家写字时（那时还都用毛笔）就使用这块“瓦砚”。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谭家将这块有着特殊纪念价值的汉瓦敬献给了沈阳市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现在已修建为沈阳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作为文物永久地收藏。
二、烽火岁月游禹陵
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于抗日的烽火硝烟中由重庆来到自己祖籍绍兴，在族曾祖周希农太公带领下，乘乌篷船前往绍兴涂山鸭嘴桥和外凰狮子山等五个地方祭拜了周恩来十四世祖孟班公到十八世祖樵水公的墓地。
祭扫完毕，周恩来等一行乘船去游览大禹陵。一路上，周恩来对陪同他一起前往的一行人说，大禹姓姒，名叫文命，字高密，是鲧的儿子，也是夏氏部落的领袖。他的父亲鲧奉舜之命治水，鲧就带领人到处垒埂打坝，拦截洪水，结果是东塞西流，南堵北溃，洪水依旧肆虐无度，黎民百姓依然遭殃受苦。舜就愤怒地把鲧给杀了，再命鲧的儿子禹治水。禹经过长期调查观察，采取了与父亲相反的措施，带领人们兴修沟渠，疏通江河，让洪水很快地宣泄下海，同时，他还注重发展农业，奖励耕作，最后终于治服了洪水，使万民衣食有余。在治水13年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佳话。由于他治水有功，被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在舜死后做了中华民族的部落领袖。后世人为缅怀禹的功劳，就在他的安葬地立碑建庙，世代享祭。
说着，船已靠岸，周恩来等一行人来到会稽山下的大禹陵。
沿着砖石甬道，踏上墓园，迎面是一块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高大石碑，碑由一个精巧的亭子覆盖着。石碑由上到下竖刻着“大禹陵”三个大字，每字三尺见方，显得古朴庄严，笔力浑厚。周恩来怀着崇敬的心情凝望着碑亭问：“这‘大禹陵’三个字是谁写的？真是笔笔遒劲有力，字字稳如泰山。”
陪同他前来的“绍兴通”宋山回答他：“是明代书法家南大吉的手笔。”
“难怪非同凡响。”周恩来由衷地赞叹道。
在与亲友、随行人员合影之后，周恩来又特意一个人在大禹陵碑前单独留影，然后进禹王庙参观。
禹王殿画栋雕梁，朱漆彩绘。殿正中亭台上的大禹立像高约6米，仪态端庄，落落大方，令观瞻者肃然起敬。周恩来不由询问道：“这尊大禹像是旧有的还是新近塑的？”
宋山回答说：“是新近塑造的。”
“那么是谁最后定的稿？”
“是章太炎先生最后审定的。”
周恩来又仔细端详良久，连声称赞：“塑得好，塑得好！”
这时，他眉峰一扬，看到供壁彩绘上有九把斧头的图案，就问道：“这九把斧头是什么意思？”
“绍兴通”宋山被问住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知道。”
周恩来又以目示表弟王贶甫，贶甫也说不知道。这时，还在上初中的周恩来表侄王戍醒悟似地说：“大伯，你刚才不是说过大禹造过九个鼎吗？这九把斧头肯定跟九鼎是一个意思。”
周恩来笑了。他夸赞说：“王戍说得对。九斧和九鼎都象征大禹疏凿九州的丰功伟绩。”
周恩来仔细观赏后，又谆谆对宋山和随行人员说：“大禹陵和禹王庙，都是绍兴最负盛名的古迹，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待抗战胜利后，政府应拨专款对大禹陵和禹王庙进行维修，使之气势更加雄伟壮观。”说得随行人员连连点头。
解放后，绍兴市人民政府专门拨款对大禹陵进行了多次修缮。
三、批示苏北修关祠
周恩来童年时候，在随嗣母陈氏去淮安东门内东岳庙附近的龚荫荪表舅家串亲时，多次踏览位于县东街北侧的关忠节公祠，即关天培祠。那时祠内建筑齐整，柱新瓦明。从大门进入后，便是道光皇帝御笔题写的“忠节公”碑亭。碑亭两侧，分别为东厢房、西厢房，碑亭北边就是五间高大的享殿，祭台上是栩栩如生的关天培塑像，两旁是他一文一武的两名随侍。据关家后代说，这尊塑像是根据“忠节公”最后遗容遗貌雕塑而成的，所以非常逼真。只是体格上稍微夸张了一点。
周恩来聪颖过人，记忆超群，对关祠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留有很深刻的记忆，多少年后，他都记得关祠享殿抱柱上林则徐亲笔题书的那副挽联，脱口就能背诵：
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关祠就多了一份关心。
1996年夏季的一天，香港回归在即，笔者骑上自行车到淮安城内锅铁巷与百姓巷之间的廖家巷关家采访。当时那里住着关天培的第六代嫡系裔孙关士成先生。在谈了许多天培公的事迹之后，关士成先生也说起了修葺关祠的一些往事。他告诉我，先贤天培公虎门殉国后，清朝道光皇帝下旨在忠节公的殉难地建祠，世代享祭。同时，因忠节公的老母还在，都八十多岁了，所以，道光帝又下诏给关母发了一笔优厚的抚恤金。深明大义的关母舍不得用掉这笔钱，就决定在他出生的淮城内也建一座祠堂，好让忠节公世代享祭。这样，准确地说，建在广东东莞虎门的忠节公祠是“国祠”，而建在淮安城内的忠节公祠原本只是“家祠”。 关士成先生说，经多年圮毁，关祠已破败不堪：道光御笔碑亭毁了，西殿倒了，正殿也已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危及塑像的安危。关天培的第五代裔孙关和甫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时刚建立的人民政府，他们忙于救济灾民还忙不过来，哪有力量重修关祠呢？关家自己也是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整修。这时，他们已想不到关祠的重修问题，而是想到一定要千方百计将塑像保存下来。于是，关和甫先生就提笔直接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关天培的祠毁坏了，现在已经危及到关天培塑像的安全，恳望毛主席看在关天培是为反抗外国侵略而牺牲的份上，将他的塑像能运去北京，一是可以将这尊塑像保存下来，二是以后可以在北京对外展览。这是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时间是1950年的秋后。毛泽东主席收到这封信后，极为重视，就把它批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处理。周恩来当然十分关心此事，批交给时任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郭沫若办理。并具体交待：塑像不要运来北京，以后北京万一需要，可以由革命博物馆向淮安借用，现在可拨粮款整修一下关祠。郭沫若同志在和文化部文博方面的负责人王冶秋同志商谈此事时，王冶秋认为，新中国才刚刚诞生，前方还在打仗，抗美援朝又爆发了，国家哪有钱来修一个个人祠堂呢！周恩来得悉王冶秋的态度后，十分不悦，他让郭沫若将有关毛主席和他批示的文件直接寄转苏北行署（当时江苏尚未建省，分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和南京市三大块），要求苏北行署做好此事。于是苏北行署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付了小麦和钱款，将关祠已毁坏的正殿和尚完好的东偏殿一起拆卸，再以东偏殿的全部材料在正殿基础上重新盖起来。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淮安关天培祠内的正殿。这个正殿比原来的正殿要矮小一点，因为它只是移挪位置后的东偏殿。
透过这件小事，反映出周恩来是十分关心全国各地文物的。
四、拨付重金买国宝
1950年年初，新中国刚刚从废墟上诞生，周恩来就得悉原藏于北京故宫的一批书画已流落海外，并由一个藏家将其带至香港文物市场，希望遇到识者和买家。这批国宝中有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绘的《五牛图》，有王献之书写的《中秋帖》、王珣书写的《伯远帖》等。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希望由我们国家出资将这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全部购回，周恩来听了郑振铎的汇报后，当即指示文化部组织专家赴港对有关文物进行真伪鉴定，并专门成立文化部文物收购小组同时赴港。收录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460页的关于购买回这一批国宝的周恩来批示件写道：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青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帖入国境后拨还。
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周恩来 十一月五日
由于有周恩来的批示，国家化了约20万港币才将《中秋帖》、《伯远帖》购回，《五牛图》也花了6万港元。这些都是我国书画界珍宝。此外，按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文物收购小组还在香港陆续购回了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名作，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书画艺术珍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五、宁炸“相府”不拆城
在北京中南海和故宫之间的北侧是北京市有名的风景区——北海公园。当游人来到这里，却见到北海公园前边的东西大马路向南拐了个大弯，而在这个大弯的“弓”背里，正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团城。
团城，位于北海南门西侧，元朝时这里是北海中的一个小岛屿，到明代时在四周筑了城墙，形成了现在的四周环境。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重建了团城内的主体建筑——承光殿，至乾隆年间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整，在承光殿前增建玉瓮亭。打那以后，也就留下了现在人们见到的团城建筑格局。这座平面呈圆形的小城，四周砌有千仞壁立的城墙，城台高出地面4.6米，城周长276米，整个团城面积4553平方米，在团城的东西两侧城墙下各建随墙门一座，东边的叫昭景门，西边的叫衍祥门。游人入门后可登台游览。那金碧辉煌的承光殿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殿正中还供奉有清光绪年间安南王进贡慈禧的玉观音一尊。像高达1.5米，且雕刻得慈眉善目，栩栩如生。
建国初的1954年，北京市在改造旧城市面貌时，拟将金鳌玉桥拓宽。按照这一规划，应将团城南半部拆除，使文津街平直向东。于是，有关人员将计划报告给了国务院，周恩来知道后，因为紧靠中南海西花厅，他就放下手中工作，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最后果断决定：保留团城，而将道路拐弯南移，情愿“挤压”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办公和活动场所，而不能将这一名胜古迹毁坏。同时，为了便于保护和开发利用，他还指示在团城北面修建了从左右都能上能下的行人台阶，但不得拆墙挖洞，使之与北海自然相连。这样，团城既是一个独立的文物风景实体，又与北海公园相连。
六、地铁让道观象台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这给我们新政权的各级领导出了一个新问题——有关文物怎么保护？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一号线要经过建国门元代所建的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掉这座古观象台的建设方案。而北京古观象台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保存着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一大批数据资料等。其中就包括了从1742年到1902年近180年间完整的气象记录资料，是全球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如果这座观象台被拆毁，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物遗迹就将永远地在人间消失。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地铁改线，保留古观象台，以保护我国的这一珍贵文物遗迹。周恩来在看了这份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
有了总理的上述批示，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气象记录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当时地铁为文物让线改道的还不止这一件，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口西北侧路边，有两棵已逾700年的古银杏树。为保护古树，经周恩来批示，修建地铁的单位修改了原先定下的建设方案，使这两棵古树得以成活至今。现在，它俩的树龄已超过了800年。
七、拨款抢救莫高窟
1956年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周恩来批准挖掘北京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随后在定陵原址建了定陵博物馆。但人们在发掘定陵的过程中，也损坏了一些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织品：在定陵刚开掘打开时，人们最初见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丝绸服饰还五彩缤纷，转瞬就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成了一缕缕彩色的灰烬。周恩来听说了后，十分心疼。他认为科技水平还没发展到能保护好这些文物的程度。因此，当一次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结束，周恩来在车门打开即将上车时，郭沫若再次赶到他面前说：“总理，我们还打算把十三陵的首陵——明成祖的长陵打开来，你看可以吗？”周恩来冷冷地回答说：“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了。”说完，他就上车走了。所以，长陵得以保存至今。
1962年，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免造成石窟崖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加固意见。
报告呈送国务院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派出十余名专家和学者，组成敦煌文物保护考察组前往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余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岁月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处于我们国家内忧外患的困难时期，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计划。于是，文化部根据专家组的调查，向周恩来提出25万元费用的第一期抢救性的报告。接到这一报告后的周恩来第二天就作出如下批示：
“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
就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从1963年秋季开始，历时3年，到1966年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全部竣工。从而使莫高窟成为我国四大石窟中保护得最好的石窟。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还接受了文博专家郑振铎和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建议，以政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在重要的古代建筑上安装避雷针。因为我国古代的文物建筑，多系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一旦遭到雷击就必然引发火灾，而避雷针的安装，就有效地保护了那些木结构的文物建筑，防范了雷击，从而避免了火灾。
八、石狮重返新华门
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许多文物古迹惨遭毁坏。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当周恩来得知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小将们将要于第二天到故宫除“四旧”时，当晚他就下令部队进驻故宫，将所有进出的大门关闭，从而保护下了这一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
造反派们想砸故宫不成，回返时望见了新华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立即上前欲将其推倒砸毁。但被警卫人员制止并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在这批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背后有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幕后支持，必须和他们斗智斗勇。于是，他一边让秘书给北京东郊的一个厂家打电话，要该厂赶快带一批工人和草绳等，开一辆卡车到新华门；一面又布置北京市交警部门放行这辆卡车开过天安门广场；一面又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赶到新华门现场。
汪东兴同志到新华门外时，造反派们还在和警卫战士们纠缠僵持着。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对造反派们说，总理说了，石狮子不能算是“四旧”。但是，既然红卫兵小将们认为这对石狮子放在这里不合适，那么它们的位置可以尊重你们的意见移动一下。他的话刚说完，卡车开到了，工人同志一下车就用带来的草绳将石狮子包捆个严严实实，然后吊上卡车开走了。那些“小将”们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载着石狮子的卡车从天安门前向东疾驰而去，没有人敢出面阻拦。你道为何？因为“文革”时期，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让工人同志们出动来保护这对石狮子，那些造反派们也就只能在一旁干瞪眼了。
就这样，行事缜密的周恩来保护下了这对石狮子。直到“文革”结束后，周恩来已经作古，这对石狮子才又重返新华门，继续傲视着每天经过的千千万万游客。
九、电话打到灵隐寺
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杭州城的名胜古迹也面临红卫兵们的破坏。当时被“文革”新贵们控制下的《人民日报》面对北京红卫兵们捣烂“全聚德”老字号招牌、砸毁颐和园内的释迦牟尼像的罪恶做法却发表煽动性的社论《好得很！》，杭州市的一些红卫兵们迅速行动起来，破坏的矛头首先直指西子湖畔的岳王塑像和苏小小墓。很快，他们就选定了久负盛名的杭州灵隐寺作为他们除“四旧”的重点目标。但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并非铁板一块，浙江大学的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聚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灵隐寺，和寺内僧人一起，将天王殿东西两门牢牢关闭。待手拿锄头、铁锹、棍棒、绳索等赶到灵隐寺准备破“四旧”的砸寺派红卫兵也来到灵隐寺门前时，刚好和保寺派的浙大学生对峙起来。砸寺派学生说，灵隐寺是“四旧”，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砸毁；保寺派学生说，灵隐寺的整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不能人为破坏。就这样，双方各执一词，一直僵持了三天。
到1966年8月27日，浙江方面已经将此事直接反映到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当天下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的联络员童小鹏同志向浙江方面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于是，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带着周恩来的上述指示赶到灵隐寺。尽管当时天已经很晚了，王子达还在灵隐寺冷泉亭旁现场向大家宣读了总理指示：灵隐寺是国家重点文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整个东南亚有很高的声誉，应该保留下来。还嘱大家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双方不要发生冲突。 然而，那些执意要砸毁灵隐寺的部分红卫兵们却坚持认为，砸掉灵隐寺完全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周总理只会支持，不会反对。刚才王子达传达的是浙江省和杭州市的“走资派”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他们决不会轻信，也决不上当，除非亲自听到周总理的声音，决不撤离现场。
浙江省委在万般无奈之下，当即请示周总理。周恩来一刻也未耽搁，指示浙江方面架设专线，在灵隐寺前安装大喇叭。待一切做好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通过电话线向大家作广播讲话，说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一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不能砸。直到这时，红卫兵们才信服真是周总理指示，对峙双方随即开始撤离灵隐寺。为防止万一，周恩来随后又从北京直接发一封电报给杭州市的红卫兵组织，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保护好灵隐寺。在周恩来的强力关心干预下，杭州的两派红卫兵们把总理指示广泛张贴在杭州的街头巷尾，终于将这座名寺保护了下来。
十、遗言家珍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前交代邓颖超，将他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三品侍郎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以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隐于扬州。这时，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
周嵩尧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到十人，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祸，周嵩尧在无可奈何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旧货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26年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举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最贵重的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作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周恩来珍爱文物，一片丹心。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爱护文物的榜样！
一、爱不释手赏汉瓦
1911年年初，周恩来在沈阳（当时叫盛京）读书期间，和他的同窗好友谭公弼、何天章结为异姓兄弟。当时，谭公弼家住在沈阳大东关水簸箕胡同，距他们读书的东关模范学校很近，而谭家是个书香人家，家藏的古书、古玩非常多。因此，周恩来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便经常到谭家看书、学习、写字。
周恩来对谭家的古书古物十分喜爱，经常阅读和欣赏，有不懂的还向谭家人请教。据谭家人说，他家收藏有一块汉瓦，是三国时代著名人物曹操修铜雀台时用剩的一块房瓦，极为珍贵难得。
当时的周恩来还是翩翩少年，出于对文物的喜爱和少年的好奇，每次到谭家都要看一看这块汉瓦。谭家人出于对周恩来的偏爱，就干脆将这块汉瓦放置在书案上供研墨使用。而周恩来每次到他家总喜欢先把这块汉瓦拿到手中，用手指轻轻敲打，听它发出那清脆的声音，然后左看看，右瞧瞧，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周恩来到谭家写字时（那时还都用毛笔）就使用这块“瓦砚”。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谭家将这块有着特殊纪念价值的汉瓦敬献给了沈阳市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现在已修建为沈阳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作为文物永久地收藏。
二、烽火岁月游禹陵
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于抗日的烽火硝烟中由重庆来到自己祖籍绍兴，在族曾祖周希农太公带领下，乘乌篷船前往绍兴涂山鸭嘴桥和外凰狮子山等五个地方祭拜了周恩来十四世祖孟班公到十八世祖樵水公的墓地。
祭扫完毕，周恩来等一行乘船去游览大禹陵。一路上，周恩来对陪同他一起前往的一行人说，大禹姓姒，名叫文命，字高密，是鲧的儿子，也是夏氏部落的领袖。他的父亲鲧奉舜之命治水，鲧就带领人到处垒埂打坝，拦截洪水，结果是东塞西流，南堵北溃，洪水依旧肆虐无度，黎民百姓依然遭殃受苦。舜就愤怒地把鲧给杀了，再命鲧的儿子禹治水。禹经过长期调查观察，采取了与父亲相反的措施，带领人们兴修沟渠，疏通江河，让洪水很快地宣泄下海，同时，他还注重发展农业，奖励耕作，最后终于治服了洪水，使万民衣食有余。在治水13年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佳话。由于他治水有功，被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在舜死后做了中华民族的部落领袖。后世人为缅怀禹的功劳，就在他的安葬地立碑建庙，世代享祭。
说着，船已靠岸，周恩来等一行人来到会稽山下的大禹陵。
沿着砖石甬道，踏上墓园，迎面是一块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高大石碑，碑由一个精巧的亭子覆盖着。石碑由上到下竖刻着“大禹陵”三个大字，每字三尺见方，显得古朴庄严，笔力浑厚。周恩来怀着崇敬的心情凝望着碑亭问：“这‘大禹陵’三个字是谁写的？真是笔笔遒劲有力，字字稳如泰山。”
陪同他前来的“绍兴通”宋山回答他：“是明代书法家南大吉的手笔。”
“难怪非同凡响。”周恩来由衷地赞叹道。
在与亲友、随行人员合影之后，周恩来又特意一个人在大禹陵碑前单独留影，然后进禹王庙参观。
禹王殿画栋雕梁，朱漆彩绘。殿正中亭台上的大禹立像高约6米，仪态端庄，落落大方，令观瞻者肃然起敬。周恩来不由询问道：“这尊大禹像是旧有的还是新近塑的？”
宋山回答说：“是新近塑造的。”
“那么是谁最后定的稿？”
“是章太炎先生最后审定的。”
周恩来又仔细端详良久，连声称赞：“塑得好，塑得好！”
这时，他眉峰一扬，看到供壁彩绘上有九把斧头的图案，就问道：“这九把斧头是什么意思？”
“绍兴通”宋山被问住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知道。”
周恩来又以目示表弟王贶甫，贶甫也说不知道。这时，还在上初中的周恩来表侄王戍醒悟似地说：“大伯，你刚才不是说过大禹造过九个鼎吗？这九把斧头肯定跟九鼎是一个意思。”
周恩来笑了。他夸赞说：“王戍说得对。九斧和九鼎都象征大禹疏凿九州的丰功伟绩。”
周恩来仔细观赏后，又谆谆对宋山和随行人员说：“大禹陵和禹王庙，都是绍兴最负盛名的古迹，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待抗战胜利后，政府应拨专款对大禹陵和禹王庙进行维修，使之气势更加雄伟壮观。”说得随行人员连连点头。
解放后，绍兴市人民政府专门拨款对大禹陵进行了多次修缮。
三、批示苏北修关祠
周恩来童年时候，在随嗣母陈氏去淮安东门内东岳庙附近的龚荫荪表舅家串亲时，多次踏览位于县东街北侧的关忠节公祠，即关天培祠。那时祠内建筑齐整，柱新瓦明。从大门进入后，便是道光皇帝御笔题写的“忠节公”碑亭。碑亭两侧，分别为东厢房、西厢房，碑亭北边就是五间高大的享殿，祭台上是栩栩如生的关天培塑像，两旁是他一文一武的两名随侍。据关家后代说，这尊塑像是根据“忠节公”最后遗容遗貌雕塑而成的，所以非常逼真。只是体格上稍微夸张了一点。
周恩来聪颖过人，记忆超群，对关祠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留有很深刻的记忆，多少年后，他都记得关祠享殿抱柱上林则徐亲笔题书的那副挽联，脱口就能背诵：
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关祠就多了一份关心。
1996年夏季的一天，香港回归在即，笔者骑上自行车到淮安城内锅铁巷与百姓巷之间的廖家巷关家采访。当时那里住着关天培的第六代嫡系裔孙关士成先生。在谈了许多天培公的事迹之后，关士成先生也说起了修葺关祠的一些往事。他告诉我，先贤天培公虎门殉国后，清朝道光皇帝下旨在忠节公的殉难地建祠，世代享祭。同时，因忠节公的老母还在，都八十多岁了，所以，道光帝又下诏给关母发了一笔优厚的抚恤金。深明大义的关母舍不得用掉这笔钱，就决定在他出生的淮城内也建一座祠堂，好让忠节公世代享祭。这样，准确地说，建在广东东莞虎门的忠节公祠是“国祠”，而建在淮安城内的忠节公祠原本只是“家祠”。 关士成先生说，经多年圮毁，关祠已破败不堪：道光御笔碑亭毁了，西殿倒了，正殿也已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危及塑像的安危。关天培的第五代裔孙关和甫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时刚建立的人民政府，他们忙于救济灾民还忙不过来，哪有力量重修关祠呢？关家自己也是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整修。这时，他们已想不到关祠的重修问题，而是想到一定要千方百计将塑像保存下来。于是，关和甫先生就提笔直接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关天培的祠毁坏了，现在已经危及到关天培塑像的安全，恳望毛主席看在关天培是为反抗外国侵略而牺牲的份上，将他的塑像能运去北京，一是可以将这尊塑像保存下来，二是以后可以在北京对外展览。这是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时间是1950年的秋后。毛泽东主席收到这封信后，极为重视，就把它批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处理。周恩来当然十分关心此事，批交给时任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郭沫若办理。并具体交待：塑像不要运来北京，以后北京万一需要，可以由革命博物馆向淮安借用，现在可拨粮款整修一下关祠。郭沫若同志在和文化部文博方面的负责人王冶秋同志商谈此事时，王冶秋认为，新中国才刚刚诞生，前方还在打仗，抗美援朝又爆发了，国家哪有钱来修一个个人祠堂呢！周恩来得悉王冶秋的态度后，十分不悦，他让郭沫若将有关毛主席和他批示的文件直接寄转苏北行署（当时江苏尚未建省，分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和南京市三大块），要求苏北行署做好此事。于是苏北行署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付了小麦和钱款，将关祠已毁坏的正殿和尚完好的东偏殿一起拆卸，再以东偏殿的全部材料在正殿基础上重新盖起来。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淮安关天培祠内的正殿。这个正殿比原来的正殿要矮小一点，因为它只是移挪位置后的东偏殿。
透过这件小事，反映出周恩来是十分关心全国各地文物的。
四、拨付重金买国宝
1950年年初，新中国刚刚从废墟上诞生，周恩来就得悉原藏于北京故宫的一批书画已流落海外，并由一个藏家将其带至香港文物市场，希望遇到识者和买家。这批国宝中有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绘的《五牛图》，有王献之书写的《中秋帖》、王珣书写的《伯远帖》等。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希望由我们国家出资将这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全部购回，周恩来听了郑振铎的汇报后，当即指示文化部组织专家赴港对有关文物进行真伪鉴定，并专门成立文化部文物收购小组同时赴港。收录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460页的关于购买回这一批国宝的周恩来批示件写道：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青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帖入国境后拨还。
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周恩来 十一月五日
由于有周恩来的批示，国家化了约20万港币才将《中秋帖》、《伯远帖》购回，《五牛图》也花了6万港元。这些都是我国书画界珍宝。此外，按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文物收购小组还在香港陆续购回了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名作，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书画艺术珍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五、宁炸“相府”不拆城
在北京中南海和故宫之间的北侧是北京市有名的风景区——北海公园。当游人来到这里，却见到北海公园前边的东西大马路向南拐了个大弯，而在这个大弯的“弓”背里，正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团城。
团城，位于北海南门西侧，元朝时这里是北海中的一个小岛屿，到明代时在四周筑了城墙，形成了现在的四周环境。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重建了团城内的主体建筑——承光殿，至乾隆年间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整，在承光殿前增建玉瓮亭。打那以后，也就留下了现在人们见到的团城建筑格局。这座平面呈圆形的小城，四周砌有千仞壁立的城墙，城台高出地面4.6米，城周长276米，整个团城面积4553平方米，在团城的东西两侧城墙下各建随墙门一座，东边的叫昭景门，西边的叫衍祥门。游人入门后可登台游览。那金碧辉煌的承光殿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殿正中还供奉有清光绪年间安南王进贡慈禧的玉观音一尊。像高达1.5米，且雕刻得慈眉善目，栩栩如生。
建国初的1954年，北京市在改造旧城市面貌时，拟将金鳌玉桥拓宽。按照这一规划，应将团城南半部拆除，使文津街平直向东。于是，有关人员将计划报告给了国务院，周恩来知道后，因为紧靠中南海西花厅，他就放下手中工作，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最后果断决定：保留团城，而将道路拐弯南移，情愿“挤压”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办公和活动场所，而不能将这一名胜古迹毁坏。同时，为了便于保护和开发利用，他还指示在团城北面修建了从左右都能上能下的行人台阶，但不得拆墙挖洞，使之与北海自然相连。这样，团城既是一个独立的文物风景实体，又与北海公园相连。
六、地铁让道观象台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这给我们新政权的各级领导出了一个新问题——有关文物怎么保护？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一号线要经过建国门元代所建的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掉这座古观象台的建设方案。而北京古观象台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保存着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一大批数据资料等。其中就包括了从1742年到1902年近180年间完整的气象记录资料，是全球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如果这座观象台被拆毁，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物遗迹就将永远地在人间消失。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地铁改线，保留古观象台，以保护我国的这一珍贵文物遗迹。周恩来在看了这份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
有了总理的上述批示，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气象记录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当时地铁为文物让线改道的还不止这一件，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口西北侧路边，有两棵已逾700年的古银杏树。为保护古树，经周恩来批示，修建地铁的单位修改了原先定下的建设方案，使这两棵古树得以成活至今。现在，它俩的树龄已超过了800年。
七、拨款抢救莫高窟
1956年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周恩来批准挖掘北京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随后在定陵原址建了定陵博物馆。但人们在发掘定陵的过程中，也损坏了一些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织品：在定陵刚开掘打开时，人们最初见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丝绸服饰还五彩缤纷，转瞬就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成了一缕缕彩色的灰烬。周恩来听说了后，十分心疼。他认为科技水平还没发展到能保护好这些文物的程度。因此，当一次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结束，周恩来在车门打开即将上车时，郭沫若再次赶到他面前说：“总理，我们还打算把十三陵的首陵——明成祖的长陵打开来，你看可以吗？”周恩来冷冷地回答说：“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了。”说完，他就上车走了。所以，长陵得以保存至今。
1962年，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免造成石窟崖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加固意见。
报告呈送国务院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派出十余名专家和学者，组成敦煌文物保护考察组前往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余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岁月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处于我们国家内忧外患的困难时期，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计划。于是，文化部根据专家组的调查，向周恩来提出25万元费用的第一期抢救性的报告。接到这一报告后的周恩来第二天就作出如下批示：
“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
就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从1963年秋季开始，历时3年，到1966年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全部竣工。从而使莫高窟成为我国四大石窟中保护得最好的石窟。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还接受了文博专家郑振铎和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建议，以政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在重要的古代建筑上安装避雷针。因为我国古代的文物建筑，多系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一旦遭到雷击就必然引发火灾，而避雷针的安装，就有效地保护了那些木结构的文物建筑，防范了雷击，从而避免了火灾。
八、石狮重返新华门
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许多文物古迹惨遭毁坏。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当周恩来得知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小将们将要于第二天到故宫除“四旧”时，当晚他就下令部队进驻故宫，将所有进出的大门关闭，从而保护下了这一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
造反派们想砸故宫不成，回返时望见了新华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立即上前欲将其推倒砸毁。但被警卫人员制止并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在这批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背后有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幕后支持，必须和他们斗智斗勇。于是，他一边让秘书给北京东郊的一个厂家打电话，要该厂赶快带一批工人和草绳等，开一辆卡车到新华门；一面又布置北京市交警部门放行这辆卡车开过天安门广场；一面又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赶到新华门现场。
汪东兴同志到新华门外时，造反派们还在和警卫战士们纠缠僵持着。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对造反派们说，总理说了，石狮子不能算是“四旧”。但是，既然红卫兵小将们认为这对石狮子放在这里不合适，那么它们的位置可以尊重你们的意见移动一下。他的话刚说完，卡车开到了，工人同志一下车就用带来的草绳将石狮子包捆个严严实实，然后吊上卡车开走了。那些“小将”们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载着石狮子的卡车从天安门前向东疾驰而去，没有人敢出面阻拦。你道为何？因为“文革”时期，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让工人同志们出动来保护这对石狮子，那些造反派们也就只能在一旁干瞪眼了。
就这样，行事缜密的周恩来保护下了这对石狮子。直到“文革”结束后，周恩来已经作古，这对石狮子才又重返新华门，继续傲视着每天经过的千千万万游客。
九、电话打到灵隐寺
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杭州城的名胜古迹也面临红卫兵们的破坏。当时被“文革”新贵们控制下的《人民日报》面对北京红卫兵们捣烂“全聚德”老字号招牌、砸毁颐和园内的释迦牟尼像的罪恶做法却发表煽动性的社论《好得很！》，杭州市的一些红卫兵们迅速行动起来，破坏的矛头首先直指西子湖畔的岳王塑像和苏小小墓。很快，他们就选定了久负盛名的杭州灵隐寺作为他们除“四旧”的重点目标。但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并非铁板一块，浙江大学的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聚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灵隐寺，和寺内僧人一起，将天王殿东西两门牢牢关闭。待手拿锄头、铁锹、棍棒、绳索等赶到灵隐寺准备破“四旧”的砸寺派红卫兵也来到灵隐寺门前时，刚好和保寺派的浙大学生对峙起来。砸寺派学生说，灵隐寺是“四旧”，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砸毁；保寺派学生说，灵隐寺的整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不能人为破坏。就这样，双方各执一词，一直僵持了三天。
到1966年8月27日，浙江方面已经将此事直接反映到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当天下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的联络员童小鹏同志向浙江方面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于是，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带着周恩来的上述指示赶到灵隐寺。尽管当时天已经很晚了，王子达还在灵隐寺冷泉亭旁现场向大家宣读了总理指示：灵隐寺是国家重点文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整个东南亚有很高的声誉，应该保留下来。还嘱大家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双方不要发生冲突。 然而，那些执意要砸毁灵隐寺的部分红卫兵们却坚持认为，砸掉灵隐寺完全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周总理只会支持，不会反对。刚才王子达传达的是浙江省和杭州市的“走资派”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他们决不会轻信，也决不上当，除非亲自听到周总理的声音，决不撤离现场。
浙江省委在万般无奈之下，当即请示周总理。周恩来一刻也未耽搁，指示浙江方面架设专线，在灵隐寺前安装大喇叭。待一切做好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通过电话线向大家作广播讲话，说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一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不能砸。直到这时，红卫兵们才信服真是周总理指示，对峙双方随即开始撤离灵隐寺。为防止万一，周恩来随后又从北京直接发一封电报给杭州市的红卫兵组织，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保护好灵隐寺。在周恩来的强力关心干预下，杭州的两派红卫兵们把总理指示广泛张贴在杭州的街头巷尾，终于将这座名寺保护了下来。
十、遗言家珍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前交代邓颖超，将他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三品侍郎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以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隐于扬州。这时，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
周嵩尧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到十人，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祸，周嵩尧在无可奈何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旧货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26年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举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最贵重的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作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周恩来珍爱文物，一片丹心。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爱护文物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