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贵在立志
　　翻阅《曾国藩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随处可见“读书立志，须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学”的字样，这既是他用以自勉、时时提醒自己的话，也是他在教育子弟、勉励友朋的书信中经常用的一句话。读书立志，就是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作是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远，有内圣外王的抱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身在北京翰林院的曾国藩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主要是谈读书为学之道。信中针对其六弟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写道：
　　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曾国藩训诫六弟，小试不售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读书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少；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有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紧接着，曾国藩在信中对四位弟弟谈了自己对“读书人”三字的理解：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在信中，曾国藩把那些读书只是为了吟诗作文，以博雅自诩而与国家兴衰、百姓疾苦和个人修养无涉的人，斥之为只是识得几个字的“猪倌”，表示了他对这种人的极大愤慨。
　　（摘编自《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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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1811- 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市荷塘（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经翰林院侍讲、侍读，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丁母忧回籍，奉旨帮办本省团练，招募湘勇，与太平军角逐于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咸丰十年（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同治七年（1868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回任两江总督，两年后去世。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世时即被称为“中兴名臣”“千古第一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
　　青年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坦陈：
　　感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梁启超对曾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写道：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