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8日至29日，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与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共同主办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会议在上海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24位国际公共艺术协会研究员、国内公共艺术相关领域的7名评议员以及知名的学者、教授，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者等近50余人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旨在构建一流的国际公共艺术研究与交流平台，探究公共艺术的研究方法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优化合作与工作方式。
　　开幕式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刘勇主持，他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和国际公共艺术协会所建立的国际公共艺术智库网络对当前中国城乡建设、公共艺术发展所起到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接下来由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董丽敏教授致欢迎辞。她首先代表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向与会嘉宾的莅临表示欢迎。她指出，建设世界核心城市是上海的发展目标，作为时尚之都和创意之都，上海需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尤其需要公共艺术这样的新兴艺术样式，来提升上海的文化竞争力和艺术生产力。她回顾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近年来在公共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并期待通过本次会议加深与国内外各方的交流与合作。最后，她对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以及公共艺术学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公共艺术协会主席路易斯·比格斯（Lewis Biggs）先生致开幕辞。他在致辞中向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能够举办此次年会表达了谢意，同时也向负责此次年会筹办工作的负责人刘勇和他的团队表达了感谢，并希望研究员与嘉宾们能在此次会议中进行深入交流。最后他宣布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开幕。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际公共艺术协会副主席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金江波介绍了国际公共艺术协会的成果。他回顾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和国际公共艺术协会运作的两届国际公共艺术奖和公共艺术论坛的相关情况，并宣布第三届国际公共艺术奖评选会将于2017年由香港浸会大学主办。此外，他还介绍了上一届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员会议的情况。
　　一、主旨发言
　　金江波担任2月28日上午主旨发言的主持人。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国际公共艺术协会顾问汪大伟教授发表了题为《关于公共艺术研究构架的思考》的演讲。他指出公共艺术研究，首先应该回答公共艺术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他认为公共艺术是用艺术的语言和方式解决公共问题的独特创作方式。公共艺术要做的事情就是“地方重塑”。怎么做？要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人而异”的方法来做。因地制宜，即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势利导，即顺民意而为之，顺其势而导之：因人而异，即不同对象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他还提出了公共艺术研究的四个基本点、三项任务以及它独特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四个基本点包括：1、核心理念。地方精神的重塑是公共艺术的核心理念。2、基本要素。包含有三个特性，分别是公共性、在地性和艺术性。3、基本对象，即艺术家、政府和民众。民众是主体，政府和艺术家是推动者。4、基本范畴。公共艺术前提必须是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面产生了问题，让公共艺术去解决。公共空间分为三个维度，即物理、行为和社会空间。公共艺术研究的三项主要任务是：1、公共艺术核心价值的研究。2、研究公共艺术实现的方法。3、公共艺术评判标准的研究。他指出公共艺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应该是非线性的，因为公共艺术是一个综合体，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在对待公共艺术研究与公共艺术执行上，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公共艺术研究是开放的，他希望通过他的思考引发一些讨论，以此来推动公共艺术的健康发展。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新美术》主编曹意强教授与来自新西兰的IPA研究员凯丽·卡迈克尔（Kelly Carmichael）对汪大伟教授的主旨发言进行评议与讨论。
　　曹意强：我认为汪院长的发言应该是在中文世界里对公共艺术的一个最全面的思考。今天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是艺术界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以前一个艺术家主要面对的审美问题、艺术史的问题，即个人创作跟艺术史的关系：而今天我们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社会资源、民众品位或大家普遍使用的技术资源，这些转变就显得更加明显。我们常讲到艺术和审美，但却忽视了艺术对社会、对思维方式的塑造或重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虽然刚才汪院长的发言做得比较平衡，但在这个平衡中我听出了他要思考的一些真正的问题，以及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些重要的艺术学科以及公共艺术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凯丽·卡迈克尔：我们听到了汪大伟教授对公共艺术领域架构的一些深入思考。在谈论公共艺术时，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观众需要不同的项目。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国际化，是否能够谈一谈中国空间改造的地方特异性和文化特异性？
　　汪大伟：中国近30年实际上已经走了整个世界要走的150年的历史过程，但是现在到了反思的时候——在这样的城市建设进程中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所以我特别强调用地方重塑的理念来重塑地方文化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想更好地借助诸位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当下城市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通过我们大学的平台，把这些好的经验推广到相关的城市、乡镇的政府部门，这也是我们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做公共艺术研究的本意与出发点。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要改变它确实蛮难，需要有更多的传播者、推动者来付出行动。
　　接下来路易斯·比格斯先生发表题为《公共艺术与地方重塑》的演讲。他指出公共艺术研究过程中必须重视四个标志：一是参与度，即要知道艺术作品的参与者是谁，他们要表达什么，有什么样的期许。研究员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这些，就能更好地理解公共艺术的价值。二是与不同的区域和时间有关，即在一个地方，艺术所产生的贡献总是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对某个区域环境进行设计、重塑，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所以不仅要考虑到环境的影响，还要考虑到人的行为与环境的互动。三是文化的特异性和共同性。好的艺术作品必须植入到当地的情景中，并建立一个价值体系，吸引当地的民众来参加。四是文化的动态性，公共艺术的作用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这个城市面临的挑战，这种观点能够让人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达成共识，这种动态性也能够对地方重塑产生积极影响。最后，他指出如果艺术能够关注未来的变化，它会比对坚持过去要更加具有价值和前瞻性。艺术家更重要的作用是让人们在能够坚持过去传统的同时，也能让人们了解到未来是什么样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社主编方晓风和来自中国台湾的IPA研究员、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执行长熊鹏翥对路易斯·比格斯的主旨发言进行评议和讨论。
　　方晓风：路易斯反复强调了在公共艺术研究里的一个问题，即怎样评估公共艺术的价值。这个价值评估要很审慎，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估？是对局部一部分人的改善，还是针对更大多数人的改善？这对于公共艺术案例研究来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觉得讨论公共艺术，还希望考虑到网络、互联网，包括大量自媒体的传播媒体的影响。价值传播路径的改变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对公共艺术的判断，现在有些公共艺术作品，在当地可能并没有形成很轰动的效应，但是它通过媒介的传播，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这也会有误读的因素在里面。但这种误读本身也可能有文化意义。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边界也渐渐变得模糊了，公共艺术可能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在今天，其公共性的呈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这也是未来做更进一步研究的时候，需要更多关注的一个问题。
　　熊鹏翥：公共艺术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其背后是文化脉络和文化想象，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我认为刚刚路易斯提出来的这四个特点，其实是人类学式的，因为它关系到谁在说？谁在听？这个说与听之间的对话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作为第三者的研究者来看，有时候不深入其境，无法了解全部，这是一个限制。此外，我觉得路易斯提到的时间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光只是涉及到作品计划本身是暂时或永久的，还包括一件作品完成之后，在时间的历程中，如何与民众、社区或者与这个地域产生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个动态的过程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对我影响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在谈地方重塑的过程中我们太强调公共艺术的功利性，或者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其实它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维持既有的特色，这对于大陆发展来说非常有启示。在政策上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政策、单一的标准来实现这件事情，这也为未来讨论公共艺术和执行公共艺术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路易斯七匕格斯：如何把国际公共艺术奖继续推动？推动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必须要确保我们的奖项能够代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区域。我相信未来国际公共艺术奖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因为人们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国际化与地方的文化因素，这两者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但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矛盾，两者之间虽然有冲突，但解决这些矛盾更有意思，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加有激情。此外，我们还能够在不同的文化中了解更多，这就是我的回应。
　　来自美国的IPA研究员、《公共艺术评论》编辑杰西卡·菲亚拉（JessicaFiala）和梅根·古博尔（MeganGuerber）发表了题为《公共艺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挑战和工具》的演讲。她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论公共艺术研究的方法、挑战和工具，并通过两个案例分析了公共艺术的多样性和相关性。多样性是指在情景中呈现出的多种形态，比如不同的地理特性、媒体、语言等等；相关性则需要创新，需要和更多的人进行沟通与对话，需要对历史及相关的情景做出反应。她们指出如何定义这个项目，如何理解它，如何感受它，如何让别人来解读它，这是她们研究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挑战。必须要去了解项目对当地社区是否有意义，社区是否因此受益，是否能够让人们走到一起，相互联系与分享，所以她们必须通过这个项目的结果和过程去发现它是否成功。因此，她们认为应该把“公共艺术”视为动词而不是名词，看它对地方是否能进行重塑，并通过两个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个案例是“创造：社区聚餐”，让来自不同阶层的两千名当地社区居民在一起聚餐。这个项目的本意是让人们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同时让合作伙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聚餐中的很多食材都是从附近农场采购的，项目试图将垃圾数量减少到最少，只产生了21千克的垃圾。这个项目不仅涉及到两千多人的社区居民，也将当地的艺术家、厨师以及相关供应机构组合到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互动。另一个案例是艺术家Kara Walker在历史悠久的制糖厂中创作的雕塑作品。这个雕塑放置在工厂中，通过甘蔗榨出的糖来制作，可以让人们铭记制糖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可以看到雕塑所凸现的不同意义和对历史的留恋。
　　她们还指出社交媒体和网络搜索都是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人们可以分享想法，也可以找到各种图片和影像资料。作为研究者，需要依靠各种机构、网络平台例如微信、推特来传播她们的作品。作为艺术家来说，应该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进行合作，它不仅能够改变物理空间，改变一种关系，还能够传递声音。期待公共艺术研究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创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翁剑青教授和来自英国的IPA研究员黛安·戴弗（DianeDever）对杰西卡·菲亚拉和梅根·古博尔的主旨发言进行评议和讨论。
　　翁剑青：中国现在的城市建设和地域再造中，最为缺乏的恰恰是社区建设。中国社区长期以来几乎是瘫痪或者是消失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才慢慢考虑到社区的重要性——在建构日常生活、建构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社会的自我教育和发展方面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她们通过案例主要呈现的是，在艺术介入空间、介入社区中如何通过特定的方式和方法，对社区的记忆、文化、历史进行挖掘，并且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得社区的人们通过一些事件、一些行为、一些交流的特定方式，比如烹饪、饮食，包括生活常识、生存经验、生活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来增进社区的这种认同感、回归感。这种认同和回归，能增进社会的团结，促进社会的交流。那么对社区的共识、对社区价值的维护，也体现在艺术家和介入者自我的一种生存价值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多元的、多层次的价值意义。
　　当下公共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社会的参与性、公共性，以及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矛盾中，如何针对一个具体的社会、具体的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和诉求来进行应对。公共艺术还应该拥有建设性和批判性，要对当下产生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包括环境的功能性的建设进行一种批判，通过对社会文化的警示、批判来架构一个更健康、更有影响力的社会公共艺术文化。杰西卡和梅根的案例让我感觉到，西方的公共艺术不仅仅是雕塑，而且通过一些行为、事件还有人们的交流让大家进行社会的对话，让各种意见得以呈现，这恰恰为社会民主、社会自治、社区自治提供了多样性的渠道和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对中国公共艺术的研究和实践有着很好的借鉴价值。 　　黛安·戴弗：我想了解一下地方重塑是什么？这种地方重塑是一种空间的创造还是一种空间的改造？
　　梅根·古博尔：我认为地方重塑更应该是一种过程，我们一直在呼吁对过程的重视，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能够影响当地的社区，让人们知道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对于人们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金江波对主旨发言进行总结，他指出汪大伟教授所提出的关于公共艺术研究构架的思考，是对整个公共艺术的研究系统提出了新的高度、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架构。路易斯·比格斯的发言提示我们要注重全球文化变迁与机遇，要善于利用公共文化智慧来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杰西卡·菲亚拉和梅根·古博尔的发言中，让我们看到如何让公共艺术的参与和实践重新回归到社区，以及信息化工具和新技术发展对研究方法和手段带来的帮助。
　　二、研究员报告
　　2月28日下午的前半场，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系主任、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研究中心主任李超教授担任主持人。
　　来自南非的IPA研究员西非韦·圭尼亚（Siphiwe Ngwenya）发表了题为《在非精英社区中公共艺术的重要性》的演讲。他关注的是非精英社区中的公共艺术，这些社区中的居民可能对于艺术欣赏水平有限，所以要找到能揭示社会创伤的公共艺术，并且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治愈这些创伤，这就是公共艺术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介绍了几个在南非贫民社区的案例。第一个是“本地的创新”，通过艺术来教人们科学，通过太阳能面板为房屋充电，项目让居民可以看到并理解整个充电的过程。第二个案例叫“Locrate市场”，是在一个人们不常去的公园里，由不同的艺术家创作作品并在这里进行销售，促使公园变得欣欣向荣。第三个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小城镇中，艺术家在马路上走秀，人们如果喜欢这些服装设计的话马上可以下单。第四个案例是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艺术走廊，在这里可以看到用集装箱展示的艺术品，以最平民的方式进行销售。这种集装箱是可移动的，它会迁移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镇。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参与到公共艺术中去，他们不仅仅可以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同时还可以产生互动，产生就业，带来资金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态系统，使得人们竞相涌入这个过程。
　　来自英国的IPA研究员戴安·戴弗发表了题为《是公共艺术还是地方重塑？怎样才是地方重塑？》的演讲。她指出想创造一个环境，人们可以有情感、有情怀地接触他们建造的一切，人们居住在那里，创造出自己的意向，同时也可以看到未来所带来的机会变化。所以她资助艺术家的项目，其实是希望能够推动商业的发展，提高公共的审美意识和环境意识，同时也可以降低社区之间的差距，避免孤立感，将不同街区的人联系到一起，创造一个共同分享和体验的空间。她主要研究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在喀麦隆的项目，叫“剧场资源”，是在一个贫穷的社区里，艺术家通过一个艺术装置让人们可以从三个地区获得水源。这个项目解决了三千多人的用水问题，人们在晚上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表演，甚至可以在这里收集垃圾，创造一定的收益。这个项目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为整个社区和社会做出了贡献。第二个案例是巴西一条3.5公里的高架。这个高架除了使交通便捷外，也是一个公共艺术。艺术家们在晚上或在周末，在这里举办一些艺术活动，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打开窗户就能看到这些活动。过去，晚上六点之后，这些道路就会关闭，但现在，人们能够在晚上来这里，享受他们的休闲生活，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公众的空间，同时这还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这里长期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提供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场地，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来自南非的IPA研究员沃恩·萨迪（Vaughn Sadie）发表了题为《有效的场所再造》的演讲。他指出南非如今正经历着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艺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意义。他介绍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KIBA艺术节”，人们把这个节日作为一种保留过去传统的方法，用一种南非的古老音乐展现出生活、文化的变迁。这是一种多学科的交融，将表演形式、艺术形式和传统艺术有机结合，让新老艺术家共同走向公共社区进行表演。第二个案例叫“Raumlabor”，很多的行人坐在这里小憩，自发形成了一个公共的街区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公共艺术和社区紧密联系。这是南非独特的组织方式，人们通过每日的行为，不断和其他人互动，这是艺术与资源的共享，也是一个地方的重塑和重建。
　　来自哥伦比亚的IPA研究员阿德里亚娜·里奥斯（Adriana Rios）发表了题为《基于对话和调研的推演和实践》的演讲。她是一个策展人，较关注艺术实践。她在发言中谈到了关于公共艺术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第一，是现在有了社交媒体、智能手机，让她能够在世界各地工作，可以关注感兴趣的艺术家们，和他们一起交流，找到两者共同的兴趣，一起开拓。第二，是关于文件与记录方面的，指出应当在研究的时候阅读一些公开的或者私有的记录，通过这些资料来了解艺术家的工作。
　　来自加拿大的IPA研究员罗德里格·马蒂（Rodrigo Marti）发表了题为《艺术是作品暂时性的条件》的演讲。他指出艺术作品是暂时的，但更重要的事，是要在作品中展示出共同拥有的一种特质。他介绍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是“移民的聚会”，是关于移民问题的。人们穿上戏服，走上街头，传递着一种不满的气氛与情绪，他们还使用了他们民族以及街区的特殊符号，让人们重视他们所面对的不平等的待遇。第二个叫做“全球错误理论”，开始于2005年。它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社会运动或一种工具，展示出对于媒体的模糊性的批评，以及对于恐怖主义的批评等等，体现了对于全球问题的关注。
　　来自巴西的IPA研究员加百利·瑞贝罗（Gabriela Ribeiro）发表了题为《艺术是地方转型的一种方式》的演讲。她分享了她的研究方法：第一个是概念，即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概念；第二个是互动性，即与空间的互动性；第三个是审美的质量；第四个是公众的多元性和接受度。根据这些方法，她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第一个案例叫“巨像”，从远处看起来像是一个机器人，它的两个手臂其实是起重机，它还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创造出动画的感觉，而且不同的情景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变化。第二个案例叫做“不可能的广场”。在圣保罗，艺术家把伞和座椅放在车上，让骑车人能够跟坐在车上的人交流、沟通，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第三个案例叫做“可以玩耍的城市”，让人们在城市里面玩耍，这个作品吸引到了很多公众的参与。 　　上海市规划与土地管理局风貌管理处副处长侯斌超和熊鹏翥对研究员发言进行评议。
　　侯斌超：我觉得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这些结合点就是对于人的关注，对于社区的营造。上海在2040年，城市的整体形态将会接近终极的版本规划，当大规模的规划告一段落之后，城市里的公共空间需要进一步修复。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社区其实带来很多的冲击，这需要我们在之后的时间里不断地进行弥合，进行新的活力激发。从2025年开始，上海由规土局共同开展了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活动，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定位于双年展的展览形式，力求把城市规划和艺术结合起来。我们希望通过多元的平台展开，邀请建筑、规划，尤其是艺术家们共同参与这项工作。我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思考，也希望更多地转变自己后面的工作目标，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区的层面。我非常希望和IPA进一步合作，不仅可以把全球的好经验介绍过来，也可以在上海形成自己的公共艺术作品。
　　熊鹏翥：我想用三个关键字把我们刚才六个报告串在一起，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是“全貌”。我们不能只从艺术创作或者是艺术造型和艺术结果去评判什么是公共艺术，而是需要综合不同的学科，包括历史、空间和社区等等方面做整合评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面地认识到公共艺术的意义。第二个关键词是“再诠释”，是希望透过艺术让我们看到熟悉空间的另一个面貌，是不破坏既有的脉络或者空间环境，并从中发现更多的意义。第三个关键词是“文化”，主要是探索人的思维的文化意义和社区的文化意义。
　　2月28日下午的后半场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新美术》主编曹意强教授担任主持人。
　　来自日本的IPA研究员北泽润（Jun Kitazawa）发表了题为《另类生活与想象的公共领域：我的艺术项目的实践与研究》的演讲。他指出日本的案例特点就是有当地民众和社区的参与，这是一种另类的生活和想象空间领域。他介绍了他做的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做“五点之后的政府”，因为五点是人们下班的时间，这个题目所表达的是五点之后一个想象中的政府。这个项目是根据人们的创意来进行的，有些人在这里放电影，有些人会在这里开设课程等等，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这里，看看五点之后的政府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第二个案例是福冈地区一个市场里的项目，通过增添不同的色彩给临时的建筑物增添元素。在这里，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家具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人们还可以互相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用品。第三个案例名字叫“不真实的城市地产”，是在新西兰做的一个研究。在这个公园里，有本地人，也有土著人，现在把它改成了英式的花园，公园里的很多地方可以出租，这样人们可以用想象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公共空间。
　　熊鹏翥先生发表了题为《公共艺术的评量》的演讲。他指出其研究聚焦于社会价值上，因为公共艺术需要社会参与，同时还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当项目结束之后，它对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他介绍了几个台湾的案例。第一个是“海市蜃楼”，艺术家做了很多的探索和调查，为的是唤醒公众公民的意识，唤醒人们能够重新使用这些未经使用的失落建筑。第二个案例是“绿色美学”。这个项目呼应了绿色大学的精神，根据当地的环境设计出隶属于暨南大学特有的公共艺术。第三个案例是“树梅坑溪环境艺术行动”，围绕已经受到了严重污染的小溪，主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鼓励人们参与故事会、研讨会、晚宴等等，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唤醒当地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第四个案例是“新中和安邦公园”，即在公园中展示社区历史的点点滴滴，还拍摄了一个专门记录公园的纪录片，这个项目不仅是一个公共地块的打造，更是历史的传承和历史的挖掘。第五个案例是“记忆盒子”，这是一个地铁的项目，追溯记录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面孔，暗示了人的成长与时代的交替，在这个地铁站中，很多人会跨越这个地方，所以这里也变成了一个新老交替、新旧更迭的地方。
　　来自香港的IPA研究员杨阳（Yang Yeung）女士发表了题为《艺术家的自恋和愿望是否会与公众对公共艺术的理解发生关系？》的演讲。她在演讲中介绍了她自己的项目，第一个案例叫“我假装说我住在这里”，它安排在一个香港的购物区大楼的后面，展现了香港的真实生活，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精品店或者是漂亮的餐厅等等，还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艺术其实可以发生在各种地方。对她来说，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而是可以让人们发觉的。第二个案例叫“迷彩博物馆”，它是在台湾的东洲岛，在这个案例中，首先，人们应该要保护历史，展现历史；第二，人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痛苦，仿效、模拟过去的场景，才能够陈述更多的历史。她认为艺术家所创造的项目不仅要能够改造外部的社会，还要能改造我们内心的社会。所以，人们要有更多的公共区域，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艺术。作为地方重建，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超越人的自身，用自己擅长的东西进行改变，不仅仅要站在外面思考，更要站在自己的内心来思考。
　　来自英国的IPA研究员萨拉·布莱克（Sara Black）女士发表了题为《艺术——社会的心脏》的演讲。她是一个策展人和开发者，她跟大家分享了她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叫“涂抹现实”，在柏林用环保的水性漆涂在车子的轮胎上，最后在交叉路口形成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轨迹。第二个案例叫“静默的行走”，是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在每次行走中就会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可以由任何人来做。第三个案例叫“我们一起呼吸”，这个活动大概持续40分钟，在一个新的图书馆里由不同表演者用不同的乐器进行合奏。第四个案例叫做“激情”，她和14位专业艺术家进行合作，进行了表演艺术的展示。人们可以看到各种仪式和各种生活中的表演。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规划学刊》副主编沈清基和凯丽·卡迈克尔对研究员发言进行评议。
　　沈清基：人类的发展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科学，第二个是艺术，第三个是宗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如何把科学、艺术和宗教完美地有机地融合起来。第二个是关于作品的能量。一个作品中所包含的信息数量以及信息质量的高低会决定公共艺术作品的能量。第三个是完形性。当我们看到一个形象或者听到一种说法时，我们的本能就是想完善它，利用原有的资源进一步提高，所以完形性非常重要。第四个是特异性。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可能在某个地域是最恰当、最合适的，换一个地方可能就不行。第五个是普遍性。今天我走进我们的上海大学，发现我们的校园、我们的会议厅、我们面前的会议材料都很漂亮，很多地方都有艺术性的体现，这就是普遍性。 　　凯丽·卡迈克尔：今天我看到很多社交媒体的项目，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这不仅包含了艺术的价值，更包含了艺术所能够传递的社会价值。我今天还看到了许多不同的案例，可以看到每个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我们要考虑一些方法，跟世界更好地对话沟通，更好地获得信息，在看待、研究项目的时候更好地评论它。
　　2月29日上午的前半场由翁剑青教授担任主持人。
　　来自意大利的IPA研究员茱茜·乔克拉（Giusy Checola）发表了题为《在地方重塑和场所塑造之间》的演讲。她介绍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森林小径”，是一条长95米的与森林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一体性建筑。它像一条断头路，但可以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也象征欧盟与意大利之间的某种连通和共融关系，还可以阐述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关爱。第二个案例叫“Atofa”，是2009年的项目并在不断地发展中，其委托方是一个节庆协会，项目为了满足当地的一个节庆需求而作。这个建筑物将成为该城市的一个建筑的名片、一个商业的名片。第三个案例是“Chenovatalia”，也是2009年开始的项目，像是一个驿站，从意大利向各个地方的中转站，它把沟通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展示出了全球化的驿站所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第四个案例叫“Flat space”，是艺术家Define Jean所创造的一个建筑装置作品，展示出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建筑和社区的关系。它是一种传统的建筑物，展现了民主和自由，人们将暴力、不尊重、性骚扰等社会丑恶现象展示出来以警示大家。
　　来自乌克兰的IPA研究员莱西亚·普洛科朋科（Lesya Prokopenko）女士发表了题为《地方重塑的模式认知》的演讲。她介绍了她的研究方法，即用一个模型去研究，如图15所示：A1代表时间，A2代表空间，直线B1、B2、B3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直线C1和c2代表文化和生态，曲线D代表审美程度。她通过名为“Samson”的案例进一步阐述这种方法，它是让一个有历史的公共建筑和公园产生一种互动的项目。首先是政治线索，亭子旁边悬挂着国旗，它展现出国家的多种要素。然后是经济线索，去年，右边的雕塑被漆成金色，这是一种变迁，而且金色是这个社会所不容许存在的一种颜色。从社会线索来看，凉亭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艺术家们在凉亭中举办活动，使这里成为一个联系社会不同人群的桥梁。还有文化线索，这个凉亭展示出了东正教文化和巴洛克式文化的融合。另外一个线索是生态，要保护环境，不能让人们居住的地方杂草丛生。最复杂的一条线索就是审美，这个凉亭仍保留着历史的遗迹，让人们能够缅怀过去历史的时光。她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空间里，艺术作品应展示出和情景相适应的地方，要注意如何将多种线索有机结合，创造更和谐的发展。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公共艺术》杂志副主编王洪义和来自哥伦比亚的IPA研究员阿德里亚娜·里奥斯（Adriana Rios）对研究员发言进行评议。
　　王洪义：我们现在看公共艺术基本上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去雕塑化。今天，在城市建设、社区营造上，塑造一个雕像让我们顶礼膜拜的事已经渐渐消失了。我觉得去雕塑化的好处就是去掉了社会生活中的崇拜仪式，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简易化了。简易化代表了平民化、平民精神。以前有一个流行的思想叫做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个思想在国际上普遍的认知范围内已经不是这样的了，艺术可能等同于生活这个思想也很流行了，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跟生活是一样的。来自乌克兰的研究员更偏重于理论性，她提出了通过一个图表来说明各种事物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理论研究，这样一个理解社区营造、理解生活环境的框架也是我们在今天的公共艺术研究中要特别值得提倡的，就是把公共艺术纳入到一个较为科学的、合理的轨道中。
　　阿德里亚娜·里奥斯：我对于公共艺术中的基础建设更感兴趣，公共艺术中政府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举一个哥伦比亚的例子，比如说社会的变革正在发生，而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来自于哥伦比亚以外的如来自于日本、西班牙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是具有符号性的，能够让我想起建筑和艺术相融合的关系。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创造了一个物理空间，它必须要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又同时具有艺术的价值，也就是说建筑物应该和艺术紧密联合在一起，刚才的演讲嘉宾各有不同的情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启发我们如何进行互补。
　　2月29日上午的后半场由方晓风教授担任主持人。
　　凯丽·卡迈克尔发表了题为《框架外的艺术》的演讲。她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了研究中所面临的复杂性。第一个案例叫“Landshaft”，位于奥克兰，建筑物有两层楼高，而且非常窄，这个建筑物和周围的环境有着一致性。第二个案例叫“The Cloak of Ruatapuwahine”，这个作品是新西兰的土著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织，天花板的雕刻中毛利文化的元素无处不在。艺术的创造，有时与本土的文化有一种相宜性。第三个案例叫“Alife set apart”，字面的意思是分崩离析的生活，艺术家们在这个项目中研究社会生活和人群。这个项目体现了民工漂泊的生活，得到了新西兰最大的艺术奖项，在一个展馆中展出了三个月。如果说对这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进行定位的话，可以说它是隐匿在城市背后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社会归属感和问题的解决，还集中表现出一群无家可归的人的生活。所以说观众可以将表演艺术和真正的社区文化进行连接。她认为对于社会实践艺术以及艺术的挑战，需要有其他的研究方式以及更多元化的知识作为支撑。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IPA研究员斯黛拉·普拉塞提娅（Stella Prasetya）发表了题为《东南亚社会性协定艺术的动力和特征》的演讲。她通过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地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东南亚公共艺术的动力与特征。她的方法是研究公共艺术作品的细节，并观察艺术家的动机。此外，还要去到当地，和观众互动，更好地了解社区文化。她介绍的第一个案例叫“文丁之友”，文丁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村落，艺术家在这里组织了一个怀旧的历史文化之旅，这是社区精神的体现，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了解这里的文化和历史。第二个案例叫“可穿戴的便携建筑”，位于菲律宾的马尼拉。这个项目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一个基于建筑的艺术，理解当地文化的精髓，在马尼拉当地的灾后重建中，能够重新体现出马尼拉原来的城市风貌。第三个案例叫“我们手指上的蜡”，它是用手指和蜡来展示的。这种曾经兴旺发达的技艺现在已经消失了，需要呼吁这种传统艺术能够再生。第四个案例是个村庄文化节，在印度尼西亚的Latisura村，艺术家将现代城市和当地村庄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文化节，主办方和当地的村民进行合作，通过各种视频、纪录片、视觉艺术来传播艺术节。她所研究的案例大多是发生在农村，以此希望人们能够关注农村。 　　来自法国的IPA研究员伊芙·莱米斯尔（Eve Lemesle）女士发表了题为《南亚地区公共艺术协会新领域》的演讲。她指出，地方重塑的概念是艺术家们用一种非常创新的方式去创作公共艺术，并且对社区产生永恒的影响。她介绍了南亚的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Rashid Rana”，项目位于巴基斯坦的Lahore，艺术家在Lahore建立了一个和威尼斯宫殿一模一样的房间模型，当你进入这个房间中，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些房间中，没有艺术品存在，观众自己就是艺术。第二个案例叫“交通中的艺术”，它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班加罗尔地铁局希望能够将班加罗尔地铁站转变成一个展现城市地貌的区域。这个项目由30个艺术系的学生和4个老师合作完成，使地铁站更加人性化，并且通过建筑壁画、公共空间的增加以及社区区域的展示，增强社区的连接性和关系。第三个案例叫“AshokSukuman”，是位于印度城市街道上的公共服务设计，位于卡特道路的两个柱子是公共装置，这个街道很特别，一边是上中层阶级的地区，另一边是贫民窟。这个互动装置，使人们可以通过光互相沟通，它打破了一个隔离的空间。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IPA研究员纳赫拉·阿尔·塔瓦（Nahla AI Tabbaa）发表了题为《沙迦的盐和胡椒：社会之约，不成文的历史和它的多元文化》的演讲。她发言的主题是社会参与，并介绍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绿洲”，是一个很简单的建筑。沙迦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非常热的。这个地方有很多树，树下形成了很多遮蔽空间，下面是沙，沙漠象征着阿联酋的环境，树木则象征着绿洲，作品也提供了躲避炎热的一个区域。第二个案例叫“Shimabuku的游船之旅”，是日本艺术家的作品。他选择了一条大船，在船上贩卖冰激凌，并且用味道非常奇怪的冰淇淋吸引观众。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更好地体味当地文化，打破文化交流的障碍，体验当地的生活。她指出自己对于公共艺术的研究方法更倾向于和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收集、归档这些研究成果，也会与一些艺术家、研究者们去到社区里进行公开的招募，和社区的民众集合起来，共同为研究做贡献。
　　沈清基教授和萨拉·布莱克对研究员发言进行评议。
　　沈清基：以上四个报告，内容非常丰富，有各自的侧重点与亮点，非常有吸引力。凯丽的发言，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第一个案例。我这里想引申出关于公共艺术功能这样一个命题，即怎样使公共艺术具有强健的生命力。首先，要体现对人的关注，比如说对人的健康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其次，要产生一个生态环境的正向效应。斯黛拉介绍的一个案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马来西亚一个村落的艺术节，有四个主题，其中第四个主题——食物，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把食物作为公共艺术的对象，是非常好的构思。纳赫拉讲到用棕榈树建造了一片遮蔽的空间，让人们在里面可以休息，这个案例考虑到了人们的健康，我觉得公共艺术作品要为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做积极的贡献。
　　萨拉·布莱克：在刚刚的案例中，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性，我们谈到了情景的有效互动，我们看到了社会实践，此外还有各种文化，包括殖民地的文化、移民的文化、社区的文化等等。我们还看到了艺术的遗产、非对抗的东西、非归属的东西以及多学科的融合、政府和非政府之间的一种交融、开放和私密的环境、移动和不移动的东西、静态和动态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文化的熔炉。
　　2月29日下午的前半场由刘勇担任会议主持人。
　　来自中国台湾的IPA研究员，艺术银行执行长张正霖发表了题为《社区参与及公共艺术的辩证实践》的演讲。他指出，在台湾公共艺术有两种，第一种是来自艺术家或美术馆的公共艺术公益实践，第二种是由企业发起的具有商业目的的公共艺术计划和活动。就生命力来说，纯艺术公共事件维持时间通常不长，而且范围很小，涉及的技术层面也比较简单。企业部门所提供的公共艺术服务，更能够吸引到所谓的群众或者公众参与的乐趣。他介绍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都市果核计划”，忠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把旧楼拆掉盖摩天大厦的时候，保留下原来的街区进行局部改造，让艺术团队进驻，免费使用空间并免费提供各种周边服务。第二个案例叫“村是美术馆，美术馆是村”计划，在台湾乡村，当地的人希望通过艺术或文化消费的手段，把走出去的人们再找回来，同时邀请一些新的朋友进入他们的农村。艺术家们和农民们一起参与建造美术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第三个案例叫“绿圈圈艺术季”计划，邀请艺术家创造各种艺术品。第四个案例叫“新品味”中兴街区计划，在台中一个大街区里面找了16个展示地点，邀请了15个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39位艺术家跟多位表演艺术家共同参与，活动的理念是希望民众可以一边逛街，一边看展，体验生活美感。
　　来自中国的IPA研究员汪单发表了题为《公共空间创作中的“骑墙派”》的演讲。她指出，她所说的“骑墙派”是一种跨界性的公共项目，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根植于一个社会结构复杂的实地；第二，它运用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工具；第三，有各种人员的临时性加盟；第四，有多样的自我表述；第五，项目生活化，生活项目化：第六，项目的游牧化；第七它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她还就定海桥互助社这个案例进一步阐述了“骑墙派”的概念。定海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从殖民时期的宿舍到社会主义的工人住宅，它就是一个处于不断拆迁、不断搭建的区域，因此也构成了一个外来人口跟本地居民混杂的社会形态。定海桥互助社源于一个美术馆的展览机制，发起人陈运在展览的时候呈现了九件关于定海桥地方的作品，同时又组织了特定空间跟社群讨论的研究，以及工作坊的实践。展览结束之后，陈运将这个重心又转移到了定海桥的据点，形成了现在的定海桥互助社，主要提供两大类的服务：第一，为社区提供服务，比如有很多家庭的孩子在放学后没有人照顾，他们会组织晚托班。第二，为社区提供有意思的文化活动。她指出该项目是在艺术体制之外和商业项目之外，对社区介入的一个可能性。最后她用奥地利哲学家Jens Badura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艺术研究方法可以为一个非艺术项目服务，来刺激艺术的发展，并贡献于一个新的艺术实践的诞生，创造新的美学策略。” 　　来自中国的IPA研究员冯莉发表了题为《乡村公共艺术的可能性》的演讲。她指出现在很多人的关注点集中在城市，却忽视了乡村的公共艺术实践。她介绍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叫“幽灵小屋”，是在日本的越后妻有地区的空屋改造计划。第二个案例叫“时间守护者”，是在安徽碧山村举办的一个摄影展，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复兴当地的文化，保护古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第三个案例是乌镇戏剧节，乌镇大概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建镇历史。在戏剧节期间，整个乌镇变成了巨大的舞台，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爱好者们聚集在这里，欣赏、参与其中。第四个案例是仇庄项目，是中国本土艺术家李牧在他的家乡仇庄复制展出的一系列当代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均来自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收藏，艺术家通过和博物馆合作，将其收藏的8位西方当代艺术家的10件作品复制到了仇庄，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展览。第五个案例叫东湖计划，它位于武汉东湖，这个项目的起因是东湖北岸的300亩土地被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用于建设主题公园、宾馆、购物中心以及高端住宅。这个新闻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艺术家李巨川、李郁及多位其他创作者发起了名为”每个人的东湖”的项目，号召公众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担心和忧虑。
　　来自中国的IPA研究员李志伟发表了题为《澳门多元文化交融的公共艺术》的演讲。他沿着中国的西南部进行了一次长途的调研，考察了从上海到澳门的20个城市，这些城市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三个省份。他介绍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澳门“福临金沙”，这是威尼斯人酒店为了庆祝新年举办的庆典，包括大型3D光效投射汇演、十二生肖艺术一创意福猴、桃花树下的新年新展望、怀旧贺新年街道微型及3D画展等。其中“十二生肖艺术一创意福猴”项目，因为今年是猴年，主办方邀请了25位澳门本地的艺术家在一个星期内以雕塑、绘画、拼贴以及涂鸦的方式创造出各种福猴。主办方希望通过这25个猴子雕塑，表达出“需求”和“快乐”。他指出澳门的公共艺术实际上拥有良好的运营机制，能够使公共艺术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品，同时强大的传播力量也能够使公共艺术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来自中国的IPA研究员张尚志发表了题为《城市公共艺术城市更新与塑造的催化剂》的演讲。他通过化学催化剂的现象来解释公共艺术的现象，指出公共艺术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会激活它周围的城市空间，产生催化作用。他通过几个案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催化剂作用。第一个案例是“剪影胡同”。剃头这个行业是老北京胡同里饶有趣味的民间商业行为，该项目将剃头活动与装置艺术结合，唤醒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第二个案例叫毽子馆，通过传统的踢毽子游戏，使用了15000个毽子，绚丽的空间色彩把原本空荡的空间渲染成令人兴奋的公共娱乐空间。第三个案例叫“沉淀重生”，这个项目最大创新之处是用最简单的材质——烧结砖，营造出天空、草坪、地面的自然关系，并为周围社区以及商业提供了公共开放绿地，兼顾城市公园与公共活动的多重功能。
　　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辑，艺术评论家徐明松和莱西亚·普洛科朋科对研究员发言进行评议。
　　徐明松：五位研究员的报告，让我们回归到重新思考公共艺术的当下性，体现出了对文脉、文化更新、在地性的强调。但是与此同时，公共艺术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是被弱化的，那就是公共艺术的美学功能。公共艺术已经从一件作品发展到今天的社区参与，从静态走向动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思考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以往我们更多依托于一个大体量的公共建筑或者是公共雕塑来呈现公共艺术的一些观念、理念，但是今天它开始通过行动计划，特别是群体性的参与手段，让公共艺术更加具有普遍性。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公共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对随着公共艺术动态的发展，边界可能永远是模糊的。此外现在公共艺术还呈现出一种趋势，就是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用艺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美学功能的弱化，我认为这对当代艺术家来说非常值得思考，特别是公共艺术家需要思考的，跟民众的互动或者是社区的参与要得到加强，但它的审美功能不应该被弱化，我们要保持一种警惕，或者是应该具备的一种反思。
　　莱西亚·普洛科朋科：我们在空间创作中，还要关注空间艺术的审美性。一战以后，我们总是过滤西方的一些想法、一些艺术思潮，这些其实都应该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
　　三、自由讨论
　　曹意强教授担任自由讨论环节主持人。他指出公共艺术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个人的创作，更是集体的创作，如果将这个创作移植到公共空间里，必然要面临很多的冲突和妥协。
　　杨阳：作为一个策展人，应考虑作为一个公民，希望如何进行社区的参与。作为策展机构来说，除了有足够的资源和社区进行互动，还要考虑到从量上和质上有更多的评估。
　　凌敏：我关注的是艺术节如何和地方重塑建立连接，这是我的问题。
　　茱茜·乔克拉：地方重塑中审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要意识到，这里说的审美不是个人的，因为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空间、人群、社会等级、环境、经济等等。
　　莱西亚-普洛科朋科：审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这个领域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成长。审美不应当给予我们限制，而我们应当扩展审美的领域。关于凌敏提出的公共艺术节的问题，对于政治文化上受到隔离的区域，艺术节是一种很好的开放的方式。
　　沃恩-萨迪：在定义公共艺术和地方重塑的时候不应将美学作为一个必须。它应当是一个融入到空间中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美学应当很自然地融入社区公共艺术中去。
　　茱茜·乔克拉：说到美学的必要性，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说地方重塑和公共艺术永远是好的，因为地方重塑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目的。
　　莱西亚·普洛科朋科：当我们在评估公共艺术项目时，我们要知道在项目中缺失什么，什么东西做得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社区有更多的了解。
　　沃恩-萨迪：社区其实是需要评估的，我们要找出一个社会因素和主要问题，通过这些界定，我们才可以让民众更好地参与和公共艺术之间的互动。
　　路易斯·比格斯：这两天看了那么多的案例，我想到了三个观点。第一点，是在空间里人的利益；第二点是情境，研究员有自己的地域和文化的侧重。第三点是出发点，每个地方人民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公共艺术和地方重塑是相似的活动，它们都是对于场所、空间的改变，所以地方重塑必须要受到艺术的认可才会被认为是一种公共艺术。作为研究者，我们还希望能够满足媒体的需求，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受到公众杂志的支持的。作为艺术本身，你要有好的图片，不然你的成果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很好的杰作。所以说未来公共艺术的成功，是成功的图像塑造。
　　四、总结
　　汪大伟院长最后对年会做出了总结，他指出这届年会和去年相比，整体的研究水平都有所提升，主要归结于两点：第一，上届大家都关注案例的本身，这一届更关注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的方法；第二，大家研究案例的视野更宽阔，提供的资料更丰富。他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研究报告写得更加具有学术性和丰富多彩性。最后他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员年会，扩大“国际公共艺术”活动的影响，加强国际交流、多元共生，推进国际公共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