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适年我刚好14岁，初中毕业。我找到学校领导，要求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教育部有规定，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准参加高考。提前参加高考不能如愿，怨自己没能早两年出生，只能按部就班续考常宁一中读高中。这时学校教学开始“拨乱反正”，注重抓教学，每学期一个月的劳动假没有了，课堂教学走上正轨，学习有了明确目标。高考“指挥棒”的概念当时不盛行，“倒计时”也不紧迫，家长不“送考”，高考“独木桥”没形成，辅导书籍没有“泛滥”，复习备考资料也就是前两届高考真题。高一开学不久，学期中举行摸底考试，按成绩分班，确定文理科，我选择读理科，分入重点班。
　　1977年、1978年高考是分省命题考试，试题难度不大，自认为要是参试，准能考上大学。1979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我高中毕业应届参加高考。7月7日至9日高考，5月底举行“筛选”考试，成绩欠佳的学生，学校发给高中毕业证就离校回家了，不让参加高考。成绩较好的留下继续学习，到7月参加高考。我由于受班主任物理老师工作变故调动影响到情绪和学业选择，筛选考试后决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改考外语专业，突击一个月历史、地理上考场。外语专业本科录取线四道关卡，为最难考的专业，须达总分280分，英语笔试、口试、汉语三门过80分，数学为参考分。我总分、英语笔试、汉语都大大超过本科录取线，由于那个年代英语教学多为“哑巴英语”，英语口试最后没过关，应届高考落榜。与大学失之交臂，我不甘心也不气馁，人生没有失败只有放弃，无非来年再上考场。
　　1979年高考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国统考。一套试题，三个层次划定录取线：本科、大专、中专，记得每个层级的分数线段差不是很大。本科没有现在的一本、二本、三本之分，虽有重点大学，录取线较一般本科院校高不了多少，湖南320多分可以上重点，再高点可以上北大、清华。高考后“政审”很严，政治运动刚结束，许多成绩上线的考生因政治表现、家庭成分、历史原因等被“政审”给审掉了，进不了大学，耽误了不少有才华的人。1979年全国录取新生数只有20多万，不像现在，一两所高校的招生数就完成了录取任务。当年我们全校考取本科、专科、中专的加起来才20多人，那时能考上大学的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高考让不少人“鲤鱼跳龙门”改变了命运，因而也发生了不少“陈世美”和“假陈世美”与“反陈世美”事件，譬如有考上大学的男青年“分手了”农村女友、“离婚了”农村妻子，也有女大学生“不离不弃”农村男友，嫁给农民、工人的，当時报纸有不少此类新闻报道，有“大学生救掏粪工而牺牲值不值”的全国大辩论。1998年高校招生改革扩招后，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大学生”的涵义完全变了。那时本科毕业月工资54.5元，专科48元，八级工资制的工人五级工月工资才54元，知识和文凭那时是“值钱”的。学校也是如此，湖南省当时真正称作“大学”的才两所：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其他全是学院不叫大学。
　　我1979年高考落榜后，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在单位子弟学校教英语。12月招工参加工作，又做了一名煤矿工人，到次年3月再调入任职单位子弟学校重登讲台。1980年要求参加高考，因受体制之限，单位以“正式工而非待业青年”为由不允，耽误了一年。1981年我力争机会多方努力，促使单位专门召开党委会议研究，恩准我“三个月事假”并以“工资自理、考后不得回原教学岗位”为条件，才获批参加高考，以差本科线1分考入衡阳师专外语系就读。1984年以“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分配到铁路中专任教，继续坚守三尺讲台，从教30周年。后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热爱眷恋的教师岗位，改做专职党务工作者。
　　高考，让我从38年前的一个工人、教师变成后来的学者、教授、国家干部，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故事、一个缩影。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事业进步造就了大量尖端人才，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不管是高考中榜者还是落榜者，都在为国家尽心尽力，为社会尽职尽责，中国的腾飞才有今天。要是没有40年前的恢复高考，实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相比于国家、民族，个人命运逆顺任随；不由感叹，高考之重，人生之轻。今日思之，恢复高考不愧为国家战略的伟大成功举措与党的政策之正确成功实践，必将载入史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