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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与他的出身有关，或许是他更关心“底层”的生活。吴念真虽然在台湾文化圈交往极广，资历极深，但他更像一个乐于叙述小事的小人物。
8月14日中午，吴念真刚下飞机，感觉“整个北京是在放冷气”。下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昨天在重庆，高温40度，真的很可怕，北京舒服多了。”
从广州、成都、重庆到北京，接下来的几天他还将去南京、杭州、上海。七城之旅，每一场读者见面会都“爆棚”，吴念真讲读了新书《台湾念真情》，然后给排长队的读者签名。
一年前，《这些人，那些事》在大陆出版时，“当时还不清楚大陆的读者会怎样看。”吴念真没有想到，大陆竟然这么多自己的“粉丝”。这些读者熟知他写过的《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无言的山丘》等剧本，以及演过电影《一一》中的角色NJ(简南俊)。
为了与大陆读者交流，60岁的他玩起微博，自称“吴念真老先生”。之前他都用Facebook。
“我觉得大陆的读者比较愿意跟作者分享，台湾的读者就比较冷漠。”吴念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站在作者的立场，最喜欢的就是，书看完之后带给读者共鸣或者不同的反思。”
“我的书也变成简体字了”
吴念真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90年。当时香港导演许鞍华在上海拍《客途秋恨》，剧本是他写的。吴念真到上海，主要是跟许鞍华讨论下一部电影《极道追凶》的剧本。
“那时候，上海刚开始建设，基本上是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挖，都是泥泞。”当时，吴念真还带了个录影机，想拍点东西回去看。回到台北，发现录影带根本没办法看，“整个都很吵，全是喇叭声和脚踏车的声音。而且很多脚踏车上面还装两个铃铛。”吴念真对记者模拟着“啪啪啪，嘎嘎嘎”的声音。
和许鞍华讨论完剧本，吴念真顺便到了北京。之后，他偶尔会和朋友到大陆游玩，直到三四年前吴念真的广告公司设置了上海办事处。“其实我还蛮少来的，上海的办公室也拍广告片，都是请这边的导演拍。我会来，来就是请他们吃饭。”吴念真笑道。
吴念真首次在大陆公开活动，是去年夏天签售散文集《这些人，那些事》，这是他第一本正式的简体字书。今年5月，他的小说集《特别的一天》出版，8月《台湾念真情》接踵而至。
《台湾念真情》其实是1990年代台湾一档电视节目，由吴念真策划、主持，讲述台湾正在消失的行业及各乡镇角落的小人物，几成“台湾的民间地图”。这档节目做了三年半，又重播过两次，前后达十年之久。
吴念真感到“很开心”，大陆读者对台湾的故事充满了兴趣。
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吴念真的书在大陆遭遇过“盗版”，那是他第一本小说集《抓住一个春天》，台版在1977年即出版。当时大陆的朋友跟他说，“你的书在这边有出哦。”吴念真便找到了出版社的地址，写信，“印了我的书，也送我几本吧。”大陆出版社果然寄了十本到台北，并附信，“可否签名五本，寄回。”哭笑不得的吴念真，寄回了五本自己并未授权出版却签名的书。“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感觉，我的书也变成简体字了。”他笑着说。
这一次的七城之旅，成都、重庆他还是第一次去，但行程匆忙，“就待了一天，或者一个晚上，什么都没看到。”二十年后，再游大陆，一切都不同了。吴念真说，“国际化以后，全世界的城市都差不多。”
“我长成这样子，还当主角?”
在台湾，吴念真的名字始终跟杨德昌、侯孝贤以及新电影运动联系在一起。杨德昌在2007年去世后，两岸的媒体经常问吴念真关于杨德昌的问题。“人都不在了，老实讲，我不是很喜欢提这个。”吴念真说，“想认识导演，看他的电影就好了。”
1978年，吴念真开始接触剧本创作，两年后进入中央电影公司做编审，与当时的作家小野成为拍档。1982年，《光阴的故事》上映，电影分成四段，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执导，后来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1983年，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同样以集锦片的方式推出几位年轻导演。这背后，均是吴念真、小野策划，他们被看做新电影的推手。而作为编剧的吴念真，曾五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俗称“吴金马”。
而相比之下，大陆媒体和影迷对吴念真提及最多的当属电影《一一》。2000年时，杨德昌找到吴念真，让后者演男主角。“我长成这样子，还当主角?你不要闹啦!”吴念真说。“剧本就是根据你写的，男主角的英文名跟你一样，也叫NJ。”杨德昌说。吴念真只好当一回男主角。
与喜欢讲故事、喜欢开玩笑的吴念真相比，《一一》中的生意人NJ实在显得“苦闷”。连小野也说，“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好玩的人。”
但吴念真回忆，“那个时候我比较累，这是我人生里面很难忘的部分。”累，主要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四十几岁开始经营起自己的企划公司，做起了“生意”，杨德昌抓住了他最累的阶段。
而在那之前，1980年代的吴念真也挺“累”，创作了50多部电影剧本。除《悲情城市》《恋恋风尘》之外，《鲁冰花》也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它与《妈妈再爱我一次》一起用充满泪水的剧情激起了观众的悲情，在大陆还并不丰富的屏幕上掀起收视高潮。
“两边某些东西有一种默契”
吴念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喜欢说“这样子”，程度形容词喜欢用“蛮”。白色体恤、灰色西裤是他的惯常着装。接受采访时，他时常把眼镜取下，边喝咖啡，边讲故事。
聊起1980年代台湾电影的辉煌，吴念真说，“当时社会积蓄了很多力量。1980年代的台湾蛮有趣的，这群人彼此都认识，台湾很小嘛。做音乐的李宗盛被我们抓来当演员，黄韵玲才十多岁也被抓来做电影配乐。”在新千年后，吴念真执导舞台剧《人间条件》，又把黄韵玲，以及导演柯一正、李永丰等人抓来当主演。
吴念真也关注过大陆电影。1985年，他在香港参加影展，看了一堆大陆导演的作品，包括《城南旧事》《夕照街》等。当时两岸电影人还无法正常来往，好几天晚上，吴念真和几个台湾导演跑到大陆展区，只看电影。 在吴念真的印象中，《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是大陆比较典型的电影或舞台剧，他还对记者唱起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但那次在香港看到的大陆电影，跟以前的很不一样。”吴念真回忆。
他还记得，当时看到黄健中的《如意》，结束时，所有的台湾电影人都起立鼓掌。“那个调子，跟拍老年人的情感，像台湾的新电影，两边间隔那么远，但某些东西好像有一种默契。在同一个时间，讲故事的方法、镜头的语言都很类似。”吴念真说，“那时候觉得蛮温暖的。”
事实上，早在1982年，吴念真和小野就写过大陆题材的电影，即新电影主将之一王童执导的《苦恋》。“是白桦的小说，我们把它拿去改编成剧本。那时候还没通嘛，找不到他，我们把稿费存在银行，等着哪天他来拿。”吴念真说，“故事是写大陆，里面还蛮适合台湾的。”今年6月，曾任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被誉为“台湾新电影之父”的明骥去世，吴念真回忆，“我们以前最喜欢跟他讲《苦恋》里的对白了。”
1987年底，台湾当局首次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第二年，吴念真创作的剧本《海峡两岸》由虞戡平执导，讲的正是开放探亲之前，一个老兵带着台湾的家人，与大陆的原配妻子在香港相聚的故事。“两边没通，只好到香港见面。”
吴念真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还听过很惨的”：为了见上一面，大陆的一位母亲和台湾的儿子分别到香港。老母亲挎着篮子，从家乡带了很多鸡蛋。儿子多久没见他娘了，最后总要分手，送母亲坐火车回大陆。当回到旅馆，看见母亲留下来的几十个熟鸡蛋，好几天了，全部馊掉。儿子只能对着臭鸡蛋，号啕大哭。
“社会观察才是大事”
“你们叫动车是不是?我们叫高铁。”在北京读者见面会上，吴念真问道。读者回，“我们这边也有叫高铁，比动车快。”在大陆的行程中，吴念真经常在“这边”与“那边”之间转换。
“台湾的城乡差距也很严重。乡下的小孩跟城市里相比，所能得到的资讯和看戏的机会很少。”吴念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7月，由李永丰担任总编导的儿童舞台剧《纸风车幻想曲》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五场，吴念真也是发起人和制作人之一。在台湾，该剧作为“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的公益性项目，用了5年时间走遍319个乡镇免费演出，去年底才巡演完。
台湾也有“留守儿童”，只是不用这个说法，“很多小孩的父母也去城里工作，小孩在家跟阿公、阿嬷住。”吴念真说。他希望这部儿童剧也能够在大陆各省巡演。
出生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瑞芳镇九份矿区的吴念真，其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矿工，后来生病住院，因不堪忍受职业病矽肺而跳楼自杀。
《特别的一天》中，吴念真以矿工题材《悲剧的脚本》收尾，那是根据1987年瑞芳镇枫仔濑的矿难而写。吴念真在矿区读小学时，也最怕听到临近矿务所“当当当”的钟声和广播里传来几号矿出事故的通知。之后，办理丧事的老太太走到教室门口，叫上一个小孩的名字，“来接你爸爸‘回家’。”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那个小朋友拖着书包，哭着出去。
“我本来有个长篇小说，要写我们那个矿村从发现金子，到大量的人来，到繁荣，到后来消失没有了。”吴念真介绍，“这些故事被陆续用到《无言的山丘》《多桑》等电影里面。所以小说就没写了。”《无言的山丘》由吴念真编剧，王童导演。《多桑》是吴念真首次执导的电影，主人公原型是自己的父亲。两部电影都曾到九份矿区实地取景。
1960年代末，吴念真念完中学，到台北工作。按照小野的说法，“他为了讨生活，送过报纸，当过酱菜学徒，在私人诊所包药、扫地，在办公室当工友，替老板娘儿子送便当——反正《恋恋风尘》里面那个受气包少年就是他。”吴念真也说，自己十八九岁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少年仔找工作》，写的就是自己找工作时被骗的经历。
“那篇稿费，我记得是600多块(台币)，那时我薪水才300块一个月。嗯，不错，写小说可以赚钱。之后就很认真去写。”吴念真回忆，“当兵的时候不能投稿的，不能泄露你此刻在哪里，那是机密。其实当兵有很多题材，死亡、军队的黑暗内幕等等。”
但退伍之后，发现“军营这些事情是小事，社会观察才是大事了”，吴念真觉得父辈当矿工也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不被政府照顾。1976年他考入辅仁大学的夜间部读会计系，半工半读，同时也写小说。
“中下层是自己比较熟悉的。而且这群人他们有意见，但不晓得怎么讲，也不晓得跟谁讲，讲也没人听。应该有人帮他们说，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的。”吴念真说。但他又发现，政府并不会因为那些小说而有所改变，“爸爸也不晓得曾经写到他，也没办法去安慰他，安慰你所关注的人群。”吴念真便很少写小说，转而做传播更广的影像，“想到一个故事，直接写剧本。”
采访结束时，记者希望拍一张他的背影，吴念真一边转身，一边说，“这个我知道。”这是电影《一一》中的场景及海报。影片中，8岁的洋洋问吴念真饰演的父亲NJ：“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于是，洋洋拿起相机，把人们看不到的“另一半”后背、后脑勺给拍下来。
“这，我挺熟的。”背影中的吴念真像是回到了12年前的那部电影。
8月14日中午，吴念真刚下飞机，感觉“整个北京是在放冷气”。下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昨天在重庆，高温40度，真的很可怕，北京舒服多了。”
从广州、成都、重庆到北京，接下来的几天他还将去南京、杭州、上海。七城之旅，每一场读者见面会都“爆棚”，吴念真讲读了新书《台湾念真情》，然后给排长队的读者签名。
一年前，《这些人，那些事》在大陆出版时，“当时还不清楚大陆的读者会怎样看。”吴念真没有想到，大陆竟然这么多自己的“粉丝”。这些读者熟知他写过的《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无言的山丘》等剧本，以及演过电影《一一》中的角色NJ(简南俊)。
为了与大陆读者交流，60岁的他玩起微博，自称“吴念真老先生”。之前他都用Facebook。
“我觉得大陆的读者比较愿意跟作者分享，台湾的读者就比较冷漠。”吴念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站在作者的立场，最喜欢的就是，书看完之后带给读者共鸣或者不同的反思。”
“我的书也变成简体字了”
吴念真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90年。当时香港导演许鞍华在上海拍《客途秋恨》，剧本是他写的。吴念真到上海，主要是跟许鞍华讨论下一部电影《极道追凶》的剧本。
“那时候，上海刚开始建设，基本上是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挖，都是泥泞。”当时，吴念真还带了个录影机，想拍点东西回去看。回到台北，发现录影带根本没办法看，“整个都很吵，全是喇叭声和脚踏车的声音。而且很多脚踏车上面还装两个铃铛。”吴念真对记者模拟着“啪啪啪，嘎嘎嘎”的声音。
和许鞍华讨论完剧本，吴念真顺便到了北京。之后，他偶尔会和朋友到大陆游玩，直到三四年前吴念真的广告公司设置了上海办事处。“其实我还蛮少来的，上海的办公室也拍广告片，都是请这边的导演拍。我会来，来就是请他们吃饭。”吴念真笑道。
吴念真首次在大陆公开活动，是去年夏天签售散文集《这些人，那些事》，这是他第一本正式的简体字书。今年5月，他的小说集《特别的一天》出版，8月《台湾念真情》接踵而至。
《台湾念真情》其实是1990年代台湾一档电视节目，由吴念真策划、主持，讲述台湾正在消失的行业及各乡镇角落的小人物，几成“台湾的民间地图”。这档节目做了三年半，又重播过两次，前后达十年之久。
吴念真感到“很开心”，大陆读者对台湾的故事充满了兴趣。
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吴念真的书在大陆遭遇过“盗版”，那是他第一本小说集《抓住一个春天》，台版在1977年即出版。当时大陆的朋友跟他说，“你的书在这边有出哦。”吴念真便找到了出版社的地址，写信，“印了我的书，也送我几本吧。”大陆出版社果然寄了十本到台北，并附信，“可否签名五本，寄回。”哭笑不得的吴念真，寄回了五本自己并未授权出版却签名的书。“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感觉，我的书也变成简体字了。”他笑着说。
这一次的七城之旅，成都、重庆他还是第一次去，但行程匆忙，“就待了一天，或者一个晚上，什么都没看到。”二十年后，再游大陆，一切都不同了。吴念真说，“国际化以后，全世界的城市都差不多。”
“我长成这样子，还当主角?”
在台湾，吴念真的名字始终跟杨德昌、侯孝贤以及新电影运动联系在一起。杨德昌在2007年去世后，两岸的媒体经常问吴念真关于杨德昌的问题。“人都不在了，老实讲，我不是很喜欢提这个。”吴念真说，“想认识导演，看他的电影就好了。”
1978年，吴念真开始接触剧本创作，两年后进入中央电影公司做编审，与当时的作家小野成为拍档。1982年，《光阴的故事》上映，电影分成四段，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执导，后来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1983年，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同样以集锦片的方式推出几位年轻导演。这背后，均是吴念真、小野策划，他们被看做新电影的推手。而作为编剧的吴念真，曾五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俗称“吴金马”。
而相比之下，大陆媒体和影迷对吴念真提及最多的当属电影《一一》。2000年时，杨德昌找到吴念真，让后者演男主角。“我长成这样子，还当主角?你不要闹啦!”吴念真说。“剧本就是根据你写的，男主角的英文名跟你一样，也叫NJ。”杨德昌说。吴念真只好当一回男主角。
与喜欢讲故事、喜欢开玩笑的吴念真相比，《一一》中的生意人NJ实在显得“苦闷”。连小野也说，“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好玩的人。”
但吴念真回忆，“那个时候我比较累，这是我人生里面很难忘的部分。”累，主要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四十几岁开始经营起自己的企划公司，做起了“生意”，杨德昌抓住了他最累的阶段。
而在那之前，1980年代的吴念真也挺“累”，创作了50多部电影剧本。除《悲情城市》《恋恋风尘》之外，《鲁冰花》也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它与《妈妈再爱我一次》一起用充满泪水的剧情激起了观众的悲情，在大陆还并不丰富的屏幕上掀起收视高潮。
“两边某些东西有一种默契”
吴念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喜欢说“这样子”，程度形容词喜欢用“蛮”。白色体恤、灰色西裤是他的惯常着装。接受采访时，他时常把眼镜取下，边喝咖啡，边讲故事。
聊起1980年代台湾电影的辉煌，吴念真说，“当时社会积蓄了很多力量。1980年代的台湾蛮有趣的，这群人彼此都认识，台湾很小嘛。做音乐的李宗盛被我们抓来当演员，黄韵玲才十多岁也被抓来做电影配乐。”在新千年后，吴念真执导舞台剧《人间条件》，又把黄韵玲，以及导演柯一正、李永丰等人抓来当主演。
吴念真也关注过大陆电影。1985年，他在香港参加影展，看了一堆大陆导演的作品，包括《城南旧事》《夕照街》等。当时两岸电影人还无法正常来往，好几天晚上，吴念真和几个台湾导演跑到大陆展区，只看电影。 在吴念真的印象中，《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是大陆比较典型的电影或舞台剧，他还对记者唱起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但那次在香港看到的大陆电影，跟以前的很不一样。”吴念真回忆。
他还记得，当时看到黄健中的《如意》，结束时，所有的台湾电影人都起立鼓掌。“那个调子，跟拍老年人的情感，像台湾的新电影，两边间隔那么远，但某些东西好像有一种默契。在同一个时间，讲故事的方法、镜头的语言都很类似。”吴念真说，“那时候觉得蛮温暖的。”
事实上，早在1982年，吴念真和小野就写过大陆题材的电影，即新电影主将之一王童执导的《苦恋》。“是白桦的小说，我们把它拿去改编成剧本。那时候还没通嘛，找不到他，我们把稿费存在银行，等着哪天他来拿。”吴念真说，“故事是写大陆，里面还蛮适合台湾的。”今年6月，曾任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被誉为“台湾新电影之父”的明骥去世，吴念真回忆，“我们以前最喜欢跟他讲《苦恋》里的对白了。”
1987年底，台湾当局首次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第二年，吴念真创作的剧本《海峡两岸》由虞戡平执导，讲的正是开放探亲之前，一个老兵带着台湾的家人，与大陆的原配妻子在香港相聚的故事。“两边没通，只好到香港见面。”
吴念真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还听过很惨的”：为了见上一面，大陆的一位母亲和台湾的儿子分别到香港。老母亲挎着篮子，从家乡带了很多鸡蛋。儿子多久没见他娘了，最后总要分手，送母亲坐火车回大陆。当回到旅馆，看见母亲留下来的几十个熟鸡蛋，好几天了，全部馊掉。儿子只能对着臭鸡蛋，号啕大哭。
“社会观察才是大事”
“你们叫动车是不是?我们叫高铁。”在北京读者见面会上，吴念真问道。读者回，“我们这边也有叫高铁，比动车快。”在大陆的行程中，吴念真经常在“这边”与“那边”之间转换。
“台湾的城乡差距也很严重。乡下的小孩跟城市里相比，所能得到的资讯和看戏的机会很少。”吴念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7月，由李永丰担任总编导的儿童舞台剧《纸风车幻想曲》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五场，吴念真也是发起人和制作人之一。在台湾，该剧作为“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的公益性项目，用了5年时间走遍319个乡镇免费演出，去年底才巡演完。
台湾也有“留守儿童”，只是不用这个说法，“很多小孩的父母也去城里工作，小孩在家跟阿公、阿嬷住。”吴念真说。他希望这部儿童剧也能够在大陆各省巡演。
出生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瑞芳镇九份矿区的吴念真，其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矿工，后来生病住院，因不堪忍受职业病矽肺而跳楼自杀。
《特别的一天》中，吴念真以矿工题材《悲剧的脚本》收尾，那是根据1987年瑞芳镇枫仔濑的矿难而写。吴念真在矿区读小学时，也最怕听到临近矿务所“当当当”的钟声和广播里传来几号矿出事故的通知。之后，办理丧事的老太太走到教室门口，叫上一个小孩的名字，“来接你爸爸‘回家’。”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那个小朋友拖着书包，哭着出去。
“我本来有个长篇小说，要写我们那个矿村从发现金子，到大量的人来，到繁荣，到后来消失没有了。”吴念真介绍，“这些故事被陆续用到《无言的山丘》《多桑》等电影里面。所以小说就没写了。”《无言的山丘》由吴念真编剧，王童导演。《多桑》是吴念真首次执导的电影，主人公原型是自己的父亲。两部电影都曾到九份矿区实地取景。
1960年代末，吴念真念完中学，到台北工作。按照小野的说法，“他为了讨生活，送过报纸，当过酱菜学徒，在私人诊所包药、扫地，在办公室当工友，替老板娘儿子送便当——反正《恋恋风尘》里面那个受气包少年就是他。”吴念真也说，自己十八九岁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少年仔找工作》，写的就是自己找工作时被骗的经历。
“那篇稿费，我记得是600多块(台币)，那时我薪水才300块一个月。嗯，不错，写小说可以赚钱。之后就很认真去写。”吴念真回忆，“当兵的时候不能投稿的，不能泄露你此刻在哪里，那是机密。其实当兵有很多题材，死亡、军队的黑暗内幕等等。”
但退伍之后，发现“军营这些事情是小事，社会观察才是大事了”，吴念真觉得父辈当矿工也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不被政府照顾。1976年他考入辅仁大学的夜间部读会计系，半工半读，同时也写小说。
“中下层是自己比较熟悉的。而且这群人他们有意见，但不晓得怎么讲，也不晓得跟谁讲，讲也没人听。应该有人帮他们说，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的。”吴念真说。但他又发现，政府并不会因为那些小说而有所改变，“爸爸也不晓得曾经写到他，也没办法去安慰他，安慰你所关注的人群。”吴念真便很少写小说，转而做传播更广的影像，“想到一个故事，直接写剧本。”
采访结束时，记者希望拍一张他的背影，吴念真一边转身，一边说，“这个我知道。”这是电影《一一》中的场景及海报。影片中，8岁的洋洋问吴念真饰演的父亲NJ：“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于是，洋洋拿起相机，把人们看不到的“另一半”后背、后脑勺给拍下来。
“这，我挺熟的。”背影中的吴念真像是回到了12年前的那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