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今的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自身的修炼和学习，投入到社会问题当中去，找到公益慈善发展的新思路
站在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的
高度上进行改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基金会算作一个行业，是从198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始的，至今已有25年的发展历史，但迅速成长也就是近几年时间。与20年前相比，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商玉生：整个公益慈善环境变得更好了。民间非营利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的公益慈善意识被唤醒，公益慈善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渐规范之中。
回顾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
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对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尽管《办法》只有十几条，才几百字，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控制和限制基金会的发展。
此后直到1999年，我国对基金会的登记管理主要实行业务主管单位、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三方负责的管理体制，即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和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际上是把基金会视为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办法》公布后，虽然基金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国家对基金会的审批和管理非常严格，所以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
1996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本停滞不前，甚至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国内没有出现一家新设立的基金会，整个基金会行业进入了低谷时期。
2000年开始，《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始修订，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历时三年多，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它正式结束了三重管理体制，转变为二重管理体制，并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整个中国基金会行业步入了蓬勃的发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政府是管理机构，一旦政府官员的思想不解放，不能从为部门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出发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话，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控制和限制。
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关注公益慈善行业的法制建设问题。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上，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上制定法律法规，而不要站在一个部门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税务部门只考虑部门的利益去考虑如何进行税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公布，让整个社会看到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对于公益慈善领域而言，普遍认为将启动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你对此怎么看？
商玉生：对社会改革而言，现在是很好的机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走过了35年的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市场机制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正轨，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
那么今天，再谈社会改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应该包括社会改革，但当时我们把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30多年的发展中，社会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如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等。所以说，当初忽略了社会的改革发展，就等于忽略了国家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决定》，谈到公益慈善行业时提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看似只有一句话讲公益慈善事业，但是在《决定》里的每一个段落之中，都有关于公益慈善发展的机会，以及对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要求。
记得十几年前，在做“构建世界非营利机构培训”时，我提出一个问题，“面对新的形式，你准备好了吗”，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
对于公益慈善而言，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正处于一个飞速变化和开放的时代，在新的时代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项目的创新，突破一些旧的观念，但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我们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如今的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但我们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能够从思想理论上、思想道德上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吗？我们有公益慈善发展方面的理论家吗？什么才是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机构的发展？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自身的修炼和学习，投入到社会问题当中去，找到公益慈善发展的新思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对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变革图景有何展望？
商玉生：我们不要在《决定》发表以后，就马上对未来的发展下结论。我们应该以一个时间段进行观察。比如说现在的公益慈善环境跟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以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抱有很大的期待。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模式，我们自己的优秀的公益慈善组织能够脱颖而出，走向世界。
打破公益圈子，与大众实现良好互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直以来，你都提倡公益慈善行业的自律，但目前国内仍有许多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不愿透明化，而在税收制度的制约下，一些草根NGO也不愿意透明。在此情况下，推动公益慈善的透明与公信力的关键是什么？
商玉生：我们建立基金会中心网，推出了中基透明指数FTI，就是旨在推动和解决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化问题，它将基金会行业的“生杀大权”交还给了公众。所以推动公益慈善的透明与公信力的关键是，有一个能够让基金会敢于主动披露年报信息、审计信息等运作信息，并接收公众检查的公益慈善环境或者监督平台。 政府有权利检查基金会的运作信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行业透明度的倡导和引导，让更多的基金会意识到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性。通过中基透明指数FTI，以排行榜单的形式，掀起基金会行业内部关于透明度和公信力的竞争，从而逐步解决这类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一个毫无公益背景只有新闻从业经历的邓飞，短短两三年就能够积累巨大影响，而红会这样的组织还在深受郭美美事件困扰，无力重新赢回公众信任？
商玉生：这就是体制问题，公众对体制下的官办机构已经失去了信任。
红十字会系统不归民政系统管，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们叫作“官办机构”。对于这个系统的监管，肯定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事情被夸大、被误解的现象，但是在公众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对官办公益机构的认识，他们不再相信体制。所以首先得从机制上加以改进，逐渐取得公众的谅解。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句话，“为什么公益机构更显得具有危机感和责任感呢，因为人们不会记住一个郭美美，而会记住你这个公益机构。”事实上，公益机构出现丑闻事件，绝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倡导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公众对公益慈善的理解方式及态度，存在一些令专业人士担忧的问题，比如将公益与道德过度捆绑，一方面固然是一些公益组织未能有效地通过透明化赢得公众信任，另一方面，公众理念及心态的确也有问题。那么公众心理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有无解决之道？
商玉生：公益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谈到公益慈善机构，都怀着一种敬意和期望，而现在，人们变得不再信任公益慈善机构。从这点上来说，公益人应该对自己有高要求，加强自律和诚信。要想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关怀，公益慈善机构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功练好。在这个行业里，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正确的力量。
在社会舆论方面，人人都可以监督公益慈善机构，但是抓住一点问题就打击它们，这不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会失灵，企业会失灵，非营利组织也会失灵，大家都在逐渐地摸索中，难免会犯错。所以对于出现问题的公益慈善机构，社会要给它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它去解决问题。
近年来，一些人对明星从事公益活动给予很多非难。事实上，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明星涉足公益慈善的现象，要理性辨别他们做公益的性质。很多明星可能想做公益，但是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做好公益项目，当他们的公益项目出现问题时，我们要以一种善意的态度进行批评建议，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善意人士，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虽然公益界人士都在呼吁要走出圈子，与大众实现良好互动，让大众更加理解公益慈善，但从去年年末公益界各个论坛活动来看，还是圈子内交流的痕迹明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如何打破这个现象？
商玉生：这说明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造就公益圈子，让公益人不仅仅是在圈子内交流，而且让整个公益事业形成一种力量。
怎样把这种正确的力量给凝聚起来？我认为媒体的力量很重要，媒体应该与公益人形成沟通和合作，将正确的公益慈善理念和公益慈善项目传播给社会大众。
此外，如果我们把公益慈善工作做到社区，做到大众身边，让大众亲身参与公益慈善项目，和大众实现良好的互动，也有助于大众理解公益慈善。
公益慈善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在公益慈善发展与创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有人说，现代公益慈善需要的专业能力，宗教和企业最能提供，你看法如何？
商玉生：在我看来，公益机构的管理和企业的管理两者之间是相通的。一方面，公益机构的很多理念是从企业管理理念中学来的，另一方面，企业家也在吸收公益慈善机构的管理理念，比如自律、诚信。
实际上，企业也好，非营利机构也好，最关键的一点，它们都是社会的成员，都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自身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如果去掉那些不合法不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么公益慈善机构也可以从企业家那里吸收成功的管理方法，所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有着先天的优势。
另外，国内的企业家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时，需要一个独立的圈子。因为企业家在做公益慈善项目时，往往会遇到共性的问题，大家在一个独立的圈子里更容易讨论。所以我提倡成立企业家公益俱乐部、企业家基金会联盟，通过这样的方式，凝聚更大的力量，使企业家们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慈善的现代化及进一步深化，从欧美、中国台湾可以吸收什么经验？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又能汲取怎样的能量？
商玉生：我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与欧美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地方，如欧美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公益慈善有着多年的发展经验，有相对透明和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够对善款进行严格监督，保证每一笔善款都被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它们成熟的管理机制、公益慈善的先进模式和理念，同时在公益慈善领域里，发挥出我们中国公益慈善机构自身的特色和思想。
当我们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时，会发现，它也有着慈善的一面，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慈善的理念，汲取养分，在中国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总结自己的想法，从事慈善工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组织会在未来十年成长为社会、社区治理及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吗？
商玉生：在我看来，它们现在已经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了。
公益机构和民间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创新性，一旦它的这种创新性发挥出来，或者被政府所认识到，它可以成为社会机构或者政府项目的一种模式或标准，推动社会的改革。现在政府的很多项目都是由民间机构发展而来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做得更好的机构出现，发挥他们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未来中国的公益慈善需要有怎样的升级、创新和发展？
商玉生：首先是关于整个慈善系统的能力建设，在诚信建设、公信力建设以及透明度问题上，还需不断加强，这是公益慈善事业向前发展的基础。
其次，公益慈善的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公益慈善的法律问题向前迈进一小步，就能够推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向前发展一大步。所以我们还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宣传和倡导公益慈善理念。与此同时，公益机构既要保持跟政府的良好关系，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我们国家有很多从事社会学、非营利机构研究的学者，在公益模式的创新上，我们需要动员这些学者进行研究和探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召开全国性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工作会议。公益机构也要和学者们进行合作、探讨，在思想理论、思想道德以及实践等方面，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
站在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的
高度上进行改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基金会算作一个行业，是从198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始的，至今已有25年的发展历史，但迅速成长也就是近几年时间。与20年前相比，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商玉生：整个公益慈善环境变得更好了。民间非营利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的公益慈善意识被唤醒，公益慈善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渐规范之中。
回顾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
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对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尽管《办法》只有十几条，才几百字，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控制和限制基金会的发展。
此后直到1999年，我国对基金会的登记管理主要实行业务主管单位、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三方负责的管理体制，即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和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际上是把基金会视为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办法》公布后，虽然基金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国家对基金会的审批和管理非常严格，所以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
1996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本停滞不前，甚至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国内没有出现一家新设立的基金会，整个基金会行业进入了低谷时期。
2000年开始，《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始修订，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历时三年多，完成了《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它正式结束了三重管理体制，转变为二重管理体制，并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整个中国基金会行业步入了蓬勃的发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政府是管理机构，一旦政府官员的思想不解放，不能从为部门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出发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话，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控制和限制。
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关注公益慈善行业的法制建设问题。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上，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上制定法律法规，而不要站在一个部门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税务部门只考虑部门的利益去考虑如何进行税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公布，让整个社会看到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对于公益慈善领域而言，普遍认为将启动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你对此怎么看？
商玉生：对社会改革而言，现在是很好的机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走过了35年的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市场机制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正轨，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
那么今天，再谈社会改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应该包括社会改革，但当时我们把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30多年的发展中，社会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如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等。所以说，当初忽略了社会的改革发展，就等于忽略了国家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决定》，谈到公益慈善行业时提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看似只有一句话讲公益慈善事业，但是在《决定》里的每一个段落之中，都有关于公益慈善发展的机会，以及对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要求。
记得十几年前，在做“构建世界非营利机构培训”时，我提出一个问题，“面对新的形式，你准备好了吗”，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
对于公益慈善而言，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正处于一个飞速变化和开放的时代，在新的时代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项目的创新，突破一些旧的观念，但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我们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如今的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但我们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能够从思想理论上、思想道德上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吗？我们有公益慈善发展方面的理论家吗？什么才是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机构的发展？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自身的修炼和学习，投入到社会问题当中去，找到公益慈善发展的新思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对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变革图景有何展望？
商玉生：我们不要在《决定》发表以后，就马上对未来的发展下结论。我们应该以一个时间段进行观察。比如说现在的公益慈善环境跟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以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抱有很大的期待。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模式，我们自己的优秀的公益慈善组织能够脱颖而出，走向世界。
打破公益圈子，与大众实现良好互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直以来，你都提倡公益慈善行业的自律，但目前国内仍有许多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不愿透明化，而在税收制度的制约下，一些草根NGO也不愿意透明。在此情况下，推动公益慈善的透明与公信力的关键是什么？
商玉生：我们建立基金会中心网，推出了中基透明指数FTI，就是旨在推动和解决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化问题，它将基金会行业的“生杀大权”交还给了公众。所以推动公益慈善的透明与公信力的关键是，有一个能够让基金会敢于主动披露年报信息、审计信息等运作信息，并接收公众检查的公益慈善环境或者监督平台。 政府有权利检查基金会的运作信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行业透明度的倡导和引导，让更多的基金会意识到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性。通过中基透明指数FTI，以排行榜单的形式，掀起基金会行业内部关于透明度和公信力的竞争，从而逐步解决这类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一个毫无公益背景只有新闻从业经历的邓飞，短短两三年就能够积累巨大影响，而红会这样的组织还在深受郭美美事件困扰，无力重新赢回公众信任？
商玉生：这就是体制问题，公众对体制下的官办机构已经失去了信任。
红十字会系统不归民政系统管，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们叫作“官办机构”。对于这个系统的监管，肯定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事情被夸大、被误解的现象，但是在公众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对官办公益机构的认识，他们不再相信体制。所以首先得从机制上加以改进，逐渐取得公众的谅解。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句话，“为什么公益机构更显得具有危机感和责任感呢，因为人们不会记住一个郭美美，而会记住你这个公益机构。”事实上，公益机构出现丑闻事件，绝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倡导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公众对公益慈善的理解方式及态度，存在一些令专业人士担忧的问题，比如将公益与道德过度捆绑，一方面固然是一些公益组织未能有效地通过透明化赢得公众信任，另一方面，公众理念及心态的确也有问题。那么公众心理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有无解决之道？
商玉生：公益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谈到公益慈善机构，都怀着一种敬意和期望，而现在，人们变得不再信任公益慈善机构。从这点上来说，公益人应该对自己有高要求，加强自律和诚信。要想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关怀，公益慈善机构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功练好。在这个行业里，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正确的力量。
在社会舆论方面，人人都可以监督公益慈善机构，但是抓住一点问题就打击它们，这不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会失灵，企业会失灵，非营利组织也会失灵，大家都在逐渐地摸索中，难免会犯错。所以对于出现问题的公益慈善机构，社会要给它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它去解决问题。
近年来，一些人对明星从事公益活动给予很多非难。事实上，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明星涉足公益慈善的现象，要理性辨别他们做公益的性质。很多明星可能想做公益，但是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做好公益项目，当他们的公益项目出现问题时，我们要以一种善意的态度进行批评建议，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善意人士，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虽然公益界人士都在呼吁要走出圈子，与大众实现良好互动，让大众更加理解公益慈善，但从去年年末公益界各个论坛活动来看，还是圈子内交流的痕迹明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如何打破这个现象？
商玉生：这说明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造就公益圈子，让公益人不仅仅是在圈子内交流，而且让整个公益事业形成一种力量。
怎样把这种正确的力量给凝聚起来？我认为媒体的力量很重要，媒体应该与公益人形成沟通和合作，将正确的公益慈善理念和公益慈善项目传播给社会大众。
此外，如果我们把公益慈善工作做到社区，做到大众身边，让大众亲身参与公益慈善项目，和大众实现良好的互动，也有助于大众理解公益慈善。
公益慈善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在公益慈善发展与创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有人说，现代公益慈善需要的专业能力，宗教和企业最能提供，你看法如何？
商玉生：在我看来，公益机构的管理和企业的管理两者之间是相通的。一方面，公益机构的很多理念是从企业管理理念中学来的，另一方面，企业家也在吸收公益慈善机构的管理理念，比如自律、诚信。
实际上，企业也好，非营利机构也好，最关键的一点，它们都是社会的成员，都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自身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如果去掉那些不合法不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么公益慈善机构也可以从企业家那里吸收成功的管理方法，所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有着先天的优势。
另外，国内的企业家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时，需要一个独立的圈子。因为企业家在做公益慈善项目时，往往会遇到共性的问题，大家在一个独立的圈子里更容易讨论。所以我提倡成立企业家公益俱乐部、企业家基金会联盟，通过这样的方式，凝聚更大的力量，使企业家们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慈善的现代化及进一步深化，从欧美、中国台湾可以吸收什么经验？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又能汲取怎样的能量？
商玉生：我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与欧美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地方，如欧美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公益慈善有着多年的发展经验，有相对透明和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够对善款进行严格监督，保证每一笔善款都被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它们成熟的管理机制、公益慈善的先进模式和理念，同时在公益慈善领域里，发挥出我们中国公益慈善机构自身的特色和思想。
当我们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时，会发现，它也有着慈善的一面，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慈善的理念，汲取养分，在中国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总结自己的想法，从事慈善工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组织会在未来十年成长为社会、社区治理及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吗？
商玉生：在我看来，它们现在已经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了。
公益机构和民间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创新性，一旦它的这种创新性发挥出来，或者被政府所认识到，它可以成为社会机构或者政府项目的一种模式或标准，推动社会的改革。现在政府的很多项目都是由民间机构发展而来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做得更好的机构出现，发挥他们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未来中国的公益慈善需要有怎样的升级、创新和发展？
商玉生：首先是关于整个慈善系统的能力建设，在诚信建设、公信力建设以及透明度问题上，还需不断加强，这是公益慈善事业向前发展的基础。
其次，公益慈善的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公益慈善的法律问题向前迈进一小步，就能够推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向前发展一大步。所以我们还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宣传和倡导公益慈善理念。与此同时，公益机构既要保持跟政府的良好关系，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我们国家有很多从事社会学、非营利机构研究的学者，在公益模式的创新上，我们需要动员这些学者进行研究和探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召开全国性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工作会议。公益机构也要和学者们进行合作、探讨，在思想理论、思想道德以及实践等方面，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