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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白石老人“起家”的人物画，却鲜有以册页形制出现，拍场上也仅见比利时尤伦斯夫妇收藏的《福寿图》人物册页十二开，以及朵云轩早期拍过的《十八尊者造像》等。如此看来，荣宝本次秋拍即将付拍的《十六应真图册》，也正好给了大家近距离赏鉴白石衰年变法时期人物画的机会。
此册绘释迦牟尼佛与十六应真弟子，“应真”为佛教罗汉之别名，意为得真道之人。十六应真均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佛经上说他们受佛嘱咐，不入涅，常住世间，受世人供养而为众生作福田。罗汉因为具有与凡人同样的情感个性，相比法相庄严的佛与菩萨更让人感到亲切，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艺术家钟爱的创作题材之一。
此册“应真”为谁作
《十六应真图册》扉页有史树青先生的题记：此册为一九二二年曹锟（仲珊）六十岁生日白石先生祝寿之作。时曹居保定，任直鲁豫巡阅使，当直皖直奉战后，声势大振。翌年十月，遂有贿选总统之举。仲珊以一介武夫，性耽风雅，以湘人夏寿田为秘书长，所交多一时知名之士。午诒，白石同乡人也，故白石先生亦仲珊所礼遇，绘图祝寿自是常情，十六应真者佛弟子十六人皆大阿罗汉也。仲珊能书善画，图章皆白石所刊。
从流传来看，此册为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资深员工九龙山人在东琉璃厂以300元购藏。虽收藏绘画众多，九龙山人独珍此册，半生秘藏。“文革”期间遭遇红卫兵抄家，家中全部家私被抄，地面堆满杂物一片狼藉，其夫人趁混乱将散落在地的此册推入乱纸堆，方免遭一劫。在当时紧急环境下为避事端，夫人即将封面的字签撕去了。东琉璃厂墨缘阁王理伯先生（系北京文物商店首批著名书画鉴赏家）生前证实，封面原题名签“为曹锟大总统六十整寿齐白石敬绘十六应真图”字样，为夏午诒所书。
种种资料证实，此册为齐白石1922年前后贺寿军阀曹锟的作品，齐白石由夏午诒而认识曹锟。夏午诒曾是“筹安会”的骨干，袁世凯死后，入直系头领曹锟幕府。齐白石为曹锟作画，即夏氏牵线。1920年十月初三，夏午诒派人接齐白石“去保定游玩”，是所知最早的一次。在保定二十余日，齐白石日记所记，只有几通书信、几首题画诗而已。十月十五日记“是日得人谢金”。并说“羞其年将六十，犹受人怜”。得到了谁的“谢金”？没有说明。白石在保定为某人作画刻印，但又不愿说出这个人姓名，这个人就是曹锟。已有材料证明，在1920年至1924年间，他赴保定为曹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绘画与篆刻。香港苏富比2012春拍书画专场封面齐白石的《云龙图》即为曹锟所作，且此件亦作于1922年，白石以鲜现笔下的云龙赠曹氏，画外之意触人联想。
1920年齐白石三次赴保定，但只有一则为夏午诒作画的记载，即十月廿一日所记：“为天畸画关、岳像成，伊以为不如前画二像之衣用笔超绝也。”“前画二像”，是指为曹锟所画《汉关壮缪像》和《宋岳武穆像》，后二像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有“虎威上将军命齐璜恭摹”款。曹氏要齐白石画关羽和岳飞，大约有自喻之意。齐白石《壬戌记事》中提到十月十九日，再去保定“作画刊石”，概是与曹锟的六十大寿有关了。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六十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六十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齐白石绘《十六应真图》以致贺，有几种可能，一是佛教人物为大家所喜闻乐见；二是十六应真受人供养，施人以福田，具有保驾护航的隐喻，想来契合曹锟的心意；三者，也许是夏午诒授意的题材……
不过，无论是白石老人的日记、自述、跋文等，都找不到对这段交往的记载，这或许反映了齐白石内心的矛盾：结交曹锟有违自己的志向，但又要卖画以养家糊口，更需要顾及友人的面子，因此，只钤“齐璜敬写”印，倒也“清静”不少。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夏午诒书法也颇有造诣，但对于变革过程中的齐白石书法他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只钤“齐璜敬写”印
齐白石诗书画印皆能，其篆刻更有一种开宗立派之气势。其以隶入篆，以篆入印，大刀阔斧，冲刻印石，在民国印坛脱颖而出，至今仍为人膜仰。齐白石号称“三百石印富翁”，其一生极为节俭，从不浪费。他年轻时练习篆刻，为了省钱自己挑着箩筐到山上和河边去挑选石头，选好石头挑回家，刷洗干净后再把石头磨成章料形状，然后练习篆刻。因为石头来之不易，所以白石大师非常珍惜，他总是刻完一面再刻另一面，直到每块石头六面都刻满了才换另一块石头。时间长了就积攒了很多刻了多面的印章，当时齐白石家中还不富裕，没有什么家产，所以大师自嘲自己是“三百石印富翁”（据齐佛来回忆，石印并没有三百方，只是因为是多面印，一方顶多方，所以齐白石才称为“三百石印”）。
此《十六应真图册》中的“齐璜敬写”印即是一枚多面印，另几面的印是“五世同堂”、“容颜减尽但余愁”、“恐青山笑我今非昨”。此枚印章有边款曰“老萍三游京师看西山感刊板桥西郊感旧词句，己未三月”，板桥句应该就是“恐青山笑我今非昨”了。己未即1919年，是年三月初，齐白石第三次到京，并自始定居北京，从此开始寻求新的生路。“齐璜敬写”一语，想来也是居京初期，内心渴望他人相助的期盼以及谨慎谦恭的心态吧。
另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齐白石作品集（第一集·绘画）》里，有一件齐白石为同乡杨度长子杨公庶夫妇创作的《花虫册》（共十七开，此册存有四开），章士钊对题有云：“夏午诒欣赏齐白石画，而谓书法不中程，不喜其题款，屡索不着一字之和尚画片，观者似为不平……吾题此帧不禁此感，愔午诒下世，不得亲拈是事为笑谑云：八十年来气类空，劣凭两事壮南风。湘乡将相平寇，直到齐璜画草虫。尊款识，泥宏通，头巾吾笑直心翁，状元尽许姚涞中，待诒名同万岁红。”章士钊对夏午诒“屡索不着一字之和尚画片”，颇为不认同。不过，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此《十六应真图》只钤“齐璜敬写”印，或许也是夏午诒的要求吧。
高山流水觅知音
齐白石一生创作无数，市场流通量亦非常之大。然而，藏家们大多对其80岁之后的作品多有研究，其市场价值也得以不断发掘；但齐白石早期以及衰年变法前后的作品，却少有研究著述，因此，其市场价值相比于80岁以后的作品，真可说是低得“可怜”了。更甚者，如前文提到的香港苏富比2012春拍齐白石的《云龙图》，因其题材鲜见、风格特殊、手法细腻而获市场“冷遇”，尽管是张宗宪旧藏，亦未逃过流标之命运。但这件作品的“问世”，也引起了大家对齐白石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作品的探究；同时，越探究也越发现需要认识和发掘的空间之大。 回到这件《十六应真图册》，这是市场鲜见的人物图册，但其人物画功力绝非一般画家所能达到。齐白石自小就喜画人物，当雕花木匠后雕刻了“状元及第”、“刘备招亲”等传统题材人物，而其为乡间百姓绘神像功对以及人物肖像更是无数。齐白石从绣像小说的插图、《芥子园画谱》、戏剧人物和现实人物中寻找素材，应索者要求画了很多美人图，因此也得了个“齐美人”的称号。可以说，画人物画是齐白石的看家本领。齐白石的人物画笔法简约雄劲，尤其对现实人物的刻画，雍容大度，亲切感人，且具奇趣。达摩和观音是他常画的题材，其笔下的达摩近于憨厚的读书人，观音则好似慈祥的妇人，从而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由于十六应真原本并没有定型的形象，加之绘画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艺术家们都会凭着自己的想像画出各人心中的罗汉来。
以齐白石出身而言，对佛教人物这类题材应最为熟练，他经过在寺庙的神像绘画磨炼和细作木工雕刻接触的仙佛人物的历练，成功实现了绘画形式和匠、艺之间的转换。1919年齐白石居京后即住在法源寺内，卖画刻印；后搬至城南的龙泉寺；1920年又搬至宣武门内石镫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这段时间，齐白石创作了一些佛教人物的作品，从北京画院秘藏的齐白石作品来看，有1919年“为梁辟园存草”的《佛像图》、《为法源寺僧画（图稿）》和为“翁”先生绘制的《佛像图》等。《十六应真图册》题材或许也与齐白石的这一“佛缘”有关，但相比上述作品，其人物线条流畅且认真，画面张力平稳且规矩，在精巧之中略显点点拘谨，与晚期作品常见的潇洒和奔放相异。而这一点，倒又恰恰契合了这本册页的创作时期和创作目的。
启功先生在册页题跋中写道：“萍翁先生早岁工写照，壮年入京师，始放笔作花卉虫鱼。此册相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徇知交之请所画，面目各有情致，非世俗流传应真之像，是可宝也。”据说启功先生本来是要为每一人物配写一首诗的，只是可惜没有来得及写就仙逝了。有启功先生对题的齐白石《山水册八开》在2003年中贸秋拍中以1661万元成交，在2011年翰海春拍中又以7130万元成交。两代大师的诗画合璧，成为艺术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近现代画坛，齐白石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其作品价格的变化，是衡量近现代书画整体走向的风向标，也是其他近现代书画作品价格的比照。齐白石人物、山水、花卉、昆虫、水族、禽鸟等无所不能，在拍卖场上，其山水册早在2003年即以1600多万元成交，而近次嘉德香港拍卖，齐白石《设色山水图册》（十开）以4600港元落槌。最近几年，齐白石1922年的《山水合册》（十二开）、1924年的《草虫册页》（十六开）、1942年的《可惜无声册》（十三开）、1949年的《花鸟虫鱼册》（八开）、1955年创作的《花卉草虫册》（十二开）以及《聚珍十开册》等都是市场的亮点，均取得了良好成绩。
诚如上述这些册页作品，渐渐在市场里寻觅到了知音，它们的价值，因已入收藏者及市场研究者的视野而不断得以挖掘；而《十六应真图册》在填补齐白石人物画册页相对空白的同时，亦给了藏家们收藏研究的机会，以及价值升值的可能。这件为当年购藏者家属精心保存的作品，在价值得以发掘的同时，也许能开启人们对齐白石早年作品以及特殊风格作品研究的大门，拓宽齐白石研究原本仅囿于一段时期的视野。
若能如此，确是一件幸事，比关注作品价格本身更为重要！
此册绘释迦牟尼佛与十六应真弟子，“应真”为佛教罗汉之别名，意为得真道之人。十六应真均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佛经上说他们受佛嘱咐，不入涅，常住世间，受世人供养而为众生作福田。罗汉因为具有与凡人同样的情感个性，相比法相庄严的佛与菩萨更让人感到亲切，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艺术家钟爱的创作题材之一。
此册“应真”为谁作
《十六应真图册》扉页有史树青先生的题记：此册为一九二二年曹锟（仲珊）六十岁生日白石先生祝寿之作。时曹居保定，任直鲁豫巡阅使，当直皖直奉战后，声势大振。翌年十月，遂有贿选总统之举。仲珊以一介武夫，性耽风雅，以湘人夏寿田为秘书长，所交多一时知名之士。午诒，白石同乡人也，故白石先生亦仲珊所礼遇，绘图祝寿自是常情，十六应真者佛弟子十六人皆大阿罗汉也。仲珊能书善画，图章皆白石所刊。
从流传来看，此册为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资深员工九龙山人在东琉璃厂以300元购藏。虽收藏绘画众多，九龙山人独珍此册，半生秘藏。“文革”期间遭遇红卫兵抄家，家中全部家私被抄，地面堆满杂物一片狼藉，其夫人趁混乱将散落在地的此册推入乱纸堆，方免遭一劫。在当时紧急环境下为避事端，夫人即将封面的字签撕去了。东琉璃厂墨缘阁王理伯先生（系北京文物商店首批著名书画鉴赏家）生前证实，封面原题名签“为曹锟大总统六十整寿齐白石敬绘十六应真图”字样，为夏午诒所书。
种种资料证实，此册为齐白石1922年前后贺寿军阀曹锟的作品，齐白石由夏午诒而认识曹锟。夏午诒曾是“筹安会”的骨干，袁世凯死后，入直系头领曹锟幕府。齐白石为曹锟作画，即夏氏牵线。1920年十月初三，夏午诒派人接齐白石“去保定游玩”，是所知最早的一次。在保定二十余日，齐白石日记所记，只有几通书信、几首题画诗而已。十月十五日记“是日得人谢金”。并说“羞其年将六十，犹受人怜”。得到了谁的“谢金”？没有说明。白石在保定为某人作画刻印，但又不愿说出这个人姓名，这个人就是曹锟。已有材料证明，在1920年至1924年间，他赴保定为曹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绘画与篆刻。香港苏富比2012春拍书画专场封面齐白石的《云龙图》即为曹锟所作，且此件亦作于1922年，白石以鲜现笔下的云龙赠曹氏，画外之意触人联想。
1920年齐白石三次赴保定，但只有一则为夏午诒作画的记载，即十月廿一日所记：“为天畸画关、岳像成，伊以为不如前画二像之衣用笔超绝也。”“前画二像”，是指为曹锟所画《汉关壮缪像》和《宋岳武穆像》，后二像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有“虎威上将军命齐璜恭摹”款。曹氏要齐白石画关羽和岳飞，大约有自喻之意。齐白石《壬戌记事》中提到十月十九日，再去保定“作画刊石”，概是与曹锟的六十大寿有关了。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六十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六十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齐白石绘《十六应真图》以致贺，有几种可能，一是佛教人物为大家所喜闻乐见；二是十六应真受人供养，施人以福田，具有保驾护航的隐喻，想来契合曹锟的心意；三者，也许是夏午诒授意的题材……
不过，无论是白石老人的日记、自述、跋文等，都找不到对这段交往的记载，这或许反映了齐白石内心的矛盾：结交曹锟有违自己的志向，但又要卖画以养家糊口，更需要顾及友人的面子，因此，只钤“齐璜敬写”印，倒也“清静”不少。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夏午诒书法也颇有造诣，但对于变革过程中的齐白石书法他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只钤“齐璜敬写”印
齐白石诗书画印皆能，其篆刻更有一种开宗立派之气势。其以隶入篆，以篆入印，大刀阔斧，冲刻印石，在民国印坛脱颖而出，至今仍为人膜仰。齐白石号称“三百石印富翁”，其一生极为节俭，从不浪费。他年轻时练习篆刻，为了省钱自己挑着箩筐到山上和河边去挑选石头，选好石头挑回家，刷洗干净后再把石头磨成章料形状，然后练习篆刻。因为石头来之不易，所以白石大师非常珍惜，他总是刻完一面再刻另一面，直到每块石头六面都刻满了才换另一块石头。时间长了就积攒了很多刻了多面的印章，当时齐白石家中还不富裕，没有什么家产，所以大师自嘲自己是“三百石印富翁”（据齐佛来回忆，石印并没有三百方，只是因为是多面印，一方顶多方，所以齐白石才称为“三百石印”）。
此《十六应真图册》中的“齐璜敬写”印即是一枚多面印，另几面的印是“五世同堂”、“容颜减尽但余愁”、“恐青山笑我今非昨”。此枚印章有边款曰“老萍三游京师看西山感刊板桥西郊感旧词句，己未三月”，板桥句应该就是“恐青山笑我今非昨”了。己未即1919年，是年三月初，齐白石第三次到京，并自始定居北京，从此开始寻求新的生路。“齐璜敬写”一语，想来也是居京初期，内心渴望他人相助的期盼以及谨慎谦恭的心态吧。
另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齐白石作品集（第一集·绘画）》里，有一件齐白石为同乡杨度长子杨公庶夫妇创作的《花虫册》（共十七开，此册存有四开），章士钊对题有云：“夏午诒欣赏齐白石画，而谓书法不中程，不喜其题款，屡索不着一字之和尚画片，观者似为不平……吾题此帧不禁此感，愔午诒下世，不得亲拈是事为笑谑云：八十年来气类空，劣凭两事壮南风。湘乡将相平寇，直到齐璜画草虫。尊款识，泥宏通，头巾吾笑直心翁，状元尽许姚涞中，待诒名同万岁红。”章士钊对夏午诒“屡索不着一字之和尚画片”，颇为不认同。不过，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此《十六应真图》只钤“齐璜敬写”印，或许也是夏午诒的要求吧。
高山流水觅知音
齐白石一生创作无数，市场流通量亦非常之大。然而，藏家们大多对其80岁之后的作品多有研究，其市场价值也得以不断发掘；但齐白石早期以及衰年变法前后的作品，却少有研究著述，因此，其市场价值相比于80岁以后的作品，真可说是低得“可怜”了。更甚者，如前文提到的香港苏富比2012春拍齐白石的《云龙图》，因其题材鲜见、风格特殊、手法细腻而获市场“冷遇”，尽管是张宗宪旧藏，亦未逃过流标之命运。但这件作品的“问世”，也引起了大家对齐白石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作品的探究；同时，越探究也越发现需要认识和发掘的空间之大。 回到这件《十六应真图册》，这是市场鲜见的人物图册，但其人物画功力绝非一般画家所能达到。齐白石自小就喜画人物，当雕花木匠后雕刻了“状元及第”、“刘备招亲”等传统题材人物，而其为乡间百姓绘神像功对以及人物肖像更是无数。齐白石从绣像小说的插图、《芥子园画谱》、戏剧人物和现实人物中寻找素材，应索者要求画了很多美人图，因此也得了个“齐美人”的称号。可以说，画人物画是齐白石的看家本领。齐白石的人物画笔法简约雄劲，尤其对现实人物的刻画，雍容大度，亲切感人，且具奇趣。达摩和观音是他常画的题材，其笔下的达摩近于憨厚的读书人，观音则好似慈祥的妇人，从而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由于十六应真原本并没有定型的形象，加之绘画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艺术家们都会凭着自己的想像画出各人心中的罗汉来。
以齐白石出身而言，对佛教人物这类题材应最为熟练，他经过在寺庙的神像绘画磨炼和细作木工雕刻接触的仙佛人物的历练，成功实现了绘画形式和匠、艺之间的转换。1919年齐白石居京后即住在法源寺内，卖画刻印；后搬至城南的龙泉寺；1920年又搬至宣武门内石镫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这段时间，齐白石创作了一些佛教人物的作品，从北京画院秘藏的齐白石作品来看，有1919年“为梁辟园存草”的《佛像图》、《为法源寺僧画（图稿）》和为“翁”先生绘制的《佛像图》等。《十六应真图册》题材或许也与齐白石的这一“佛缘”有关，但相比上述作品，其人物线条流畅且认真，画面张力平稳且规矩，在精巧之中略显点点拘谨，与晚期作品常见的潇洒和奔放相异。而这一点，倒又恰恰契合了这本册页的创作时期和创作目的。
启功先生在册页题跋中写道：“萍翁先生早岁工写照，壮年入京师，始放笔作花卉虫鱼。此册相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徇知交之请所画，面目各有情致，非世俗流传应真之像，是可宝也。”据说启功先生本来是要为每一人物配写一首诗的，只是可惜没有来得及写就仙逝了。有启功先生对题的齐白石《山水册八开》在2003年中贸秋拍中以1661万元成交，在2011年翰海春拍中又以7130万元成交。两代大师的诗画合璧，成为艺术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近现代画坛，齐白石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其作品价格的变化，是衡量近现代书画整体走向的风向标，也是其他近现代书画作品价格的比照。齐白石人物、山水、花卉、昆虫、水族、禽鸟等无所不能，在拍卖场上，其山水册早在2003年即以1600多万元成交，而近次嘉德香港拍卖，齐白石《设色山水图册》（十开）以4600港元落槌。最近几年，齐白石1922年的《山水合册》（十二开）、1924年的《草虫册页》（十六开）、1942年的《可惜无声册》（十三开）、1949年的《花鸟虫鱼册》（八开）、1955年创作的《花卉草虫册》（十二开）以及《聚珍十开册》等都是市场的亮点，均取得了良好成绩。
诚如上述这些册页作品，渐渐在市场里寻觅到了知音，它们的价值，因已入收藏者及市场研究者的视野而不断得以挖掘；而《十六应真图册》在填补齐白石人物画册页相对空白的同时，亦给了藏家们收藏研究的机会，以及价值升值的可能。这件为当年购藏者家属精心保存的作品，在价值得以发掘的同时，也许能开启人们对齐白石早年作品以及特殊风格作品研究的大门，拓宽齐白石研究原本仅囿于一段时期的视野。
若能如此，确是一件幸事，比关注作品价格本身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