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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内涵和功能目标，综合前人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具体实践，构建了包括综合服务能力、创新驱动能力、产业凝聚能力、枢纽辐射能力和对外开放能力的国家中心城市“五力”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以期给各大中心城市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 综合竞争力 五力模型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早在2005年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中就被首次提出。在编制过程中，中规院认为，应该在城镇体系的最高位置设立国家中心城市，让它们在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并在规划中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大城市确定为首批国家中心城市[1]。
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之上的新的“塔尖”，在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承担着国家重要的战略功能和使命，也赋予了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9个城市被国家明确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9个城市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6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代表着我国未来城市圈发展的最高水平，对引领、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的城市在资源禀赋、区域位置、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经济水平等方面各有不同，国家赋予每个中心城市的功能及使命也各有差异，因此，很难以单一的指标去进行整体衡量，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评价体系，对各个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国内进程以及各自的优劣势进行横向比较，并对自身发展进行全面的纵向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和参考意见。
一、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价的现状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自从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被提出以后，学术界对于国家中心城市就非常关注，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研究者大多以某一特定城市为对象，研究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劣势[2-5]，关于其综合评价方面的研究则较少。部分研究者只是从某一个视角，如经济实力、城市辐射、产业结构等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城市综合评价的系统性[6-8]。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方面，北京大学郭志强教授等从城市自身及其城市群协同发展两个方面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9]。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在其发布的《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中，则包括综合服务、网络枢纽、科技创新、开放交流、人文凝聚、生态宜居六大功能层，共50个指标层[10]。
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评价体系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过于单一简单，缺乏代表性;或较为复杂，指标间的区分性不强。
二、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结合其五大功能定位：综合服务能力、产业集群功能、物流枢纽功能、开放高地功能和人文凝聚功能，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价的“五力”模型，即综合服务能力、创新驱动能力、产业集聚能力、枢纽辐射能力、对外开放能力，如图1所示。
其中，综合服务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和内在要求。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成为各自所在城市群的政治、经济、人文、医疗、教育，对外交流中心，更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成为示范和典型，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
创新驱动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一个没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是没有希望的城市，更不可能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城市强大的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支撑。
产业集聚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本，从全球城市的发展来看，那些占据着全球城市金字塔“塔尖”的中心城市无不具备着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是全球顶级的金融城市，其金融产业的凝聚力和生产力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而洛杉磯、迪拜等则依靠其强大的旅游和娱乐产业，牢牢占据着城市的塔尖，我国的国家中心城市要想参与全球竞争，最终还是要归于产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如果没有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没有数个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就很难具备核心竞争力。
枢纽辐射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使命。所谓中心城市，不仅仅只是个体独自的发展，更不是对周边城市的“虹吸”和伤害，而应该是辐射和带动，借助于产业的转移和配套，交通枢纽的通达以及信息交流的中心功能，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这也是一些城市虽然综合实力很强，但由于在枢纽辐射能力较弱，也没有办法肩负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及使命。
对外开放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应有之义。国家中心城市是将来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城市，没有强大的对外开放能力就很难具备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求实不求全，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性等原则，经过反复筛选和优化，构建了新的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能力指标评价体系（见表1）。
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组成，具体说明如下：
“综合服务能力”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教育”、“医疗”、“生态”等6个二级指标，在所有五个一级指标中是最多的，这也与其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相匹配，国家中心城市首先必须是所在城市群的政治、经济、人文、教育、医疗中心，并且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起到示范和带动的作用，做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城市。 “创新驱动能力”指标包括“投入”和“产出”两个关键二级指标，“创新投入”是创新驱动能力的基础和支撑，“创新产出”则是创新驱动能力的具体表现和持续创新的动力。
“產业集聚能力”包括“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大二级指标，分别从指标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
“枢纽辐射能力”包括“交通辐射”和“信息交流”两项核心指标，这也是国家关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的内涵所在。
“对外开放能力”包括“对外贸易”和“开放前景”两项指标，分别从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兼顾了城市发展的眼前成果和未来趋势。
另外，指标体系的设置过程中，还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具备以下特点：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拓宽了“综合服务能力”内涵，加入了生态环境的指标因素，将人文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融入其中，体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科学发展观，并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空气质量、能耗、污水处理等。
指标体系兼顾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内在要素集成和外在技术传递的双重功能指标，如R&D人员数和R&D经费投入，会对城市的创新产出产生直接传递效应;实现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以及定量指标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合理分配，如人均医生人数和人均床位数，避免了各个城市的总量差异化，较为真实和准确地反映了城市了医疗综合服务能力。
指标体系剔除了以往研究中的部分重复性指标，使得评价体系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如删除了财政收入、财政科技投入、出口总额等与其他关键指标存在交叉的指标，确保各个指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增加了如“产业集群储量（千亿元级）”指标，侧重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的重点产业凝聚能力和量级，增加了“国际航线数量”指标，侧重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通达能力和信息交流能力，增加“实际利用外资”指标，侧重衡量国外企业对于城市的发展前景以及营商环境的信任等。
参考文献：
[1]田美玲，方世明.国家中心城市研究综述[J].国际城市规划，2015（2）：71—74.
[2]钟太刚.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SWOT分析及对策[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30—38.
[3]刘淑萍.国家中心城市视角下郑州增强城市辐射力的对策研究[J].经贸实践，2017（03）：105—106.
[4]华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意义及路径选择[J].全国流通经济，2017（21）：51—52.
[5]李霞，戴胜利.面向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智慧武汉发展评价及模式优化：理论与实证[J].中国软科学，2018（1）：77—89.
[6]赵娴，林楠.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分析与评价[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2）：106—113.
[7]杨姝琴.广州增强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J].城市察，2014（6）：166—177.
[8]张璇.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研究[J].理论刊，2016（4）：107—111.
[9]郭志强，吕斌.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评价[J].城市问题，2018（11）：28—36.
[10][ZK（]郑州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报告（2018）[J]，城市规划通讯，2018（19）：13—14.
〔汪伟明、吴宇军（通讯作者），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 综合竞争力 五力模型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早在2005年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中就被首次提出。在编制过程中，中规院认为，应该在城镇体系的最高位置设立国家中心城市，让它们在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并在规划中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大城市确定为首批国家中心城市[1]。
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之上的新的“塔尖”，在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承担着国家重要的战略功能和使命，也赋予了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9个城市被国家明确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9个城市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6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代表着我国未来城市圈发展的最高水平，对引领、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的城市在资源禀赋、区域位置、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经济水平等方面各有不同，国家赋予每个中心城市的功能及使命也各有差异，因此，很难以单一的指标去进行整体衡量，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评价体系，对各个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国内进程以及各自的优劣势进行横向比较，并对自身发展进行全面的纵向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和参考意见。
一、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价的现状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自从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被提出以后，学术界对于国家中心城市就非常关注，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研究者大多以某一特定城市为对象，研究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劣势[2-5]，关于其综合评价方面的研究则较少。部分研究者只是从某一个视角，如经济实力、城市辐射、产业结构等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城市综合评价的系统性[6-8]。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方面，北京大学郭志强教授等从城市自身及其城市群协同发展两个方面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9]。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在其发布的《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中，则包括综合服务、网络枢纽、科技创新、开放交流、人文凝聚、生态宜居六大功能层，共50个指标层[10]。
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评价体系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过于单一简单，缺乏代表性;或较为复杂，指标间的区分性不强。
二、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结合其五大功能定位：综合服务能力、产业集群功能、物流枢纽功能、开放高地功能和人文凝聚功能，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价的“五力”模型，即综合服务能力、创新驱动能力、产业集聚能力、枢纽辐射能力、对外开放能力，如图1所示。
其中，综合服务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和内在要求。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成为各自所在城市群的政治、经济、人文、医疗、教育，对外交流中心，更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成为示范和典型，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
创新驱动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一个没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是没有希望的城市，更不可能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城市强大的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支撑。
产业集聚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本，从全球城市的发展来看，那些占据着全球城市金字塔“塔尖”的中心城市无不具备着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是全球顶级的金融城市，其金融产业的凝聚力和生产力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而洛杉磯、迪拜等则依靠其强大的旅游和娱乐产业，牢牢占据着城市的塔尖，我国的国家中心城市要想参与全球竞争，最终还是要归于产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如果没有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没有数个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就很难具备核心竞争力。
枢纽辐射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使命。所谓中心城市，不仅仅只是个体独自的发展，更不是对周边城市的“虹吸”和伤害，而应该是辐射和带动，借助于产业的转移和配套，交通枢纽的通达以及信息交流的中心功能，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这也是一些城市虽然综合实力很强，但由于在枢纽辐射能力较弱，也没有办法肩负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及使命。
对外开放能力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应有之义。国家中心城市是将来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城市，没有强大的对外开放能力就很难具备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求实不求全，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性等原则，经过反复筛选和优化，构建了新的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能力指标评价体系（见表1）。
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组成，具体说明如下：
“综合服务能力”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教育”、“医疗”、“生态”等6个二级指标，在所有五个一级指标中是最多的，这也与其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相匹配，国家中心城市首先必须是所在城市群的政治、经济、人文、教育、医疗中心，并且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起到示范和带动的作用，做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城市。 “创新驱动能力”指标包括“投入”和“产出”两个关键二级指标，“创新投入”是创新驱动能力的基础和支撑，“创新产出”则是创新驱动能力的具体表现和持续创新的动力。
“產业集聚能力”包括“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大二级指标，分别从指标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
“枢纽辐射能力”包括“交通辐射”和“信息交流”两项核心指标，这也是国家关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的内涵所在。
“对外开放能力”包括“对外贸易”和“开放前景”两项指标，分别从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兼顾了城市发展的眼前成果和未来趋势。
另外，指标体系的设置过程中，还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具备以下特点：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拓宽了“综合服务能力”内涵，加入了生态环境的指标因素，将人文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融入其中，体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科学发展观，并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空气质量、能耗、污水处理等。
指标体系兼顾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内在要素集成和外在技术传递的双重功能指标，如R&D人员数和R&D经费投入，会对城市的创新产出产生直接传递效应;实现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以及定量指标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合理分配，如人均医生人数和人均床位数，避免了各个城市的总量差异化，较为真实和准确地反映了城市了医疗综合服务能力。
指标体系剔除了以往研究中的部分重复性指标，使得评价体系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如删除了财政收入、财政科技投入、出口总额等与其他关键指标存在交叉的指标，确保各个指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增加了如“产业集群储量（千亿元级）”指标，侧重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的重点产业凝聚能力和量级，增加了“国际航线数量”指标，侧重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通达能力和信息交流能力，增加“实际利用外资”指标，侧重衡量国外企业对于城市的发展前景以及营商环境的信任等。
参考文献：
[1]田美玲，方世明.国家中心城市研究综述[J].国际城市规划，2015（2）：71—74.
[2]钟太刚.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SWOT分析及对策[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30—38.
[3]刘淑萍.国家中心城市视角下郑州增强城市辐射力的对策研究[J].经贸实践，2017（03）：105—106.
[4]华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意义及路径选择[J].全国流通经济，2017（21）：51—52.
[5]李霞，戴胜利.面向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智慧武汉发展评价及模式优化：理论与实证[J].中国软科学，2018（1）：77—89.
[6]赵娴，林楠.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分析与评价[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2）：106—113.
[7]杨姝琴.广州增强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J].城市察，2014（6）：166—177.
[8]张璇.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研究[J].理论刊，2016（4）：107—111.
[9]郭志强，吕斌.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评价[J].城市问题，2018（11）：28—36.
[10][ZK（]郑州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报告（2018）[J]，城市规划通讯，2018（19）：13—14.
〔汪伟明、吴宇军（通讯作者），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