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国难 川军奋勇出川抗战
　　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川军第二次整军会议，提出川军裁减十分之二；川军收回国有化，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两次整编后，川军人数减去了三分之二左右，川军在建制上归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不再是原先由大大小小的军阀控制的省内武装。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与会川军将领个个情绪激昂，纷纷请缨，要求出川抗日。
　　川军被侵吞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加上全国抗战的爆发，使得刘湘必须最后决定川军何去何从。在他看来，形势的确如共产党此前的分析，他决定采取张曙时等共产党员提出的建议，率川军出川抗战。7月10日，刘湘致电蒋介石，代表川军将领请缨抗敌，同时通电全国，请一致抗日。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长，主张全国总动员，共赴国难。通电一发，蒋介石只得同意川军出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战区范围在平汉铁路线上。
　　8月7日，刘湘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成都各界有5000余人前往机场送行。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湘呈递了抗战“请愿书”，刘湘竭诚接受，并表示：“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个人愿以身许国，成败利钝早置之度外”。出席最高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到刘湘寓所，对刘湘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并就互派代表加强联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26日，由中共党员张秀熟起草的《告四川各界人士书》经中共组织同意后，交与刘湘认可，以《告川康军民书》为名在《华西日报》全文发表。这个《告川康军民书》，实际上成了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的宣言书。
　　抗战前期，川军第二十二、二十九、三十六集团军主要在长江以北参加北战场作战；第二十三、二十七、三十集团军及第二十六师，主要在长江以南参加南战场作战。抗战后期，第二十九集团军奉调由长江北岸转入长江南岸第六战区作战。川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广德和泗安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战役、三次长沙会战等许多重要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国土。
　　川军出川后，军队建制被蒋介石以种种理由进行分割，参战部队与日军浴血奋战，却得不到应有的军需补给，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群众，对川军给予了无私的支援，体现了共同抗日的战友之谊。
　　独撑危局 共产党牢固稳定川军留川部队局势
　　蒋介石对出川抗战的川军并不信任，不断强化川军中的政训机构。这些政训机构和人员在川军中专门进行特务活动，随时向战区长官部报告黑名单，然后在战争中借机予以撤换、宰割。顾祝同就曾以作战不力为名，一次解除了第二十三集团军27名师、旅、团长的职务。
　　蒋介石还将邓锡侯、孙震两部调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将李家钰部调归第一战区蒋鼎文指挥，剥夺了刘湘对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三部川军六个师的指挥权，并免去了刘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职，且事先未通知刘湘任何信息。
　　正当刘湘有苦难言之时，蒋介石又命令他率军防守南京外围。这时，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已不可能组织兵力成功保卫南京。刘湘感到这是蒋介石在借刀杀人，存心要消灭他的部队，于是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遂一病不起。
　　刘湘生病期间，中共代表董必武和进步人士都曾到医院慰问。1938年1月20日，刘湘气病交加，于汉口万国医院去世。刘湘灵柩回川途中，四川人民争相迎送，至成都则出现十里长街的悲痛景象。2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王干青的一份电文中称：“刘公新丧，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表示对刘湘的沉痛哀悼。
　　刘湘生前为了阻止蒋介石势力入川后控制和瓦解川军，在省政府秘书长、财政厅长和川军参谋长等要职上，都安排了其亲信幕僚。在军队中，刘湘生前还扩大了他原来在川军中建立的“武德学友会”组织，并建立了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己亲任会长，成为“武德励进会”的领导核心，组成了川军将领中独立于蒋介石控制之外的组织体系。
　　1937年冬，张曙时、周俊烈等开始在“武德励进会”中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专做川军统战工作，形成对“武德励进会”实际上的领导。通过中共党员的工作，“武德学友会”还掌握了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华西日报》，并创办了《武德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对川军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刘湘去世后，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混乱局面，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武德学友会”稳定川军留川部队和四川局势。先是联络刘文辉和邓锡侯两部力量，成功抵制了蒋介石的亲信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其后，由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川军原先推选出的王缵绪在政治方向上发生逆转，走向破坏团结抗日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出面给王缵绪写信对其进行劝诫，王缵绪却拒不回头。四川的共产党组织立即通过“武德励进会”联合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部的七个师，逼迫蒋介石下令王缵绪辞去代理省主席职务。此事维持了川内团结抗日的大局，也增强了川军将领的内部团结。
　　由于共产党领导“武德励进会”持续的统战工作，使得潘文华等一批抗日川军将领在抗战过程中充分认识了蒋介石集团对川军的不信任和打压，认清了其本质。解放战争中，潘文华、刘文辉和邓锡侯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通电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进程。
　　领导抗日运动 积极支持川军奔赴前线抗日
　　抗日战争期间，原先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共产党员及其自发建立的秘密团体迅速公开活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后，通过学委、文委、妇委直接领导了四川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7年7月8日，共产党员车耀先和韩天石等人发动成立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全省最先响应全国抗战的一次群众性抗日动员大会。会后，车耀先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由韩天石具体负责。受共产党的启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随后发起成立全省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经过韩天石等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谈判，双方协议共同组织“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华抗”领导成员进入“省抗”，其下属组织机构不变。在“省抗”中，共产党员基本上掌握了中下层组织，在基层一线统战工作上起到核心作用，成为四川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省抗”的成立，在全川起到了示范作用。四川各地各界以“省抗”为例纷纷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期间，全省有120个市、县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1937年9月5日，刘湘率领第一批四川军队开赴抗日战场，四川各界民众于上午9时在成都少城公园隆重举行川军出川抗敌欢送大会。四川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向出川将士赠送锦旗16面，绣有“为民族解放而战！”等语，赠送毛巾1200条，每条毛巾上都印有“努力杀敌”四字，以激励川军。
　　1938年5月，第二批川军出川，成都各界群众10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赠旗典礼。各界抗日救亡团体代表纷纷向川军敬献锦旗，大大鼓舞了川军将士的抗日士气。川军士兵大都身穿单薄的短衣短裤，脚蹬草鞋。为此，四川各级共产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和各抗日团体为川军募捐棉衣、做军鞋、打草鞋，开展劳军活动，以解川军部队的燃眉之急。
　　在后方的援助和激励下，川军出川后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在不少战役中都有精彩的战绩。其中，1938年春的台儿庄战役中，川军一部浴血奋战，痛歼日军，立下了战功。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振奋，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川军将领王铭章在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成都各界群众抬着他的灵柩游行表达哀痛之情。
　　四川后方的支援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支撑来源，在抗战开始后的头5年，四川为正面战场出粮8443万担，全国同期正面战场每消耗3担粮食中有1担由四川供给；正面战场的经济损失每3元钱中有1元来自四川；抗战期间每5名国民党士兵中，有1人来自四川；正面战场上阵亡的国民党士兵每5名中有一名是四川籍。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编：张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