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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作用。从理论逻辑上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两者协同推进需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本文以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典型代表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A县为例，探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制约因素，并从夯实发展基础、做大做强产业、实现人的全面振兴、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提升易地搬迁质量等方面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1-0045-10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至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革命老区等地区，仍然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与压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有机衔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提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当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脱贫攻堅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之一，辖区内边境地区的脱贫攻坚问题尤为严峻。截止2017年底，A县贫困发生率高达18.19%，比广西壮族自治区高12.49个百分点，是全区边境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因此，对A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进行探讨较具现实意义。
二、反贫困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动态
1.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是一个社会性、全球性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致贫因素及摆脱贫困具体对策，并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一是关于致贫因素的研究，国外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学说”、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费里德的“个体主义贫困观”及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等。国内庄天慧（2012）指出民族地区的贫困既受灾害的贫困效应影响，也受存在契合关系的致贫因子与孕灾环境影响;〔1〕胡芳肖（2012）表示制度、环境、文化、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综合循环导致贫困发生;〔2〕贾林瑞（2018）指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与单一且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巨额的疾病与教育及养老支出、劳动技能和受教育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薄弱、发展机会匮乏、自然灾害频发和生存环境恶劣有关。〔3〕
二是关于摆脱贫困的研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于物质资本，应加强人力资本投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则强调贫困受文化的固化影响，需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性。国内学者莫光辉（2017）指出脱贫攻坚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脱贫行动策略。〔4〕牛胜强（2017）基于多维视角，发现推行经济层面的扶贫方式无法持续有效发挥脱贫效用是受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要素影响。〔5〕刘琼莲（2018）表示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而形成的治贫新格局，利于深度贫困地区摆脱贫困。〔6〕左停（2018）认为软性干预路径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可帮助深度贫困地区消除贫困。〔7〕李小云（2018）从社会文化、区域发展、扶贫组织资源的角度分析，发现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陷阱”是深度贫困致贫机制中的内生要素，并以此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方式。〔8〕
2.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就引起学者们极大关注，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高潮。廖彩荣（2017）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是 “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 “乡村”。〔9〕李瑞鹏（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等方面的重大意义。〔10〕张考德（2018）认为探索中国乡村振兴最适合的道路，应从新时代的高度和以全新的思维范式看问题。〔11〕周立（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旺为要点。〔12〕陈龙（2018）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六位一体”路径，以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教育、产业、文化振兴和乡村土地改革与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为内容。〔13〕于法稳（2018）在分析农村生态、生产、人居环境系统基础上，提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14〕
总体而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已经取得有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对相关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则相对较少，〔15〕〔16〕且缺乏系统性。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厘清两者关联性前提下，以A县作为研究对象，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路径等进行分析，力图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期望能为其他区域提供一定借鉴。
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理论分析
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性
脱贫攻坚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之间的协同推进并非简单的推进过程，而是一种动态的协同推进过程：首先，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群策群力，并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共同体基础上，由党委政府发挥统筹全局的作用，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发功发力。其次，实现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前提，需要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也需要以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加速脱贫进程。最后，需要把实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协同，找到交汇点，系统推进，相互促进、有效衔接。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链条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有效衔接的协同推进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逻辑相加，其实质是为了厘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协同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并选择有效路径加以解决，最终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达到“1+1>2”的效果。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重要性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方式，两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协同推进的，两者协同推进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战正是为了推动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与以缩小城乡差距及贫富差距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是社會主义的本质要求。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是深度贫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脱贫攻坚战最难啃的“硬骨头”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要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和持续巩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老、少、边、山、穷”的深度贫困地区应该着眼于满足深度贫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特殊需求，充分考量深度贫困地区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和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政治意义，考量深度贫困地区广大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考量深度贫困地区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烈需求，认识到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需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打好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注意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因此，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易地搬迁、教育等扶贫项目时，不仅应考虑实现短期脱贫的实际任务，也要考虑产业可持续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移民搬迁生计安排、乡风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的乡村建设，并从提高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出发，安排具体脱贫行动。即：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需参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注重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长远发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激发贫困地区发展活力。
四、A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制约因素
A县从实际出发，集中全县之力，整合全县资源，充分调动全县各级积极性，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健康、产业及就业扶贫，党组织建设，住房保障等七个方面发功发力。2015～2017年，A县贫困村从59个降为48个，贫困户从13670户减少为10341户，贫困人口从53768人降为39623人，贫困发生率从28.2%降为18.19%，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在实践中，A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仍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障碍制约。
1.产业发展薄弱
一是产业发展水平低。受地形、地势环境的制约，种植零星分散、养殖不连片，部分深度贫困村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一村一品”特色，仍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产业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低，无主导产业支撑，产品单一，产品加工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二是边境产业发展困难。受国家规定、地形地貌、战略位置等条件限制，资源开发受限，农业用地少，土地利用率低，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致使边境产业发展困难。三是特色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农业种养水平不高，虽然已经形成了以种桑养蚕、水果（芒果、百香果、红顶蕉等）、中草药（板蓝根）、畜牧养殖多元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但是未形成规模发展，缺乏科技支撑，农副产品附加值不高。
2.精神贫困突出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突出的精神贫困问题阻碍人才振兴。精神贫困不仅是贫困群众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内因，还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攻克的堡垒。一是因长年居住在离经济较发达地区较远的边境大石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交流堵塞、知识文化水平低，贫困群众接触外部新鲜事物的机会少，对扶贫政策不了解，脱贫致富的态度消极、行动被动;特别是随着政府兜底性政策标准提高、扶贫力度加大，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的扶贫实惠加大，个别贫困群众认为先脱贫吃亏，滋生了“等、靠、要”的消极思想。二是一些地方“一给了之”的消极扶贫方式也让贫困群众产生“等着政府给”的错觉，依赖政府帮扶，不愿主动脱贫致富。三是在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繁重、脱贫难度大，为了尽快完成脱贫任务，这部分贫困村会有意识地重视物质资本投入，忽视人力与心理资本投入，从而致使精神贫困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四是父辈的“志向失灵”志向失灵：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将志向失灵定义为贫困人口用于努力改变自身贫困现状的志向不足。和安于现状、信念消极等落后思想意识代际传递至子辈，导致出现“越扶越贫”的不良现象。
3.基层动力缺乏
一是部分帮扶干部扶贫动力不足。部分帮扶领导、驻村干部，经历了两年多的辛苦帮扶后，在巨大的脱贫压力下，产生了一定倦怠感和厌倦心理，存在疲于应付，下乡指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情况。二是保障机制待落实。基层帮扶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建设仍然主要停留在县或市层面，对驻村帮扶干部激励保障的规范性文件比较缺乏。比如，驻村生活补助、体检费报销、下乡交通补贴等相应政策较缺乏。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依然存在扶贫政策“到村难”“到户难”“落实难”的问题，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在部分贫困村仍未打通;有部分干部甚至对上级各项扶贫政策一知半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4.生态环境恶劣
生存环境恶劣，致使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是导致A县贫困程度深的客观因素。A县位于云贵高原余脉六韶山南麓，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多平地少、山高无平地是该县典型的地形地貌特征，山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93%，农业用地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6亩。另外，全县大部分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多，沟壑纵横，对交通线建设、水库建设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石漠化程度深。一些贫困群众为了增加耕地面积进行山林开发、森林砍伐，加之气候复杂多变，旱涝并存，导致全县生态环境脆弱和深度贫困交织。 5.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A县财政收入低、财政支出紧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相对较少，然而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多，不完全统计，交通方面，A县有13条97.3公里村级公路需提级改造;安全饮水方面，3万人以上饮水安全存在问题;住房方面，仍有1114户木瓦房和危房亟待改造;移动网络方面，256个村屯未通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对全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制约明显。
6.易地搬迁难度大
一是扶贫搬迁现实困难大。全县大部分贫困户经济条件差，家庭收入有限，没有能力配合搬迁，例如有部分贫困户搬完新房又欠新债。另外，迁入地贫困人口也相对较多，产业发展慢，创业机会少，就业岗位不足，相应配套设施滞后等。导致搬迁户生产生活和就业难以保障，搬迁的后续安置和稳定工作等问题依然突出。二是搬迁户意愿不足。主要表现为：乡土情怀难以割舍，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植于农民心中，表现出了对乡土的依赖和眷恋，不愿轻易搬迁。同时，部分搬迁群众顧虑较多，主观原因是搬迁户担忧在新环境下，不被当地居民接纳，难以融入，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客观原因是原来的农业用地距离迁入地较远，农地经营不便，只能废弃，不少搬迁户担心失去赖以生存的农地，生计将难以保障。另外，也存在迁入地选址不科学致使贫困户搬出了“穷窝”但依然穷，贫困户不愿易地搬迁的情况。
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选择
1.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在夯实发展基础上协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助力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让城镇化发展和村镇化发展更加协调，促使农村和城市一样美好，推动城乡同步迈向现代化，这是脱贫攻坚成果最稳固的保障。〔18〕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能仅补短腿短板，更应该有效配置各方资源和优势，牢固产业基础、保证社会保障基本覆盖、实现基础设施基本健全、改善基本生态环境，以全面巩固和深化脱贫成效，防止返贫。做好脱贫攻坚的基础设施工程、产业扶贫工程、住房保障、生态治理、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协同，也需聚焦贫困户，重点突出、精准施策，围绕夯实基础设施、就业与健康扶贫保障、内生动力激发、产业振兴等发展基础，加快改善农村面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为实现乡村振兴探索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
2.打造新型产业链条，在做大做强产业上协同
实施产业扶贫实质上是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18〕当前，A县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延伸度低、发展后劲不足，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必须形成三次产业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需要以产业链建设为主体，立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农业基础性作用，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充分利用A县特色农业、农家旅游产业等优势，促进第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同时，还应通过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生物制造等，促使第一、二产业融合，以第二产业发展带动第一产业;通过发展生态观光、农家乐、休闲旅游带动第三产业，扩大需求，带动消费，巩固以水果、油茶、中草药为主的种植业和以黑猪、牛、羊为主的养殖业等特色农业发展;增强产业融合度，提升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提升全县经济效益。
3.强化基层内生动力，在人的全面振兴上协同
乡村振兴最终需要人的全面振兴，多维视角下的脱贫，不仅要物质层面的脱贫，也要精神层面的脱贫。彻底摆脱精神贫困问题，必须从脱贫攻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19〕从扶贫一侧出发，需重点针对部分扶贫干部，激发其扶贫动力。首先，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支部引领、书记带动、党员带头、能人带富的“一引三带”模式。同时，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脱贫工作中，真正把党员工作积极性激发出来，巩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其次，选优配强驻村干部队伍，并明确具体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可探索实行“赛马制”赛马制指领导干部扶贫工作考评形式使用赛成绩、赛水平、赛能力的方式。的竞争模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以此激发扶贫干部创新开展工作积极性和强化内生动力，使他们“有所为”和“能为之”。最后，还需保障和落实好驻村干部专项经费、医疗卫生保障机制、驻村补贴政策及提高干部福利待遇，解决干部后顾之忧。
从脱贫一侧出发，需重点针对部分贫困群众，以扶贫先扶智、扶志为根本，消除思想贫困。贫困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贫困，还包括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20〕而且与物质贫困相比，文化、精神方面的贫困更难根治。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扶贫先扶志、扶智，治贫先治愚。由此，在“缺志”与“缺智”的现实情况下需要把消除思想、精神层面的贫困作为重点环节来抓。首先，应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创新文化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文化需求，积极开展多种类型的送文化下乡活动，面向贫困村屯开展文艺汇演、党群联谊、图书下乡等系列活动，宣传扶贫政策和致富典型。同时，实施教育工程，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阻断精神贫困代际传递。其次，积极创新扶贫方式，消除思想贫困。对贫困户的扶贫不仅需要短期性“输血式”扶贫，也需要长期性“自我造血式”扶贫，使其能够依靠产业发展或持续性就业，实现自主脱贫。
4.加快提升人居环境，在生态宜居发展上协同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提升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民生工程。为此，应立足各地生态环境实际，力求满足当地农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条件下，尽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如A县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劣与经济落后的双重考验，脱贫减贫难度大，需因地制宜创新“生态保护+”模式，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型村庄，实现在生态宜居发展上协同。一是可以探索实行“生态保护+公益岗位”模式。通过生态补偿、石漠化治理、山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工程，为贫困户提供环保、治理等方面的公益岗位，在吸纳零散劳动力、增加贫困户转移性收入的同时，提高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二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有机农业”模式。发挥贫困村屯远离工业污染地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生态有机农业，打造“蔗—牛—菇—肥”有机农业链。三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旅游”模式。开发生态旅游观光景区，结合森林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喀斯特地貌风情观光等，从而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保护辐射带动乡村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 5.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保障上协同
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是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的重要条件，是带动农村生产生活改善的动力引擎。近年，国家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但A县部分贫困村屯的基础设施质量仍然相对较差，需要根据村屯实际情况采取升级措施，实现基础设施从“有”到“优”的转变;需要严格对照各级政府明确的标准，整合资源，全力推进公路、水利、网络、电力、环保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与补齐基础设施滞后短板，配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水平，从而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深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基础条件。
6.实施搬迁保障工程，在易地搬迁质量上协同
提高易地搬迁可持续性效果，须在兼顾短期扶贫搬迁任务的同时，更注重长期扶贫搬迁效应。长期扶贫搬迁效应，以“稳得住、能致富”为长期目标，重点解决迁入地发展动力不足和治理能力欠缺的问题，立足于搬迁户生活生产实际，将引进长期增收或长期就業产业与自主创业相结合，推动社区治理与加强居民自治相结合，实现搬迁户从依靠外部“输血”向依靠内部“造血”转变，保证易地搬迁质量，从而与乡村振兴协同。
一是实行“易地搬迁+扶贫车间”工程。通过“扶贫车间”搭建多种类、多形式的就业创业平台，促进搬迁户就业，帮助搬迁户形成良好的就业创业氛围，稳定增收并可持续发展，激励搬迁户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巩固搬迁成果。（1）可以探索利用村集体闲置土地、废弃厂房（学校）、集体水库等，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搬迁安置点设立车间，带动搬迁户从事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等。（2）建设“合作社+农户”式扶贫车间，由农村合作社组织建设扶贫车间，引导搬迁户以土地、资金、人力资本等形式入股，年终领取分红，鼓励支持致富精英等群体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3）扩大扶贫车间辐射作用，增加扶贫车间覆盖率，在“种、养、工、游、贸”协调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扶贫车间+旅游业、边境贸易业、服务业”等多元发展模式，将车间链条延伸到各类行业，实现扶贫车间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二是实行“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居民自治”模式。科学合理的社区管理模式，不但能有效提高搬迁户社会适应度，还可吸引待搬迁群众主动搬迁。很多农民对移民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弱，他们还没从“村上人”发展为“社区人”。〔21〕大多安置点的社区居委会尚处于组建初期，需积极引导搬迁户参与社区组建和治理工作，增强搬迁户主人翁意识，加速融入新环境。可探索对50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点单独设立社区，并配备管理人员;500户以下的集中安置点逐步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并入临近社区统一管理，统筹安排教育、医疗、户籍管理等日常事务。
三是创新“易地搬迁+边贸扶贫+守边固疆”模式。可探索在临近边贸互市点，统一规划建设边贸易地搬迁安置点，动员贫困户搬迁到边贸安置点，落实边民补助政策，引导参与互市贸易，同时完善管理、社保制度等制度机制，配套学校、便民超市、卫生所、文化娱乐场所等服务设施。同时，对搬迁户原有土地确权登记，确保搬迁户不失土地、不丢福利，达到搬迁质量提高与稳边兴民良性互促效果。还可探索成立边民互市专业互助组，采取搬迁户参股、集体经营、贸工结合的运作形式，吸纳边境搬迁户加入互助组，发挥致富能人带头作用，引导边境搬迁户依托互助组通过参与进出口商品代理、边贸货物运输、货物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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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娟）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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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至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革命老区等地区，仍然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与压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有机衔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提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当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脱贫攻堅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之一，辖区内边境地区的脱贫攻坚问题尤为严峻。截止2017年底，A县贫困发生率高达18.19%，比广西壮族自治区高12.49个百分点，是全区边境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因此，对A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进行探讨较具现实意义。
二、反贫困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动态
1.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是一个社会性、全球性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致贫因素及摆脱贫困具体对策，并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一是关于致贫因素的研究，国外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学说”、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费里德的“个体主义贫困观”及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等。国内庄天慧（2012）指出民族地区的贫困既受灾害的贫困效应影响，也受存在契合关系的致贫因子与孕灾环境影响;〔1〕胡芳肖（2012）表示制度、环境、文化、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综合循环导致贫困发生;〔2〕贾林瑞（2018）指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与单一且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巨额的疾病与教育及养老支出、劳动技能和受教育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薄弱、发展机会匮乏、自然灾害频发和生存环境恶劣有关。〔3〕
二是关于摆脱贫困的研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于物质资本，应加强人力资本投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则强调贫困受文化的固化影响，需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性。国内学者莫光辉（2017）指出脱贫攻坚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脱贫行动策略。〔4〕牛胜强（2017）基于多维视角，发现推行经济层面的扶贫方式无法持续有效发挥脱贫效用是受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要素影响。〔5〕刘琼莲（2018）表示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而形成的治贫新格局，利于深度贫困地区摆脱贫困。〔6〕左停（2018）认为软性干预路径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可帮助深度贫困地区消除贫困。〔7〕李小云（2018）从社会文化、区域发展、扶贫组织资源的角度分析，发现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陷阱”是深度贫困致贫机制中的内生要素，并以此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方式。〔8〕
2.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就引起学者们极大关注，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高潮。廖彩荣（2017）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核心是 “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 “乡村”。〔9〕李瑞鹏（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等方面的重大意义。〔10〕张考德（2018）认为探索中国乡村振兴最适合的道路，应从新时代的高度和以全新的思维范式看问题。〔11〕周立（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旺为要点。〔12〕陈龙（2018）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六位一体”路径，以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教育、产业、文化振兴和乡村土地改革与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为内容。〔13〕于法稳（2018）在分析农村生态、生产、人居环境系统基础上，提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14〕
总体而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已经取得有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对相关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则相对较少，〔15〕〔16〕且缺乏系统性。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厘清两者关联性前提下，以A县作为研究对象，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路径等进行分析，力图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期望能为其他区域提供一定借鉴。
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理论分析
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性
脱贫攻坚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之间的协同推进并非简单的推进过程，而是一种动态的协同推进过程：首先，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群策群力，并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共同体基础上，由党委政府发挥统筹全局的作用，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发功发力。其次，实现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前提，需要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也需要以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加速脱贫进程。最后，需要把实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协同，找到交汇点，系统推进，相互促进、有效衔接。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链条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有效衔接的协同推进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逻辑相加，其实质是为了厘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协同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并选择有效路径加以解决，最终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达到“1+1>2”的效果。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重要性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方式，两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协同推进的，两者协同推进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战正是为了推动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与以缩小城乡差距及贫富差距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是社會主义的本质要求。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是深度贫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脱贫攻坚战最难啃的“硬骨头”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要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和持续巩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老、少、边、山、穷”的深度贫困地区应该着眼于满足深度贫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特殊需求，充分考量深度贫困地区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和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政治意义，考量深度贫困地区广大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考量深度贫困地区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烈需求，认识到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需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打好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注意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因此，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易地搬迁、教育等扶贫项目时，不仅应考虑实现短期脱贫的实际任务，也要考虑产业可持续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移民搬迁生计安排、乡风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的乡村建设，并从提高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出发，安排具体脱贫行动。即：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需参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注重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长远发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激发贫困地区发展活力。
四、A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制约因素
A县从实际出发，集中全县之力，整合全县资源，充分调动全县各级积极性，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健康、产业及就业扶贫，党组织建设，住房保障等七个方面发功发力。2015～2017年，A县贫困村从59个降为48个，贫困户从13670户减少为10341户，贫困人口从53768人降为39623人，贫困发生率从28.2%降为18.19%，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在实践中，A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仍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障碍制约。
1.产业发展薄弱
一是产业发展水平低。受地形、地势环境的制约，种植零星分散、养殖不连片，部分深度贫困村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一村一品”特色，仍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产业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低，无主导产业支撑，产品单一，产品加工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二是边境产业发展困难。受国家规定、地形地貌、战略位置等条件限制，资源开发受限，农业用地少，土地利用率低，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致使边境产业发展困难。三是特色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农业种养水平不高，虽然已经形成了以种桑养蚕、水果（芒果、百香果、红顶蕉等）、中草药（板蓝根）、畜牧养殖多元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但是未形成规模发展，缺乏科技支撑，农副产品附加值不高。
2.精神贫困突出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突出的精神贫困问题阻碍人才振兴。精神贫困不仅是贫困群众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内因，还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攻克的堡垒。一是因长年居住在离经济较发达地区较远的边境大石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交流堵塞、知识文化水平低，贫困群众接触外部新鲜事物的机会少，对扶贫政策不了解，脱贫致富的态度消极、行动被动;特别是随着政府兜底性政策标准提高、扶贫力度加大，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的扶贫实惠加大，个别贫困群众认为先脱贫吃亏，滋生了“等、靠、要”的消极思想。二是一些地方“一给了之”的消极扶贫方式也让贫困群众产生“等着政府给”的错觉，依赖政府帮扶，不愿主动脱贫致富。三是在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繁重、脱贫难度大，为了尽快完成脱贫任务，这部分贫困村会有意识地重视物质资本投入，忽视人力与心理资本投入，从而致使精神贫困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四是父辈的“志向失灵”志向失灵：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将志向失灵定义为贫困人口用于努力改变自身贫困现状的志向不足。和安于现状、信念消极等落后思想意识代际传递至子辈，导致出现“越扶越贫”的不良现象。
3.基层动力缺乏
一是部分帮扶干部扶贫动力不足。部分帮扶领导、驻村干部，经历了两年多的辛苦帮扶后，在巨大的脱贫压力下，产生了一定倦怠感和厌倦心理，存在疲于应付，下乡指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情况。二是保障机制待落实。基层帮扶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建设仍然主要停留在县或市层面，对驻村帮扶干部激励保障的规范性文件比较缺乏。比如，驻村生活补助、体检费报销、下乡交通补贴等相应政策较缺乏。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依然存在扶贫政策“到村难”“到户难”“落实难”的问题，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在部分贫困村仍未打通;有部分干部甚至对上级各项扶贫政策一知半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4.生态环境恶劣
生存环境恶劣，致使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是导致A县贫困程度深的客观因素。A县位于云贵高原余脉六韶山南麓，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多平地少、山高无平地是该县典型的地形地貌特征，山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93%，农业用地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6亩。另外，全县大部分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多，沟壑纵横，对交通线建设、水库建设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石漠化程度深。一些贫困群众为了增加耕地面积进行山林开发、森林砍伐，加之气候复杂多变，旱涝并存，导致全县生态环境脆弱和深度贫困交织。 5.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A县财政收入低、财政支出紧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相对较少，然而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多，不完全统计，交通方面，A县有13条97.3公里村级公路需提级改造;安全饮水方面，3万人以上饮水安全存在问题;住房方面，仍有1114户木瓦房和危房亟待改造;移动网络方面，256个村屯未通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对全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制约明显。
6.易地搬迁难度大
一是扶贫搬迁现实困难大。全县大部分贫困户经济条件差，家庭收入有限，没有能力配合搬迁，例如有部分贫困户搬完新房又欠新债。另外，迁入地贫困人口也相对较多，产业发展慢，创业机会少，就业岗位不足，相应配套设施滞后等。导致搬迁户生产生活和就业难以保障，搬迁的后续安置和稳定工作等问题依然突出。二是搬迁户意愿不足。主要表现为：乡土情怀难以割舍，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植于农民心中，表现出了对乡土的依赖和眷恋，不愿轻易搬迁。同时，部分搬迁群众顧虑较多，主观原因是搬迁户担忧在新环境下，不被当地居民接纳，难以融入，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客观原因是原来的农业用地距离迁入地较远，农地经营不便，只能废弃，不少搬迁户担心失去赖以生存的农地，生计将难以保障。另外，也存在迁入地选址不科学致使贫困户搬出了“穷窝”但依然穷，贫困户不愿易地搬迁的情况。
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选择
1.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在夯实发展基础上协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助力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让城镇化发展和村镇化发展更加协调，促使农村和城市一样美好，推动城乡同步迈向现代化，这是脱贫攻坚成果最稳固的保障。〔18〕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能仅补短腿短板，更应该有效配置各方资源和优势，牢固产业基础、保证社会保障基本覆盖、实现基础设施基本健全、改善基本生态环境，以全面巩固和深化脱贫成效，防止返贫。做好脱贫攻坚的基础设施工程、产业扶贫工程、住房保障、生态治理、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协同，也需聚焦贫困户，重点突出、精准施策，围绕夯实基础设施、就业与健康扶贫保障、内生动力激发、产业振兴等发展基础，加快改善农村面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为实现乡村振兴探索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
2.打造新型产业链条，在做大做强产业上协同
实施产业扶贫实质上是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18〕当前，A县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延伸度低、发展后劲不足，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必须形成三次产业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需要以产业链建设为主体，立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农业基础性作用，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充分利用A县特色农业、农家旅游产业等优势，促进第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同时，还应通过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生物制造等，促使第一、二产业融合，以第二产业发展带动第一产业;通过发展生态观光、农家乐、休闲旅游带动第三产业，扩大需求，带动消费，巩固以水果、油茶、中草药为主的种植业和以黑猪、牛、羊为主的养殖业等特色农业发展;增强产业融合度，提升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提升全县经济效益。
3.强化基层内生动力，在人的全面振兴上协同
乡村振兴最终需要人的全面振兴，多维视角下的脱贫，不仅要物质层面的脱贫，也要精神层面的脱贫。彻底摆脱精神贫困问题，必须从脱贫攻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19〕从扶贫一侧出发，需重点针对部分扶贫干部，激发其扶贫动力。首先，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支部引领、书记带动、党员带头、能人带富的“一引三带”模式。同时，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脱贫工作中，真正把党员工作积极性激发出来，巩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其次，选优配强驻村干部队伍，并明确具体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可探索实行“赛马制”赛马制指领导干部扶贫工作考评形式使用赛成绩、赛水平、赛能力的方式。的竞争模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以此激发扶贫干部创新开展工作积极性和强化内生动力，使他们“有所为”和“能为之”。最后，还需保障和落实好驻村干部专项经费、医疗卫生保障机制、驻村补贴政策及提高干部福利待遇，解决干部后顾之忧。
从脱贫一侧出发，需重点针对部分贫困群众，以扶贫先扶智、扶志为根本，消除思想贫困。贫困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贫困，还包括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20〕而且与物质贫困相比，文化、精神方面的贫困更难根治。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扶贫先扶志、扶智，治贫先治愚。由此，在“缺志”与“缺智”的现实情况下需要把消除思想、精神层面的贫困作为重点环节来抓。首先，应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创新文化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文化需求，积极开展多种类型的送文化下乡活动，面向贫困村屯开展文艺汇演、党群联谊、图书下乡等系列活动，宣传扶贫政策和致富典型。同时，实施教育工程，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阻断精神贫困代际传递。其次，积极创新扶贫方式，消除思想贫困。对贫困户的扶贫不仅需要短期性“输血式”扶贫，也需要长期性“自我造血式”扶贫，使其能够依靠产业发展或持续性就业，实现自主脱贫。
4.加快提升人居环境，在生态宜居发展上协同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提升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民生工程。为此，应立足各地生态环境实际，力求满足当地农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条件下，尽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如A县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劣与经济落后的双重考验，脱贫减贫难度大，需因地制宜创新“生态保护+”模式，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型村庄，实现在生态宜居发展上协同。一是可以探索实行“生态保护+公益岗位”模式。通过生态补偿、石漠化治理、山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工程，为贫困户提供环保、治理等方面的公益岗位，在吸纳零散劳动力、增加贫困户转移性收入的同时，提高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二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有机农业”模式。发挥贫困村屯远离工业污染地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生态有机农业，打造“蔗—牛—菇—肥”有机农业链。三是探索实行“生态保护+旅游”模式。开发生态旅游观光景区，结合森林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喀斯特地貌风情观光等，从而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保护辐射带动乡村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 5.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保障上协同
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是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的重要条件，是带动农村生产生活改善的动力引擎。近年，国家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但A县部分贫困村屯的基础设施质量仍然相对较差，需要根据村屯实际情况采取升级措施，实现基础设施从“有”到“优”的转变;需要严格对照各级政府明确的标准，整合资源，全力推进公路、水利、网络、电力、环保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与补齐基础设施滞后短板，配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水平，从而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深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基础条件。
6.实施搬迁保障工程，在易地搬迁质量上协同
提高易地搬迁可持续性效果，须在兼顾短期扶贫搬迁任务的同时，更注重长期扶贫搬迁效应。长期扶贫搬迁效应，以“稳得住、能致富”为长期目标，重点解决迁入地发展动力不足和治理能力欠缺的问题，立足于搬迁户生活生产实际，将引进长期增收或长期就業产业与自主创业相结合，推动社区治理与加强居民自治相结合，实现搬迁户从依靠外部“输血”向依靠内部“造血”转变，保证易地搬迁质量，从而与乡村振兴协同。
一是实行“易地搬迁+扶贫车间”工程。通过“扶贫车间”搭建多种类、多形式的就业创业平台，促进搬迁户就业，帮助搬迁户形成良好的就业创业氛围，稳定增收并可持续发展，激励搬迁户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巩固搬迁成果。（1）可以探索利用村集体闲置土地、废弃厂房（学校）、集体水库等，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搬迁安置点设立车间，带动搬迁户从事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等。（2）建设“合作社+农户”式扶贫车间，由农村合作社组织建设扶贫车间，引导搬迁户以土地、资金、人力资本等形式入股，年终领取分红，鼓励支持致富精英等群体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3）扩大扶贫车间辐射作用，增加扶贫车间覆盖率，在“种、养、工、游、贸”协调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扶贫车间+旅游业、边境贸易业、服务业”等多元发展模式，将车间链条延伸到各类行业，实现扶贫车间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二是实行“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居民自治”模式。科学合理的社区管理模式，不但能有效提高搬迁户社会适应度，还可吸引待搬迁群众主动搬迁。很多农民对移民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弱，他们还没从“村上人”发展为“社区人”。〔21〕大多安置点的社区居委会尚处于组建初期，需积极引导搬迁户参与社区组建和治理工作，增强搬迁户主人翁意识，加速融入新环境。可探索对50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点单独设立社区，并配备管理人员;500户以下的集中安置点逐步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并入临近社区统一管理，统筹安排教育、医疗、户籍管理等日常事务。
三是创新“易地搬迁+边贸扶贫+守边固疆”模式。可探索在临近边贸互市点，统一规划建设边贸易地搬迁安置点，动员贫困户搬迁到边贸安置点，落实边民补助政策，引导参与互市贸易，同时完善管理、社保制度等制度机制，配套学校、便民超市、卫生所、文化娱乐场所等服务设施。同时，对搬迁户原有土地确权登记，确保搬迁户不失土地、不丢福利，达到搬迁质量提高与稳边兴民良性互促效果。还可探索成立边民互市专业互助组，采取搬迁户参股、集体经营、贸工结合的运作形式，吸纳边境搬迁户加入互助组，发挥致富能人带头作用，引导边境搬迁户依托互助组通过参与进出口商品代理、边贸货物运输、货物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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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