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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只是要求规范发展，而没有‘一锤子打死’，就是要再试试看”
“可以登录了！”秦浩（化名）的声音里透着期待和紧张。
2017年7月3日，北京市2017年中考成绩查询系统正式开通。初中毕业生秦浩和母亲早早地坐在电脑前，输入查询网址，一遍遍地刷新。终于在中午12点05分刷出了查询页面。
北京某学校国际部学生在学抖空竹
中考前，成绩优异的秦浩就打算选择上国际学校，将来出国留学。家境普通的秦浩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选择公立学校的国际部。
“如果孩子中考成绩好，就可以读公立学校的国际部，这样能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秦浩的母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说国际学校正在成为社会追捧的对象，那么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则因费用相对较低以及隶属于公立学校相对可靠，更受家长青睐。
然而，与火爆的市场需求相反的是，随着政策收紧，目前公立学校的国际部，未能持续增加供给。
这块中国教育改革的“试验田”，究竟经历了什么？
从隔靴搔痒到亲身体验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中学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国际化的开端。”中科致知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校长安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前，他曾担任北京四中国际部负责人。
安瀛认为，很长一段时期，在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承担着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责任，“只是当时它并不是以创建国际部、引进国际课程的方式来实现的。”
狄邦教育管理集团（以下简称狄邦教育）副总裁王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公立学校推进教育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师生与国外学校互访，与国外学校建立友好学校、姊妹学校等方式实现的。
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的狄邦教育，正是为了满足当时公立学校对外交流的需求。“主要是为公立学校的国际交流牵线搭桥。”王娣说。
2003年以后，在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公立学校开始试水国际班，引入国际课程。
“北京有一些走在国际化前列的学校，通过与国外学校合作，引入了国际课程。”安瀛说。
比如，2005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就引入了中英合作剑桥国际高中课程（A-LEVEL）。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国际课程体系质量并不高，从国际班的录取分数便可见一斑。当时人大附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学校本部低20分。但近些年有些学校国际班的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了本部。
“所以，就当时来说，能上本部的学生几乎不会去读国际班。”上述人士称。
安瀛认为，国际班可以看作是公立学校教育国际化的升级，其对国外教育的学习，从“隔靴搔痒”的外部观察阶段，升级到了亲身体验和参与的高级阶段。
丢不掉的“拐棍”
在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的时间轴上，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仅有10所。
2010年后，公立学校国际部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年，国家开始更明确地鼓励推进教育国际化。
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同年，美国留学签证政策开始放宽，国际学校的发展也逐渐驶入快车道。
2010年之后，包括北京四中、北京实验中学等公立学校在内的9所北京市级示范高中首先创立了国际部。
至2014年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为止，北京市共有21所公立学校创办了国际部。截至2016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这一数字是218所。
在北京市收紧审批之前，2013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要对各类高中的“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此后，各地纷纷收紧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发展政策。
安瀛认为，政策的收紧，一方面涉及教育公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立学校国际部的运行模式。
整体来看，目前开设国际部的公立学校大多为各地的名校。但这些学校并不具备独自运营国际部的能力。“有的学校在刚开设时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懂国际教育、国际课程的人。”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坦言。
此间，许多学校采取了与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模式。一般是公立学校负责提供校舍、教学设备和中方师资，社会机构负责招生、课程引进和外教招聘等。“国际部的管理有些由校方主导，大多数则是由社会机构主导。”安瀛说。
王娣介绍说，目前已与全国26所公立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的狄邦教育，在具体的合作中，負责国际课程体系的引进和搭建、外教的招聘和管理、升学辅导体系的构建。“引进哪些课程，课时如何安排，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都由我们负责。”
据王娣介绍，截至目前，狄邦教育共引进了中英合作剑桥国际高中课程（A-LEVEL）、中美合作课程（AP）、国际文凭课程（IB）和中加课程、中澳课程，“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学校，我们会引进不同的课程体系。”
前述匿名人士认为，这种合作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公立学校国际教育人才不足的缺陷，但如果长期采用这种模式，既不利于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发展，也最终会限制其教育改革“试验田”作用的发挥。
“实际上，熟悉国际教育的社会机构应该发挥的是‘拐棍’作用，最终公立学校应该扔掉‘拐棍’，独立行走。”匿名行业人士表示。 但现实却是，一些公立学校国际部至今还未能丢掉这根“拐棍”。
而有些社会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难免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随意提高收费水平，使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失序。
北京某学校国际部学生在上绘画课
教学质量：公立学校国际部未必高
一个事实是，公立学校国际部正在成为留学生的主要輸出地。
依照行业服务机构新学说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公立学校国际部在国际学校总数中的占比只有33%，其在校生规模也仅占国际生总数的10%左右。
但王娣告诉本刊记者，这10%的学生，占据了每年从国内考上国外大学本科的留学生的半壁江山。
安瀛坦言，就毕业生的整体质量而言，公立学校国际部远远高于民办国际学校，但这并不是说公立学校国际部的教学质量要大大优于民办国际学校。
“相反，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办学历史远不如民办国际学校时间长，而且许多公立学校国际部的投入也远远没有民办国际学校多。但家长和学生对创办国际部的公立名校有天然的信任感，因此，其生源质量是民办学校无法比拟的。”安瀛说。
同时，国外大学的招生官很大程度上也更重视学校的声誉。一些国外大学在中国设有专门的招生官，他们的重要责任就是对申请者的资料进行审核，确保招收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在中国，可能每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官每年都会收到成千上万份申请材料，他没有办法详细地去了解每一个学生。因此，只能说往年某些学校的学生都不错，他就更偏向于挑选这些学校的学生。在这方面，显然公立名校更有优势。”安瀛告诉本刊记者。
能否成为教改“试验田”
对于许多公立学校来说，设立国际部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推进教育国际化，还要为教育教学改革探路。
“我们希望国际部可以成为高中课程改革的‘试验田’。”安瀛在提及北京四中设立国际部的初衷时说。
“如果公立学校不改革，仍走以前‘填鸭式’教学的老路，那就面临着失去竞争力的风险。”国际化学校专业委员会专职副会长贾大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而国际部的创立和运行，使得中国公立学校的管理者有机会参与到国际课程的教学中去，深刻地理解国际教育的精神和内涵，并从理念出发，寻找适合中国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2013年看到有些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失序，国家只是要求规范发展，而没有‘一锤子打死’，就是要再试试看。”贾大明说。
安瀛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公立学校真正重视国际教育的发展，加深对国际课程的理解，未来国际部才能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可以登录了！”秦浩（化名）的声音里透着期待和紧张。
2017年7月3日，北京市2017年中考成绩查询系统正式开通。初中毕业生秦浩和母亲早早地坐在电脑前，输入查询网址，一遍遍地刷新。终于在中午12点05分刷出了查询页面。
中考前，成绩优异的秦浩就打算选择上国际学校，将来出国留学。家境普通的秦浩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选择公立学校的国际部。
“如果孩子中考成绩好，就可以读公立学校的国际部，这样能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秦浩的母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说国际学校正在成为社会追捧的对象，那么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则因费用相对较低以及隶属于公立学校相对可靠，更受家长青睐。
然而，与火爆的市场需求相反的是，随着政策收紧，目前公立学校的国际部，未能持续增加供给。
这块中国教育改革的“试验田”，究竟经历了什么？
从隔靴搔痒到亲身体验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中学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国际化的开端。”中科致知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校长安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前，他曾担任北京四中国际部负责人。
安瀛认为，很长一段时期，在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承担着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责任，“只是当时它并不是以创建国际部、引进国际课程的方式来实现的。”
狄邦教育管理集团（以下简称狄邦教育）副总裁王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公立学校推进教育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师生与国外学校互访，与国外学校建立友好学校、姊妹学校等方式实现的。
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的狄邦教育，正是为了满足当时公立学校对外交流的需求。“主要是为公立学校的国际交流牵线搭桥。”王娣说。
2003年以后，在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公立学校开始试水国际班，引入国际课程。
“北京有一些走在国际化前列的学校，通过与国外学校合作，引入了国际课程。”安瀛说。
比如，2005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就引入了中英合作剑桥国际高中课程（A-LEVEL）。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国际课程体系质量并不高，从国际班的录取分数便可见一斑。当时人大附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学校本部低20分。但近些年有些学校国际班的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了本部。
“所以，就当时来说，能上本部的学生几乎不会去读国际班。”上述人士称。
安瀛认为，国际班可以看作是公立学校教育国际化的升级，其对国外教育的学习，从“隔靴搔痒”的外部观察阶段，升级到了亲身体验和参与的高级阶段。
丢不掉的“拐棍”
在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的时间轴上，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仅有10所。
2010年后，公立学校国际部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年，国家开始更明确地鼓励推进教育国际化。
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同年，美国留学签证政策开始放宽，国际学校的发展也逐渐驶入快车道。
2010年之后，包括北京四中、北京实验中学等公立学校在内的9所北京市级示范高中首先创立了国际部。
至2014年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为止，北京市共有21所公立学校创办了国际部。截至2016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这一数字是218所。
在北京市收紧审批之前，2013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要对各类高中的“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此后，各地纷纷收紧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发展政策。
安瀛认为，政策的收紧，一方面涉及教育公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立学校国际部的运行模式。
整体来看，目前开设国际部的公立学校大多为各地的名校。但这些学校并不具备独自运营国际部的能力。“有的学校在刚开设时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懂国际教育、国际课程的人。”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坦言。
此间，许多学校采取了与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模式。一般是公立学校负责提供校舍、教学设备和中方师资，社会机构负责招生、课程引进和外教招聘等。“国际部的管理有些由校方主导，大多数则是由社会机构主导。”安瀛说。
王娣介绍说，目前已与全国26所公立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的狄邦教育，在具体的合作中，負责国际课程体系的引进和搭建、外教的招聘和管理、升学辅导体系的构建。“引进哪些课程，课时如何安排，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都由我们负责。”
据王娣介绍，截至目前，狄邦教育共引进了中英合作剑桥国际高中课程（A-LEVEL）、中美合作课程（AP）、国际文凭课程（IB）和中加课程、中澳课程，“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学校，我们会引进不同的课程体系。”
前述匿名人士认为，这种合作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公立学校国际教育人才不足的缺陷，但如果长期采用这种模式，既不利于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发展，也最终会限制其教育改革“试验田”作用的发挥。
“实际上，熟悉国际教育的社会机构应该发挥的是‘拐棍’作用，最终公立学校应该扔掉‘拐棍’，独立行走。”匿名行业人士表示。 但现实却是，一些公立学校国际部至今还未能丢掉这根“拐棍”。
而有些社会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难免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随意提高收费水平，使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失序。
教学质量：公立学校国际部未必高
一个事实是，公立学校国际部正在成为留学生的主要輸出地。
依照行业服务机构新学说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公立学校国际部在国际学校总数中的占比只有33%，其在校生规模也仅占国际生总数的10%左右。
但王娣告诉本刊记者，这10%的学生，占据了每年从国内考上国外大学本科的留学生的半壁江山。
安瀛坦言，就毕业生的整体质量而言，公立学校国际部远远高于民办国际学校，但这并不是说公立学校国际部的教学质量要大大优于民办国际学校。
“相反，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办学历史远不如民办国际学校时间长，而且许多公立学校国际部的投入也远远没有民办国际学校多。但家长和学生对创办国际部的公立名校有天然的信任感，因此，其生源质量是民办学校无法比拟的。”安瀛说。
同时，国外大学的招生官很大程度上也更重视学校的声誉。一些国外大学在中国设有专门的招生官，他们的重要责任就是对申请者的资料进行审核，确保招收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在中国，可能每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官每年都会收到成千上万份申请材料，他没有办法详细地去了解每一个学生。因此，只能说往年某些学校的学生都不错，他就更偏向于挑选这些学校的学生。在这方面，显然公立名校更有优势。”安瀛告诉本刊记者。
能否成为教改“试验田”
对于许多公立学校来说，设立国际部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推进教育国际化，还要为教育教学改革探路。
“我们希望国际部可以成为高中课程改革的‘试验田’。”安瀛在提及北京四中设立国际部的初衷时说。
“如果公立学校不改革，仍走以前‘填鸭式’教学的老路，那就面临着失去竞争力的风险。”国际化学校专业委员会专职副会长贾大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而国际部的创立和运行，使得中国公立学校的管理者有机会参与到国际课程的教学中去，深刻地理解国际教育的精神和内涵，并从理念出发，寻找适合中国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2013年看到有些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失序，国家只是要求规范发展，而没有‘一锤子打死’，就是要再试试看。”贾大明说。
安瀛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公立学校真正重视国际教育的发展，加深对国际课程的理解，未来国际部才能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