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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长达３０万字、极富专业性、定价不菲的城市建设类书籍。但此书出版不久即登上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还被《文汇读者周报》评为“２００３年中国十大年度图书”，并获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首次印刷的１万多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已告罄；随后，它又被连续重印了三次，累计销量逾四万册，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贯穿了２００４年全年；并且这种影响力已经超越一本书的意义，引发了当前民众对城市规划、城市文化发展的集体反思。《读书》杂志曾为其召开专题研讨会；它的作者也被《中华读书报》评为“２００４年度人物”。这本书就是《城记》，其作者是新华社记者王军。
在生活节奏加快、人心浮躁的今天，能够花费十年时间专注于一件事，这本身就值得尊敬。通过对《城记》以及媒体相关报道的解读，笔者认为“王军和《城记》”可作为一个样本，是记者在研究型道路上发展取得成功的范例。
一、对“王军和《城记》”的剖析
王军于１９９１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城建报道；２００４年５月调到《瞭望新闻周刊》后，城建报道仍是其着力点。他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１９５５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参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对“王军和《城记》”的解析，将从以下３个方面展开。
１．研究问题的动力
“１９９１年参加工作，听说二环路是在拆除城墙的废墟上建设的，很惊讶，决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往一些回忆录里也涉及一些，但说法很矛盾，他们大多使用的是第二手材料，大家都在说，但谁也说不清楚。”“我是记者，作出忠实于事实的报道是我的天职，我要用史料说话，揭开一个城市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王军踏上研究之路的动力已基本明晰：天生爱较真的性格、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
（１）天生爱较真的性格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为了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３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他自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的过。”为了完成《城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王军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了丰富的素材。
（２）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
早在１９８９年，还在大学就读的王军在一份校园刊物《周报》的“编者寄语”里写下这行字：“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双手去实践。”踏上工作岗位后，这些文字仍然在起作用，所以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职业记者，并要求自己一直“保持住记者的姿势”。《城记》一书是对上世纪５０年代北京规划中“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长期报道城建改革的王军至今仍认为，他只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描述”北京改变的第一个阶段，即“这本书的标的物就是事实，我的目标就是报道，而不是通过报道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记者的使命也就在于此”。以下的细节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城记》开始名为《城祭》，改名是因为王军认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在应邀到法国演讲时，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他马上纠正：“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２．研究过程的努力
“花１０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種，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
这是王军自己对十年研究过程的一个概括。在媒体对他的采访中也都频频使用强调时间概念的词语，如“十年磨一剑”、“积蓄十年的激情喷发”等。从这些强调中，我们对王军在研究过程中的努力能有直观感受；透视他１０年来所做的工作，这种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直面复杂问题的勇气、对史料整理亲历亲为。
（１）直面复杂问题的勇气
这体现在对问题不屈不挠的追问思索中。“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于是他从１９９４年起，集中５年时间专注于房地产经济的调研，到１９９９年和同事一起完成了４万多字的《北京房价调查》，对盖房子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调查。结果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甚至一度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在完成对房地产的定量分析之后，他又把目光集中到城市发展模式的层面，３年内完成一批调研，促使决策层酝酿对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作出调整。接着，他又开始探索城市房屋产权制度的演变，发现这是与城市的多样性、历史城市的保护以及拆迁矛盾、危房问题密切相关，是城市生命延续的核心问题。
此外，还体现在身体力行的保护行动中。学者杨东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他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名称。的确，北京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使许多古迹、老四合院、胡同受损甚至被拆毁，这给了王军巨大的紧迫感，作为记者的责任心促使他尽自己所能为保护北京老城而奔走，虽然他能做到的很有限，但做总比不做要好，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２）对史料整理亲历亲为
王军自称《城记》是“长篇深度报道”，它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建立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之上。在回答《北京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他说：“事实永远是最重要的。你的情感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否则它就会被一阵狂风卷走。”因此，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扎扎实实地去亲自收集整理繁杂的史料。
在研究过程中，王军用两年的业余时间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我太太要帮我查，我说不用，这一定要自己查，因为史料一定要自己去通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王军曾如此说。因为他有着这样独特的理念：“好的东西必然经过从春到秋的过程，中间的过程是无法压缩的。比如我可以找人，把所有的史料找来了，把所有的人采访了，也许这本书就花１～２年，但这不行，因为自己在寻找史料和采访过程中有很多情感的积淀，对生命的感悟，对事实的不断认识，它们反过来会帮助你准确地把握史料。这个过程无法压缩。就像一件手工艺品，每个零件都是要靠自己打磨出来的……”
不仅亲历亲为地去搜集整理史料，王军还要求自己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只有如此，“才有资格说这个问题，否则就是道听途说”。为此，他去找陈占详老人了解“梁陈方案”的始末；数次采访梁思成夫人林洙女士，１９９７年的整个冬天都用来阅读梁思成工作笔记手稿。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王军还尝试着按照梁思成当年的足迹去山西、河北等地考察、采访，甚至查阅了上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中央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像电脑检索一样找寻哪怕是很短的关于梁思成的文字。曾有记者问王军“当第一手史料找不到的时候，用现在收集到的第二手史料行不行？”他回答说：“如果确实有文字史料，但我没有找到，别人看过转述给我，我宁肯把这种转述从书里砍掉，因为我要表示怀疑，我找不到就是我不对。而且我觉得研究史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要有第一手材料，第二要通读史料，第三要尽可能结合对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
３．研究结果的魅力
“作者王军我不认识，但书里记载和描述的是这座城市许许多多消失了的人和事，文字朴素，看上去是史料的收集，是对时间记忆的整理。但书中研究型记者的视角，以及那种对这个城市的忧虑，从语态中，从图片里跃然字里行间。”
这是不经意间看到的一位读者对《城记》的评价，此书的魅力可见一斑。正是这种魅力解释了——较之国外城市建设类读物归属“主流书目”的潮流而言，我国城市建筑类图书的发展一向乏人问津，非常滞后；为何《城记》会一版再版、在海内外获得高度评价？
对于“魅力”，王军自己有两点解释，一是“书中记载的那些事情太重要了”；一是“书的畅销与其专业化程度成正比”。这确是经验之谈，在对“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中，作者非常冷静客观的记录——没有诉诸道德义愤、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是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从而提供了读者喜欢的货真价实。
除此之外，“魅力”还体现在它对现实的强烈呼应——借用梁思成先生的眼光，对北京多年的旧城改造、城市规划提出诘问。在经历疾病、大雨、日常交通等重重困扰后，北京在城市秩序上的脆弱性被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城记》的诘问恰好呼应了民众心里的疑惑——如何保护残存的旧城区？如何治理日益严重的“城市堵塞”？如何通过新规划赋予城市新的催化剂？
梁思成先生曾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他曾担忧：“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如今看来不幸而言中。“不幸而言中”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现在城市的病况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被清醒地预见；于是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城记》的推出适当其时。更可贵的是，这本书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他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从而掀起了公众关注城市建筑文化的高潮。
二、成就研究型记者的要素浅析
在对“王军和《城记》”这一样本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从动力、努力和魅力三个方面着手的。以此为鉴，笔者以为，如果把一个研究型记者能够取得的成就看作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自主研究问题的意识、自觉地运用话语权、自为地做好研究工作就是三角形的三条边。这三条边越长，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条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研究型记者取得成绩的过程，就是这三个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
１．自觉：研究问题的意识
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杨继绳曾在《三种类型记者长短论》中，将记者分为三类：新闻型、文艺型、研究型。按照他的描述，研究型记者“以研究社会为己任，不满足于纯事实的报道，而致力于探索事件间的内在联系”、“注重个别事件，但他把事件放到宏大的背景中去研究、去表述”。可见，成为研究型记者，必须有自觉研究问题的意识①。
王军是由于爱较真的性格以及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才走上研究之路的。在研究问题的意识该如何培养上，虽然性格特征因人而异，但强烈的职业认知应是一个普适性因素。作为职业记者，应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及需要履行的历史使命有充分的自觉；应时刻牢记“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一个职业记者的光荣就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读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
除了职业认知外，“经营个人品牌”的理念也是培养研究问题意识的普适性因素。在如今这个媒体有深度才有影响力的时代，记者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以研究的视角报道新闻和解释新闻；因为仅依靠一些从业经验、写作技巧，显然已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为此，记者应在特定领域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努力成为该领域中业务精通的专家。
２．自主：对话语权的运用
对于王军十年写就《城记》，有报道称：“许多建筑规划师都认为，王軍创作《城记》实际上是替建筑知识分子行使其责任。”这就涉及新闻人的专业自觉问题——是否自主运用话语权？
相对于普通民众，记者由于职业和岗位的关系相对拥有更多的社会表达机会；同时也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就指出：新闻工作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因此记者要自主地运用好话语权。如何运用好？立场和价值皈依是最为重要的。这就要求记者应将“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理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学者陆晔、潘忠党合作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中曾这样总结，“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②。
我们没有必要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理念，但其中值得吸取的养分还必须吸取，如：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应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等等。王军一次又一次因为城建问题将自己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士”，不惮于某些势力的威胁、坚持运用好一个职业记者的话语权，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具体体现。
３．自为：做好研究的工作
据介绍，在写作《城记》的１０年间，王军共采访当事人５０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进行深入调研。这表明仅有研究问题的自主意识和用好话语权的自觉，是难以造就一个成功的研究型记者，还需要做好研究工作。
研究型记者与专家是不同的——专家的研究领域一般是狭窄的、确定的，他们毕生在一个特定领域皓首穷经，对这一领域研究得比较透彻；而研究型记者则把社会当整体，用专家的学识和记者的慧眼对社会进行洞察和分析。简而言之，专家的研究应该是“形而上”的，即以学术逻辑为本位，关注的是学术自身的范式和发展；而记者的研究应该是“形而下”的，即以社会操作为本位，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因此在记者研究问题时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除了要善于思考抓问题外，应在深入采访、调查研究上多下工夫，将专家权威、三教九流的见解观点尽入囊中，不断与社会和他人发生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在此基础上，力求自己能有新的见识。
在研究的过程中，记者的心态应力戒浮躁。在《城记》引起广泛关注后，王军在不少场合都表述过：“实实在地写稿，是新华社的传统；实实在在地做人，是起码的要求。一颗浮躁的心沉了下来，我对这个城市才有了发现。”虽然“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常常像空气、雨露和阳光那样虽能滋润社会于一时，很容易成为时间隧道的易碎品；但在浮躁的心态下，这种成果也是难以取得的。
“搞任何学科，都不能放弃对人的探索，否则，你的事业必然受到限制，因为你走到一半就满足了。”这是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生前对王军的告诫。个人以为，有志于成为研究型记者的人都应该铭记这句话。因为不管你从事哪一方面的报道，虽然关注的只是人类活动的某一局部。但任何局部只要深挖下去，本质都是相通的——对“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怀。
注释：
①转引自王永亮、蓝澜：《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挥泪书民情》，人民网。
②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华传媒网“专家论坛”。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编校：施宇
在生活节奏加快、人心浮躁的今天，能够花费十年时间专注于一件事，这本身就值得尊敬。通过对《城记》以及媒体相关报道的解读，笔者认为“王军和《城记》”可作为一个样本，是记者在研究型道路上发展取得成功的范例。
一、对“王军和《城记》”的剖析
王军于１９９１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城建报道；２００４年５月调到《瞭望新闻周刊》后，城建报道仍是其着力点。他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１９５５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参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对“王军和《城记》”的解析，将从以下３个方面展开。
１．研究问题的动力
“１９９１年参加工作，听说二环路是在拆除城墙的废墟上建设的，很惊讶，决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往一些回忆录里也涉及一些，但说法很矛盾，他们大多使用的是第二手材料，大家都在说，但谁也说不清楚。”“我是记者，作出忠实于事实的报道是我的天职，我要用史料说话，揭开一个城市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王军踏上研究之路的动力已基本明晰：天生爱较真的性格、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
（１）天生爱较真的性格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为了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３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他自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的过。”为了完成《城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王军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了丰富的素材。
（２）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
早在１９８９年，还在大学就读的王军在一份校园刊物《周报》的“编者寄语”里写下这行字：“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双手去实践。”踏上工作岗位后，这些文字仍然在起作用，所以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职业记者，并要求自己一直“保持住记者的姿势”。《城记》一书是对上世纪５０年代北京规划中“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长期报道城建改革的王军至今仍认为，他只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描述”北京改变的第一个阶段，即“这本书的标的物就是事实，我的目标就是报道，而不是通过报道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记者的使命也就在于此”。以下的细节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城记》开始名为《城祭》，改名是因为王军认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在应邀到法国演讲时，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他马上纠正：“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２．研究过程的努力
“花１０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種，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
这是王军自己对十年研究过程的一个概括。在媒体对他的采访中也都频频使用强调时间概念的词语，如“十年磨一剑”、“积蓄十年的激情喷发”等。从这些强调中，我们对王军在研究过程中的努力能有直观感受；透视他１０年来所做的工作，这种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直面复杂问题的勇气、对史料整理亲历亲为。
（１）直面复杂问题的勇气
这体现在对问题不屈不挠的追问思索中。“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于是他从１９９４年起，集中５年时间专注于房地产经济的调研，到１９９９年和同事一起完成了４万多字的《北京房价调查》，对盖房子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调查。结果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甚至一度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在完成对房地产的定量分析之后，他又把目光集中到城市发展模式的层面，３年内完成一批调研，促使决策层酝酿对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作出调整。接着，他又开始探索城市房屋产权制度的演变，发现这是与城市的多样性、历史城市的保护以及拆迁矛盾、危房问题密切相关，是城市生命延续的核心问题。
此外，还体现在身体力行的保护行动中。学者杨东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他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名称。的确，北京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使许多古迹、老四合院、胡同受损甚至被拆毁，这给了王军巨大的紧迫感，作为记者的责任心促使他尽自己所能为保护北京老城而奔走，虽然他能做到的很有限，但做总比不做要好，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２）对史料整理亲历亲为
王军自称《城记》是“长篇深度报道”，它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建立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之上。在回答《北京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他说：“事实永远是最重要的。你的情感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否则它就会被一阵狂风卷走。”因此，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扎扎实实地去亲自收集整理繁杂的史料。
在研究过程中，王军用两年的业余时间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我太太要帮我查，我说不用，这一定要自己查，因为史料一定要自己去通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王军曾如此说。因为他有着这样独特的理念：“好的东西必然经过从春到秋的过程，中间的过程是无法压缩的。比如我可以找人，把所有的史料找来了，把所有的人采访了，也许这本书就花１～２年，但这不行，因为自己在寻找史料和采访过程中有很多情感的积淀，对生命的感悟，对事实的不断认识，它们反过来会帮助你准确地把握史料。这个过程无法压缩。就像一件手工艺品，每个零件都是要靠自己打磨出来的……”
不仅亲历亲为地去搜集整理史料，王军还要求自己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只有如此，“才有资格说这个问题，否则就是道听途说”。为此，他去找陈占详老人了解“梁陈方案”的始末；数次采访梁思成夫人林洙女士，１９９７年的整个冬天都用来阅读梁思成工作笔记手稿。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王军还尝试着按照梁思成当年的足迹去山西、河北等地考察、采访，甚至查阅了上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中央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像电脑检索一样找寻哪怕是很短的关于梁思成的文字。曾有记者问王军“当第一手史料找不到的时候，用现在收集到的第二手史料行不行？”他回答说：“如果确实有文字史料，但我没有找到，别人看过转述给我，我宁肯把这种转述从书里砍掉，因为我要表示怀疑，我找不到就是我不对。而且我觉得研究史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要有第一手材料，第二要通读史料，第三要尽可能结合对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
３．研究结果的魅力
“作者王军我不认识，但书里记载和描述的是这座城市许许多多消失了的人和事，文字朴素，看上去是史料的收集，是对时间记忆的整理。但书中研究型记者的视角，以及那种对这个城市的忧虑，从语态中，从图片里跃然字里行间。”
这是不经意间看到的一位读者对《城记》的评价，此书的魅力可见一斑。正是这种魅力解释了——较之国外城市建设类读物归属“主流书目”的潮流而言，我国城市建筑类图书的发展一向乏人问津，非常滞后；为何《城记》会一版再版、在海内外获得高度评价？
对于“魅力”，王军自己有两点解释，一是“书中记载的那些事情太重要了”；一是“书的畅销与其专业化程度成正比”。这确是经验之谈，在对“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中，作者非常冷静客观的记录——没有诉诸道德义愤、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是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从而提供了读者喜欢的货真价实。
除此之外，“魅力”还体现在它对现实的强烈呼应——借用梁思成先生的眼光，对北京多年的旧城改造、城市规划提出诘问。在经历疾病、大雨、日常交通等重重困扰后，北京在城市秩序上的脆弱性被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城记》的诘问恰好呼应了民众心里的疑惑——如何保护残存的旧城区？如何治理日益严重的“城市堵塞”？如何通过新规划赋予城市新的催化剂？
梁思成先生曾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他曾担忧：“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如今看来不幸而言中。“不幸而言中”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现在城市的病况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被清醒地预见；于是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城记》的推出适当其时。更可贵的是，这本书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他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从而掀起了公众关注城市建筑文化的高潮。
二、成就研究型记者的要素浅析
在对“王军和《城记》”这一样本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从动力、努力和魅力三个方面着手的。以此为鉴，笔者以为，如果把一个研究型记者能够取得的成就看作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自主研究问题的意识、自觉地运用话语权、自为地做好研究工作就是三角形的三条边。这三条边越长，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条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研究型记者取得成绩的过程，就是这三个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
１．自觉：研究问题的意识
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杨继绳曾在《三种类型记者长短论》中，将记者分为三类：新闻型、文艺型、研究型。按照他的描述，研究型记者“以研究社会为己任，不满足于纯事实的报道，而致力于探索事件间的内在联系”、“注重个别事件，但他把事件放到宏大的背景中去研究、去表述”。可见，成为研究型记者，必须有自觉研究问题的意识①。
王军是由于爱较真的性格以及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才走上研究之路的。在研究问题的意识该如何培养上，虽然性格特征因人而异，但强烈的职业认知应是一个普适性因素。作为职业记者，应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及需要履行的历史使命有充分的自觉；应时刻牢记“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一个职业记者的光荣就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读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
除了职业认知外，“经营个人品牌”的理念也是培养研究问题意识的普适性因素。在如今这个媒体有深度才有影响力的时代，记者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以研究的视角报道新闻和解释新闻；因为仅依靠一些从业经验、写作技巧，显然已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为此，记者应在特定领域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努力成为该领域中业务精通的专家。
２．自主：对话语权的运用
对于王军十年写就《城记》，有报道称：“许多建筑规划师都认为，王軍创作《城记》实际上是替建筑知识分子行使其责任。”这就涉及新闻人的专业自觉问题——是否自主运用话语权？
相对于普通民众，记者由于职业和岗位的关系相对拥有更多的社会表达机会；同时也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就指出：新闻工作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因此记者要自主地运用好话语权。如何运用好？立场和价值皈依是最为重要的。这就要求记者应将“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理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学者陆晔、潘忠党合作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中曾这样总结，“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②。
我们没有必要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理念，但其中值得吸取的养分还必须吸取，如：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应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等等。王军一次又一次因为城建问题将自己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士”，不惮于某些势力的威胁、坚持运用好一个职业记者的话语权，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具体体现。
３．自为：做好研究的工作
据介绍，在写作《城记》的１０年间，王军共采访当事人５０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进行深入调研。这表明仅有研究问题的自主意识和用好话语权的自觉，是难以造就一个成功的研究型记者，还需要做好研究工作。
研究型记者与专家是不同的——专家的研究领域一般是狭窄的、确定的，他们毕生在一个特定领域皓首穷经，对这一领域研究得比较透彻；而研究型记者则把社会当整体，用专家的学识和记者的慧眼对社会进行洞察和分析。简而言之，专家的研究应该是“形而上”的，即以学术逻辑为本位，关注的是学术自身的范式和发展；而记者的研究应该是“形而下”的，即以社会操作为本位，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因此在记者研究问题时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除了要善于思考抓问题外，应在深入采访、调查研究上多下工夫，将专家权威、三教九流的见解观点尽入囊中，不断与社会和他人发生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在此基础上，力求自己能有新的见识。
在研究的过程中，记者的心态应力戒浮躁。在《城记》引起广泛关注后，王军在不少场合都表述过：“实实在地写稿，是新华社的传统；实实在在地做人，是起码的要求。一颗浮躁的心沉了下来，我对这个城市才有了发现。”虽然“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常常像空气、雨露和阳光那样虽能滋润社会于一时，很容易成为时间隧道的易碎品；但在浮躁的心态下，这种成果也是难以取得的。
“搞任何学科，都不能放弃对人的探索，否则，你的事业必然受到限制，因为你走到一半就满足了。”这是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生前对王军的告诫。个人以为，有志于成为研究型记者的人都应该铭记这句话。因为不管你从事哪一方面的报道，虽然关注的只是人类活动的某一局部。但任何局部只要深挖下去，本质都是相通的——对“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怀。
注释：
①转引自王永亮、蓝澜：《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挥泪书民情》，人民网。
②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华传媒网“专家论坛”。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