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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革命的破坏程度以及持续影响时间远不及法国大革命，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存在根深蒂固的保守传统和坚实的绅士集团，迫使清教各派遵守一些传统价值，把守一个底线，如，私有财产得到尊重和维护，宗教受到尊奉，从而为渐进改革留下空间。
始于1640年的英国清教革命(中国教科书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为马列史观中的“世界近代史开端”，受到了左翼史学家的膜拜与致敬，但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清教革命也存在种种由于“矫枉过正”而带来的曲折与反复。在经历军人专权和战火四起的肆虐后，英国社会最终以王权复辟和渐进的改良来抚平激进革命所带来的创伤，一场以清教徒刷新英国政治的理想始，以梦想破碎的清教徒大批逃离英国终的政治戏剧演活了英国版的暴民政治。此后的英国，再无暴力革命一景；易言之，清教革命是英国民主化的一次提前试错。
“出轨”的议会斗争
清教革命的导火索源自苏格兰，由于英国国教会大主教劳德拟对奉行天主教的苏格兰施行宗教改革，苏格兰人既恐慌又愤怒。1639年，苏格兰军队攻入英国，占领多个英国城市，迫使查理一世签订赔款条约。在此情形下，英国国内多处发生暴动，各地纷纷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不得不在1640年11月召开其继位15年来的第四次议会——被称为“长期议会”，以筹集战争经费。11年没有开过议会、重要领导人都被囚于监狱的反对派终于逮到机会，他们不是开会讨论国王的要求，而是首先提出了对国王重臣斯脱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的弹劾案。在主导下议院的商人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两人被捕，书刊检查制度随后被废除，社会开始公开讨论教会和政府的基本问题，潜伏的教派开始公开活动，由此拉开了清教革命的序幕。
翌年3月，在斯脱拉福德伯爵被斩首后，国王被迫签署了规定至少3年内必须召开一届议会的“三年法案”，并同意取消星室法庭、高等法庭和其他特权法庭；议会还在酝酿成立对议会激进派负责的内阁，以取代对国王负责的枢密院，这就使得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议会里的贵族议员感到自身也可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因而认为必须保留一些旧的国家机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切身利益。所以，从1641年秋开始，议会开始分化，除了一部分议员继续坚持反王党斗争外，不少议员对新的改革议案态度消极，一些贵族甚而开始转向王党一边，从而使得这场革命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激进清教徒手中。
所谓的激进清教徒，前期主要指与长老派并存于清教中的独立派。清教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是英国国教会内部的一个派别，主张清除国教中残余的天主教因素。清教规定教徒必须过自制、节俭、勤勉的生活，因此它很符合野心勃勃的商人和實业家的观念，大量进入议会的商人代表就是清教徒。他们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受到神的恩惠，主张代议制政体，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在宗教方面，与长老派的温和主张不同，独立派不仅要废除主教制度，而且否定由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的权力，主张每一宗教团体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实行自治。
查理一世于1941年春对议会作出让步后，主和的清教长老派把持了议会的话语权。然而不到半年时间，看到英国王权式微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开始起事反抗英国统治，清教徒因为害怕国王利用统兵机会派军队对付议会，于是在1641年11月通过议会提出大抗议书，声明军队不应该委托国王，并被议会通过。查理一世随即带领他的卫队冲进议会，企图逮捕皮姆、汉普顿等议会领袖，但他们事先得到消息，前往伦敦城内避难，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动员伦敦市民武装起来保护议会。查理一世不得不选择离开伦敦，前往约克。至此，查理一世宣布讨伐叛乱分子，内战爆发。查理一世募集的王军主力是由西部各郡地主及雇农所组成的威尔士步兵和骑兵，议会募集的军队主力是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新模范军，来源于东部各郡的自由农民。这样，一场“出轨”的议会斗争最终促成了激进清教徒对国教会代表——国王的宣战。
清教“独立派”得势
内战初期，议会军接连失利，并不是因为议会军力量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主导议会的长老派担心战争使国家陷入多数暴政和混乱，因此并不希望与国王决一死战，而是希望迅速妥协结束战事。查理一世此时如果抓住长老派这种心态与之谈判，是可能达成妥协的，可惜他迷信武力，错过了天赐良机。不久，因议会中的独立派即主战派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长老派接连失败，议会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改组了军队，迫使长老派放弃了兵权。这种改组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战斗力，但也意味着长老派控制的议会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控制了军队。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议会军最终战胜了王军。1645年，查理一世向占据英格兰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的苏格兰人投降，不久被移交英国议会处理。
内战结束后，长老派控制了议会，长老教派被定为国教。但新的矛盾开始出现，清教中代表上层新贵族和大商业、金融家利益的长老派，与代表中等新贵族和商人利益的独立派之间的对立上升为主要矛盾。长老派竭力想把已经形成的局面固定下来，使革命到此为止，因此内战一结束，就屡次与国王谈判，企图有条件恢复王位，实行立宪君主制；另一方面，由长老派控制的议会发现，由独立派控制的新模范军是他们恢复秩序的障碍，因此，他们以减轻人民税负为借口，提议解散军队，并拒绝补发欠饷。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士兵们既然做出了牺牲，那么，他们必然要求获得回报。由于军中“平均派”的激进宣传，士兵们甚至把不同意见的军官加以驱逐，认为军官们只有得到士兵的同意才能行使“被托付”的权力。
随着长老派欲利用国王的威信抵制独立派，并组织一支新军以制约新模范军，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独立派与下议院的冲突不断升级。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权衡得失，选择站在独立派一边，接受士兵们和“平等派”的主张，以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天平开始倒向独立派及其军队，新模范军居然在长老派领导人与国王谈判时，将国王从议会安置地赫姆比城堡劫持到军营里，随后，代表独立派军官利益的“军人会议”开始以平等地位与议会展开谈判。由于此时伦敦是长老派地主和大商人的堡垒，长老派便鼓动伦敦市民示威来对付新模范军，要求议会通过反对新模范军的法案。后者随即将军队开入伦敦，将长老派主要人物逐出议会，强迫其余议员取消原来通过的法案。这样，独立派最终藉武力战胜了长老派，掌握了大局。
“平均派”昙花一现
占领伦敦以后，新的矛盾又在新模范军内部展开。克伦威尔和一班被称作“贵人派”高级军官的独立派主张与国王和解，以平息欧洲舆论的质疑，而新模范军内的左翼——平均派反对优待国王。平均派领导人里尔本声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源泉，应享有最高 主权，国王和上议院都应取消掉；平均派还宣称，国民信仰自由，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普选权等。这些思想在士兵和社会中下层人民中间得到广泛响应。
查理一世虽然失势，但政治影响犹在，他先是拒绝了克伦威尔提出的归还被没收的王党财产，但保留议会对王室管制权的“建议提纲”，后在同样失势的长老派帮助下，于1647年11月从汉普顿宫逃往威脱岛。这一结果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本来就质疑“贵人派”与国王的谈判，现在更抓住机会举行示威，部分部队更发动兵变，要求铲除国王和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革。虽然兵变被压服下去，但克伦威尔被迫改变政策，与国王决裂。
1648年2月，查理一世联合王党发动对新模范军的战争，但由于后者已经坐大，国王军队很快输掉了这第二次内战。新模范军回到伦敦后，开始清算国王和与国王进行交涉的议会长老派。150名长老派议员被逐出下议院或被关进监狱，剩下不到100名议员的下议院即所谓“残余议会”，主要由独立派议员组成，成了新模范军的驯服工具。下议院通过了把查理一世作为叛国、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人民自由的罪犯而送审的决议，但遭到上议院否决。于是，下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下议院是人民选出来的，享有最高权力；下议院出台的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没有得到国王或上议院的同意，全国人民也受之约束。”这一呼应平均派的宣言，为审判国王扫除了障碍。
不久，一个由135名成员组成的高等法庭产生，查理一世被以“暴君、叛徒、杀人犯、人民公敌”的罪名判处死刑。但判决时，由于许多法庭成员反对审判国王和判处国王死刑，一半成员拒绝出席，包括原议会军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签名者也只有52人，仅过总数四成，所以判决欠缺效力，是被強令执行的。在法庭上，查理一世对庭长说：“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公道?”但暴民政治是没有公道可言的。1649年2月，下议院“残余议会”通过废除上议院和君主制的决议，继之王室、教会和王党的土地也被没收和出卖。
根据“残余议会”的决议，英国诞生了共和制政府，由41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国务会议”成立，成员大部分是独立派领导人。这样，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掌握在贵族和独立派将领手里，平均派当然反对。随后，里尔本等平均派领袖被逮捕，受到审判。这一行动引发伦敦市民的抗议和暴动，要求释放里尔本等人，一些模范军士兵哗变。克伦威尔凭借手腕和从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威望，很快将哗变镇压下去。平均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被消灭。克氏这一行为被证明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长老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与克伦威尔弃嫌修好，伦敦商人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领袖。
对下级士兵颇有影响的“平均派”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的最大敌人国王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它自己也就难免兔死狗烹。另外，英国的政治文化颇不欣赏激进主义，即使在之前“贵人派”迫于压力而向平均派承诺的“人民公约”里，也作了不允许雇工有选举权的限制。在多数英国人看来，雇工是富人的奴仆，不能完全反映自己的意志，平均派要求扩大普选权、改收针对富人的所得税等主张，脱离了英国当时的社会土壤。尤其独立派认为，一个自由的议会和广泛的普选权将会对私有财产构成威胁，无限民主将走向多数人暴政，导致无政府状态。独立派高级军官艾尔顿曾警告说：“我之所以要为这一切辩护，是因为要照顾财产权……它属于本国宪法最基本的部分，如果把它取消，就连带把一切都取消了。”
克氏独裁与王权复辟
平均派被镇压之后，克氏开始军事征服爱尔兰、苏格兰，并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权力。1653年，克伦威尔将不十分驯服的“残余议会”强制解散，在数次企图成立顺服自己的议会未果之后，以宪政无望为由，放弃组建新议会。同年12月，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提出一个宪法草案，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护国公既在立法、行政方面享有广泛权力，同时又是军队的总司令，其权力远超查理一世。不久，克氏把全国划为11个区，每区委任一位少将管理。至此，国家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共和政府有名无实。
虽然平均派的激进主张被镇压下去，但共和政府必须顾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与此同时，共和政府的生存需要商人、地主的支持，以维系庞大的军费供给。因此，克伦威尔不得不在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有时向中小层民众倾斜，有时又倾向于维护商人、地主的利益。结果，这两种力量都不满意，“贵人派”高级军官与新模范军基层的矛盾也越来越深。虽然共和政府与查理一世时代一样任意征收赋税，收入远多于从前任何政府所曾拥有的，但赤字却居高不下，主要是军队的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只要共和政府存在一天，就无法克服这一财政窘境，而这又制约了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于是，商人、地主们开始希望恢复君主制，解散军队。共和政府只是依赖自己的惯性和克氏的威望在延续。
1659年3月，克伦威尔去世，其子理查被推为护国公，但新模范军的许多将领不予承认，理查被迫辞职，共和政府迅速解体。苏格兰驻防军司令芒克借口保卫被军队解散的议会率兵南下，与费尔法克斯相会于约克，进而挺进伦敦，召开革命前在选举法基础上选出的议会，决定政权应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同时，芒克派人与一直在进行复辟斗争、流亡在荷兰的查理一世长子查理商谈，双方达成妥协。查理根据芒克的建议发表了《布列达宣言》，宣言约定，除直接与处决查理一世有关的人以外，一概免罪；承认信教自由和尊重现有的产权关系，内战期间被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变更。这样，查理就扫除了回国的障碍。接着，王党和长老派占优势的新议会通过了请查理回国的法案。1661年4月，查理加冕英国国王，称查理二世。驻伦敦的法国大使写道：“政府因为有个国王而貌似君主政治，其实根本上不是君主政治。”但议会与国王达成的妥协，使清教革命造成的近20年的暴力肆虐、政治动荡的局面终于平定下来；当商人、地主不再热衷搞政治投机，商业也就随之繁荣起来。
当然，查理二世并没有完全信守承诺，亲政不久他即着手清算清教革命：9名签署查理一世死刑判决的清教议员被以“轼君”罪处死；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尸体被从墓穴中拖出，头颅被砍下挂在议会大厅之上。议会颁布《土地解决法》，共和政府时代被没收的教会和王室土地归还原主；接着又颁布《宗教考查法》等限制性法令，将清教徒逐出国家机构和国教会，要求一切教师遵奉国教，禁止国教会以外的任何公开礼拜，限制被逐牧师和教师与其拥护者的联系等等，以防革命再度爆发。在乡间，随着自由农衰落，农村人口日益分化为乡绅、佃农和无地工人，清教主义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国教重新取得统治地位，直到20多年后，为防止天主教徒承袭王位，英国议会通过光荣革命请来了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当国王。
100年多后，法国也上演了一幕革命，可以说是英国清教革命的翻版，或者说，早在100多年之前，法国大革命就已在英国上演。可是清教革命的破坏程度以及持续影响时间远不及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平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指引下，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私有制被摧毁，无神论肆虐，社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清教革命之所以没有滑向这步，关键在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存在根深蒂固的保守传统和坚实的绅士集团，这使得它能够遵守一些传统价值，把守一个底线，如，私有财产得到尊重和维护，宗教受到尊奉，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能够和平博弈的“分层君主制”在社会中上阶层中得到认同和接受，从而为渐进改革留下空间。
始于1640年的英国清教革命(中国教科书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为马列史观中的“世界近代史开端”，受到了左翼史学家的膜拜与致敬，但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清教革命也存在种种由于“矫枉过正”而带来的曲折与反复。在经历军人专权和战火四起的肆虐后，英国社会最终以王权复辟和渐进的改良来抚平激进革命所带来的创伤，一场以清教徒刷新英国政治的理想始，以梦想破碎的清教徒大批逃离英国终的政治戏剧演活了英国版的暴民政治。此后的英国，再无暴力革命一景；易言之，清教革命是英国民主化的一次提前试错。
“出轨”的议会斗争
清教革命的导火索源自苏格兰，由于英国国教会大主教劳德拟对奉行天主教的苏格兰施行宗教改革，苏格兰人既恐慌又愤怒。1639年，苏格兰军队攻入英国，占领多个英国城市，迫使查理一世签订赔款条约。在此情形下，英国国内多处发生暴动，各地纷纷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不得不在1640年11月召开其继位15年来的第四次议会——被称为“长期议会”，以筹集战争经费。11年没有开过议会、重要领导人都被囚于监狱的反对派终于逮到机会，他们不是开会讨论国王的要求，而是首先提出了对国王重臣斯脱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的弹劾案。在主导下议院的商人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两人被捕，书刊检查制度随后被废除，社会开始公开讨论教会和政府的基本问题，潜伏的教派开始公开活动，由此拉开了清教革命的序幕。
翌年3月，在斯脱拉福德伯爵被斩首后，国王被迫签署了规定至少3年内必须召开一届议会的“三年法案”，并同意取消星室法庭、高等法庭和其他特权法庭；议会还在酝酿成立对议会激进派负责的内阁，以取代对国王负责的枢密院，这就使得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议会里的贵族议员感到自身也可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因而认为必须保留一些旧的国家机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切身利益。所以，从1641年秋开始，议会开始分化，除了一部分议员继续坚持反王党斗争外，不少议员对新的改革议案态度消极，一些贵族甚而开始转向王党一边，从而使得这场革命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激进清教徒手中。
所谓的激进清教徒，前期主要指与长老派并存于清教中的独立派。清教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是英国国教会内部的一个派别，主张清除国教中残余的天主教因素。清教规定教徒必须过自制、节俭、勤勉的生活，因此它很符合野心勃勃的商人和實业家的观念，大量进入议会的商人代表就是清教徒。他们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受到神的恩惠，主张代议制政体，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在宗教方面，与长老派的温和主张不同，独立派不仅要废除主教制度，而且否定由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的权力，主张每一宗教团体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实行自治。
查理一世于1941年春对议会作出让步后，主和的清教长老派把持了议会的话语权。然而不到半年时间，看到英国王权式微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开始起事反抗英国统治，清教徒因为害怕国王利用统兵机会派军队对付议会，于是在1641年11月通过议会提出大抗议书，声明军队不应该委托国王，并被议会通过。查理一世随即带领他的卫队冲进议会，企图逮捕皮姆、汉普顿等议会领袖，但他们事先得到消息，前往伦敦城内避难，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动员伦敦市民武装起来保护议会。查理一世不得不选择离开伦敦，前往约克。至此，查理一世宣布讨伐叛乱分子，内战爆发。查理一世募集的王军主力是由西部各郡地主及雇农所组成的威尔士步兵和骑兵，议会募集的军队主力是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新模范军，来源于东部各郡的自由农民。这样，一场“出轨”的议会斗争最终促成了激进清教徒对国教会代表——国王的宣战。
清教“独立派”得势
内战初期，议会军接连失利，并不是因为议会军力量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主导议会的长老派担心战争使国家陷入多数暴政和混乱，因此并不希望与国王决一死战，而是希望迅速妥协结束战事。查理一世此时如果抓住长老派这种心态与之谈判，是可能达成妥协的，可惜他迷信武力，错过了天赐良机。不久，因议会中的独立派即主战派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长老派接连失败，议会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改组了军队，迫使长老派放弃了兵权。这种改组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战斗力，但也意味着长老派控制的议会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控制了军队。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议会军最终战胜了王军。1645年，查理一世向占据英格兰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的苏格兰人投降，不久被移交英国议会处理。
内战结束后，长老派控制了议会，长老教派被定为国教。但新的矛盾开始出现，清教中代表上层新贵族和大商业、金融家利益的长老派，与代表中等新贵族和商人利益的独立派之间的对立上升为主要矛盾。长老派竭力想把已经形成的局面固定下来，使革命到此为止，因此内战一结束，就屡次与国王谈判，企图有条件恢复王位，实行立宪君主制；另一方面，由长老派控制的议会发现，由独立派控制的新模范军是他们恢复秩序的障碍，因此，他们以减轻人民税负为借口，提议解散军队，并拒绝补发欠饷。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士兵们既然做出了牺牲，那么，他们必然要求获得回报。由于军中“平均派”的激进宣传，士兵们甚至把不同意见的军官加以驱逐，认为军官们只有得到士兵的同意才能行使“被托付”的权力。
随着长老派欲利用国王的威信抵制独立派，并组织一支新军以制约新模范军，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独立派与下议院的冲突不断升级。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权衡得失，选择站在独立派一边，接受士兵们和“平等派”的主张，以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天平开始倒向独立派及其军队，新模范军居然在长老派领导人与国王谈判时，将国王从议会安置地赫姆比城堡劫持到军营里，随后，代表独立派军官利益的“军人会议”开始以平等地位与议会展开谈判。由于此时伦敦是长老派地主和大商人的堡垒，长老派便鼓动伦敦市民示威来对付新模范军，要求议会通过反对新模范军的法案。后者随即将军队开入伦敦，将长老派主要人物逐出议会，强迫其余议员取消原来通过的法案。这样，独立派最终藉武力战胜了长老派，掌握了大局。
“平均派”昙花一现
占领伦敦以后，新的矛盾又在新模范军内部展开。克伦威尔和一班被称作“贵人派”高级军官的独立派主张与国王和解，以平息欧洲舆论的质疑，而新模范军内的左翼——平均派反对优待国王。平均派领导人里尔本声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源泉，应享有最高 主权，国王和上议院都应取消掉；平均派还宣称，国民信仰自由，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普选权等。这些思想在士兵和社会中下层人民中间得到广泛响应。
查理一世虽然失势，但政治影响犹在，他先是拒绝了克伦威尔提出的归还被没收的王党财产，但保留议会对王室管制权的“建议提纲”，后在同样失势的长老派帮助下，于1647年11月从汉普顿宫逃往威脱岛。这一结果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本来就质疑“贵人派”与国王的谈判，现在更抓住机会举行示威，部分部队更发动兵变，要求铲除国王和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革。虽然兵变被压服下去，但克伦威尔被迫改变政策，与国王决裂。
1648年2月，查理一世联合王党发动对新模范军的战争，但由于后者已经坐大，国王军队很快输掉了这第二次内战。新模范军回到伦敦后，开始清算国王和与国王进行交涉的议会长老派。150名长老派议员被逐出下议院或被关进监狱，剩下不到100名议员的下议院即所谓“残余议会”，主要由独立派议员组成，成了新模范军的驯服工具。下议院通过了把查理一世作为叛国、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人民自由的罪犯而送审的决议，但遭到上议院否决。于是，下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下议院是人民选出来的，享有最高权力；下议院出台的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没有得到国王或上议院的同意，全国人民也受之约束。”这一呼应平均派的宣言，为审判国王扫除了障碍。
不久，一个由135名成员组成的高等法庭产生，查理一世被以“暴君、叛徒、杀人犯、人民公敌”的罪名判处死刑。但判决时，由于许多法庭成员反对审判国王和判处国王死刑，一半成员拒绝出席，包括原议会军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签名者也只有52人，仅过总数四成，所以判决欠缺效力，是被強令执行的。在法庭上，查理一世对庭长说：“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公道?”但暴民政治是没有公道可言的。1649年2月，下议院“残余议会”通过废除上议院和君主制的决议，继之王室、教会和王党的土地也被没收和出卖。
根据“残余议会”的决议，英国诞生了共和制政府，由41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国务会议”成立，成员大部分是独立派领导人。这样，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掌握在贵族和独立派将领手里，平均派当然反对。随后，里尔本等平均派领袖被逮捕，受到审判。这一行动引发伦敦市民的抗议和暴动，要求释放里尔本等人，一些模范军士兵哗变。克伦威尔凭借手腕和从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威望，很快将哗变镇压下去。平均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被消灭。克氏这一行为被证明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长老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与克伦威尔弃嫌修好，伦敦商人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领袖。
对下级士兵颇有影响的“平均派”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的最大敌人国王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它自己也就难免兔死狗烹。另外，英国的政治文化颇不欣赏激进主义，即使在之前“贵人派”迫于压力而向平均派承诺的“人民公约”里，也作了不允许雇工有选举权的限制。在多数英国人看来，雇工是富人的奴仆，不能完全反映自己的意志，平均派要求扩大普选权、改收针对富人的所得税等主张，脱离了英国当时的社会土壤。尤其独立派认为，一个自由的议会和广泛的普选权将会对私有财产构成威胁，无限民主将走向多数人暴政，导致无政府状态。独立派高级军官艾尔顿曾警告说：“我之所以要为这一切辩护，是因为要照顾财产权……它属于本国宪法最基本的部分，如果把它取消，就连带把一切都取消了。”
克氏独裁与王权复辟
平均派被镇压之后，克氏开始军事征服爱尔兰、苏格兰，并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权力。1653年，克伦威尔将不十分驯服的“残余议会”强制解散，在数次企图成立顺服自己的议会未果之后，以宪政无望为由，放弃组建新议会。同年12月，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提出一个宪法草案，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护国公既在立法、行政方面享有广泛权力，同时又是军队的总司令，其权力远超查理一世。不久，克氏把全国划为11个区，每区委任一位少将管理。至此，国家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共和政府有名无实。
虽然平均派的激进主张被镇压下去，但共和政府必须顾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与此同时，共和政府的生存需要商人、地主的支持，以维系庞大的军费供给。因此，克伦威尔不得不在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有时向中小层民众倾斜，有时又倾向于维护商人、地主的利益。结果，这两种力量都不满意，“贵人派”高级军官与新模范军基层的矛盾也越来越深。虽然共和政府与查理一世时代一样任意征收赋税，收入远多于从前任何政府所曾拥有的，但赤字却居高不下，主要是军队的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只要共和政府存在一天，就无法克服这一财政窘境，而这又制约了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于是，商人、地主们开始希望恢复君主制，解散军队。共和政府只是依赖自己的惯性和克氏的威望在延续。
1659年3月，克伦威尔去世，其子理查被推为护国公，但新模范军的许多将领不予承认，理查被迫辞职，共和政府迅速解体。苏格兰驻防军司令芒克借口保卫被军队解散的议会率兵南下，与费尔法克斯相会于约克，进而挺进伦敦，召开革命前在选举法基础上选出的议会，决定政权应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同时，芒克派人与一直在进行复辟斗争、流亡在荷兰的查理一世长子查理商谈，双方达成妥协。查理根据芒克的建议发表了《布列达宣言》，宣言约定，除直接与处决查理一世有关的人以外，一概免罪；承认信教自由和尊重现有的产权关系，内战期间被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变更。这样，查理就扫除了回国的障碍。接着，王党和长老派占优势的新议会通过了请查理回国的法案。1661年4月，查理加冕英国国王，称查理二世。驻伦敦的法国大使写道：“政府因为有个国王而貌似君主政治，其实根本上不是君主政治。”但议会与国王达成的妥协，使清教革命造成的近20年的暴力肆虐、政治动荡的局面终于平定下来；当商人、地主不再热衷搞政治投机，商业也就随之繁荣起来。
当然，查理二世并没有完全信守承诺，亲政不久他即着手清算清教革命：9名签署查理一世死刑判决的清教议员被以“轼君”罪处死；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尸体被从墓穴中拖出，头颅被砍下挂在议会大厅之上。议会颁布《土地解决法》，共和政府时代被没收的教会和王室土地归还原主；接着又颁布《宗教考查法》等限制性法令，将清教徒逐出国家机构和国教会，要求一切教师遵奉国教，禁止国教会以外的任何公开礼拜，限制被逐牧师和教师与其拥护者的联系等等，以防革命再度爆发。在乡间，随着自由农衰落，农村人口日益分化为乡绅、佃农和无地工人，清教主义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国教重新取得统治地位，直到20多年后，为防止天主教徒承袭王位，英国议会通过光荣革命请来了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当国王。
100年多后，法国也上演了一幕革命，可以说是英国清教革命的翻版，或者说，早在100多年之前，法国大革命就已在英国上演。可是清教革命的破坏程度以及持续影响时间远不及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平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指引下，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私有制被摧毁，无神论肆虐，社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清教革命之所以没有滑向这步，关键在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存在根深蒂固的保守传统和坚实的绅士集团，这使得它能够遵守一些传统价值，把守一个底线，如，私有财产得到尊重和维护，宗教受到尊奉，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能够和平博弈的“分层君主制”在社会中上阶层中得到认同和接受，从而为渐进改革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