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万多字的重要文献，粗糙、泛黄的毛边纸上，详细记载了91年前中共重庆地委和青年团地委按照党中央、团中央要求联合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情况。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保存完整的有关四川早期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的史料。通过它可以看到，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与会者本着严肃的态度，就事论事、开诚布公、光明磊落，既有毫不留情的批评，也有秉持公心、不偏不倚的陈述，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当事人澄清了误会，对批评心服口服。会后，重庆党、团地委整理出会议记录，上报党中央、团中央，由此形成了前述文献。
　　事实证明，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不团结隐患，完全达到了“不再闹意气”“共同努力奋斗”的初衷。会后，重庆党、团地委空前凝聚，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仅仅5个月后的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逐一评价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时，高度评价四川党组织的工作：“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良好局面来之不易，熟悉四川早期党史、团史的人都知道，几乎从四川有党、团员活动开始，团中央就没有停止过对四川工作的批评。批评的重点之一，就是四川团组织内部不团结、内耗。光闹到团中央那里的，就有两次大的争论。团中央还曾派萧楚女为特派员，到四川整顿团务。就在中共中央发出表扬的9个月之前即1925年底，四川党、团领导层还闹出一桩事——由中央派到重庆工作的党员杨洵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反映四川党、团组织存在“指导非人”“团体个人化”等问题，言之凿凿，引起党中央、团中央高度重视，认为“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责成四川党、团领导召开民主生活会解决这个问题。正是这次民主生活会，最终结束了四川早期党、团组织不团结的“黑历史”。
　　从两次争论，到萧楚女整团，再到民主生活会的召开，四川党、团组织完成了由内耗、争论走向凝聚、团结的政治生态三部曲。那么，四川的共产主义先驱们是如何将四川党、团组织引上政治清明、精诚团结道路的呢？

二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四川党、团组织的情况。
　　四川建党比较晚，1925年初才普遍发展党员，1926年2月底成立统一领导全川党组织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重庆地委本是省下面一级的组织，当时的省级组织叫“区委”，如粤区委、湘区委。中共重庆地委以四川一个局部地方的党组织，而领导全省的党组织，负责全省的工作，是受中央委托，暂行区委职权。這是根据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的规定行事的。
　　四川建党虽晚，但党员和地方团组织的活动开始得并不晚。早在1922年6月，陈独秀就提到，四川已有三名共产党员。这三人即成都的王右木和重庆的唐伯焜、周钦岳。他们分别受陈独秀和团中央委托，于1922年10月在重庆和成都建立地方青年团组织；恽代英也在泸州发展团员，成立地方团组织；随后，团组织逐步扩展到内江、宜宾、涪陵、綦江、南充、万县等地；以此为基础，各地团组织开始在四川发展党员。也就是说，在四川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以前，都是由团组织代党工作。
　　先建团、后建党，团代党工作并发展党员，这是四川早期党、团关系区别于全国许多地方的一个特点。前面提到的两次大争论，就发生在四川早期青年团内部同志、组织之间。争论的双方包括一些杰出的共产主义先驱，而且吵得很激烈，互相“上纲上线”，不仅在四川争执不休，还把官司一直打到团中央，影响很大。
　　第一次争论是“王童之争”。这次争论几乎从成都团组织一成立就开始了。
　　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在成都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宣传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把在成都高师任教的近200元薪金几乎全部用于创办四川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人声报》，并成立了马克思学会，而全家人的生活费却拼命地压到20元左右。在他的影响下，成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括童庸生。他们二人都是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播火者、举旗人，对四川革命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最后还都为之献出了生命。
　　王、童之间曾经感情和谐，王是老师、指导者，童是学生、助手。成都团组织成立时，王右木在书记选举中获得最高票，但因超龄，改由次高票的童庸生当选。在事后给团中央的报告中，童庸生这样描述团员们与王右木的关系：“地方团未成立时，我们老早受了王右木先生的感化”，大家“想结合团体的心理，就在今年夏季勃然而生”。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王、童之间就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即童庸生等人退出成都团组织而公开决裂。
　　王右木称，童庸生“受安派（即无政府主义派）利用”。童庸生则把自己退团的原因归结在王右木等人身上，“纲”上得更高，说王右木“投机于社会主义”，“耻与为伍”。
　　这次争论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工作因素，更有组织因素。
　　就个人而言，王、童二人在性格上均比较急躁。1923年6月，恽代英在团中央的报告中就指出：王右木因性格问题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支配欲太盛而偏狭躁急，每与其他分子多意见”。而童庸生也是有名的暴脾气，有同志指出，他“个性甚强”，“很容易引起误会”。
　　就工作而言，王右木对成都团组织成立后的工作极不满意，包括民权运动停止、劳动民权运动无人过问、女权运动被非本团人夺去、马克思读书会几乎全是团外人参加，等等。他批评童庸生任书记后从未给他写过一份报告，认为其能力不足以胜任工作。此外，王右木深知童庸生等人对他有种种不满。例如王右木在日本时，被污为筹安会员，此事在成都盛传后，引起团员们对他的怀疑；又如王右木一再提出工作要求，团员们责备他多事，几桩事情下来，他承认自己“不见信于团员”。
　　更为深刻的是组织问题。例如，1923年4月29日下午2点，成都团组织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持续时间非常之久，但议程没有全部完成。至于会议效果，结合成都团组织的报告和王右木的报告，可以发现，会议居然未能通过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方案，原因是“以工人刻间团结如何，本团尚无把握，恐初次行动而招失败，将来团结不易，且省中现值戒严时期，尤恐难于办到”。王右木不得不想方设法推动“五一”纪念工作。又如，蒋雪邨继任成都团书记后，居然未经执行委员会商议，否定每团员须介绍一工人入团事宜，另一名团员秦正树居然主张中央通告不应全由地方遵守。 　　王、童相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童庸生退团，进而有一批人受其影响相继退团，继任者蒋雪邨对王右木也有成见，成都团组织内思想混乱、活动停顿、“死气沉沉”，“几至基础不存”，过了将近半年才“勉强复活”。
　　第二次争论是“成渝之争”。其中不仅有“王童之争”的延续，还增加了成都、重庆两地团组织之间针对工作策略的新矛盾。
　　1922年12月，童庸生退出成都团组织，但信仰没有动摇。1923年初，他加入重庆团组织，随后成为重庆团地委的主要领导人。
　　两地团组织争论的焦点是军阀杨森。童庸生反对杨森，曾向团中央汇报称，杨森控制了《新蜀报》《四川日报》等媒体，青年学生不是倾向杨森就是倾向无政府主义。1923年，重庆团组织致信团中央，认为“成都之青年团因王右木关系”，已成杨森之走卒。1924年4月，王右木成为杨森办的《甲子日刊》总编辑的消息传至重庆后，童庸生极其愤怒。重庆团组织致信团中央，愤然道：王右木替杨森做事，“肆无忌惮，名节扫地”，“此事应请中央委人查办。王本进步党，此人并且不纯粹得很”。
　　从现有史料来看，王右木在1924年2月确有“借重于C.P.同志在成都重要报界鼓吹”，以推动“打英美运动”的工作思考，并向团中央作了报告。当年6月，成都团组织收到团中央命令后，诸同志即脱离了《甲子日刊》。
　　成、渝两个团组织之间争论的核心其实是工作策略，即该不该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成都团组织介入《甲子日刊》是一种统一战线的方法。这种方法重庆也有，例如党员周钦岳一直在重庆《新蜀报》担任领导职务，萧楚女长期任该报主笔。不过，重庆团组织坚决反对与军阀进行一切接触，认为《新蜀报》是杨森的“机关报”。对己方的《新蜀报》尚且如此，何况成都的《甲子日刊》呢？多年之后，毛泽东将这种关门主义的行为讽刺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问题是，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团的认识普遍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中国革命的道路仍然在探索之中，此时的“成渝之争”着实难以解决。

三

　　四川团组织的不断争论、不能统一，使团中央极不放心。综合考量之下，1924年9月1日，团中央决定任命萧楚女为特派员，整頓四川团组织。
　　萧楚女是大名鼎鼎的青年导师，他在1922年至1924年三进重庆，到1925年5月出川，在重庆实际工作了一年半，对四川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此外，团中央之所以派萧楚女到四川整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1923年，萧楚女突然得知，重庆团员潘学海居然以成都、重庆、泸州三个地方团组织的名义与四川军阀将领吕超订立协定并接受其津贴，此事极为恶劣，一旦属实，三地团组织必然沦为军阀附庸。兹事体大，萧楚女立即上报团中央，团中央当然高度重视。
　　团中央对重庆团组织内部存在的不团结现象很不满意。例如前文提过的《新蜀报》，在宣传新文化运动方面影响很大，萧楚女在该报发表了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章，使得报纸发行量大增，成为重庆地区的雷霆之声，为此他还受到军阀迫害，一度被迫离开重庆。如此报纸，实在是难得的舆论平台。但是，重庆团组织的负责人唐伯焜等持门户之见，严厉批评《新蜀报》，写信希望团中央不要被迷惑。
　　更令团中央不安的是，重庆团组织的工作一直开展得不甚得力，唐伯焜存在能力和素质问题。恽代英在成、渝两地活动期间，就曾向团中央反映，唐伯焜有虚荣心，居然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印在名片上！
　　既有争论事件，又兼“潘吕缔约事件”，团中央一度作出过取缔重庆团组织的极端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特派员萧楚女的态度对重庆团组织的存留尤其重要。萧楚女清楚这一任务的难度。在重庆团组织相关领导看来，他作为《新蜀报》主笔，早被视为“敌对”一方，争取人心、整顿团务并不容易。同时，“潘吕缔约事件”是否与重庆团组织相关，他心中无数，如果这一事件处置得稍有不当，自己将极为被动。但他仍旧慨然承担使命，奔赴重庆。他善于运筹，并不公开特派员身份，也不涉及“潘吕缔约事件”，而是在参加重庆团组织工作的过程中，分析研判“潘吕缔约事件”与重庆团组织的关系，批评纠正重庆团组织个别领导的错误做法，再相机加以整顿。正因为如此，萧楚女才在重庆团组织1924年9月21日的会议上严肃批评了唐伯焜的错误，并得到团员张恺的认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居然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站出来支持唐伯焜、反对萧楚女。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闇公。
　　杨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和卓越领导人。1924年初，他同吴玉章一起在成都成立了独立于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青年共产党。6月，杨闇公赴上海寻求党的指导，回到重庆后，参加重庆团组织的领导工作，迅即成为核心人物。在中共革命史上，杨闇公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以坚决的革命性而闻名。当时，杨闇公身患重病，本来几乎不能参会，但他强烈怀疑萧楚女的意图是破坏重庆团组织，因而不得不“振神指其奸谋”。会议最终毫无结果。
　　杨闇公与唐伯焜等人交往在先，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唐伯焜对萧楚女的看法，误以为萧、唐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之争，还为此叹道：“事情的本质尚未完备，就起内争，真是有令人伤心处！”
　　萧楚女对杨闇公的愤怒丝毫不存芥蒂，毕竟自己没有公开身份。何况要整顿重庆团组织，靠的不是特派员这块牌子，而是自己的工作能力与作风，以及重庆团组织全体团员的理解和支持。此时萧楚女已查清，“潘吕缔约事件”与重庆团组织无关，便把工作重心放到改组团组织上来。
　　杨闇公虽然对萧楚女极为不满，但内心也并不认可唐伯焜。参与重庆团组织工作以来，杨闇公对唐伯焜的认识逐步加深，先是发现唐伯焜缺乏领导能力，进而发现他工作草率，还常常不参加团的活动，后来发现他居然堕落到嫖妓的地步，为之心痛不已，感叹“吾道中又失去一人了”。所以，参加重庆团组织工作不久，他就力主进行改组。 　　虽然对唐伯焜不满，但杨闇公非常重视重庆团组织的团结。他认为：“一个团体的精神，全在工作的表现，并且在内部的人能否团结得坚固。这两点，后者较前者尤其重要。”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当杨闇公等人得知是萧楚女向团中央报告“潘吕缔约事件”时，感到既冤枉又不解，杨闇公甚至认为萧楚女是“离间内部，买好团外”。虽然团中央告知，萧楚女是重庆地区特派员，但杨闇公仍然耿耿于怀，在日记中写道：“中局竟任他为特派员了，今后吾人更非留意不可。”重庆团组织改选后，团中央来信要求唐伯焜不要再干预团组织工作，杨闇公更是认定“楚女的手段太凶了”。
　　萧楚女的确不容易，面对来自重庆方面的误解、白眼，他既要忍让、辩解，还要继续工作，继续推动重庆团组织的改组。在萧楚女的推动下，重庆团组织改选了领导，年轻的罗世文担任书记。1925年1月，重庆团组织进一步改选，杨闇公以公认的才干被选为代理书记。重庆团组织终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一结果与萧楚女、杨闇公二人处理矛盾的办法密切相关。萧楚女受命整顿重庆团组织，不是颐指气使地来找茬，更不是“争权”，而是为了推动工作。因此，他来到重庆之后，始终团结大多数，把斗争聚焦在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个别人身上，强调在改组中推动团的活动。除此之外，无论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冷淡自己，萧楚女可谓唾面自干、毫不介意。他的做法，最终赢得了重庆团组织上下的理解和尊重。
　　杨闇公则倡导奋斗，以“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之信条自励。面对工作与生活的种种负面情形，他虽内心苦痛，却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他说：“要求快乐，只有奋斗和自己创造！”正因为杨闇公有如此胸怀，才能在屡屡质疑萧楚女动机的情况下，始终强调团结，在团结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对于萧楚女倡议的工作，不分畛域、全力以赴。如反对“德阳丸”案日本暴行的斗争，萧楚女在《新蜀报》开辟专栏，揭露真相；杨闇公则带领团员在学生、民众中广泛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二人相互响应、默契配合，共同领导反日斗争取得了胜利。
　　共同的奋斗是最好的黏合剂，一次又一次战斗中，萧楚女和杨闇公逐步加深了相互理解，双方以团结化解矛盾，以奋斗弥合分歧。这次整团，以争论始，以团结终，极大地改善了四川革命的政治生态。消除内耗后，重庆团组织爆发出强大的力量，逐渐成为四川革命的领导核心。

四

　　做工作当然会有分歧和矛盾，四川革命进入到1925年底的时候，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就是本文开篇所说的，杨洵因不满重庆团组织的工作，直接闹到了中央那里。
　　面对这样的情形应当怎么办？中共中央的要求很具体，就是开民主生活会。根据这一要求，1926年4月，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后，新成立的中共重庆地委在杨闇公位于重庆城区的家里举办了这次民主生活会。
　　事情主要由杨洵与童庸生之间的误会引起。杨洵当时33岁，是一名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可是，1925年7月，当他受党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据点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工作后，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团组织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倔强，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有怀疑之意；国立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发动学潮，童庸生坚决反对杨洵提出的停止运动的意见；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又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学校事务，让他担任其他职位；党的宣传资料不知怎么被寄到了中法学校，使这个据点有暴露之嫌……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想，眼下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和临时负责人曾净吾纠缠不清，不如写信报告党中央、团中央。
　　收到杨洵来信后，党中央、团中央高度重视，不过，中央更为关切的是重庆的团结。适逢杨闇公、童庸生在广州开会后来到上海，中央随即专门召集二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的杨闇公、童庸生一头雾水，他们刚刚带着一身的疲惫来到上海，满心欢喜地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打算，重中之重是说服中央同意在重庆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哪知在这节骨眼上，居然从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的严肃批评，真是焦虑不已！好在一年多来四川的工作成绩着实不错，因此虽然有杨洵来信之事，中共中央仍然同意成立重庆地委，并委托其暂行四川省委职权，四川的建党工作总算没有因为内部团结问题而受到影响。这让两人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更加重视这次民主生活会。
　　说起来，童庸生也有些冤枉。例如，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之事，因经办同志延误，加之报社要价较贵，延迟了两天登出，这本与他无关，谁料杨洵产生误解，还来信质询，童庸生才写长信要杨洵尊重客观事实。女师学潮兴起，如不参加，必定失去青年信仰，怎么可以制止？组织事务繁多，希望杨洵多承担工作，有何不可？至于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或是安排其他同志生活来源，或是担心引起军阀注意，又怎么算是乱插手？……其实，童庸生反倒是对杨洵不愿意担任临时负责人、推诿工作的做法有看法。不过，杨洵反映的一件事，童庸生确实不冤——他实在是个性要强、躁急易怒。有“王童之争”在前，杨洵受不了童庸生的性格，倒也不奇怪。
　　1926年4月15日，在忙完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工作后，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十人，按照中央的要求召开民主生活会。主持人杨闇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十个不适问题和对童庸生的误会，同时也抱怨道，自己给中央写信贡献意见，却被中央认为“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分实际工作”，实在是难以接受。童庸生则一如既往，逐条陈述相关情况，言下之意对杨洵极为不满。
　　令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会同志逐一发言，态度严谨、言辞庄严，陈述事实之余，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四川党、团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这次全是他（指童庸生——引者注）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同志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会，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从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对地委生出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发生的”；“庸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会和表示操切的事出来。杨洵……除中法校事外，全不工作，态度对同志不誠恳，自然要引起误会，且常站在团体外说话，更容易引起分歧的意见……这些言论哪里不引起同志的猜疑来呢？”……
　　面对同志们毫不留情的批评，杨、童二人一改之前言之凿凿的互相指责，虽偶有辩解，更多的却是诚恳接受批评。当杨闇公要求当事双方互相批评时，两人态度已然大变，再也没有情绪化的彼此攻击，转而就事论事。杨洵仅希望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中央同志和大家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和选择工作的毛病。
　　主持人杨闇公的态度也非常公正，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他在杨、童矛盾中的偏向，但证之于过往，杨闇公其实非常认可童庸生，一直引为知交。1924年5月，杨闇公遇到童庸生，长谈之后，“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我们的结合，乃精神上的真结合，是由于志同道合”。尽管与童庸生交好，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却始终不偏不倚，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毕时，他客观总结童、杨二人缺点，并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道：“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的，不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这次会议是中共早期民主生活会的一个光辉典范。会前，党中央、团中央领导亲自召集杨闇公、童庸生谈话，指出开会解决分歧的方案；会中，程序严明，陈述客观，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会后，当事人未受任何打击——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不幸于1949年12月7日在“黎明之前”死于国民党的屠刀。经过这次民主生活会的四川党、团组织，也以更加团结、更富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赞誉。
　　从建团之初的两次争论，到萧楚女整团，再到民主生活会的召开，短短几年间，四川党、团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统一进而领导四川大革命斗争的轰轰烈烈的勃兴历程，也完成了由内耗、争论走向凝聚、团结的政治生态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