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先生，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17岁留学日本，26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1933年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登工商管理学院进修，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和考察。
　　1928年，资耀华先生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工作，历任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59年，资耀华先生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至去世(1996年)。
　　资耀华先生毕生从事银行业，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他以治学为本，一生著述甚丰，有《货币论》、《英美银行制度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信托及信托公司论》、《银行问题之研究》等著作，而论文则难以计数，因而他又是一位金融理论家。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次日，资耀华先生受邀参加“恢复天津金融市场”的座谈会。会上他坦率地向军管会提出自己的三项建议：一是建议一定要保住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很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二是迅速恢复天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三是从速恢复天津市进出口贸易，上海银行可以代理对外收付外汇，并可垫付美元外汇。这三项建议得到军管会首肯。1949年4月上旬，刘少奇同夫人王光美来到天津，刘少奇同志鼓励天津市工商业者办好工厂，多安置工人就业，努力发展生产，这对天津市金融外汇业务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中国银行”这个名号的保留，意味着国家保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只此一举，资耀华先生可谓是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建下了襄助之功。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1953年，资耀华先生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南汉宸行长的支持，开始组织人员从事搜集、研究、整理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资料工作。搜集范围即“清代”、“北洋时期”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搜集来源愈广泛愈好，他们除查阅有关各种档案、书报刊物外，还访问参加过当时政府经济财政货币工作的老人，如叶公绰、李思浩、冯耿光、周作民、吴敬修等，记录他们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掌握第一手历史资料。从1953年到1959年初，经过六年多的劳动，这项工作已有了相当规模。1959年周恩來总理任命资耀华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更是集中精力抓史料工作，又经过几年的精选，1964年，《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终于编成，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同时，“北洋时期”的货币史资料也已初步成形，还须补充从大英博物馆搜集来的英文资料。正当参事室的同志们展开紧张地分析整理工作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一切工作陷于停顿。
　　1968年资耀华先生被下放到河南信阳马集镇进行劳动。因不配称作“五七”战士，他要自带床铺，家属也得同去。他心想，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北京，别的可以不管，参事室的近千万字近代货币史书稿资料是数十位同事十几年的心血，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终被遗失。于是，资耀华先生与老伴只带了这十几箱书稿资料来到了马集镇。由于睡在用稻草铺的泥土地上，老伴的心脏病日甚一日，当地医生已无办法。资耀华先生不得已写报告请求陪老伴回京治病。经过千难万险和不少好人的帮助，资耀华夫妇终于在惊恐中带着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回到了北京……
　　十年动乱后，货币史资料整理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继1964年《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出版22年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分别于1986年和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另有《清代外债史资料》一书，也于1991年由金融出版社出版。这四部辉煌著作，先后历时三十多年，多达二十余人参与编写，经历了几次停顿的挫折才得以最终完成，它们又都是在资耀华先生直接主持下完成的。据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洪葭管先生回忆说：身为主编，他坚持不署上自己主编的名字，而以“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的名义印在书上。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他的名字列在其中，此时许多人的名字已加上了“黑框”。
　　这四部史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有关各界的重视，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种肯定。资耀华先生在动乱中妥善保存了这些资料，为国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遗憾的是，资耀华先生对伪满中央银行货币、伪蒙疆银行货币、伪联银货币和伪中储货币史料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搜集工作，终因十年“动乱”浪费了时间未能完成，但愿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