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分析在文学阅读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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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论文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例,采用数字人文研究中常用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人物关系结构,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文学阅读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文学研究领域应用中确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更多表现为工具性的使用,需要和其他研究方法整合运用。本研究为其他数字人文方法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社会网络分析 阅读研究 《白鹿原》 数字人文
  分类号 G250.7
  0 引言
  数字人文,又称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是在信息技术和电子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步产生的一个横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领域[1]。1949年,意大利神父Busa在IBM公司托马斯·J·沃森的帮助下用计算机为《圣托马斯》 编纂了所有词语和相关作者的索引,成为人文计算研究的开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文计算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1]。对于数字人文的定义,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学者Unsworth认为,数字人文是一种模型,一种推理的方式,一种关于本体论的承诺,一种高效运算的方式,一种人际交流的工具[2]。Svensson及Coleman认为数字人文主要用来研究发生在计算工具和多种文化作品之间的交叉领域[3-4]。柯平等指出数字人文的热点领域应该落实在人文学术在技术推动下的实践转向、新合作模式下的人文学术文化变革及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建设[5]。
  世界各地现已建立起多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6],且和图书馆开展合作交流[7]。数字人文的应用范围很广,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艺术史的相关研究[8],也可以开展古籍文本的可视化探究[9-10],利用数字工具将历史地理信息可视化[11],开展史学研究[12],开发并利用徽州文书[13]等。
  数字人文为人文学科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极大拓展,可以实现作品的可视化,进行复杂维度地分析,客观地展示数据结果,揭示作品隐秘的细节等等。然而,众所周知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毕竟有着明确的界限。自然科学追求的是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而人文学科的领域主要包含文学、历史学、哲学及古典语言学等[14],其关注的中心是人自身,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的精神、文化、情感、观念等问题,因而更多的属于人的主观认识范畴。传统人文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理解与解释,这两个途径决定了人文研究的方法是情感的、人性的和感性的,因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而科学研究方法则全然不同,是可被证实的、客观的和理性的,因此,自然科学只能解决事实判断,而不能做出价值判断[15]。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数字技术应用能否适用于人文学科领域。换言之,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字研究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应用于人文学科?采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会与以传统阐释为主的人文研究方法形成偏差吗?如果有,这种偏差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国内外已开展不少数字人文在文学方面的应用研究。例如,利用统计方法对小说情节发展没有什么影响的虚字频数进行聚类分析,用来分析小说的写作风格,判定小说的作者[16-17];通过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共现次数建立社会网络并进行分析[18];从小说的叙事角度分析其对所构建社会网络的影响。英国学者戴维·K·埃尔森,尼古拉斯夫人,凯思琳·麦基翁提出从文学小说对话中提取社会网络,数据获取的方式是选取60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和连载文集,统计人物之间的对话数量,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有意义的,且为研究其他类型小说的社会网络提供了参考[19];进一步的研究是根据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及社会事件[20-21],创建参与者模型等等[22-23];同时,利用NVivo11软件对文本词频进行分析,诸如对宋词数字文本进行关键词词云、聚类分析[24]等。
  长篇小说《白鹿原》 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全书共50余万字。该小说讲述了白、鹿两大家族的历史发展,展现了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历史影响,以及白鹿原与中国现代革命正面交锋后的命运。这部小说同时又是关于人的小说,小说中深刻描绘了白嘉轩、白孝文、黑娃等人命运的浮沉起落[25]。同时,该小说又多次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然而,目前针对《白鹿原》 的阅读阐述大都体现在对小说中某个具体人物性格、命运的剖析[26-27],以及对《白鹿原》 本身所折射的小说内涵[28-29]的挖掘,尚未见有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因此。本文拟借鉴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选取著名小说《白鹿原》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目前使用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作为文本分析和阅读阐述的辅助工具,对《白鹿原》中諸多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人物结构并挖掘小说深层内涵,以此探究数字人文方法在人文学科应用中的适用性问题。
  1 《白鹿原》 的人物关系阐释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源于陈忠实的《白鹿原》 小说原著,选择其中对小说情节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共12位,分别为白嘉轩、鹿三、朱先生、冷先生、白孝文、白孝武、白灵、鹿子霖、鹿兆鹏、鹿兆海、黑娃和田小娥。本研究首先统计《白鹿原》中这些主要人物对话次数构建社会网络,并以此进行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和人物中心性研究。
  1.1 人物矩阵构建说明
  选取“超星发现系统”中的《白鹿原》小说电子版,作为统计数据的总体。在统计数据的过程中,先将12个人物列出来,列为对称矩阵的形式,然后将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数量记下来录入Excel表格,填入右对角,统计完之后再填充数据为对称表格的形式。两个人物之间没有对话的记做“0”,比如朱先生和冷先生这两个人物在书中没有碰过面说过话,因此就记做“0”。另外,本研究不考虑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独白,将本人物内心独白统一记做“0”,比如白嘉轩的所思所想,记做“0”,其他人物亦是如此。构建的矩阵详见表1。   1.2 人物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NetDraw是使用Ucinet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可视化图谱工具之一,使用NetDraw可用图像形式直观地呈现整体人物关系,且从所形成的人物社会网络关系图中可以看出一个社区中人物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通过统计《白鹿原》 中主要人物对话次数,使用NetDraw展现的《白鹿原》主要人物关系网络图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发现,白孝文占据绝对中心位置,白孝文之外是鹿子霖、朱先生、白嘉轩,最外围是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鹿三、冷先生、田小娥、白孝武和黑娃。在上述所做的《白鹿原》人物核心-边缘结构中,白孝文处于小说的核心,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
  1.3 人物的中心度分析
  社会学中的“权力”概念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权势利益阶层中的“高位”或“核心”,是由他人的依赖性所定义的。一个人在社会网絡中所具备的权力,可以通过该点的中心度(centrality degree) 予以测量。中心度反映了行为人在诸多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一个点与许多点相连,则该点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相应的也意味该点具有较大的权力。由此即可判断一个群体中的权力人物,评价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衡量其在该群体网络中的社会声望等[25]。利用Ucinet和NetDraw可以进行中心度可视化分析,即可以展现依据中心度大小显示的节点情况。《白鹿原》的人物社会网络关系中心性分析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白孝文和白嘉轩的节点最大,黑娃和朱先生的节点小于鹿子霖,而在这部小说中的女性代表田小娥的节点在图中也是显得无足轻重,白灵和鹿兆鹏更是如此。
  不难发现,图2中的这个结果与读者的阅读印象是有差异的,显然不符合原著,与作者的写作意图也有明显出入。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六)》 中写到:白鹿原就是白嘉轩,白嘉轩就是整个白鹿原[30]。可见,白嘉轩才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同时,贯穿小说全文、性格叛逆的黑娃和睿智的朱先生,集淳朴、善良及堕落于一身的女性代表田小娥,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在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得出的结果中,却并没有显现出小说的这种意图,与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存在较大差别。
  2 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文学作品中的对比分析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将所做的《白鹿原》社会网络的分析过程与其他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完成的小说文本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从中发现原因。本文分别选取了2个分析文学作品的研究案例。(1) 戴维·K·埃尔森等人[19]统计了威尔基·柯林斯的长篇小说《白衣女人》中的人物对话,构建社会网络。(2)张丽等[18]学者通过统计我国特有的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中126个人物角色的章回共现次数和全文共现次数,构建角色共现矩阵,建立社会网络,进行人物中心性和凝聚子群分析。上述2个研究与本研究在文本特征、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结果等角度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具体见表2。
  2.1 《白鹿原》与《白衣女人》 的社会网络分析比较
  本研究与英国学者戴维·K·埃尔森[19]等人分析长篇小说《白衣女人》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方式是一样的,即通过统计人物对话数量,但研究结果在对小说的内涵揭示情况和价值分析方面大相径庭。
  对比小说文本,发现这2部小说的内容和写作方法有着很大不同。《白鹿原》小说人物是关中农民,讷于言而敏于行,不以对话见长,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叙事为主,因此通过人物对话次数为其构建社会网络并分析人物结构,不一定十分恰当,结果也表明由此得出的结果不具有说服力。《白衣女人》 作为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整体布局及悬念设置极具特色,全书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选用了书中8个人物,分别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身份,利用自己或远或近的视角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讲述故事。英国学者就《白衣女人》所做的分析,虽然也是通过人物对话来构建社会网络,但其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发现人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是探讨小说人物的叙述角度与小说人物关系的紧密性,因而其研究结果被证明是有意义的。
  对比研究方法,二者都是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统计人物对话次数来构建人物社会网络。造成研究结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研究目的”不同,对《白鹿原》 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物之间关系,分析人物结构,而对《白衣女人》 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物的叙述角度与小说人物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关系。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不同的研究目的不仅决定采用何种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而且决定其处理数据的具体方式,研究目的对于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选取而言,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依据。
  2.2 《白鹿原》与《三国演义》 的社会网络分析比较
  本研究与张丽等[18]学者的研究方法虽然都是为小说构建社会网络,然而,由于构建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本研究是通过统计人物对话数量构建社会网络,而张丽等[18]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是利用经过筛选的126个人物角色的章回共现次数和全文共现次数来构建社会网络,用于揭示人物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最终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可以看出,这两者的研究目的是基本一致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的,但构建社会网络的方法迥异。张丽等[18]对《三国演义》的文本研究是通过章回中人物的共现次数,而本研究是通过人物对话次数。结果表明,张丽等[18]学者对《三国演义》 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而本研究是失败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构建网络的方式需要结合小说的主流特征。《白鹿原》 和《三国演义》 的主流特征都以叙事为主,不以对话见长,本研究通过统计人物对话次数来构建社会网络,显然是不恰当的。
  由此可见,同样采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主流特征进行理性客观的判断,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式,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3 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适用性结论
  社会网络分析法应用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即存在适用性,也存在局限性,而克服局限性的根本在于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恰当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需要学会理智、正确地看待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文学作品中的分析研究应用,多方面寻求解决方法。
  数字人文方法在人文研究领域的使用,只是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研究过程和结果,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研究范式,但由于它自身无法对作品的特性和本质进行判断,也无法判断某一方法是否适用于所需研究的作品,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人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人的阐释和理解来进行分析判断。因此数字人文方法更多层面上只是一种客观的、机械的方法和分析工具,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应用数字人文方法对传统人文学科进行研究分析时需要抱有谨慎态度,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中应该围绕研究目的,结合研究对象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叙事角度、心理描写、人物对话等)及其所在的语境,选择与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相符合的方法,并结合传统人文研究方法整合使用,才能彼此校偏,互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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