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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元旦，四川文学翻译家协会（后于1991年更名为四川省翻译文学协会）创办《四川文学翻译报》（发行3期后更名为《文学翻译报》）。它重视文学翻译、翻译理论，对翻译方法、态度等有深刻见解；举办全国性翻译大奖赛、建立“翻译家档案”、启动“中国新诗英译金库计划”，有一定的先进性；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经费、编制等问题，译报遗憾停刊。本文阐释该报在翻译方面的先进性，同时也分析其历史局限性。
《文学翻译报》于1987年1月创刊，1993年3月停刊，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文学翻译月报。它内容新颖，体裁多样，艺术精致，涉及面广。时有“北有《中国翻译》，南有《文学翻译报》”之说，可见此报发行后的影响之大。这份报纸诞生在巴蜀之地，是由其地域历史经济文化因素决定的，同时也彰显了创办者的长远眼光，蕴藏着很大的研究价值，值得翻译史研究者关注。唯一憾事是，这份译报在办得有声有色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不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因素。当时办《文学翻译报》的时候既没有经费来源，也没有编制，编辑和编委们都是无偿工作，这都是导致译报没有长期办下去的主要因素。
一、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远见卓识”
“五四”以来，先后涌现出一批如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曹葆华、林如稷、邓均吾、何其芳、罗玉君、陈敬容、方敬、邹绛等翻译名家，中青年当中也是人才辈出，如杨武能、杜承南、黄新渠、尚之年、曹明伦、蓝仁哲等在翻译文学方面的成就，在国内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上无论是老一辈的翻译家还是中青年翻译家，都翻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著作。其中方敬、邹绛、孙法理、杜承南、黄新渠等人在译报中十分活跃。他们或是发表对翻译理论的看法，或是译析文学作品，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译者文学翻译知识，提高译者文学翻译水平。
但是，有些文学翻译质量其实不尽如人意。正如文楚安在《文学翻译报》1989年2月期上说的那样：“某些文学翻译‘作品’，文字不堪卒读，倘对照原文，误译、错译、漏译之处，令人震惊，译者对原文任意删减、增加，诗人怀疑他是否读懂原文，……抑或是疏忽大意，如此恣意肢解了原作，既是对原作的亵渎，也恰恰表明译者语言功底差，学识浅薄，不可能给译者本身带来声誉，翻译家的桂冠是与他们无缘的。”文教授提出的翻译弊端，可谓一针见血，展现了翻译家们对译学的深刻洞见以及对其前景的担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随着市场扩大，对译者的需要越来越多。由于译者翻译水平不一，造成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第二，出版者唯利是图，即使有质量较好的老译本存在，有时为了赚钱，还是会找人重译，这样翻译质量也很难保证。第三，由于出版周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翻译质量。第四，翻译价值被低估，打消了许多优秀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积极性。
因此，译报设立“名家谈翻译”的栏目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翻译，做文学翻译不仅要熟练外国文字，还要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欣赏水平。“以诗歌翻译家来说，翻译家首先应该是诗人”。代表性的文章有《怎样译诗》（王佐良）、《文学翻译与生意经》（文楚安）、《谈诗歌翻译》（邹绛）、《各领风骚几十年》（杨武能）、《文学翻译是艺术创造》（水夫），等等。这些来自翻译大家的经验之谈无论是对翻译新秀还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翻译报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说各的见解，就一点问题，全面展开。译报上刘重德教授和曹明伦教授对庞德短诗英译所进行的学术争鸣正体现了这一点。诗歌是庞德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地铁车站》）。
原诗：The appara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on a wet， black bough Petals.
此争鸣源于刘教授在《文学翻译报》1989年第八、九期合刊上第一版刊发的一篇文章《庞德两行短诗译文评介》。接着，曹教授在1989年12月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一版刊载了回应刘教授的文章《庞德的两行诗还是没有译好》；然后，1990年4月20号第三期第一版又刊载了刘重德的文《再谈庞德两行短诗的翻译问题》；此后，1990年6月20号第五期第一版曹明伦又发文《关于翻译庞德两行短诗的通信》；最后，刘重德应编辑之邀继续发表意见，在1990年10月第七、八期合刊第二版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信于内容，达如其分》。曹明伦和刘教刘重德给出的译文（以下简称曹译、刘译）如下：
曹译：熙攘攘人群中张张脸影；
湿漉漉黑枝上片片花瓣。
刘译：人群中这些面庞似幻影显露；
黑色湿树枝上片片花瓣。
可以看出，两个译文各有特点：前者音韵和谐、文字齐整；后者保持与原诗形式一致。刘教授认为译诗不是写诗，译诗“应力求在形式、意思、意境、意象上都像原诗或接近原诗，反对把不押韵的自由诗译成押韵，把长短不一的诗行译成长短一致”。而曹教授却认为译诗要吃透原诗精神，扩充表现方法。而且，本诗译法也符合曹教授一贯的译诗主张：译诗要用韵丰富。
总结两次争鸣，虽然两位大家在措辞、句法、形式、音韵节奏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两个译作均是佳作。各自毫不保留地将心中所思所想展现在读者面前，字字珠玑，使读者受益匪浅，读罢连连称赞。由此可见，译报在文学翻译方面表现出了不俗的评价及译介水平。
二、遗憾停刊
译报在发行过程中，报社本身没有资金，也没有得到固定的经费支持。然而，报社运营需要资金，毋庸置疑。报纸售价一直在每份0.15元到每份0.3元之间，每月销量有限。而资金支出却有多项：作者的投稿一经采用后要发放稿酬，举办文学翻译大奖赛后要给获奖者发放奖金，还有印刷制作、市场推广、发行等均需要资金。布迪厄早期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其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之一。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形式。译报作为文化资本在当时没有转换成足够的经济资本，这也是译报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之一。最后，《文学翻译报》于1993年3月遗憾停刊。
虽然《文学翻译报》有各种各样的栏目名称，但在结构的编排上比较分散，往往力争在有限的版面上刊登最多的信息，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编排难免会降低报纸的可读性以及有序性。其实，对于这样一本在艰苦条件下诞生的报纸而言，要想做到面面俱到几乎不可能。笔者认为，将报纸每期每版的结构分类精细化，或许能够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有利于读者迅速接收信息。
三、結语
《文学翻译报》作为四川本土的报纸，是四川翻译文学的一个载体，同时也是四川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办刊时间不长，却为有志于文学翻译事业的学人提供了一个进行翻译实践探索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学翻译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信息交流并不发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译报的出现很好地传播了译坛信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译报没有固定的经费支持，且编委及编辑们没有编制，仅靠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奉献自己，这成为译报停刊的不利因素，体现了历史局限性。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学翻译报》于1987年1月创刊，1993年3月停刊，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文学翻译月报。它内容新颖，体裁多样，艺术精致，涉及面广。时有“北有《中国翻译》，南有《文学翻译报》”之说，可见此报发行后的影响之大。这份报纸诞生在巴蜀之地，是由其地域历史经济文化因素决定的，同时也彰显了创办者的长远眼光，蕴藏着很大的研究价值，值得翻译史研究者关注。唯一憾事是，这份译报在办得有声有色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不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因素。当时办《文学翻译报》的时候既没有经费来源，也没有编制，编辑和编委们都是无偿工作，这都是导致译报没有长期办下去的主要因素。
一、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远见卓识”
“五四”以来，先后涌现出一批如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曹葆华、林如稷、邓均吾、何其芳、罗玉君、陈敬容、方敬、邹绛等翻译名家，中青年当中也是人才辈出，如杨武能、杜承南、黄新渠、尚之年、曹明伦、蓝仁哲等在翻译文学方面的成就，在国内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上无论是老一辈的翻译家还是中青年翻译家，都翻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著作。其中方敬、邹绛、孙法理、杜承南、黄新渠等人在译报中十分活跃。他们或是发表对翻译理论的看法，或是译析文学作品，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译者文学翻译知识，提高译者文学翻译水平。
但是，有些文学翻译质量其实不尽如人意。正如文楚安在《文学翻译报》1989年2月期上说的那样：“某些文学翻译‘作品’，文字不堪卒读，倘对照原文，误译、错译、漏译之处，令人震惊，译者对原文任意删减、增加，诗人怀疑他是否读懂原文，……抑或是疏忽大意，如此恣意肢解了原作，既是对原作的亵渎，也恰恰表明译者语言功底差，学识浅薄，不可能给译者本身带来声誉，翻译家的桂冠是与他们无缘的。”文教授提出的翻译弊端，可谓一针见血，展现了翻译家们对译学的深刻洞见以及对其前景的担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随着市场扩大，对译者的需要越来越多。由于译者翻译水平不一，造成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第二，出版者唯利是图，即使有质量较好的老译本存在，有时为了赚钱，还是会找人重译，这样翻译质量也很难保证。第三，由于出版周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翻译质量。第四，翻译价值被低估，打消了许多优秀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积极性。
因此，译报设立“名家谈翻译”的栏目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翻译，做文学翻译不仅要熟练外国文字，还要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欣赏水平。“以诗歌翻译家来说，翻译家首先应该是诗人”。代表性的文章有《怎样译诗》（王佐良）、《文学翻译与生意经》（文楚安）、《谈诗歌翻译》（邹绛）、《各领风骚几十年》（杨武能）、《文学翻译是艺术创造》（水夫），等等。这些来自翻译大家的经验之谈无论是对翻译新秀还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翻译报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说各的见解，就一点问题，全面展开。译报上刘重德教授和曹明伦教授对庞德短诗英译所进行的学术争鸣正体现了这一点。诗歌是庞德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地铁车站》）。
原诗：The appara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on a wet， black bough Petals.
此争鸣源于刘教授在《文学翻译报》1989年第八、九期合刊上第一版刊发的一篇文章《庞德两行短诗译文评介》。接着，曹教授在1989年12月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一版刊载了回应刘教授的文章《庞德的两行诗还是没有译好》；然后，1990年4月20号第三期第一版又刊载了刘重德的文《再谈庞德两行短诗的翻译问题》；此后，1990年6月20号第五期第一版曹明伦又发文《关于翻译庞德两行短诗的通信》；最后，刘重德应编辑之邀继续发表意见，在1990年10月第七、八期合刊第二版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信于内容，达如其分》。曹明伦和刘教刘重德给出的译文（以下简称曹译、刘译）如下：
曹译：熙攘攘人群中张张脸影；
湿漉漉黑枝上片片花瓣。
刘译：人群中这些面庞似幻影显露；
黑色湿树枝上片片花瓣。
可以看出，两个译文各有特点：前者音韵和谐、文字齐整；后者保持与原诗形式一致。刘教授认为译诗不是写诗，译诗“应力求在形式、意思、意境、意象上都像原诗或接近原诗，反对把不押韵的自由诗译成押韵，把长短不一的诗行译成长短一致”。而曹教授却认为译诗要吃透原诗精神，扩充表现方法。而且，本诗译法也符合曹教授一贯的译诗主张：译诗要用韵丰富。
总结两次争鸣，虽然两位大家在措辞、句法、形式、音韵节奏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两个译作均是佳作。各自毫不保留地将心中所思所想展现在读者面前，字字珠玑，使读者受益匪浅，读罢连连称赞。由此可见，译报在文学翻译方面表现出了不俗的评价及译介水平。
二、遗憾停刊
译报在发行过程中，报社本身没有资金，也没有得到固定的经费支持。然而，报社运营需要资金，毋庸置疑。报纸售价一直在每份0.15元到每份0.3元之间，每月销量有限。而资金支出却有多项：作者的投稿一经采用后要发放稿酬，举办文学翻译大奖赛后要给获奖者发放奖金，还有印刷制作、市场推广、发行等均需要资金。布迪厄早期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其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之一。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形式。译报作为文化资本在当时没有转换成足够的经济资本，这也是译报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之一。最后，《文学翻译报》于1993年3月遗憾停刊。
虽然《文学翻译报》有各种各样的栏目名称，但在结构的编排上比较分散，往往力争在有限的版面上刊登最多的信息，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编排难免会降低报纸的可读性以及有序性。其实，对于这样一本在艰苦条件下诞生的报纸而言，要想做到面面俱到几乎不可能。笔者认为，将报纸每期每版的结构分类精细化，或许能够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有利于读者迅速接收信息。
三、結语
《文学翻译报》作为四川本土的报纸，是四川翻译文学的一个载体，同时也是四川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办刊时间不长，却为有志于文学翻译事业的学人提供了一个进行翻译实践探索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学翻译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信息交流并不发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译报的出现很好地传播了译坛信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译报没有固定的经费支持，且编委及编辑们没有编制，仅靠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奉献自己，这成为译报停刊的不利因素，体现了历史局限性。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