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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 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据《桂林晚报》佚名/文）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 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据《桂林晚报》佚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