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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 酒
汪曾祺先生于一九八○年复出文坛后，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我看后眼前一亮，觉得有味道，立即奔赴他家中请他为《十月》写稿。他给《十月》先后写了短篇小说《岁寒三友》《露水》以及散文《萝卜》《烟赋》等佳作。
我们熟识之后，曾一起到中华文学基金会文采阁开会，共去云南旅游，远赴湖南讲学。每次聚在一起，他总是邀我同住一室，深夜聊天，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汪先生爱喝酒。酒是他灵感的催化剂。正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里史湘云所说：“吃了酒才有诗。”每次喝酒之后，汪老逸兴迸飞，诗文溢彩，书画传神，故陆文夫、高洪波、凌力等均称他为“酒仙”。
据汪曾祺自己说，他十来岁时就在父亲纵容下学会了饮酒。从那时起，酒就成了他须臾不能离开的命根子。经济拮据时，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很难想像，三五天见不到酒，他的日子如何打发。故他长女汪明说：“老头是泡在酒里生活过来的。”
汪先生在《七十抒怀》中写道：“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我和汪老多年接触中，发觉他嗜酒成癖。我对他日常生活的概括是“每饭不离酒，香烟常在手”。有一年在泰山笔会上，他写字赠给东道主，请与会女作家叶梦弄点酒来陪他喝。他说只有喝了酒，字才写得好。叶梦听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写一幅字。喝着喝着，汪老就写了一大摞字。因此叶梦认为，汪老的字里，飘着浓浓的酒香。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们到云南采风，不论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尤爱白酒。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鉴别酒的质量和产地。到了玉溪卷烟厂，攀登红塔山时，汪先生崴了脚，从此脚上敷了草药，缠裹了绷带，拄杖跛行。于是我搀扶他，经常和他同桌就餐。席间，他喝了一阵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缠着纱布的脚上，“足饮”起来。我感到纳闷，问他：“您为什么不仅嘴喝，还让脚喝呢？”他笑道：“这样可给跛足杀菌。”
上世纪四十年代，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经常喝酒。有一天他跑到沈从文对面的小铺吃一碗米线，竟喝得烂醉，躺卧在路边。沈从文看见了，还以为是个生病的难民呢。走近一看，竟是自己的学生，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和语言学家朱德熙是联大的同学，在昆明是喝酒的密友。后来到了北京，汪还常去朱家蹭酒喝。有一次他去看朱德熙，朱不在家，只有小儿子在鼓捣无线电。汪见客厅酒柜里有好酒，就叫他小儿子去买了几只烤麻雀，独自喝了半瓶才回家，临走说：“那半瓶留着我下次来喝。”一九九二年一月，朱德熙在美国病逝，汪闻讯大哭：“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最好的酒友啊！”
汪曾祺在北京城南蒲黄榆住时，每天出去买菜，常带个杯子，买完菜，总要喝几两白酒才回家。每天喝酒导致他肝脏受损，故常受到家人监管。有一次，他偷偷摸摸出去买酒喝，人家暂无零钱找他，欠他五毛。汪说：“不必找了，不必找了。”第二天汪先生夫人施松卿女士去买菜，卖酒的拿着五毛钱，冲她大喊：“您家汪先生来我这儿买酒喝，我欠他五毛零钱，现在还您。”这下露馅了，老太太回家召开家庭会议审问老头。汪先生没法抵赖，只好向夫人、儿子、女儿包括孙女认错、求饶。此后，连小孙子都当了监管员，随时随地密切监视家里老头喝酒。一旦发现，立即向大人告发，开会“批斗”。
汪先生嗜酒如命。他去四川开“五粮液笔会”，家属反复叮嘱他少喝酒，但他去了控制不住，一次竟喝了六杯白酒，回京后一病不起。
嗜 烟
汪先生还是一位“烟精”。一支烟，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如何。他摆一摆，蹴一蹴，看一看，闻一闻，就可评定烟的质量。
据他考察，云南烟业的兴起，大约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那时的农业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云南土壤、气候适宜种烟，于是引进美国弗吉尼亚的大金叶，试种成功，当地烟业随后得到大发展。玉溪的纬度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相似，土质也相仿，故烟叶长得好。且滇中空气湿度有利于烟叶存放，是个天然烟库。加之制作精细，配方得当，故“红塔山”牌香烟，味道醇，享誉全国。后来汪老给《十月》写过一篇《烟赋》，说纪晓岚也嗜烟，他是一边吸着烟，一边校读《四库全书》的。在那些难忘的夜谈中，汪老一边吸烟，一边跟我谈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文学语言应像流水那样切不断、割不开。因为它有内在的韵律，所以他早年的作品，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在打字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打字员急得团团转。汪先生安慰她别着急，坐在打字机旁，从头至尾背了出来。那时没有室内不准吸烟的规定，我这个从来不吸烟的人，为了爱听他睿智的轶事，只得忍耐着抽“二手烟”。汪先生爱吸“红塔山”，赋有一首五言打油诗：“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汪老之嗜烟嗜酒，竟至于斯，乃性情中人也。
喜美食
汪先生对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有创造，是个真正的美食家。他对我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我觉得他的味蕾特别发达。外出旅游时，每当就餐，作家们喜欢和他同桌。他搛一筷鸡丁，放在嘴里一尝，立即判断出这是新鲜鸡肉，还是冰箱里的冻鸡。他伸筷子搛什么菜，同桌人紧紧跟上，这盘菜很快吃得精光。
有一年，我和汪老去大理游了洱海，看了苍山，欣赏了蝴蝶泉，参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脱衣就寢。汪先生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烹饪的文章，成为《中国烹饪》杂志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高邮的双黄鸭蛋、苏北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吃过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丝）、炸蝗虫、炸蚕蛹、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汪先生认为名厨应有丰富想像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决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道菜不妨命名为“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入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汪老越谈越有兴致，在床上坐直了身子告诉我，他细看过五代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想瞅清画面案几上的碗碟里盛的究竟是什么食物。用放大镜看，有一只碗里，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颜色鲜红，似乎是摆着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许多碗碟里盛的是什么菜肴、瓜果，就怎么也看不清了。他遍览《东京梦华录》等著作，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汪先生查过元、明、清的食谱，仔细研究那时皇亲国戚吃的是什么食物。
我曾约他写过一篇《萝卜》的散文。他娓娓道来，谈及家乡高邮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氽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的邢么吵吵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到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响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编汪老的稿子，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
文艺全才
酒、烟、食，仅是汪老在生活中的业余爱好。他的小说好，散文好，字写得好，还会写诗、画画。前面提到朱德熙，汪老在昆明莲花池和他雨天喝酒后，就写过一首韵味悠长的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两沉沉。”有一次我跟他饭后到湖畔散步，见到岸边的芦苇丝，对汪先生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特别欣赏，铭记不忘。”汪先笑道：“守仁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不过搞了一组数字游戏而己。其中‘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想不到竟在全国传开了。”
汪老还擅长丹青。他的文人画，秀逸婉约，惹人喜爱，故求索者甚多。我发现他赠诗赠画区分男女。他对男士一般写诗相赠。他赠给我的是一首七言诗：“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出凉。”（后两句指我平时懒得吃水果，只当爱人为我削去了果皮，我才吃一点。）但他送给女作家的都是摇曳多姿的水墨画。我曾在张洁和平门的寓所里，看见她新装修的白墙上挂着一幅汪先生赠送的《水仙》：水仙们亭亭玉立，葱绿可爱。他送给宗璞的画则是一幅墨叶红花的牡丹。
一九五七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派往张家口农科所干体力活。当地视马铃薯为救命粮，故重视它的生产。因为汪先生会绘画，农科所交给他画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他到城里买了颜料、纸笔，回来到薯田里掐了几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对着实物画。马铃薯花一落，薯块在地下开始成熟，就挖出来，放到桌上临摹。画完，埋进火里烤、烤熟了，就吃。他不禁想起梵·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独自哑然失笑。画多了，汪曾祺发现马铃薯不同品种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个儿大如菜瓜，一个能当一顿饭；有的外皮呈乌紫色，烤熟后味道像栗子；有的形似鸡蛋，生吃时味道甜脆如水果。他还发现有一种马铃薯花是香的。这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像他的恩师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被打入“冷宫”改行后创作的禁书——遗憾的是它的原稿“文革”中在农科所毁掉了。
我这辈子接触过众多名作家，但像汪曾祺先生那样文、诗、画、剧全都出色的多才多艺者，实在罕见。
汪曾祺先生于一九八○年复出文坛后，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我看后眼前一亮，觉得有味道，立即奔赴他家中请他为《十月》写稿。他给《十月》先后写了短篇小说《岁寒三友》《露水》以及散文《萝卜》《烟赋》等佳作。
我们熟识之后，曾一起到中华文学基金会文采阁开会，共去云南旅游，远赴湖南讲学。每次聚在一起，他总是邀我同住一室，深夜聊天，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汪先生爱喝酒。酒是他灵感的催化剂。正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里史湘云所说：“吃了酒才有诗。”每次喝酒之后，汪老逸兴迸飞，诗文溢彩，书画传神，故陆文夫、高洪波、凌力等均称他为“酒仙”。
据汪曾祺自己说，他十来岁时就在父亲纵容下学会了饮酒。从那时起，酒就成了他须臾不能离开的命根子。经济拮据时，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很难想像，三五天见不到酒，他的日子如何打发。故他长女汪明说：“老头是泡在酒里生活过来的。”
汪先生在《七十抒怀》中写道：“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我和汪老多年接触中，发觉他嗜酒成癖。我对他日常生活的概括是“每饭不离酒，香烟常在手”。有一年在泰山笔会上，他写字赠给东道主，请与会女作家叶梦弄点酒来陪他喝。他说只有喝了酒，字才写得好。叶梦听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写一幅字。喝着喝着，汪老就写了一大摞字。因此叶梦认为，汪老的字里，飘着浓浓的酒香。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们到云南采风，不论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尤爱白酒。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鉴别酒的质量和产地。到了玉溪卷烟厂，攀登红塔山时，汪先生崴了脚，从此脚上敷了草药，缠裹了绷带，拄杖跛行。于是我搀扶他，经常和他同桌就餐。席间，他喝了一阵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缠着纱布的脚上，“足饮”起来。我感到纳闷，问他：“您为什么不仅嘴喝，还让脚喝呢？”他笑道：“这样可给跛足杀菌。”
上世纪四十年代，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经常喝酒。有一天他跑到沈从文对面的小铺吃一碗米线，竟喝得烂醉，躺卧在路边。沈从文看见了，还以为是个生病的难民呢。走近一看，竟是自己的学生，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和语言学家朱德熙是联大的同学，在昆明是喝酒的密友。后来到了北京，汪还常去朱家蹭酒喝。有一次他去看朱德熙，朱不在家，只有小儿子在鼓捣无线电。汪见客厅酒柜里有好酒，就叫他小儿子去买了几只烤麻雀，独自喝了半瓶才回家，临走说：“那半瓶留着我下次来喝。”一九九二年一月，朱德熙在美国病逝，汪闻讯大哭：“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最好的酒友啊！”
汪曾祺在北京城南蒲黄榆住时，每天出去买菜，常带个杯子，买完菜，总要喝几两白酒才回家。每天喝酒导致他肝脏受损，故常受到家人监管。有一次，他偷偷摸摸出去买酒喝，人家暂无零钱找他，欠他五毛。汪说：“不必找了，不必找了。”第二天汪先生夫人施松卿女士去买菜，卖酒的拿着五毛钱，冲她大喊：“您家汪先生来我这儿买酒喝，我欠他五毛零钱，现在还您。”这下露馅了，老太太回家召开家庭会议审问老头。汪先生没法抵赖，只好向夫人、儿子、女儿包括孙女认错、求饶。此后，连小孙子都当了监管员，随时随地密切监视家里老头喝酒。一旦发现，立即向大人告发，开会“批斗”。
汪先生嗜酒如命。他去四川开“五粮液笔会”，家属反复叮嘱他少喝酒，但他去了控制不住，一次竟喝了六杯白酒，回京后一病不起。
嗜 烟
汪先生还是一位“烟精”。一支烟，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如何。他摆一摆，蹴一蹴，看一看，闻一闻，就可评定烟的质量。
据他考察，云南烟业的兴起，大约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那时的农业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云南土壤、气候适宜种烟，于是引进美国弗吉尼亚的大金叶，试种成功，当地烟业随后得到大发展。玉溪的纬度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相似，土质也相仿，故烟叶长得好。且滇中空气湿度有利于烟叶存放，是个天然烟库。加之制作精细，配方得当，故“红塔山”牌香烟，味道醇，享誉全国。后来汪老给《十月》写过一篇《烟赋》，说纪晓岚也嗜烟，他是一边吸着烟，一边校读《四库全书》的。在那些难忘的夜谈中，汪老一边吸烟，一边跟我谈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文学语言应像流水那样切不断、割不开。因为它有内在的韵律，所以他早年的作品，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在打字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打字员急得团团转。汪先生安慰她别着急，坐在打字机旁，从头至尾背了出来。那时没有室内不准吸烟的规定，我这个从来不吸烟的人，为了爱听他睿智的轶事，只得忍耐着抽“二手烟”。汪先生爱吸“红塔山”，赋有一首五言打油诗：“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汪老之嗜烟嗜酒，竟至于斯，乃性情中人也。
喜美食
汪先生对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有创造，是个真正的美食家。他对我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我觉得他的味蕾特别发达。外出旅游时，每当就餐，作家们喜欢和他同桌。他搛一筷鸡丁，放在嘴里一尝，立即判断出这是新鲜鸡肉，还是冰箱里的冻鸡。他伸筷子搛什么菜，同桌人紧紧跟上，这盘菜很快吃得精光。
有一年，我和汪老去大理游了洱海，看了苍山，欣赏了蝴蝶泉，参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脱衣就寢。汪先生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烹饪的文章，成为《中国烹饪》杂志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高邮的双黄鸭蛋、苏北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吃过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丝）、炸蝗虫、炸蚕蛹、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汪先生认为名厨应有丰富想像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决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道菜不妨命名为“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入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汪老越谈越有兴致，在床上坐直了身子告诉我，他细看过五代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想瞅清画面案几上的碗碟里盛的究竟是什么食物。用放大镜看，有一只碗里，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颜色鲜红，似乎是摆着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许多碗碟里盛的是什么菜肴、瓜果，就怎么也看不清了。他遍览《东京梦华录》等著作，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汪先生查过元、明、清的食谱，仔细研究那时皇亲国戚吃的是什么食物。
我曾约他写过一篇《萝卜》的散文。他娓娓道来，谈及家乡高邮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氽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的邢么吵吵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到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响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编汪老的稿子，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
文艺全才
酒、烟、食，仅是汪老在生活中的业余爱好。他的小说好，散文好，字写得好，还会写诗、画画。前面提到朱德熙，汪老在昆明莲花池和他雨天喝酒后，就写过一首韵味悠长的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两沉沉。”有一次我跟他饭后到湖畔散步，见到岸边的芦苇丝，对汪先生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特别欣赏，铭记不忘。”汪先笑道：“守仁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不过搞了一组数字游戏而己。其中‘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想不到竟在全国传开了。”
汪老还擅长丹青。他的文人画，秀逸婉约，惹人喜爱，故求索者甚多。我发现他赠诗赠画区分男女。他对男士一般写诗相赠。他赠给我的是一首七言诗：“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出凉。”（后两句指我平时懒得吃水果，只当爱人为我削去了果皮，我才吃一点。）但他送给女作家的都是摇曳多姿的水墨画。我曾在张洁和平门的寓所里，看见她新装修的白墙上挂着一幅汪先生赠送的《水仙》：水仙们亭亭玉立，葱绿可爱。他送给宗璞的画则是一幅墨叶红花的牡丹。
一九五七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派往张家口农科所干体力活。当地视马铃薯为救命粮，故重视它的生产。因为汪先生会绘画，农科所交给他画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他到城里买了颜料、纸笔，回来到薯田里掐了几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对着实物画。马铃薯花一落，薯块在地下开始成熟，就挖出来，放到桌上临摹。画完，埋进火里烤、烤熟了，就吃。他不禁想起梵·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独自哑然失笑。画多了，汪曾祺发现马铃薯不同品种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个儿大如菜瓜，一个能当一顿饭；有的外皮呈乌紫色，烤熟后味道像栗子；有的形似鸡蛋，生吃时味道甜脆如水果。他还发现有一种马铃薯花是香的。这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像他的恩师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被打入“冷宫”改行后创作的禁书——遗憾的是它的原稿“文革”中在农科所毁掉了。
我这辈子接触过众多名作家，但像汪曾祺先生那样文、诗、画、剧全都出色的多才多艺者，实在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