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位秀才买柴，对卖柴人说：“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听懂了“过来”两个字，担柴到秀才面前。秀才问：“其价几何？”卖柴者听到有个“价”字，就把柴价告诉了秀才。秀才又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意思是说卖柴者的货质量不好，请他降一降价钱。谁知卖柴者没有听懂，担柴转身而去。秀才最终没有买成柴禾。
　　平时，我们写文章、做讲演，其目的是要使人看得懂听得懂，才能宣传人、教育人、鼓舞人，达到好的效果。写文章、作讲演如果不看对象、不讲效果，岂不成了对牛弹琴？70多年前，毛泽东就在《反对党八股》中针对党内文风不正的现象提出过批评：“‘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我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我们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但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应该与时代相结合，与群众相结合，写文章、做讲演应通俗易懂，让人轻松接受，千万别咬文嚼字、自作多才。
　　日下，常见报纸、杂志上有些文章，满篇之乎者也，引经据典。有篇文章题目为《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文章的开篇是荀子所言，文中又是搬魏征，又是引《吕氏春秋》，甚至《逸周书》也出来了，《淮南子》也用上了，忙得不亦乐乎，看了半天才知道是在讲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这种行文作法不禁让人深思。想说生态文明，为什么不直言呢？为什么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呢？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少数人所能成事，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参与，群策群力，建言献智。把题目订得通俗一点岂不更好些？文中少一些引经据典，不是更通俗些？更能激发起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吗？
　　笔者批评这种动辄连篇累牍引经据典的作法，并不是反对在文中引用古人的智慧和语言，而是主张引用要恰到好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要让人民感觉到我们还生活在孔夫子的时代。话说回去，即使是生活在孔夫子的时代，对百姓说话还是通俗些为好，岂不见子曰：“辞，达而已矣。”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时，领导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短小精干，深刻地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许多革命道理，鼓舞了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着新中国的创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充分发挥了时代号角的作用。为什么当今改革创新的时代写文章不能直白浅显，而非要拐弯抹角呢？
　　当下，也有些人认为写文章、做讲演不引用几句古文、古诗词便不能体现出优秀文化来。然而，非也。中国文化发展了几千年，文脉延续至今，当代的语言文字正是既体现了几千年的文化成果，又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才是真正的现代优秀文化。写文章不可能不引经据典，但也不一定每篇都要引用，甚至达到满篇处处皆是的程度，让人读得喘不过气来，回不过神来。100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面对铺天盖地的文言文，坚持了反对的态度，提出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几多思考，几多教益，今天我们正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让文化更贴近社会，更贴近百姓，而不是让人看不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