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得到有效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不是当下最大的话题点，全民都奔忙于复工后各自的生活里，身为武汉人的演员袁弘谈到这场持续数月的“战斗”仍会陷入沉思。气氛随着他的讲述自然而然变得沉重，“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快能过去的事情。”
　　袁弘的一位发小在北京工作，身在武汉的父母不幸感染，初期排不到医院的病床只能在家隔离，没有口罩。另一位在武汉的发小听说后，主动去送口罩。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症状，隔着小区门口，远远地打个招呼，口罩放在地上，谁也不凑近。北京发小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谢谢了。”武汉发小特别自然地接了一句：“说这些干嘛，明年过年如果哥几个都在的话，一起喝酒。”
　　外人很难感受到这句话里有“可能死亡”的含义。袁弘说，如今给朋友们讲这个故事想想都可笑，但在当时，每天一睁眼就是坏消息，每天都能听到谁家里有人病倒了，那种玩笑话绝对是基于现状的下意识反应。
　　“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不会觉得‘无常’这两个字有什么，都觉得是哲学层面的事，好像自己也感受不到，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无常。”

“我们只是想做这个事”

　　2019年12月23日，袁弘和妻子张歆艺带着儿子去休息度假。此前他们就决定接下来的1、2月份不接工作，好好放个长假出去玩一圈。1月上旬，零星的关于“肺炎”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谁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情况。
　　事态越发严重，袁弘开始从手机里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原本和发小们约定好要在武汉吃年夜饭，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这场饭局变成了视频见面会。分散在新西兰、北京、武汉等地的朋友们全部连线，以家庭为单位，在视频里互相拜年鼓励。
　　在外回不来，袁弘只能每天抱着手机查看一些跟武汉相关的信息。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活在手机里。不管是新闻资讯、民间信息，或是各种物资信息，他的注意力全部在里面。妻子跟他说话，他才能切换到现实，对一切都觉得恍惚。
　　张歆艺很早之前就跟韩红基金会有联络，当韩红开始组织关于疫情的募捐时，他们马上联系了捐款。随着加入进来的艺人越来越多，为了更高效地运转，大家很快就讨论了分工。袁弘和张歆艺分在了国内采购组，他们也在韩红基金会公布的第一批捐赠人之中。
　　除此之外，袁弘还加入了一个叫作“野路子突擊队”的自发组织，在疫情期间募集资金采购物资，并通过“云豹突击队”和“123救援队”输送到武汉各大医院。队长冯佳是一位设计师，团队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全部义务付出，袁弘称他们为队友。因为是民间组织，不需要走太多流程，野路子的基本模式就是在朋友圈募捐，找认识的人帮忙，有人愿意出钱购买物资，再找渠道送进武汉医院。大家都希望把物资送到最急需的地方，袁弘打听了一圈发现，哪里都急需。家里一位姐姐在武汉一家妇幼医院工作，那里也是告急状态。
　　“以野路子的名义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这种出于自愿的主动让袁弘一度感到自豪。因为是武汉人，袁弘心情不一样，出钱出力之外，他更有一份急迫。他管野路子叫“民间急救组织”，所有组织里的人都是凭信任做事。每天大家都有两方面的信息需要处理：从武汉的亲朋好友处得知哪家医院需要东西，从外部咨询查证哪里可以弄到这些对应的物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的各种型号，因为紧缺而价格攀升的医疗物资，还有海外的物资信息，袁弘以前不懂这些，但在那段时间，他的脑子里都基本有了概念，他说自己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医疗行业走得如此近。
　　因为加入了组织，他才发现募捐原来不难，最难的是如何买到物资并送进去。没有渠道，医生护士们就收不到，收不到就只能眼看着他们穿着雨衣套着塑料袋去面对病毒。袁弘回忆，当时和队友们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来自各个医院的收到物资的反馈，这让所有人有很大的成就感。
　　演员张双利和袁弘合作过一部戏，每当买完一批物资钱不够的时候，他就捐款，一次又一次。袁弘说，您捐的够多了，我们还会在其他方面筹集的。张双利总说，没事，“袁弘你有任何需求，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就和我说。”袁弘告诉他这个组织是自发的，不会有人名公示和发票等等，大多数人都是无名英雄。除了张双利，彭于晏、华晨宇、吴奇隆、刘诗诗、陈赫等艺人也都捐了款，所有人都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想做这个事。”

　　采访这天，袁弘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了三张纸。他把每个联络他参与进野路子的人都记在了纸上，有演艺圈的朋友，有他曾经捐助过的公益组织。每个人或组织的捐款他算出总数，用圆珠笔工整地誊写在纸上。在野路子的任务完成后，他将这三张纸拍照发了条朋友圈，但纸他一直舍不得扔。

天也蒙蒙亮了

　　袁弘在那个时期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很多时候，除了转发各种信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大密度的信息一度裹挟着每一个人，真真假假，担忧之外则是迷茫;但只要野路子的物资又成功抵达了某个医院，心情又会再次振奋、鼓舞。大家的情绪在两极间反复，撑到了好消息接踵而至。
　　据袁弘描述，野路子从一开始参与救助，一直到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还在工作。4月8日，武汉解封，其他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物资缺乏的情况，野路子继续惠及各地。近期安徽洪灾，袁弘也参与进去和大家搞了一批救援用具比如救生衣、皮艇等，由老伙伴云豹突击队送进去了。 　　袁弘很感谢妻子张歆艺。疫情期间，他整个人时常处于低迷状态，每天抱着手机低着头，内心挣扎又矛盾。家里的事都是妻子在管，阿姨不在身边，孩子还小，都是自己带。朋友们都劝他轻松一点，但他做不到，实在是轻松不起来。他一度很畏惧看手机，生怕又看到哪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婶婶伯伯生病了，但又害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不来消息你心慌，来消息你又难受。”因为是公众人物，袁弘每天都会收到武汉众多亲戚朋友的求助信息，而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助。
　　一位朋友在国外，以前别人问他们是中国哪里人，大家都说北京上海，老外还说怎么遇到的中国人都是北京上海的，他们会说那你知道武汉是哪里吗？老外不知道。那段时间全球开始关注武汉，老外问他是哪里人，他都直接说自己是武汉人。
　　另一位朋友的朋友原本在孩子断奶后出国旅行给自己放个假，走了之后疫情暴发，到现在都无法回国。近半年一直是爸爸带着几个月大的幼子，妈妈漂流在外。如今当作玩笑话来讲的故事，在当时远远跟玩笑挂不上钩。每一个当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或是变化，或是变故。
　　袁弘的远房哥哥在最前线，也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一批人。他们目睹了定点隔离医院的建立，目睹了病人数量暴增、无力收治等最初的混乱情形，也目睹了情况一点点好转，到最后武汉逐渐清零解封。每两三天，袁弘会问一下前线的情况，那些棘手的、艰难的，他都基本了解了。
　　不只袁弘自己，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深入一线拍摄纪录片，有人扔下国外的生意回國扎进各种厂子找物资，有人去当志愿者，有人出钱又出力。
　　袁弘从焦灼无助的情绪中得到一些缓解大概是4月份。看到疫情控制住了，他才稍微放心一点。但因为是武汉身份证，买不了机票高铁，住不了酒店，“去哪里大家都如临大敌。”
　　袁弘以前自认为是个很难流眼泪的人，但在当时，看到一个新闻他动不动就会鼻酸流泪，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作为武汉人，这个事挺伤的。”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袁弘明显感到自己变得很节省、很计较，以前想买一个东西立马就买了，那时候就会想一想，这个钱数在脑子里会立马换算成口罩、物资，然后舍不得花。
　　如今和妻子张歆艺聊天，会经常聊到“珍惜”这个话题。经历了这场疫情，袁弘觉得眼前一些平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就是幸福，但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是多么奢侈。前段时间张歆艺在厦门工作，一家三口就当了几个月的厦门人，后来上海有工作，全家又到上海待着。
　　野路子的许多参与者身在武汉，袁弘和他们还没见过面，感觉有点遗憾。前段时间，发起人冯佳到武汉和野路子的朋友们聚会，大家在一件防护服上签了名。袁弘在微信群里找到这张照片给我看，冯佳把这件防护服带到了北京，等着他补一个签名。
　　前不久，那个父母感染被送口罩的发小在长沙工作，袁弘正好也在长沙。那场推迟了大半年的年夜饭终于在长沙吃上了，俩人从下午6点聊到凌晨4点，泪流满面，抬头看，天也蒙蒙亮了。

获奖理由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演员袁弘在疫情时期除捐款外，主动参与到物资采购、与各方联络的工作中，积极传播转发疫情相关资讯、持续发声。除了加入韩红基金会，他还加入了民间组织“野路子突击队”，和众多自愿的、无名的队友一起竭尽所能地为抗疫作出贡献，原本对医疗知识一无所知的他，如今对各类防护物品的认识精确到了型号。家乡经历磨难，他也跟着经历了一场对于生命的凝视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