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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是清苦的，好在每个星期可以到杨昌济先生家吃上一顿可口的家乡饭，见到恩师的女儿杨开慧。就是这一时期，他与杨开慧深深相爱了。这一年，毛泽东刚满25岁，杨开慧19岁。他们漫步在筒子河畔，望着洁白的梅花和悬挂在杨柳枝头的冰柱，憧憬着严冬过去、春天到来的美景。31年后，春天真的来了。那位坐在北大图书馆门前、操着浓重湖南乡音的青年，此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和他的战友们离开了一个叫作西柏坡的小山村，重新回到北京来了。”（《从西柏坡到北平》）
这段文字出自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柏坡口述史》。书中，历史与评述，青春与热血，过去与当下，家国与情怀，革命英烈与讲述者，专家学者与见证者，不同时空、多重画面交织重叠，精心布置的文字犹如一道道光影，投射出历史的纵横;精心选取的细节内容还原出历史人物的真实可敬;口述者亲身经历的种种瞬间，读来仿若置身历史的洪流中。
《西柏坡口述史》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历史研究学者与文献记录片创作者多年来合作的结晶，是学术研究与大众媒体协同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本书上篇收录了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史料，从历史细节入手，探讨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在西柏坡领导土地改革，指挥战略决战，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下篇是西柏坡时期历史口述实录，收录了海内外当事人和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学者关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口述实录。
通观整部著作，创新的灵魂贯穿始终。它突破了以往相关史学著作多侧重于革命、斗争，宏观、综合、高层的档案文献史料的常规，而是以“大西柏坡史”为学术研究思路，视角独特，既吐故又纳新，打造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学术高地。
历史不是文献的沉疴，而是鲜活的过往。《西柏坡口述史》正如其书名一样，清晰的历史细节，生动的话语讲述，把读者带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这就是该书的一大创新点——收集了大量亲历者头脑中的“活资料”。
亲历是最好的见证。本书搜集整理了大量口述资料，通过历史亲历者多视角、多维度的口述史料和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以新的视角、生动的话语、清晰的历史细节，考证再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历史。
三大战役是如何决策的？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的刘长明为读者揭示了答案。
“中央军委对三大战役的指挥靠的是电报，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条件，打电话不行，打不通，所以毛主席从来不让别人给他起草电报，都是他亲自起草电报。毛主席的电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先经过其他的四位书记看了以后再发出去，这是在不特别紧急的时候。特别紧急的时候，毛主席起草的电报先发出去，那时用4个A，3个A的时候不多。发出去以后再回来跟其他四个书记来看，先看一看情况怎么样。因为这时候他们都相信，都理解毛主席的指挥，所以来往的电报特别多，电报的内容也特别丰富。那时候用明确的时间很少，都用代词，这是电报的情况。”
毛泽东为何提粟裕立了第一功？一个小山村如何影响全国局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粟裕秘书鞠开等亲历者一一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奥秘。这种调查研究方法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用更多的人证、物证来说话，实事求是，掷地有声，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绝佳范本。
“博百家言，成万卷书。”该书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收录了中国台湾学者和海外学者关于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口述实录。其中包括台湾地区学者蒋永敬、张玉法、刘维开的访谈，海外中共党史学者齐赫文斯基、李敦白、特里尔、阳和平、罗其韬、高念甫的访谈。时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曾清晰地回忆了与毛泽东相处的点滴。
“晚餐很快结束。刘少奇、科瓦廖夫、周恩来，还有其他的人转到桌子的另一端，摊开地图、文件，因为刘少奇次日将飞赴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非常重要，包括解决解放军的给养供应、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协商等。就我和毛泽东待在一起，他沉默不语，我也不说话，这很尴尬。我决定向毛泽东请教他对孙中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我鼓起勇气说：‘毛主席，我是学历史的，正在写一本孙中山对外政策的书，出版社两次通过外交邮件退回了手稿，因为莫斯科不清楚中共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及对国民党左派的态度。’毛泽东的回答我终生难忘，他说：‘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的阶级一样，如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同的，我们准备引导其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这令我非常欣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修改了手稿，著作得以问世。”
这些访谈不仅为该书增加了可读性，也体现了该书的另一种高度——广泛吸取海内外历史学界多年来积累的学术成果，抢救全球当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的珍贵口述史料，追寻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谋划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从全球的视角看西柏坡，这绝对是一大创举，亦是本书对西柏坡历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历史不能重来，但可以“重现”，这是该书的又一重大创新。该书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和《大转折：西柏坡1947—1949》两部文献纪录片的解说词和大量采访口述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融媒體”嫁接的写作模式赋予了《西柏坡口述史》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离开了几天前因国民党飞机轰炸城南庄而住进的花山村，前往西柏坡。这是他惜别陕北后，长途行军生活的最后一天。从宝塔山下，到滹沱河边，共历时一年零50天，行程1000多公里。黄昏时，到达西柏坡的毛泽东，走上山坡登高俯瞰，美丽安静的西柏坡村尽收眼底。毛泽东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这是一张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的分布图。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纵贯东西的滹沱河两岸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村庄。这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就是中央书记处、解放军总部等核心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中央所属单位和华北局的约四十个单位，隐蔽分散在西柏坡附近、滹沱河两岸的20多个村庄;如果加上警卫部队及后勤服务人员，约有10000多人分别住在平山县的100多个村子里。随着毛泽东入住西柏坡，中共中央完成了战略指挥中心的转移。”
这样的文字讲述风格读来有“影视同期书”的画面感。同时，国内外多位学者在书中的贯穿性解读，使该书呈现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历史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读来“身临其境”，为相关史学著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生动范本。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今天，《西柏坡口述史》以其非凡的创新之举构筑了“大西柏坡史”的壮阔画卷，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丰厚滋养，凝聚起了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书写了党史研究领域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河北人民出版社
这段文字出自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柏坡口述史》。书中，历史与评述，青春与热血，过去与当下，家国与情怀，革命英烈与讲述者，专家学者与见证者，不同时空、多重画面交织重叠，精心布置的文字犹如一道道光影，投射出历史的纵横;精心选取的细节内容还原出历史人物的真实可敬;口述者亲身经历的种种瞬间，读来仿若置身历史的洪流中。
《西柏坡口述史》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历史研究学者与文献记录片创作者多年来合作的结晶，是学术研究与大众媒体协同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本书上篇收录了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史料，从历史细节入手，探讨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在西柏坡领导土地改革，指挥战略决战，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下篇是西柏坡时期历史口述实录，收录了海内外当事人和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学者关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口述实录。
通观整部著作，创新的灵魂贯穿始终。它突破了以往相关史学著作多侧重于革命、斗争，宏观、综合、高层的档案文献史料的常规，而是以“大西柏坡史”为学术研究思路，视角独特，既吐故又纳新，打造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学术高地。
历史不是文献的沉疴，而是鲜活的过往。《西柏坡口述史》正如其书名一样，清晰的历史细节，生动的话语讲述，把读者带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这就是该书的一大创新点——收集了大量亲历者头脑中的“活资料”。
亲历是最好的见证。本书搜集整理了大量口述资料，通过历史亲历者多视角、多维度的口述史料和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以新的视角、生动的话语、清晰的历史细节，考证再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历史。
三大战役是如何决策的？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的刘长明为读者揭示了答案。
“中央军委对三大战役的指挥靠的是电报，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条件，打电话不行，打不通，所以毛主席从来不让别人给他起草电报，都是他亲自起草电报。毛主席的电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先经过其他的四位书记看了以后再发出去，这是在不特别紧急的时候。特别紧急的时候，毛主席起草的电报先发出去，那时用4个A，3个A的时候不多。发出去以后再回来跟其他四个书记来看，先看一看情况怎么样。因为这时候他们都相信，都理解毛主席的指挥，所以来往的电报特别多，电报的内容也特别丰富。那时候用明确的时间很少，都用代词，这是电报的情况。”
毛泽东为何提粟裕立了第一功？一个小山村如何影响全国局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粟裕秘书鞠开等亲历者一一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奥秘。这种调查研究方法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用更多的人证、物证来说话，实事求是，掷地有声，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绝佳范本。
“博百家言，成万卷书。”该书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收录了中国台湾学者和海外学者关于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口述实录。其中包括台湾地区学者蒋永敬、张玉法、刘维开的访谈，海外中共党史学者齐赫文斯基、李敦白、特里尔、阳和平、罗其韬、高念甫的访谈。时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曾清晰地回忆了与毛泽东相处的点滴。
“晚餐很快结束。刘少奇、科瓦廖夫、周恩来，还有其他的人转到桌子的另一端，摊开地图、文件，因为刘少奇次日将飞赴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非常重要，包括解决解放军的给养供应、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协商等。就我和毛泽东待在一起，他沉默不语，我也不说话，这很尴尬。我决定向毛泽东请教他对孙中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我鼓起勇气说：‘毛主席，我是学历史的，正在写一本孙中山对外政策的书，出版社两次通过外交邮件退回了手稿，因为莫斯科不清楚中共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及对国民党左派的态度。’毛泽东的回答我终生难忘，他说：‘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的阶级一样，如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同的，我们准备引导其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这令我非常欣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修改了手稿，著作得以问世。”
这些访谈不仅为该书增加了可读性，也体现了该书的另一种高度——广泛吸取海内外历史学界多年来积累的学术成果，抢救全球当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的珍贵口述史料，追寻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谋划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从全球的视角看西柏坡，这绝对是一大创举，亦是本书对西柏坡历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历史不能重来，但可以“重现”，这是该书的又一重大创新。该书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和《大转折：西柏坡1947—1949》两部文献纪录片的解说词和大量采访口述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融媒體”嫁接的写作模式赋予了《西柏坡口述史》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离开了几天前因国民党飞机轰炸城南庄而住进的花山村，前往西柏坡。这是他惜别陕北后，长途行军生活的最后一天。从宝塔山下，到滹沱河边，共历时一年零50天，行程1000多公里。黄昏时，到达西柏坡的毛泽东，走上山坡登高俯瞰，美丽安静的西柏坡村尽收眼底。毛泽东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这是一张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的分布图。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纵贯东西的滹沱河两岸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村庄。这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就是中央书记处、解放军总部等核心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中央所属单位和华北局的约四十个单位，隐蔽分散在西柏坡附近、滹沱河两岸的20多个村庄;如果加上警卫部队及后勤服务人员，约有10000多人分别住在平山县的100多个村子里。随着毛泽东入住西柏坡，中共中央完成了战略指挥中心的转移。”
这样的文字讲述风格读来有“影视同期书”的画面感。同时，国内外多位学者在书中的贯穿性解读，使该书呈现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历史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读来“身临其境”，为相关史学著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生动范本。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今天，《西柏坡口述史》以其非凡的创新之举构筑了“大西柏坡史”的壮阔画卷，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丰厚滋养，凝聚起了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书写了党史研究领域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