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失宠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问题，它不只发生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在这个不读诗歌的时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诗歌的这种历史境遇。截取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诗歌史的一个片段和一个自杀诗人的剪影。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没有欢歌的时代：美国诗歌在20年代现代技巧造就的千姿百态中走到了内外交困的路口。就外部环境而言，美国这个曾经的金色、自由王国，遭遇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成就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时期，这种经济上过山车式的急速溃败，导致美国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失望。时任胡佛政府无计可施，美国人对其经济体制和政治架构颇为失望。更为严重的是，危机打击了美国民众的乐观主义、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那个自信满满、前途光明的美国不再了。上帝和政治强人都救赎不了美国。而文化自信力的丧失，也导致了美国文艺的萎缩，文人知识分子有的继续迷惘，有的开始“左倾”，总之，这是美国历史上丧失信念的时代。30年代的美国文坛鲜有流传百代的经典。
　　就诗歌的内在发展而言，与2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巨大成就相比，美国诗人在30年代没有大的作为，这一点不容否认。20年代的诗人在文体试验中，找到了表达矛盾的、复杂内心的途径。在“弗洛伊德关于梦与潜意识理论的启示下，他们发现了诗歌新天地……在那里穿梭于现实与想象之中”。这些实验诗人只在乎“识货”知识分子的喝彩，这对于他们来说就够了，因为他们的诗作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众读物。但他们在摸索、创新和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也在诗歌中表达了一种本能的恐惧，“虽然并不完全理解自己的感觉，但似乎仍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好像在火山上舞蹈，明白不久将曲终人散，每个人都要面对更加难以预料的新一天不祥的早晨”。
　　果然，现代诗歌有限的读者也在经济危机的困局中，转移了关注力，对那些高雅的唉声叹气不再感兴趣。在30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前，是看得见的灾祸，是可以感觉到的痛苦，是真实的社会问题，谁还会有心思听那些公子哥儿酒足饭饱之后的发泄?在30年代的美国，作为诗人就是一个灾难。青年诗人相继自杀。埃莉诺·怀利在萨科－凡泽蒂事件之后，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1928年自杀。大萧条开始之后，韦切尔·林赛(1931年)、哈特·克兰(1932年)和萨拉·蒂斯代尔(1933年)在短短3年相继自杀。
　　这里想要多说几句的是哈特·克兰，因为他张扬的个性与悲剧的人生，更因为他反抗的姿态。克兰的文化反叛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而且在真实生活中扮演了文化上的一个乱世枭雄。他钟情于法国象征派诗歌，喜欢那些诗歌中的丰富意象，甚至连象征派诗人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也像磁铁般地吸引着他。克兰感受到时代的迅速变迁，他既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又抱着历史使命感。沃斯宾斯基宣称：“宗教奠基人都是桥的构造者。”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对克兰触动很大，他很自然地产生了诗人也是桥的构造者的联想。而克兰对尼采的美学学说感兴趣，《查拉斯图如是说》中写道：“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这句话更加深了克兰对“桥”的意象的兴趣。
　　克兰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美国写一部史诗，他将诗集名字定为《桥》。克兰回顾了从爱伦·坡到艾略特的美国文学历程，认为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现代意识应是坚定的信念，而不是艾略特的悲观主义。他指责艾略特的诗歌过于悲观主义，企图重新恢复美国的尊严。
　　《桥》(Bridge，1930)是克兰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作。全诗由1首序诗和8部分(共15首诗)组成，序诗《献给布鲁克林桥》提出长诗的主题。克兰通过此诗对美国历史进行一种现代性、神话性的总结，以期彻底了解这种经历，指出现在与过去的紧密关系及未来的希望。诗歌反映了作者在不协调、无信仰的时代里寻找协调的愿望，反映了诗人竭力联结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人与上帝的愿望。此诗也是克兰对《荒原》的一种回击，他认为《荒原》忽略了“精神方面的事件及可能性”。在序曲中，克兰这样写道：
　　啊，竖琴与圣坛，你原是用狂想铸成
　　你是先知许诺的天国、激动人心的窄门!
　　你是贱民的祈祷、爱人的呼唤，——
　　车队的灯光掠过你那流畅的
　　一气呵成的诗行，群星圣洁的叹息
　　装点着你的舞步——那是凝结了的永恒：
　　于是，我们见到了黑夜，被你的巨臂轻轻托起。
　　虽然克兰最后纵身跳入大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是他视诗歌为志业、乐观而自觉承担美国救赎的使命，不论是在绝望的30年代，还是在今天，依然可以振奋人心。在一个文化坍塌，诗歌已经大势已去的时代，还有人相信诗歌可以完成“协调的愿望”，托起“黑夜”。今天，不管一个人信不信奉乐观主义，过于强调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无助感是没有意义的。克兰的价值在于，在时代的洪流面前，诗人仍然是有选择的。也许克兰必然只能落寞地死于30年代，但是在那些需要精神勇士，追逐勇士的人心中，他将享受应得的致敬。
　　
　　编辑　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