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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茧房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目前网络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对中国今后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从权力支配角度出发，分析发现在信息传播的源头方面，存在力量分配不均的现象，平台可借助算法技术强化对网民信息输出的控制，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行政权力规制网民的信息接收空间，而作为信息主要接收者的网民在传播链条上处于弱势地位;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出发，研究认为网络社群的极化心理会增强其对负面信息的排斥，带有情绪性的话语会弱化网民的信息判断能力，再加上认同文化对网络社群的身份意识训练，让网民不自觉中陷入“信息茧房”，并沉迷于虚幻的网络对抗。因此，本研究从“治理共同体”的原则出发，分析弥合碎片化的认知和团结各信息主体，提出“增强优质内容有效传播的信息共建”，增强信息治理的协同分工，促进信息内容的有机整合等建议，并探讨破除茧房负面效应的其他方案。
关键词：社会治理;信息茧房;算法新闻;后真相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人权舆论研究”（CYB20139）。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7-0118-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7.0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发展迅猛，聚集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民众参与政治沟通、民主协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依托于社交媒体的舆论场域复杂多变，“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问题的出现便是其一。所谓“信息茧房”，即民众长期接收某一倾向或类型的资讯，逐渐陷入相对封闭的拟态环境难以自拔[1]。此外，由于社交媒体不断升级的算法技术，这类媒体平台对用户阅读心理和习惯的捕捉能力也变得更强，这使得社交媒体有机会塑造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直接影响用户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处理。“信息茧房”的蔓延会打破社会信息的正常流通，在不同群体之间编织类型不一的“拟态环境”，弱化各类群体对社会发展的共同认识，削弱民众对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支持，加剧当代社会不确定性因素的扩散，对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秩序提出挑战，不受监管约束的“信息茧房”一旦成为网络空间的常态化状况，党的声音透过网络传播的空间就会受到压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不利于良好的社会治理。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存在的信息治理问题，必须从现实社会中寻找解决方案。为了提高党和政府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水平，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曾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也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4];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有关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指明方向。
此后，“共建共治共享”成为新时代开展社会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覆盖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两个世界，助力中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治理的简要论述，指出了打造新型治理秩序的关键，即“开放共享，合作共赢”，这对突破“信息茧房”带来的治理难题，改变网络时代“茧房化”的负面效应，探索出新的治理手段颇有益处。因此，结合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信息茧房”的运作规律，并寻求应对方案势在必行。
二、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由于“信息茧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如助长阴谋论、虚假消息、不实传闻以“封闭式”“熟人圈”“蜂窝状”的形态传播等症状，学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信息茧房”话题，并反思技术异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在梳理了近些年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相关文献后，本研究总结出“信息茧房”的存在与否、“信息茧房”带来的社会影响、破除“信息繭房”的方案等三点研究现状，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一）对“信息茧房”定义与存在的研究
“信息茧房”近年成为学界热点话题，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原因：一是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空间的发展壮大，平台媒体的野蛮生长与四处扩张，催生了一系列信息问题和舆论难题，引起各界对平台资本把控舆论的担忧;二是国外学者的既有成果，如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认为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显著偏好，为开展信息碎片化、分层化、差异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6]。那么，“信息茧房”到底存在与否？对此，学者们存有不同的看法，喻国明认为，当前对“信息茧房”的重视存在误读，“信息茧房”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互联网带来的，是海量信息差异化消费的必然结果[7]。陈昌风等也认为当前对“信息茧房”解读存在问题，但她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信息茧房”确实存在，而是证实“信息茧房”存在的实证数据不够[8]。对此，彭兰就桑斯坦关于“信息茧房”的定义进行了回溯，她认为桑斯坦对“信息茧房”的定义，是由一种选择性心理造成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信息茧房”，那它确实是存在的[9]。 學者们对“信息茧房”存在的分析，源于对“信息茧房”定义的理解分歧，绝对封闭的“信息茧房”并不存在，但基于个人的选择性心理形成的局部信息圈层，还是存在的。这在传统媒体时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了快速传播的网络技术和精准分发的算法技术，“信息茧房”的生成土壤发生了变化，也让这一难题化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障碍，信息获取渠道和内容发生了变化，针对信息所作出的反应也随之改变。
（二）对“信息茧房”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
目前，“信息茧房”已成为网络上耳熟能详的词汇，网民对“信息茧房”的感受也在发生变化。起初，“信息茧房”被认为有负面色彩，暗指网民所接触的信息环境是片面的。但随着茧房效应的扩散，“信息茧房”被当作一种隐喻，用来讽刺对信息碎片化和区隔的无力，也传达出对“信息茧房”驱动网民群体分裂成各个小圈子的担忧。王妍在研究中就呼吁：“近年来网络媒体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持续向用户提供定制化、精准化服务，却无意加速了‘信息茧房’效应形成，对用户社会等造成一定危害。”[10]胡婉婷也认为，“信息茧房”效应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造成了破坏，出现意见表达受到压制、理性批判受到侵蚀、社会共同体难以维系等状况[11]。还有学者结合社交媒体的具体把关机制，批判“信息茧房”对公共讨论空间的侵蚀，王梓懿、李梦然以新浪微博的热搜把关机制为分析对象发现，新浪微博的热搜机制主要由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共同组成，但由于自媒体的一些特殊属性，造成了“泛娱乐信息茧房”的问题，所谓“泛娱乐信息茧房”指的是，由于把关机制失灵，大量娱乐性信息充斥网络空间，挤压了网络空间的正常信息流通[12]。在网络空间存在一些公共通道，这些通道是所有网民共同的信息来源渠道，当单一议题在封闭的环境中快速膨胀，就会造成整个公共通道的崩溃，典型案例如突发娱乐新闻引起的微博宕机。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信息茧房”的影响，大多集中在批评反思，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信息茧房”造成个人认知的窄化、阻碍公共讨论空间的生产、挤压其他社群的网络活动空间、破坏网络世界的共同体意识等角度。由此可见，“信息茧房”的存在加速了网络社群的部落化，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也不利于个人与社会建立良性有序的互动关系。
（三）对破除“信息茧房”效应的方案研究
尽管“信息茧房”在网络中的使用意涵有变化，学者们对“信息茧房”还是抱有比较强的戒备心，担忧“信息茧房”的扩张会影响到网络空间的稳定，殃及国家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从回应室效应到“信息茧房”，学者们一直追求建立一个全面的信息环境，对信息区隔化现象持批判态度。信息如同网络世界的流通资本，不同类型的信息代表的面值不一样，当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呈现出集中化和圈层化，形成一个个封闭的茧房，那对网民整体而言不亚于等级制再现。因此，在开展“信息茧房”存在和影响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在研究破除“信息茧房”的方案。彭兰认为，要破解“信息茧房”需要依靠优化算法技术、改进信息供给侧和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等举措[9]。刘华栋也认为要破除“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从丰富信息接受渠道、搭建具有公共色彩的传播空间，以及提升媒介素养[13]。还有学者从信息偶遇的角度提出破解“信息茧房”的可能，他们认为社会整体可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搭建信息接触的“人行道”、鼓励媒介间的相互链接等方式实现[14]。也有新闻媒体人士，从生活的角度提出建议，防范“信息茧房”对自身造成的危害，可以从“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多渠道接受多方面信息”“加强直接的人机交流”“积极参加团队集体活动”等方面着手[15]。“信息茧房”对个人和社会具有负面作用，破除“信息茧房”效应也是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但从学者们所提的“破茧”方案，可以看出“信息茧房”并不容易破除，需要多种措施和手段的配合，这为后续研究“信息茧房”做了铺垫。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信息茧房”的存在与否持有不同意见，大体上认定“信息茧房”效应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从改善信息供给和提升媒介素养提出应对方案。但上述研究还存在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未能重视“信息茧房”背后平台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后果，忽视了“信息茧房”对现实社会的冲击，没有将“信息茧房”看作社会治理的一道难题。因此，本研究将借助社会治理“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指导理念，引入算法新闻、后真相、治理共同体等学术概念，丰富“信息茧房”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促进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协同发展。
三、算法技术与“信息茧房”的生成
算法技术作为一种信息搜集、分发和定制技术，其应用不局限于算法新闻，囊括了多类产品，包括影视、小说、漫画、游戏、商品等。但获得算法加持的算法新闻，是目前社交媒体上的主要产品形态之一。对网民而言，新闻如同空气，弥漫在网络空间，算法新闻的出现，让空气般的新闻与人类实现了更紧密的联结。算法新闻已成为网络世界绕不开的信息产品，影响着民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当前，学界对算法新闻约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新闻的出现是必然的，能够改善旧的新闻生产流程;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新闻剥夺了人工编辑的新闻价值选择权，不利于新闻职业精神的弘扬与继承;还有一种调和性的观点认为算法新闻能够实现更个性化的新闻生产，并实现更精准的信息分发，但其蕴含的价值导向和传播窄化问题也需予以重视。
在学界的交流与探讨中，算法新闻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以算法为核心的驱动技术成为各大媒体竞相学习的对象。但从受众接受信息的“茧房化”角度来分析，在目前的算法新闻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算法的所有者享有支配性权力
算法新闻是一种信息形态，算法是大脑，决定信息的内核，而算法掌握在平台手里，因此造就了算法所有者的强势权力地位，喻国明、杨莹莹等曾指出，“算法即权力”[16]。算法新闻的主要传播载体是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应用软件。 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这些社交巨头公司，主要是平台型软件，负责将新华社、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单位的新闻转推给网民。随着字节跳动集团的强势崛起，加快了社交平台转型内容生产者的进程，它们不再满足于信息搬运。这一时期，社交媒体巨头公司，利用自身已有的雄厚资本，不断加大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收购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扶持自家平台的自媒体，壮大自家的平台实力。史安斌、王沛楠对Facebook进军新闻媒体行业的回溯性研究发现，脸谱网一方面促进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融合，另一方面推动了传播权力向自身集中，并造成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17]。
社交媒体拥有比较大的用户活跃量，为算法的推出和优化提供了实验平台。由网民参与而不断强化的算法技术，又反过来巩固社交媒体的强势地位，造就了算法所有者对信息生产、传播和分发的优势。算法所有者的这种强势地位，赋予了他们相对网民不对等的优势。在他们将算法新闻推送给网民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调节算法编程的方式进行“二次编辑”，即将已经筛选过的新闻二次筛选，剔除不利于算法所有者利益和价值导向的信息，将网络舆论向有利于平台媒体的方向引导。
（二）監管部门能够深度干预平台运行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本就遇到挫折的全球化，又迎新挑战——各国对信息的流通和监管不断加码。2020年8月，印度突然宣布封禁来自我国的App，其中包括受到印度民众喜爱的Tiktok。同一时间，美国政府提出了“清洁网络”计划，主张在全球范围封禁来自我国的信息硬件和软件设施。
但据新闻报道显示，虽然遭遇突发情况，2020年上半年抖音国际版“Tiktok”的全球下载量依然可观，独占App下载量排行榜榜首。不断跳动的下载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企业影响力的变化。一家具有中国“印记”的企业，击败了老牌的美国互联网巨头，成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也让它的竞争对手Facebook格外眼红。
Tiktok与Facebook的隔空较量，既是两种算法运作机制的博弈，也是监管部门介入算法新闻的重要表现。这表明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力干预算法机制的运行，并制裁算法的所有者。从信息主权和自由流通的角度来讲，维护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是各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但这种强制干预的方式并非总是合理的。
此外，字节跳动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算法”公司，但在其发家的中国市场，由它推出的信息类产品，也曾受到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的警告和处罚。以它旗下的产品“内涵段子”为例，虽然它在网络市场的下载量颇多，但是由于其低俗的信息内容和精准推送，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勒令“永久关停”。字节跳动在中美两个市场都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尽管起因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这表明监管部门有能力介入到算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三）网络用户被动参与到算法运作
在目前主流的算法新闻类App中，都有设计首次登录的主题选择操作，提供多元的新闻主题供网民选取，平台由此获得网民最初步的个人心理画像。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选取新闻主题的过程中，网民看似获得了选择新闻的权利，但同时也让自己失去了接触更全面信息的机会。
由实践来看，在算法的生成和运行中，网民是主要的参与者。没有民众的参和配合，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算法技术。但在算法形成的早期，民众未能意识到算法通过计算他们的思维方式建构模型，并借此预测他们未来的各种行为。也就是说，网民是被动卷入算法模型的设计过程，虽然享受到算法提供给他们的便利，帮助他们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信息，却没有意识到算法会加大他们对所需信息的接触，最终促使网民对整体世界认知的失衡。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认知失衡可能激发逆向的破茧效应，即一部分网民意识到他们被同质化的信息包裹，尝试打破算法技术建构的“信息茧房”。
互联网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海量的资讯，在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海洋中，找到适合自己，或者自己需要的信息，离不开算法的帮助，这给了算法生存发展的空间。但算法对网民心理的揣测，主要是基于既往的网络痕迹，是一种经验的不断重复，较难实现开拓性的信息投射。算法技术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在获得网民的加持后，能够反哺于网民自身，但无节制的反哺也会造就网民的“虚胖”，也就是“信息茧房”的人性化呈现。一般的网络民众对“奶头乐”式的算法新闻天然具有亲近性，也就不容易突破这种被算法控制的状态。
四、后真相对“信息茧房”效应的强化
算法新闻是从信息传播源头推动“信息茧房”的生产，后真相（post-truth）政治则从信息传播的终端催生孕育信息茧房的社会土壤。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解释是：“相比于理性的客观事实，民众更偏向于符合自身认知的情绪想象。”对此，可作出四个层次的解读：第一，社交媒体时期，情绪成为硬通货，能够最大限度形成热门议题;第二，网民立场的固化现象严重，改变民众的已有观点殊为不易;第三，事实的滞后性，让其不为人重视;第四，网络世界的部落化现象加剧，同样情绪或立场的网民更容易相互取暖。总体而言，后真相让民众对自己的倾向更加依赖，对符合自己认知态度的人和事更容易采取温和态度。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注意到了后真相会加剧“信息茧房”，但对后真相与“信息茧房”的转化阐述尚不明晰[18]。除了后真相和“信息茧房”两个体现网络世界碎片化和部落化的词汇外，还有“同温层”这一概念。同温层近似于“信息茧房”，但相比已经受到污名化的后者，前者受到的批评相对较少。所谓同温层，主要指的是对世界的认知具有比较强的契合性，面对各类社会事件能够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态度的特殊群体。同温层也是舒适层，活跃在同温层的网民能够借助彼此共通的情感、知识和记忆，获得长久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激励。
在可见的未来，后真相与“信息茧房”的胶着还会继续，无论是从拟态环境的塑造，还是公众交流的和谐互助，抑或是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后真相与“信息茧房”都是绕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弥合后真相造成的群体分歧，扩大“信息茧房”与拟态环境，还有现实环境的交叉融合，需要回归到两者所代表的现阶段状况。在目前对后真相现象的研究中，有以下几个特点需要留意。 （一）群体极化影响网民对信息的选择
自2016年以来，世界多国陷入“民粹主义”漩涡，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他的拥趸。学者们在解释特朗普等领导人的崛起时，往往采用基本盘的说法，即铁杆粉丝和忠诚选民群体，无论所支持的领导人做出何种决定，基本盘都会支持自己的“候选人”。简言之，选民群体正变得极端。
有学者认为，“后真相”是西方知识分子为了掩饰自己失败而刻意编造的一个词语[19]。因为欧美近来的选举表明，广大选民群体不再信赖精英们主导的建制力量，对他们所传递的各类信息采取怀疑态度。基本盘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但用来指代特定时期的某类选民比较恰当。这个概念的有趣在于，它与后真相有着微妙的联系。在欧美国家以往的选举历史中，基本盘一直都存在着。但“后真相”化的基本盘并不多见。选择后真相的基本盘是欧美选举体制的“变态”，这个“变态”出现的原因在于，例行的常规选举无法改变现状，也无法满足选民们的诉求，促使他们选择激进的政治立场处理对待外界事物和选择候选人。
经过“后真相”化的基本盘，比较容易受到茧房效应的诱惑，在面对建制派垄断财富、权力和文化霸权的状况下，基本盘有意识重复接受对手的负面信息，借此建构自己的世界认知。这种经过立场和情绪过滤的信息，形成了坚固的茧房，隔断了他们完善外在认知的渠道，这让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趋于极化。由于人的接触范围有限，加上兴趣偏好的天然倾向，“信息茧房”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但被工具化并受到后真相话语包装的“信息茧房”，并非常见的现象。
（二）情绪话语阻碍网民接触多元信息
后真相的诞生，伴随重大国际事件，故一开始就受到学界关注，早在2017年初，《探索与争鸣》杂志曾组织过一次圆桌会议，就“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探讨，会议主持者们认为，后真相现象是西方文化发展到现阶段的歧出，是对传统民主文化的背离，情绪的高扬在后真相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相较于前现代和现代文化偏重理性的一面，后真相的文化底色后现代更为接近情绪[20]。
后真相现象中的情绪话语，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经过两次“黑天鹅”事件的加码，逐渐引起人们重视。但在此之前，饱含情绪的新闻话语和社会议题，已经扩散到群众中去。在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公共领域或者说公共讨论空间，应该放任各种意见充分交流，因为最终代表真理的意见会占据上风。在“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中，对意见的预设立场是理性的，但在后来的新闻实践中，这一理论受到诸多挑战，对于理性能否应付感性的话语和期待，实践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当民主体制内部出现危机时，具有煽动性、挑逗性的情绪话语，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由于后真相的立场先于事实判断，当具有刺激性的情绪话语出现时，民众情不自禁地陷入政客设置的陷阱。2020年5月至8月，我国长江等多条干流出现重大洪灾，这让“三峡大坝”成了境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在应对洪水的过程中，三峡大坝表现良好，让一些人大失所望。如洪灾期间，台湾省内媒体多次发布“三峡溃坝”的虚假消息，还编造三峡大坝厚度仅几厘米的不实谣言，这种经不起验证的消息因为“抗中”情绪的加持，竟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而被频繁转载[21]。
后真相的先定立场加上情绪性的议题导向，让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变得更狭窄。受到后真相影响的媒体编辑，会选择推出具有情感偏向的议题，受到后真相浸染的受众，会对收到的新闻资讯进行情绪调适。当所接收的信息符合既有价值立场，且具有比较强的情感属性，受众群体会经过议题的情感向度形成临时性的想象共同体，尤其是对某一议题的愤怒情绪。这让议题的其他属性被淹没在主导情绪的舆论中，阻碍了网民接受有关特定事件的多元信息，以至于新闻翻转現象频发。
（三）身份认同驱动网民主动“编织茧房”
“二战”以来，身份认同研究成为显学，宏观层面的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等，微观层面的有亚文化、边缘群体、职业认同等。身份认同是后真相时代的推动力之一，经过后真相的诱导和转介，身份认同又成为内嵌进“信息茧房”的一个驱动力。由于身份认同追求的存在，具有这一想象情怀的群体，会顺着身份认同寻找有利于巩固这一认知的信息，排斥不利于建构身份认同的信息，必要时会发起信息战的方式压缩有害身份认同建构的话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有过一段总结，他认为由于全球性文化社区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建构一种具备防卫属性的认同，为了增强彼此的联系而拒绝确定性的认知[22]。
在理论意义上，身份认同并不排斥共同体认同，但实践中的身份认同运动，往往采取敌视大共同体的态度，将身份认同建构看作脱离大共同体的离心运动。为了增强身份认同群体的凝聚力，不断撕裂原生的共同体，破坏大共同体内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近年来的网络女权运动为例，在维护女性权益的过程中，一些网民脱离基本事实塑造“男性是施暴者”“政府是施暴者”“旁观者也是施暴者”的形象，并获得了不小的影响力。
除了一些具有社会争议的身份认同议题，伴随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也出现了一些不受主流关注的亚文化认同。如基于某种爱好，主动接受某一类型信息的长期传播，形成一种有意识的“信息茧房”。这类“信息茧房”的比例，不亚于时政议题的比例，但受到关注度不高，往往破圈就引起轰动。2020年上半年，哔哩哔哩和快手两家视频网站，各自推出了一部宣传片，前者推出的是《后浪》，后者推出的《看见》，在对两部影片的评价中，“信息茧房”效应就出现了，《后浪》的都市风契合了哔哩哔哩的忠实用户，却疏远了城市以外的世界;《看见》看见了郊外的风光和努力的人们，但也缺失了一份生活的浪漫。
五、治理共同体与“信息茧房”
在社交媒体时代，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速度加快，使得“信息茧房”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也由网络空间延伸到现实世界。2020年2月24日，一位网络写手在“AO3”网站发布的一篇同人文章《下坠》，其中将顶流明星肖战设定位为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妹，并插图肖战女装画像，这受到肖战粉丝的强烈抵制。在事情发酵期间，肖战粉丝进行了有组织的不断投诉行为，导致《下坠》作者弃号和《下坠》作品下架，并使得“AO3”网站平台无法正常登录。这引起路人粉丝的不满，认为肖战粉丝的举报行为影响网络和谐，加入对肖战粉丝的网络混战当中，引发了网络空间一次大规模“冲突”事件，前后持续多达十余天。前文提及后真相与身份认同，是驱动当代网民主动编织信息茧房的内在动力，在肖战粉丝与路人网民的混战中，也可看出前者基于偶像所建立的身份认同，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皈依式狂热，只愿意接受符合偶像人设的信息，并试图压缩与粉丝群体意见不一样的信息存在空间，并将“战火”由网络世界扩大到现实生活中去。 AO3的粉丝在回忆这件事时叹息到：“大家一起逛超市，按需购买即可，但是有人如果因为货架上摆了不喜欢的东西而勒令整个超市关门，其他人可能会永远买不到菜。”[23]可见这起粉丝之间的相互举报事件已经不仅是网络事件。事隔一周年，涉事主人公肖战发表文章，对这一网民群体对立冲突事件表达歉意。但这起明星粉丝与路人网民在国内媒体的正面对抗事件，表明我国当前的信息治理存在一些急需加强的地方，部分网民能够借助现实世界的“公权力”满足私人诉求。基于亚文化认同形成的网络社群，已经构成事实性的集体认知，并善于运用信息攻防的手段，排挤其他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这种行为不仅影响到网络社群的和谐相处，还对不少群体的社会生活造成困扰，经过冲突较量后，一些网民的现实处境发生变化，对外界信息的接受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更愿意接受符合自己新近认知的各类信息，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信息采取忽视和拒斥态度。
建立和谐友好的亚文化社群，对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意义深远，信息治理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信息茧房”房的存在阻碍了事实全貌的传播，导致网民群体内部出现对立和敌视。因此，需从社会治理原则出发探寻破解“信息茧房”的应对举措，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一）身份重塑：治理共同体祛魅碎片化的信息认知
有学者指出，在国家的政治叙事中，“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是权力精英对于生活实践的理性回应，它的理论指向是共同管理以建立良性社会[24]。要实现社会治理，就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改变政府主导一切社会议题的结构，赋予社会和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由于这一概念涉及权力的转向与过渡，从一提出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和诠释[25]。
社会治理并不意味政府放弃主导权力，而是政府让渡一些边缘性权力，借此激发民众的激情和社会的活力。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瓦解已有的组织结构，而是通过权力再分配的方式，打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6]。李雪松对此也有论述，“由于治理共同体意味着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决策程序民主、资源配置公平、共享结果正义，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必然结果是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共同体”[27]。因此，共同体的目标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赋予了共同体内各成员存在的合法性;其二，它指明了共同体成员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其三，它肯定共同体内部个体参与共同体事务的权利。
而對“信息茧房”的分析可知，这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拟态环境，相对于完整的现实世界，它是个体对世界的碎片化的认知。这种碎片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是基于个人心理偏向形成了接纳“信息茧房”的培养皿，从一开始就具有倾向性;其二，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平台或媒体，是通过勾画受众个人心理图谱建立推送流程，继续扩大受众原有选择的覆盖范围。由此形成的信息传播链条，有利于强化受众作为个体的存在，却不利于受众接受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更不会让受众认识到自己能够改变自己所接受的信息范围。网民对抖音的态度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在使用抖音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获得符合自己偏好的推送，以至于无法控制观看视频的频度。当意识到过度沉迷于刷抖音的时候，就开始指责抖音编织信息网罗来困住自己，却改变不了继续刷抖音的嗜好。
因此，采取治理共同体的手段应对“信息茧房”意味着：首先，要打破对社交媒体的“偶像崇拜”，帮助民众树立信息俱乐部成员的身份认知;其次，要督促社交媒体平台摆正自身的位置，破除其能自由支配和塑造虚拟世界的角色设定;再次，将社交媒体、监管部门和网络用户置于共同体原则，讲述各自在网络信息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增进各方的了解;最后，不断开拓信息传播的视域，尽力复刻完整的现实世界。
（二）信息共建：增强优质内容有效传播
前述可知，信息茧房效应的一个显著危害，是信息内容的同质化和受众人群的圈层化。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开放治理理念，破除信息传播的茧房化效应，可以从“信息共建”的角度进行探索。在目前的算法推送机制中，往往以流量为优先考虑，轻视对原创内容的开发和引导，一款信息产品爆红后，一堆同质的产品随之泛滥。
从市场和计划的角度来看，“信息共建”具有一定的计划属性，而纯粹的算法机制是市场化的产物，“信息共建”所具有的导向性，是弥补算法绝对市场化逻辑不足的一种手段。所谓“信息共建”指的是，在既有的信息传播架构中，增强具有正面性、多元化和开放性的信息供给，丰富网络空间的优质内容，从源头上打击撕裂性信息的传播。
推动“信息共建”，需要贯彻社会治理原则，让监管部门、平台媒体和网络受众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管部门可以借助既有的管理机制，引导网络内容的生产方向，平台媒体将监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内化进算法机制运作，网络受众在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搭建的信息框架内生产多面性的内容。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防止信息生产的窄化，可以采取两种策略应对：其一，实行推送内容配额制，奖励特定主题的内容生产者，扩宽特定主题的传播范围，限制不利于网络共同体意识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其二，借助算法赋权的方式，对特定的内容生产者和特定的生产内容进行“荣耀加冕”，以平台授权的方式提升这类内容生产者和他们生产内容的社会价值，让他们成为平台社区的标杆和旗帜。“推送配额制”与“荣耀加冕”是两种实践手段，不应低估它们对改善信息传播茧房化的效用，应将其纳入破除“信息茧房”的治理进程中。
由于信息传播的茧房化效应对网络空间的撕裂和切割现象频发，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已经着手从信息传播源头的角度治理这一乱象，“信息共建”的手段配合治理平台垄断的惩戒，能够切断不利于网络共同体的信息传播，同时加快有益于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步伐。
（三）协同分工：共同治理破除茧房效应
在社会治理理论中，“共建、共治、共享”三个关键词，表达的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时，不但要建造新事物，还要治理旧事物，最终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架构，也有益于营造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高民众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事务的机会[28]。这一点与“信息茧房”效应造成的身份区隔与撕裂是大不相同的。 在算法新闻的权力结构中，存在两个强势的支配性力量，一个是算法技术的所有者，即平台媒体，一个是公共利益守护者，即监管部门。在打造“信息茧房”的过程中，两股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大的层面监管部门能够规定平台媒体的导向，小的层面平台媒体能够主导“信息茧房”的内在形状。由此构成的信息结构，是一种双核心的权力结构，支配依附在这一结构上的万千茧房。
双核心的权力结构，导致信息世界的权力分配不够均衡，首先，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民众不能充分参与到自身认知的塑造中，处在权力的边缘地带;其次，监管部门作为核心支配者，能够借助公权力之手支配平台媒体;再次，平台媒体又能够借助技术工具主导民众的信息接收;最后，监管部门能够借助平台媒体，间接主导民众的信息接收。
在“网络信息—算法技术—平台媒体（监管部门）—一般民众”的传播链中，监管部门是权力驱动型，平台媒体是利益驱动型，一般民众是兴趣驱动型，导致各个主体只顾守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忽视整个链条其他环节的存在价值，未能将权力让渡给全链条的参与者。因此，在信息生产和分配上，平台媒体、监管部门和一般民众的动机并不一致，这就导致他们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进而出现一方剥削或操控另一方的局面。
近期，由《人物》杂志报道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的风波中，就有观察人士指出，外卖公司设计利益驱动的算法，让外卖人员在奔波中受到伤害，应把算法关进笼子里[29]。民众对算法的抨击部分源于自身参与感的缺失，对于算法公司造成的负面效果无法有效制止。这也表现在“信息茧房”的生产上，民众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被算法程序捕获了所需信息的性质，然后受到算法公司的同质化“信息轰炸”，却不能有效反击社交媒体对自己的窥视与监控。
综上可知，双核心的权力分配机制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网络秩序，主要疑难在于三者权力分配的不均衡。第一，监管部门的权力过大，既可能压制平台媒体算法技术的迭代，也可能压制民众自身的破茧尝试，导致二者合谋对抗监管部门的支配;第二，平台媒体对自身定位不够明晰，忽视了信息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服务属性，一面配合监管部门压制自家用户，一面将用户作为与监管部门谈判的筹码;第三，民众缺乏有效参与信息选择、屏蔽和投诉的手段，不能对双核心规划的路线提出有力的挑战，对抗的情绪无法抒发而积攒下来。
因此，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应当赋予算法公司一些自主权，同时兼顾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包括不受算法监控的权利;从社交媒体的角度来说，应当自觉配合监管部门的管理指导，同时确保网络用户不持续遭受同质信息的侵扰，并设置有效的反馈渠道并不定期重置;从网络民众的角度来谈，应当有参与设计自身信息接收框架的意识，避免过度的情绪因素固化自己的信息偏好，主动争取破除算法对自己的全景式窥视。
（四）合作共赢：化个体满足为整体得益
“信息茧房”效应，是社会分化的伴生品，这种分化包括阶层分化、職业分化、趣味分化、理念分化等。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逐渐接受了不同的文化理念，这既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也让社会曾共享的价值观受到冲击。由于利益、趣味、职业等分化的演进，对外在信息的选择也出现分化，不同的群体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拟态环境。快速发展算法技术和后真相政治的崛起，加速了这种信息选择的分化，以至于曾经呈现共识的社会议题，成为眼下颇具争议的事件。不同群体的人们不再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是满足于局部的利益收获，“信息茧房”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对于一些沉浸在“信息茧房”的民众，他们不断接受有利于自己“三观”的信息，而排斥不利于自己既有认知的信息。这种具有倾向性的选择，首先导致了一部分人士对外界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其次，这种被处理过的认知又主导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让其做出了错误的举动;最后，现实世界的不可回避性地打击他们错误的认知，导致心灵世界的崩溃。
综上所述，造成“信息茧房”的因素有三重：第一，是现实世界的分化，催生了不同的信息偏好群体;第二，是算法技术的推动，强化了“信息茧房”的繁衍;第三，监管部门对信息流通权力的垄断，导致信息结构不对称。从社会治理的“共享”原则看“信息茧房”，社会治理能够容纳千千万万茧房以及怀揣茧房的民众，它不同于“信息茧房”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展馆，力图将所有茧房建构在一起，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的蜂巢，并在各个封闭的茧房间搭建能够联通的桥梁。要从共享的层面处理三重因素，就要做到弥合不同群体的分歧，将“反茧房”编程植入算法技术中，完善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和支配手段。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将社会各群体能够接受的共识性信息，在合适的场景下分发出去;第二，将已经分化的各类信息，经由算法分成不同类别，增强不同性质信息交叉穿梭的空间，让相似与相似相遇，也让相同与不同碰面;第三，制订信息交互的底线，增强不同群体线上相遇和对话的机会，打破网络世界的信息鸿沟。
六、结语与建议
在社交媒体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工具、算法新闻走进亿万民众、后真相政治强势崛起的时代，“信息茧房”受到学者的审视和质疑是不可避免的。苏涛与彭兰在述评2020年度的新媒体研究中就指出：“在由算法驱动的智能信息平台已成为主流传播渠道的现实环境下，算法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生态的发展和走向，也带来制度、伦理、法律等种种方面的社会问题。”[30]但在对“信息茧房”成因的剖析中，可以发现这种信息认知结构的存在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要想破除茧房效应，促进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不能单纯否定算法新闻，或轻视民众的信息偏好，而应借鉴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帮助平台媒体、监管部门和民众实现内向突破，促使三方协同建立“共同体”的认同和追求，拒绝“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局面，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度推进“信息茧房”的治理工作。
（一）要重视平台媒体、监管部门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分配 在算法新闻与“信息茧房”的分析中，算法新闻作为一项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赋权的能力，但在赋权的过程中，平台媒体与监管部门占了大部分，导致身为主要参与者的网民反而成为弱势者。在今后的“信息茧房”治理中，单靠呼吁正能量的内容分发机制，并不足以解决三方存在的权力失衡状况，需要给予民众更多机会参与到平台的运作与监管中，如丰富民众投诉维权渠道、成立平台伦理审查委员会、健全侵权保障机制等。同时，也须规范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之间的关系，在保障平台媒体正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监管部门要提高对平台媒体的监管水平，落实审核、惩罚与激励体制机制。平台媒体对所在平台的信息传播具有极强的垄断效应，这种垄断权力如果得不到约束就可能阻碍正常的信息传播、妨碍党和政府声音的传递、迟滞公民言论的正常流通。今后，应当继续优化监管部门的权力支配手段，加大对平台媒体信息管理的监管力度，同时丰富民众对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的“逆向规制”手段。
（二）应警惕群体极化、情绪话语与身份认同的弥散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群众在哪里，宣传就要去哪里。如今，民众都上了网，宣传阵地就要推到网络空间，并适应网络空间的运作规律。进入算法新闻时期，信息的传播不单是人力在推动，人工智能也深度融入其中，这也给了更多网络负能量传播的机会。在茧房效应的生成中，群体极化、情绪话语和身份认同就是需要警惕的几种情况。社会运作需要信息流通，但这种流通要服务于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而不是借助信息的区隔催化身份对立，撕裂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无端制造虚假对立的舆论泡沫。防止茧房效应扩散，既要做好源头工作，又要做好扫尾工作，不能任由群体情绪和社群意识影响社会发展大局。
（三）须加强对平台算法机制的监管，引导平台服务社会治理
进入5G时代，人工智能与算法对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算法机制已受到监管部门和学界的重视，但对算法机制的监管依然处在摸索阶段。造成这一困境的部分原因，不在于平台媒体不配合，而是算法机制具有一定的门槛，其审核机制不易被监管部门量化考察。为了加强对算法机制的监管，常以“民意反馈”与“舆情案例”两类内容作为规制依据。从算法机制服务社会建设的角度出发，相关部门在今后的监管过程中可以将服务“社会治理”纳入考核指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平台媒体及时开通事实时性专栏，对接信息救助的案例表明，平台媒体能够通过内部机制建设和信息推送优化线下防疫工作。因此，对平台算法机制的监管，可以加入一个“服务社会治理”的考核指标，增强平台媒体和线下社会的连接度和互动效率。此外，由于算法技术的运作需要海量用户数据作为支撑，必须规范平台算法机制对用户隐私权益的保护，打击平台媒体利用算法技术诱导用户沉迷“信息茧房”。
（四）当走好网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路线
“信息茧房”从本质上说，是信息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优质的内容无法被广大网民接受，极化属性的内容却泛滥成灾，这一效应的立足点在于社群传播和局部意识，与开放信息和社会集体意识相对立。在治理“信息茧房”效应和服务我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落实好“共治共建共享”原则，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即共同治理茧房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共同建立和谐有序的信息传播环境，共同享受良性向善的网络空间福利。因此，破除“信息茧房”效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应止步于加强监管和平台自我审查，还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让民众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收中去，民众生产信息，平台梳理传播，信息服务民众，最终推动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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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晓艳）
关键词：社会治理;信息茧房;算法新闻;后真相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人权舆论研究”（CYB20139）。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7-0118-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7.0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发展迅猛，聚集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民众参与政治沟通、民主协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依托于社交媒体的舆论场域复杂多变，“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问题的出现便是其一。所谓“信息茧房”，即民众长期接收某一倾向或类型的资讯，逐渐陷入相对封闭的拟态环境难以自拔[1]。此外，由于社交媒体不断升级的算法技术，这类媒体平台对用户阅读心理和习惯的捕捉能力也变得更强，这使得社交媒体有机会塑造用户的个人信息世界，直接影响用户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处理。“信息茧房”的蔓延会打破社会信息的正常流通，在不同群体之间编织类型不一的“拟态环境”，弱化各类群体对社会发展的共同认识，削弱民众对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支持，加剧当代社会不确定性因素的扩散，对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秩序提出挑战，不受监管约束的“信息茧房”一旦成为网络空间的常态化状况，党的声音透过网络传播的空间就会受到压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不利于良好的社会治理。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存在的信息治理问题，必须从现实社会中寻找解决方案。为了提高党和政府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水平，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曾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也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4];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有关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指明方向。
此后，“共建共治共享”成为新时代开展社会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覆盖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两个世界，助力中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治理的简要论述，指出了打造新型治理秩序的关键，即“开放共享，合作共赢”，这对突破“信息茧房”带来的治理难题，改变网络时代“茧房化”的负面效应，探索出新的治理手段颇有益处。因此，结合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信息茧房”的运作规律，并寻求应对方案势在必行。
二、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由于“信息茧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如助长阴谋论、虚假消息、不实传闻以“封闭式”“熟人圈”“蜂窝状”的形态传播等症状，学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信息茧房”话题，并反思技术异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在梳理了近些年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相关文献后，本研究总结出“信息茧房”的存在与否、“信息茧房”带来的社会影响、破除“信息繭房”的方案等三点研究现状，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一）对“信息茧房”定义与存在的研究
“信息茧房”近年成为学界热点话题，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原因：一是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空间的发展壮大，平台媒体的野蛮生长与四处扩张，催生了一系列信息问题和舆论难题，引起各界对平台资本把控舆论的担忧;二是国外学者的既有成果，如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认为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显著偏好，为开展信息碎片化、分层化、差异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6]。那么，“信息茧房”到底存在与否？对此，学者们存有不同的看法，喻国明认为，当前对“信息茧房”的重视存在误读，“信息茧房”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互联网带来的，是海量信息差异化消费的必然结果[7]。陈昌风等也认为当前对“信息茧房”解读存在问题，但她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信息茧房”确实存在，而是证实“信息茧房”存在的实证数据不够[8]。对此，彭兰就桑斯坦关于“信息茧房”的定义进行了回溯，她认为桑斯坦对“信息茧房”的定义，是由一种选择性心理造成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信息茧房”，那它确实是存在的[9]。 學者们对“信息茧房”存在的分析，源于对“信息茧房”定义的理解分歧，绝对封闭的“信息茧房”并不存在，但基于个人的选择性心理形成的局部信息圈层，还是存在的。这在传统媒体时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了快速传播的网络技术和精准分发的算法技术，“信息茧房”的生成土壤发生了变化，也让这一难题化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障碍，信息获取渠道和内容发生了变化，针对信息所作出的反应也随之改变。
（二）对“信息茧房”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
目前，“信息茧房”已成为网络上耳熟能详的词汇，网民对“信息茧房”的感受也在发生变化。起初，“信息茧房”被认为有负面色彩，暗指网民所接触的信息环境是片面的。但随着茧房效应的扩散，“信息茧房”被当作一种隐喻，用来讽刺对信息碎片化和区隔的无力，也传达出对“信息茧房”驱动网民群体分裂成各个小圈子的担忧。王妍在研究中就呼吁：“近年来网络媒体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持续向用户提供定制化、精准化服务，却无意加速了‘信息茧房’效应形成，对用户社会等造成一定危害。”[10]胡婉婷也认为，“信息茧房”效应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造成了破坏，出现意见表达受到压制、理性批判受到侵蚀、社会共同体难以维系等状况[11]。还有学者结合社交媒体的具体把关机制，批判“信息茧房”对公共讨论空间的侵蚀，王梓懿、李梦然以新浪微博的热搜把关机制为分析对象发现，新浪微博的热搜机制主要由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共同组成，但由于自媒体的一些特殊属性，造成了“泛娱乐信息茧房”的问题，所谓“泛娱乐信息茧房”指的是，由于把关机制失灵，大量娱乐性信息充斥网络空间，挤压了网络空间的正常信息流通[12]。在网络空间存在一些公共通道，这些通道是所有网民共同的信息来源渠道，当单一议题在封闭的环境中快速膨胀，就会造成整个公共通道的崩溃，典型案例如突发娱乐新闻引起的微博宕机。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信息茧房”的影响，大多集中在批评反思，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信息茧房”造成个人认知的窄化、阻碍公共讨论空间的生产、挤压其他社群的网络活动空间、破坏网络世界的共同体意识等角度。由此可见，“信息茧房”的存在加速了网络社群的部落化，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也不利于个人与社会建立良性有序的互动关系。
（三）对破除“信息茧房”效应的方案研究
尽管“信息茧房”在网络中的使用意涵有变化，学者们对“信息茧房”还是抱有比较强的戒备心，担忧“信息茧房”的扩张会影响到网络空间的稳定，殃及国家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从回应室效应到“信息茧房”，学者们一直追求建立一个全面的信息环境，对信息区隔化现象持批判态度。信息如同网络世界的流通资本，不同类型的信息代表的面值不一样，当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呈现出集中化和圈层化，形成一个个封闭的茧房，那对网民整体而言不亚于等级制再现。因此，在开展“信息茧房”存在和影响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在研究破除“信息茧房”的方案。彭兰认为，要破解“信息茧房”需要依靠优化算法技术、改进信息供给侧和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等举措[9]。刘华栋也认为要破除“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从丰富信息接受渠道、搭建具有公共色彩的传播空间，以及提升媒介素养[13]。还有学者从信息偶遇的角度提出破解“信息茧房”的可能，他们认为社会整体可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搭建信息接触的“人行道”、鼓励媒介间的相互链接等方式实现[14]。也有新闻媒体人士，从生活的角度提出建议，防范“信息茧房”对自身造成的危害，可以从“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多渠道接受多方面信息”“加强直接的人机交流”“积极参加团队集体活动”等方面着手[15]。“信息茧房”对个人和社会具有负面作用，破除“信息茧房”效应也是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但从学者们所提的“破茧”方案，可以看出“信息茧房”并不容易破除，需要多种措施和手段的配合，这为后续研究“信息茧房”做了铺垫。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信息茧房”的存在与否持有不同意见，大体上认定“信息茧房”效应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从改善信息供给和提升媒介素养提出应对方案。但上述研究还存在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未能重视“信息茧房”背后平台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后果，忽视了“信息茧房”对现实社会的冲击，没有将“信息茧房”看作社会治理的一道难题。因此，本研究将借助社会治理“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指导理念，引入算法新闻、后真相、治理共同体等学术概念，丰富“信息茧房”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促进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协同发展。
三、算法技术与“信息茧房”的生成
算法技术作为一种信息搜集、分发和定制技术，其应用不局限于算法新闻，囊括了多类产品，包括影视、小说、漫画、游戏、商品等。但获得算法加持的算法新闻，是目前社交媒体上的主要产品形态之一。对网民而言，新闻如同空气，弥漫在网络空间，算法新闻的出现，让空气般的新闻与人类实现了更紧密的联结。算法新闻已成为网络世界绕不开的信息产品，影响着民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当前，学界对算法新闻约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新闻的出现是必然的，能够改善旧的新闻生产流程;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新闻剥夺了人工编辑的新闻价值选择权，不利于新闻职业精神的弘扬与继承;还有一种调和性的观点认为算法新闻能够实现更个性化的新闻生产，并实现更精准的信息分发，但其蕴含的价值导向和传播窄化问题也需予以重视。
在学界的交流与探讨中，算法新闻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以算法为核心的驱动技术成为各大媒体竞相学习的对象。但从受众接受信息的“茧房化”角度来分析，在目前的算法新闻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算法的所有者享有支配性权力
算法新闻是一种信息形态，算法是大脑，决定信息的内核，而算法掌握在平台手里，因此造就了算法所有者的强势权力地位，喻国明、杨莹莹等曾指出，“算法即权力”[16]。算法新闻的主要传播载体是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应用软件。 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这些社交巨头公司，主要是平台型软件，负责将新华社、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单位的新闻转推给网民。随着字节跳动集团的强势崛起，加快了社交平台转型内容生产者的进程，它们不再满足于信息搬运。这一时期，社交媒体巨头公司，利用自身已有的雄厚资本，不断加大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收购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扶持自家平台的自媒体，壮大自家的平台实力。史安斌、王沛楠对Facebook进军新闻媒体行业的回溯性研究发现，脸谱网一方面促进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融合，另一方面推动了传播权力向自身集中，并造成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17]。
社交媒体拥有比较大的用户活跃量，为算法的推出和优化提供了实验平台。由网民参与而不断强化的算法技术，又反过来巩固社交媒体的强势地位，造就了算法所有者对信息生产、传播和分发的优势。算法所有者的这种强势地位，赋予了他们相对网民不对等的优势。在他们将算法新闻推送给网民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调节算法编程的方式进行“二次编辑”，即将已经筛选过的新闻二次筛选，剔除不利于算法所有者利益和价值导向的信息，将网络舆论向有利于平台媒体的方向引导。
（二）監管部门能够深度干预平台运行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本就遇到挫折的全球化，又迎新挑战——各国对信息的流通和监管不断加码。2020年8月，印度突然宣布封禁来自我国的App，其中包括受到印度民众喜爱的Tiktok。同一时间，美国政府提出了“清洁网络”计划，主张在全球范围封禁来自我国的信息硬件和软件设施。
但据新闻报道显示，虽然遭遇突发情况，2020年上半年抖音国际版“Tiktok”的全球下载量依然可观，独占App下载量排行榜榜首。不断跳动的下载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企业影响力的变化。一家具有中国“印记”的企业，击败了老牌的美国互联网巨头，成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也让它的竞争对手Facebook格外眼红。
Tiktok与Facebook的隔空较量，既是两种算法运作机制的博弈，也是监管部门介入算法新闻的重要表现。这表明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力干预算法机制的运行，并制裁算法的所有者。从信息主权和自由流通的角度来讲，维护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是各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但这种强制干预的方式并非总是合理的。
此外，字节跳动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算法”公司，但在其发家的中国市场，由它推出的信息类产品，也曾受到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的警告和处罚。以它旗下的产品“内涵段子”为例，虽然它在网络市场的下载量颇多，但是由于其低俗的信息内容和精准推送，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勒令“永久关停”。字节跳动在中美两个市场都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尽管起因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这表明监管部门有能力介入到算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三）网络用户被动参与到算法运作
在目前主流的算法新闻类App中，都有设计首次登录的主题选择操作，提供多元的新闻主题供网民选取，平台由此获得网民最初步的个人心理画像。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选取新闻主题的过程中，网民看似获得了选择新闻的权利，但同时也让自己失去了接触更全面信息的机会。
由实践来看，在算法的生成和运行中，网民是主要的参与者。没有民众的参和配合，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算法技术。但在算法形成的早期，民众未能意识到算法通过计算他们的思维方式建构模型，并借此预测他们未来的各种行为。也就是说，网民是被动卷入算法模型的设计过程，虽然享受到算法提供给他们的便利，帮助他们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信息，却没有意识到算法会加大他们对所需信息的接触，最终促使网民对整体世界认知的失衡。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认知失衡可能激发逆向的破茧效应，即一部分网民意识到他们被同质化的信息包裹，尝试打破算法技术建构的“信息茧房”。
互联网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海量的资讯，在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海洋中，找到适合自己，或者自己需要的信息，离不开算法的帮助，这给了算法生存发展的空间。但算法对网民心理的揣测，主要是基于既往的网络痕迹，是一种经验的不断重复，较难实现开拓性的信息投射。算法技术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在获得网民的加持后，能够反哺于网民自身，但无节制的反哺也会造就网民的“虚胖”，也就是“信息茧房”的人性化呈现。一般的网络民众对“奶头乐”式的算法新闻天然具有亲近性，也就不容易突破这种被算法控制的状态。
四、后真相对“信息茧房”效应的强化
算法新闻是从信息传播源头推动“信息茧房”的生产，后真相（post-truth）政治则从信息传播的终端催生孕育信息茧房的社会土壤。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解释是：“相比于理性的客观事实，民众更偏向于符合自身认知的情绪想象。”对此，可作出四个层次的解读：第一，社交媒体时期，情绪成为硬通货，能够最大限度形成热门议题;第二，网民立场的固化现象严重，改变民众的已有观点殊为不易;第三，事实的滞后性，让其不为人重视;第四，网络世界的部落化现象加剧，同样情绪或立场的网民更容易相互取暖。总体而言，后真相让民众对自己的倾向更加依赖，对符合自己认知态度的人和事更容易采取温和态度。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注意到了后真相会加剧“信息茧房”，但对后真相与“信息茧房”的转化阐述尚不明晰[18]。除了后真相和“信息茧房”两个体现网络世界碎片化和部落化的词汇外，还有“同温层”这一概念。同温层近似于“信息茧房”，但相比已经受到污名化的后者，前者受到的批评相对较少。所谓同温层，主要指的是对世界的认知具有比较强的契合性，面对各类社会事件能够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态度的特殊群体。同温层也是舒适层，活跃在同温层的网民能够借助彼此共通的情感、知识和记忆，获得长久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激励。
在可见的未来，后真相与“信息茧房”的胶着还会继续，无论是从拟态环境的塑造，还是公众交流的和谐互助，抑或是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后真相与“信息茧房”都是绕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弥合后真相造成的群体分歧，扩大“信息茧房”与拟态环境，还有现实环境的交叉融合，需要回归到两者所代表的现阶段状况。在目前对后真相现象的研究中，有以下几个特点需要留意。 （一）群体极化影响网民对信息的选择
自2016年以来，世界多国陷入“民粹主义”漩涡，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他的拥趸。学者们在解释特朗普等领导人的崛起时，往往采用基本盘的说法，即铁杆粉丝和忠诚选民群体，无论所支持的领导人做出何种决定，基本盘都会支持自己的“候选人”。简言之，选民群体正变得极端。
有学者认为，“后真相”是西方知识分子为了掩饰自己失败而刻意编造的一个词语[19]。因为欧美近来的选举表明，广大选民群体不再信赖精英们主导的建制力量，对他们所传递的各类信息采取怀疑态度。基本盘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但用来指代特定时期的某类选民比较恰当。这个概念的有趣在于，它与后真相有着微妙的联系。在欧美国家以往的选举历史中，基本盘一直都存在着。但“后真相”化的基本盘并不多见。选择后真相的基本盘是欧美选举体制的“变态”，这个“变态”出现的原因在于，例行的常规选举无法改变现状，也无法满足选民们的诉求，促使他们选择激进的政治立场处理对待外界事物和选择候选人。
经过“后真相”化的基本盘，比较容易受到茧房效应的诱惑，在面对建制派垄断财富、权力和文化霸权的状况下，基本盘有意识重复接受对手的负面信息，借此建构自己的世界认知。这种经过立场和情绪过滤的信息，形成了坚固的茧房，隔断了他们完善外在认知的渠道，这让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趋于极化。由于人的接触范围有限，加上兴趣偏好的天然倾向，“信息茧房”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但被工具化并受到后真相话语包装的“信息茧房”，并非常见的现象。
（二）情绪话语阻碍网民接触多元信息
后真相的诞生，伴随重大国际事件，故一开始就受到学界关注，早在2017年初，《探索与争鸣》杂志曾组织过一次圆桌会议，就“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探讨，会议主持者们认为，后真相现象是西方文化发展到现阶段的歧出，是对传统民主文化的背离，情绪的高扬在后真相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相较于前现代和现代文化偏重理性的一面，后真相的文化底色后现代更为接近情绪[20]。
后真相现象中的情绪话语，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经过两次“黑天鹅”事件的加码，逐渐引起人们重视。但在此之前，饱含情绪的新闻话语和社会议题，已经扩散到群众中去。在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公共领域或者说公共讨论空间，应该放任各种意见充分交流，因为最终代表真理的意见会占据上风。在“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中，对意见的预设立场是理性的，但在后来的新闻实践中，这一理论受到诸多挑战，对于理性能否应付感性的话语和期待，实践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当民主体制内部出现危机时，具有煽动性、挑逗性的情绪话语，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由于后真相的立场先于事实判断，当具有刺激性的情绪话语出现时，民众情不自禁地陷入政客设置的陷阱。2020年5月至8月，我国长江等多条干流出现重大洪灾，这让“三峡大坝”成了境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在应对洪水的过程中，三峡大坝表现良好，让一些人大失所望。如洪灾期间，台湾省内媒体多次发布“三峡溃坝”的虚假消息，还编造三峡大坝厚度仅几厘米的不实谣言，这种经不起验证的消息因为“抗中”情绪的加持，竟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而被频繁转载[21]。
后真相的先定立场加上情绪性的议题导向，让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变得更狭窄。受到后真相影响的媒体编辑，会选择推出具有情感偏向的议题，受到后真相浸染的受众，会对收到的新闻资讯进行情绪调适。当所接收的信息符合既有价值立场，且具有比较强的情感属性，受众群体会经过议题的情感向度形成临时性的想象共同体，尤其是对某一议题的愤怒情绪。这让议题的其他属性被淹没在主导情绪的舆论中，阻碍了网民接受有关特定事件的多元信息，以至于新闻翻转現象频发。
（三）身份认同驱动网民主动“编织茧房”
“二战”以来，身份认同研究成为显学，宏观层面的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等，微观层面的有亚文化、边缘群体、职业认同等。身份认同是后真相时代的推动力之一，经过后真相的诱导和转介，身份认同又成为内嵌进“信息茧房”的一个驱动力。由于身份认同追求的存在，具有这一想象情怀的群体，会顺着身份认同寻找有利于巩固这一认知的信息，排斥不利于建构身份认同的信息，必要时会发起信息战的方式压缩有害身份认同建构的话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有过一段总结，他认为由于全球性文化社区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建构一种具备防卫属性的认同，为了增强彼此的联系而拒绝确定性的认知[22]。
在理论意义上，身份认同并不排斥共同体认同，但实践中的身份认同运动，往往采取敌视大共同体的态度，将身份认同建构看作脱离大共同体的离心运动。为了增强身份认同群体的凝聚力，不断撕裂原生的共同体，破坏大共同体内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近年来的网络女权运动为例，在维护女性权益的过程中，一些网民脱离基本事实塑造“男性是施暴者”“政府是施暴者”“旁观者也是施暴者”的形象，并获得了不小的影响力。
除了一些具有社会争议的身份认同议题，伴随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也出现了一些不受主流关注的亚文化认同。如基于某种爱好，主动接受某一类型信息的长期传播，形成一种有意识的“信息茧房”。这类“信息茧房”的比例，不亚于时政议题的比例，但受到关注度不高，往往破圈就引起轰动。2020年上半年，哔哩哔哩和快手两家视频网站，各自推出了一部宣传片，前者推出的是《后浪》，后者推出的《看见》，在对两部影片的评价中，“信息茧房”效应就出现了，《后浪》的都市风契合了哔哩哔哩的忠实用户，却疏远了城市以外的世界;《看见》看见了郊外的风光和努力的人们，但也缺失了一份生活的浪漫。
五、治理共同体与“信息茧房”
在社交媒体时代，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速度加快，使得“信息茧房”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也由网络空间延伸到现实世界。2020年2月24日，一位网络写手在“AO3”网站发布的一篇同人文章《下坠》，其中将顶流明星肖战设定位为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妹，并插图肖战女装画像，这受到肖战粉丝的强烈抵制。在事情发酵期间，肖战粉丝进行了有组织的不断投诉行为，导致《下坠》作者弃号和《下坠》作品下架，并使得“AO3”网站平台无法正常登录。这引起路人粉丝的不满，认为肖战粉丝的举报行为影响网络和谐，加入对肖战粉丝的网络混战当中，引发了网络空间一次大规模“冲突”事件，前后持续多达十余天。前文提及后真相与身份认同，是驱动当代网民主动编织信息茧房的内在动力，在肖战粉丝与路人网民的混战中，也可看出前者基于偶像所建立的身份认同，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皈依式狂热，只愿意接受符合偶像人设的信息，并试图压缩与粉丝群体意见不一样的信息存在空间，并将“战火”由网络世界扩大到现实生活中去。 AO3的粉丝在回忆这件事时叹息到：“大家一起逛超市，按需购买即可，但是有人如果因为货架上摆了不喜欢的东西而勒令整个超市关门，其他人可能会永远买不到菜。”[23]可见这起粉丝之间的相互举报事件已经不仅是网络事件。事隔一周年，涉事主人公肖战发表文章，对这一网民群体对立冲突事件表达歉意。但这起明星粉丝与路人网民在国内媒体的正面对抗事件，表明我国当前的信息治理存在一些急需加强的地方，部分网民能够借助现实世界的“公权力”满足私人诉求。基于亚文化认同形成的网络社群，已经构成事实性的集体认知，并善于运用信息攻防的手段，排挤其他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这种行为不仅影响到网络社群的和谐相处，还对不少群体的社会生活造成困扰，经过冲突较量后，一些网民的现实处境发生变化，对外界信息的接受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更愿意接受符合自己新近认知的各类信息，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信息采取忽视和拒斥态度。
建立和谐友好的亚文化社群，对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意义深远，信息治理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信息茧房”房的存在阻碍了事实全貌的传播，导致网民群体内部出现对立和敌视。因此，需从社会治理原则出发探寻破解“信息茧房”的应对举措，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一）身份重塑：治理共同体祛魅碎片化的信息认知
有学者指出，在国家的政治叙事中，“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是权力精英对于生活实践的理性回应，它的理论指向是共同管理以建立良性社会[24]。要实现社会治理，就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改变政府主导一切社会议题的结构，赋予社会和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由于这一概念涉及权力的转向与过渡，从一提出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和诠释[25]。
社会治理并不意味政府放弃主导权力，而是政府让渡一些边缘性权力，借此激发民众的激情和社会的活力。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瓦解已有的组织结构，而是通过权力再分配的方式，打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6]。李雪松对此也有论述，“由于治理共同体意味着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决策程序民主、资源配置公平、共享结果正义，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必然结果是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共同体”[27]。因此，共同体的目标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赋予了共同体内各成员存在的合法性;其二，它指明了共同体成员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其三，它肯定共同体内部个体参与共同体事务的权利。
而對“信息茧房”的分析可知，这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拟态环境，相对于完整的现实世界，它是个体对世界的碎片化的认知。这种碎片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是基于个人心理偏向形成了接纳“信息茧房”的培养皿，从一开始就具有倾向性;其二，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平台或媒体，是通过勾画受众个人心理图谱建立推送流程，继续扩大受众原有选择的覆盖范围。由此形成的信息传播链条，有利于强化受众作为个体的存在，却不利于受众接受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更不会让受众认识到自己能够改变自己所接受的信息范围。网民对抖音的态度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在使用抖音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获得符合自己偏好的推送，以至于无法控制观看视频的频度。当意识到过度沉迷于刷抖音的时候，就开始指责抖音编织信息网罗来困住自己，却改变不了继续刷抖音的嗜好。
因此，采取治理共同体的手段应对“信息茧房”意味着：首先，要打破对社交媒体的“偶像崇拜”，帮助民众树立信息俱乐部成员的身份认知;其次，要督促社交媒体平台摆正自身的位置，破除其能自由支配和塑造虚拟世界的角色设定;再次，将社交媒体、监管部门和网络用户置于共同体原则，讲述各自在网络信息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增进各方的了解;最后，不断开拓信息传播的视域，尽力复刻完整的现实世界。
（二）信息共建：增强优质内容有效传播
前述可知，信息茧房效应的一个显著危害，是信息内容的同质化和受众人群的圈层化。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开放治理理念，破除信息传播的茧房化效应，可以从“信息共建”的角度进行探索。在目前的算法推送机制中，往往以流量为优先考虑，轻视对原创内容的开发和引导，一款信息产品爆红后，一堆同质的产品随之泛滥。
从市场和计划的角度来看，“信息共建”具有一定的计划属性，而纯粹的算法机制是市场化的产物，“信息共建”所具有的导向性，是弥补算法绝对市场化逻辑不足的一种手段。所谓“信息共建”指的是，在既有的信息传播架构中，增强具有正面性、多元化和开放性的信息供给，丰富网络空间的优质内容，从源头上打击撕裂性信息的传播。
推动“信息共建”，需要贯彻社会治理原则，让监管部门、平台媒体和网络受众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管部门可以借助既有的管理机制，引导网络内容的生产方向，平台媒体将监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内化进算法机制运作，网络受众在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搭建的信息框架内生产多面性的内容。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防止信息生产的窄化，可以采取两种策略应对：其一，实行推送内容配额制，奖励特定主题的内容生产者，扩宽特定主题的传播范围，限制不利于网络共同体意识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其二，借助算法赋权的方式，对特定的内容生产者和特定的生产内容进行“荣耀加冕”，以平台授权的方式提升这类内容生产者和他们生产内容的社会价值，让他们成为平台社区的标杆和旗帜。“推送配额制”与“荣耀加冕”是两种实践手段，不应低估它们对改善信息传播茧房化的效用，应将其纳入破除“信息茧房”的治理进程中。
由于信息传播的茧房化效应对网络空间的撕裂和切割现象频发，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已经着手从信息传播源头的角度治理这一乱象，“信息共建”的手段配合治理平台垄断的惩戒，能够切断不利于网络共同体的信息传播，同时加快有益于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步伐。
（三）协同分工：共同治理破除茧房效应
在社会治理理论中，“共建、共治、共享”三个关键词，表达的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时，不但要建造新事物，还要治理旧事物，最终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架构，也有益于营造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高民众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事务的机会[28]。这一点与“信息茧房”效应造成的身份区隔与撕裂是大不相同的。 在算法新闻的权力结构中，存在两个强势的支配性力量，一个是算法技术的所有者，即平台媒体，一个是公共利益守护者，即监管部门。在打造“信息茧房”的过程中，两股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大的层面监管部门能够规定平台媒体的导向，小的层面平台媒体能够主导“信息茧房”的内在形状。由此构成的信息结构，是一种双核心的权力结构，支配依附在这一结构上的万千茧房。
双核心的权力结构，导致信息世界的权力分配不够均衡，首先，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民众不能充分参与到自身认知的塑造中，处在权力的边缘地带;其次，监管部门作为核心支配者，能够借助公权力之手支配平台媒体;再次，平台媒体又能够借助技术工具主导民众的信息接收;最后，监管部门能够借助平台媒体，间接主导民众的信息接收。
在“网络信息—算法技术—平台媒体（监管部门）—一般民众”的传播链中，监管部门是权力驱动型，平台媒体是利益驱动型，一般民众是兴趣驱动型，导致各个主体只顾守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忽视整个链条其他环节的存在价值，未能将权力让渡给全链条的参与者。因此，在信息生产和分配上，平台媒体、监管部门和一般民众的动机并不一致，这就导致他们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进而出现一方剥削或操控另一方的局面。
近期，由《人物》杂志报道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的风波中，就有观察人士指出，外卖公司设计利益驱动的算法，让外卖人员在奔波中受到伤害，应把算法关进笼子里[29]。民众对算法的抨击部分源于自身参与感的缺失，对于算法公司造成的负面效果无法有效制止。这也表现在“信息茧房”的生产上，民众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被算法程序捕获了所需信息的性质，然后受到算法公司的同质化“信息轰炸”，却不能有效反击社交媒体对自己的窥视与监控。
综上可知，双核心的权力分配机制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网络秩序，主要疑难在于三者权力分配的不均衡。第一，监管部门的权力过大，既可能压制平台媒体算法技术的迭代，也可能压制民众自身的破茧尝试，导致二者合谋对抗监管部门的支配;第二，平台媒体对自身定位不够明晰，忽视了信息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服务属性，一面配合监管部门压制自家用户，一面将用户作为与监管部门谈判的筹码;第三，民众缺乏有效参与信息选择、屏蔽和投诉的手段，不能对双核心规划的路线提出有力的挑战，对抗的情绪无法抒发而积攒下来。
因此，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应当赋予算法公司一些自主权，同时兼顾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包括不受算法监控的权利;从社交媒体的角度来说，应当自觉配合监管部门的管理指导，同时确保网络用户不持续遭受同质信息的侵扰，并设置有效的反馈渠道并不定期重置;从网络民众的角度来谈，应当有参与设计自身信息接收框架的意识，避免过度的情绪因素固化自己的信息偏好，主动争取破除算法对自己的全景式窥视。
（四）合作共赢：化个体满足为整体得益
“信息茧房”效应，是社会分化的伴生品，这种分化包括阶层分化、職业分化、趣味分化、理念分化等。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逐渐接受了不同的文化理念，这既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也让社会曾共享的价值观受到冲击。由于利益、趣味、职业等分化的演进，对外在信息的选择也出现分化，不同的群体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拟态环境。快速发展算法技术和后真相政治的崛起，加速了这种信息选择的分化，以至于曾经呈现共识的社会议题，成为眼下颇具争议的事件。不同群体的人们不再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是满足于局部的利益收获，“信息茧房”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对于一些沉浸在“信息茧房”的民众，他们不断接受有利于自己“三观”的信息，而排斥不利于自己既有认知的信息。这种具有倾向性的选择，首先导致了一部分人士对外界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其次，这种被处理过的认知又主导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让其做出了错误的举动;最后，现实世界的不可回避性地打击他们错误的认知，导致心灵世界的崩溃。
综上所述，造成“信息茧房”的因素有三重：第一，是现实世界的分化，催生了不同的信息偏好群体;第二，是算法技术的推动，强化了“信息茧房”的繁衍;第三，监管部门对信息流通权力的垄断，导致信息结构不对称。从社会治理的“共享”原则看“信息茧房”，社会治理能够容纳千千万万茧房以及怀揣茧房的民众，它不同于“信息茧房”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展馆，力图将所有茧房建构在一起，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的蜂巢，并在各个封闭的茧房间搭建能够联通的桥梁。要从共享的层面处理三重因素，就要做到弥合不同群体的分歧，将“反茧房”编程植入算法技术中，完善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和支配手段。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将社会各群体能够接受的共识性信息，在合适的场景下分发出去;第二，将已经分化的各类信息，经由算法分成不同类别，增强不同性质信息交叉穿梭的空间，让相似与相似相遇，也让相同与不同碰面;第三，制订信息交互的底线，增强不同群体线上相遇和对话的机会，打破网络世界的信息鸿沟。
六、结语与建议
在社交媒体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工具、算法新闻走进亿万民众、后真相政治强势崛起的时代，“信息茧房”受到学者的审视和质疑是不可避免的。苏涛与彭兰在述评2020年度的新媒体研究中就指出：“在由算法驱动的智能信息平台已成为主流传播渠道的现实环境下，算法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生态的发展和走向，也带来制度、伦理、法律等种种方面的社会问题。”[30]但在对“信息茧房”成因的剖析中，可以发现这种信息认知结构的存在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要想破除茧房效应，促进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不能单纯否定算法新闻，或轻视民众的信息偏好，而应借鉴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帮助平台媒体、监管部门和民众实现内向突破，促使三方协同建立“共同体”的认同和追求，拒绝“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局面，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度推进“信息茧房”的治理工作。
（一）要重视平台媒体、监管部门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分配 在算法新闻与“信息茧房”的分析中，算法新闻作为一项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赋权的能力，但在赋权的过程中，平台媒体与监管部门占了大部分，导致身为主要参与者的网民反而成为弱势者。在今后的“信息茧房”治理中，单靠呼吁正能量的内容分发机制，并不足以解决三方存在的权力失衡状况，需要给予民众更多机会参与到平台的运作与监管中，如丰富民众投诉维权渠道、成立平台伦理审查委员会、健全侵权保障机制等。同时，也须规范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之间的关系，在保障平台媒体正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监管部门要提高对平台媒体的监管水平，落实审核、惩罚与激励体制机制。平台媒体对所在平台的信息传播具有极强的垄断效应，这种垄断权力如果得不到约束就可能阻碍正常的信息传播、妨碍党和政府声音的传递、迟滞公民言论的正常流通。今后，应当继续优化监管部门的权力支配手段，加大对平台媒体信息管理的监管力度，同时丰富民众对监管部门和平台媒体的“逆向规制”手段。
（二）应警惕群体极化、情绪话语与身份认同的弥散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群众在哪里，宣传就要去哪里。如今，民众都上了网，宣传阵地就要推到网络空间，并适应网络空间的运作规律。进入算法新闻时期，信息的传播不单是人力在推动，人工智能也深度融入其中，这也给了更多网络负能量传播的机会。在茧房效应的生成中，群体极化、情绪话语和身份认同就是需要警惕的几种情况。社会运作需要信息流通，但这种流通要服务于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而不是借助信息的区隔催化身份对立，撕裂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无端制造虚假对立的舆论泡沫。防止茧房效应扩散，既要做好源头工作，又要做好扫尾工作，不能任由群体情绪和社群意识影响社会发展大局。
（三）须加强对平台算法机制的监管，引导平台服务社会治理
进入5G时代，人工智能与算法对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算法机制已受到监管部门和学界的重视，但对算法机制的监管依然处在摸索阶段。造成这一困境的部分原因，不在于平台媒体不配合，而是算法机制具有一定的门槛，其审核机制不易被监管部门量化考察。为了加强对算法机制的监管，常以“民意反馈”与“舆情案例”两类内容作为规制依据。从算法机制服务社会建设的角度出发，相关部门在今后的监管过程中可以将服务“社会治理”纳入考核指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平台媒体及时开通事实时性专栏，对接信息救助的案例表明，平台媒体能够通过内部机制建设和信息推送优化线下防疫工作。因此，对平台算法机制的监管，可以加入一个“服务社会治理”的考核指标，增强平台媒体和线下社会的连接度和互动效率。此外，由于算法技术的运作需要海量用户数据作为支撑，必须规范平台算法机制对用户隐私权益的保护，打击平台媒体利用算法技术诱导用户沉迷“信息茧房”。
（四）当走好网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路线
“信息茧房”从本质上说，是信息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优质的内容无法被广大网民接受，极化属性的内容却泛滥成灾，这一效应的立足点在于社群传播和局部意识，与开放信息和社会集体意识相对立。在治理“信息茧房”效应和服务我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落实好“共治共建共享”原则，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即共同治理茧房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共同建立和谐有序的信息传播环境，共同享受良性向善的网络空间福利。因此，破除“信息茧房”效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应止步于加强监管和平台自我审查，还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让民众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收中去，民众生产信息，平台梳理传播，信息服务民众，最终推动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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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