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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而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中国战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地区指挥中心，而与莫斯科、华盛顿、伦敦齐名的国际名城，而闻名遐迩。本文将以“抗战”为主线，浅析抗日战争对重庆所产生的影响，及抗日战争与重庆发展的关系。
一、战略迁都历史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无数次迁都历程。历史上的迁都，大都缘由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和利益斗争，造成外患不断，统治者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往往采取迁都的形式，以稳定政治局势，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迁都的历史背景
在抗战前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了强权统治，凭借武力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从而达到巩固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1937年，窥视中国政局已久的日本政府，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致使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在北平、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告急，迫使国民政府做出战略迁都的重大抉择。
（二）迁都重庆的缘由
抗战前，重庆隶属四川省，实为西南重要城市。国民政府迁都之
缘由：一是重庆两江汇合处，占据丰富的水运资源，可成为战时军需物资、人员运送的水上运输线。二是重庆与滇黔等省接壤，抗战援华物资通过缅甸-云南-重庆，进入内地，成为战时陆上交通枢纽。三是重庆凭借四周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防御的屏障来抵御日军的空袭。四是重庆所辖长寿等四县，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为抗战储备大量军需食物。五是重庆虽为军阀把持，但战事相对甚少，社会较为稳定。1935年，四川省政府建于重庆，继后，设立重庆行营。由此可见，重庆在抗战前为国民政府迁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抗战之都的确立
南京沦陷，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国民政府决议移驻重庆。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提议：“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继而又签署手谕：“现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寻求办公”。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电告前线将士，政府决定迁都重庆。①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11日，蒋介石晋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面陈国府最后定下“迁都重庆之议”。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可见，国民政府就迁都事宜，在短时期内作出一系列周密筹划、部署及公告，为日后迁都做好统筹安排。
二、抗战之都政治地位的崛起
自国民政府入驻重庆，重庆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地位鹤起。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进驻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办公，改称“国府路”。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是年中旬，中共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取道桂林到达重庆。至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心全部移驻重庆。国共两党和各界党政军要员聚首重庆，这为稳定抗战团结局面，维系国家命运，激励大后方人民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政府自1937年迁都在重庆建置，时至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近九年时间，接纳安置国民政府中央机关57个，3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40多个国际性组织，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这些国家使馆、国际性组织设立于重庆，加强了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间的联系，使中国抗日战争赢得国际和平组织和国际友人的同情与支持，使重庆成为中国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被国际社会所承认，被全世界视为中国抗日大后方岿然不屈的象征。如当年时论认为，“最明显而雄辩地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征服之精神”。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而“成为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城市，更已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个挺拔的高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即珍珠港事件）后，中、美、英三國军事同盟和东南亚国家抗击日军的指挥中心，在重庆设立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部。使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地区的中枢，使重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
三、抗日战争促进重庆战时经济迅猛发展
抗战的历史机遇促进重庆经济迅猛发展，重庆因内迁而盛，救国而兴，全国各行各业集结重庆，先进的人才、技术激活了这座长江内陆城市，新建工业园区、金融大厦拔地而起，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使重庆迅速成为中国战时经济中心。
（一）完成中国工业战略性大调整
抗战前，重庆是中国内陆城市之一，地处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经济较为落后，但因水陆交通较为发达，而成为西南地区、长江上游第一大商埠。其支柱产业，主要以四川等地所产的山货、桐油、生丝、药材等传统外销物资，均以重庆为转运中枢，输出业成为重庆商业中经济的增长点。这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布局，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抗战爆发，我国沿海、沿江的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确保抗战所需物资，在抗日救国的高潮中，动员大批爱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家将其工厂迁往大后方。使中国工业由沿海地区向西南进行的一次战略的大布局，使重庆由战前的一个商业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后方唯一综合性工业区，为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战时商业的发展为重庆大后方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重庆地区工矿、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大量单位、机构迁渝，致使人口激增，因而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亦随之大增，促使重庆商业日益繁荣，社会游资增多，大大地刺激人们投入商业，涌现了大批的开发商，商业市场得到空前的发展，使重庆成为了商业中心，出现了“战时繁荣”其表现为：一是商业企业的行业逐年增加。战前重庆各行业工会组织，不健全，数量少。二是商业企业数量增多，行业经营规模扩大，从事商业的职工数超过工矿业。三是形成了专业交易市场网络，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商业市场体系，促进了商业良性发展。四是重庆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战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心是上海，重庆则仅是长江上游的对外贸易的集中地和转运出口地。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武汉等通商口岸相继沦陷，长江下游航运被日军封锁，外贸中心由此转向重庆。
一、战略迁都历史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无数次迁都历程。历史上的迁都，大都缘由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和利益斗争，造成外患不断，统治者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往往采取迁都的形式，以稳定政治局势，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迁都的历史背景
在抗战前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了强权统治，凭借武力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从而达到巩固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1937年，窥视中国政局已久的日本政府，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致使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在北平、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告急，迫使国民政府做出战略迁都的重大抉择。
（二）迁都重庆的缘由
抗战前，重庆隶属四川省，实为西南重要城市。国民政府迁都之
缘由：一是重庆两江汇合处，占据丰富的水运资源，可成为战时军需物资、人员运送的水上运输线。二是重庆与滇黔等省接壤，抗战援华物资通过缅甸-云南-重庆，进入内地，成为战时陆上交通枢纽。三是重庆凭借四周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防御的屏障来抵御日军的空袭。四是重庆所辖长寿等四县，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为抗战储备大量军需食物。五是重庆虽为军阀把持，但战事相对甚少，社会较为稳定。1935年，四川省政府建于重庆，继后，设立重庆行营。由此可见，重庆在抗战前为国民政府迁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抗战之都的确立
南京沦陷，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国民政府决议移驻重庆。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提议：“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继而又签署手谕：“现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寻求办公”。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电告前线将士，政府决定迁都重庆。①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11日，蒋介石晋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面陈国府最后定下“迁都重庆之议”。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可见，国民政府就迁都事宜，在短时期内作出一系列周密筹划、部署及公告，为日后迁都做好统筹安排。
二、抗战之都政治地位的崛起
自国民政府入驻重庆，重庆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地位鹤起。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进驻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办公，改称“国府路”。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是年中旬，中共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取道桂林到达重庆。至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心全部移驻重庆。国共两党和各界党政军要员聚首重庆，这为稳定抗战团结局面，维系国家命运，激励大后方人民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政府自1937年迁都在重庆建置，时至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近九年时间，接纳安置国民政府中央机关57个，3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40多个国际性组织，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这些国家使馆、国际性组织设立于重庆，加强了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间的联系，使中国抗日战争赢得国际和平组织和国际友人的同情与支持，使重庆成为中国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被国际社会所承认，被全世界视为中国抗日大后方岿然不屈的象征。如当年时论认为，“最明显而雄辩地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征服之精神”。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而“成为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城市，更已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个挺拔的高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即珍珠港事件）后，中、美、英三國军事同盟和东南亚国家抗击日军的指挥中心，在重庆设立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部。使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地区的中枢，使重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
三、抗日战争促进重庆战时经济迅猛发展
抗战的历史机遇促进重庆经济迅猛发展，重庆因内迁而盛，救国而兴，全国各行各业集结重庆，先进的人才、技术激活了这座长江内陆城市，新建工业园区、金融大厦拔地而起，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使重庆迅速成为中国战时经济中心。
（一）完成中国工业战略性大调整
抗战前，重庆是中国内陆城市之一，地处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经济较为落后，但因水陆交通较为发达，而成为西南地区、长江上游第一大商埠。其支柱产业，主要以四川等地所产的山货、桐油、生丝、药材等传统外销物资，均以重庆为转运中枢，输出业成为重庆商业中经济的增长点。这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布局，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抗战爆发，我国沿海、沿江的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确保抗战所需物资，在抗日救国的高潮中，动员大批爱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家将其工厂迁往大后方。使中国工业由沿海地区向西南进行的一次战略的大布局，使重庆由战前的一个商业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后方唯一综合性工业区，为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战时商业的发展为重庆大后方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重庆地区工矿、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大量单位、机构迁渝，致使人口激增，因而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亦随之大增，促使重庆商业日益繁荣，社会游资增多，大大地刺激人们投入商业，涌现了大批的开发商，商业市场得到空前的发展，使重庆成为了商业中心，出现了“战时繁荣”其表现为：一是商业企业的行业逐年增加。战前重庆各行业工会组织，不健全，数量少。二是商业企业数量增多，行业经营规模扩大，从事商业的职工数超过工矿业。三是形成了专业交易市场网络，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商业市场体系，促进了商业良性发展。四是重庆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战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心是上海，重庆则仅是长江上游的对外贸易的集中地和转运出口地。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武汉等通商口岸相继沦陷，长江下游航运被日军封锁，外贸中心由此转向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