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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法性理论是新制度学派的核心思想。合法性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发展，这引起了越来愈多的学者的注意。本文将对合法性这一概念做一梳理，并提出合法性的层次概念。
关键词：合法性；文献梳理；新制度学派
引言
许多企业的实例证明到合法性是一项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能获取合法性支持的企业，可以在激变的潮流中得以生存与发展：缺少合法性支持的企业，却会在变革与创新中失败。这引起了许多学者与企业家对组织合法性的关注与研究，然而合法性一词对大众来说能为陌生，合法性理论知之者也有为较少。故笔者对西方制度学派的合法性理论进行以下简答的介绍。
1.合法性的概念界定
“合法性”这一概念是最早在1956年是由Parsons提出，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扩充，已经就“合法性”一词的概念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
在Dowling和Pfeffer（1975）看来，合法性更像是一种评估。即组织要符合社会文化，组织活动要与整个社会行为准则保持一致。[1]
Meyer和Scott（1983）认为合法性来自于社会的文化环境，组织被公众社会所认知的程度越高，则企业能获得的合法性则越多。[2]
Suchman（1995）为“合法性”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合法性”包括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是指对实体的行为的感知或假设，认为其在由规范、信念、价值观等社会体系内，是否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在他看来合法性并非是对具体事务的评价，而一种是普遍性的评价。[3]
Zimmerman和Zeitz（2002）认为组织可以主动地进行调整，使自身的行为和结构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以求获取合法性。[4]
Washington和Zajac（2005）进一步指出合法性对于组织来说是一种重要资源，可以帮助组织提升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
Tilling和Tilt（2010）认为合法性是动态性过程。社会规范，价值与信仰都是在改变着的，因此合法性也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合法性这个资源价值就需要得到来自社会持续性支持。
通过梳理以往管理学家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愈来愈趋向于认为合法性来自于公众、社会对组织的认识与评价，是一种可以维持组织运行的重要资源，组织要主动迎合变化，以获取合法性。
2.组织合法性的层次划分
对于组织合法性的层次划分，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每个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例如Scott（1995）将合法性分为三类，分别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Zimmerman和Zeitz（2002）在Scott对合法性分类基础上，又增加了产业合法性这一类别。我国学者赵孟营（2005）则从空间角度来考虑，把组织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两类。Dacin（2007）的分类更为详细，将合法性分为五类，分别为市场合法性、投资合法性、关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以及联盟合法性。Kaganer，Pawlowski和Sonja（2010），在研究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中获取合法性的时候，提出了自己了分类方法，分为认知合法性，效用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和社会政治合法性五类合法性[5]。鉴于此，通过相关理论与文献研宄，以及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并参照Scott（1995），本文提出合法性来源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分类：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
规制合法性是指组织通过遵守政府、专业机构等相关部门所制订的规章制度，来表明自己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的，则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一旦违背，会被淘汰出局。规范合法性，它来源于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规范合法性与规制合法性概念上虽然相似，实则不同。社会公众判断组织“正确地做事”则表明组织可以获取规制合法性，社会公众若做出组织“做正确的事”的判断则表明组织能够获取规范合法性；“做正确的事”的这种判断的标准是组织的行动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是否符合广为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6]。社会环境中的组织不仅受到诸如公平竞争之类的一般性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且还受到从业者所认同的职业标准这类特殊规范的约束。认知合法性来源于有关特定事物或活动的知识的扩散，当一项活动被人们所“广为接受”时，它就具备了认知合法性[7]。同样，认知合法性与上面所提到的规范合法性也不太容易区分，但是Jepperson指出，基于“广为接受”的认知合法性与基于“评价”的规范合法性存在差异：前者强调的是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后者强调的是符合人们的兴趣和价值观[8]。（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A L Stinchcombe，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1965
[2] Dowling J，Pfeffer J.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Social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75，18（1）：122 - 136.
[3] Meyer J.W，Scott W R.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Ritual and Rationality[M].Beverly Hills：Sage，1983.
[4] Suchman M.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 - 610.
[5] Zimmerman M.A，Zeitz G.J.Beyond Survival：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3）：414 - 431.
[6] 华盛顿和扎扬茨；《进化到竞争的理论与证据》，《管理科学学报》2005年第48期。
[7] 杜运周，任兵，陈忠卫：先动性，合法化与中小企业成长——一个中介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2008，12：126-138.
[8] 王丹丹，张英华：组织合法性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脉络分析[J].求索2012，10
关键词：合法性；文献梳理；新制度学派
引言
许多企业的实例证明到合法性是一项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能获取合法性支持的企业，可以在激变的潮流中得以生存与发展：缺少合法性支持的企业，却会在变革与创新中失败。这引起了许多学者与企业家对组织合法性的关注与研究，然而合法性一词对大众来说能为陌生，合法性理论知之者也有为较少。故笔者对西方制度学派的合法性理论进行以下简答的介绍。
1.合法性的概念界定
“合法性”这一概念是最早在1956年是由Parsons提出，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扩充，已经就“合法性”一词的概念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
在Dowling和Pfeffer（1975）看来，合法性更像是一种评估。即组织要符合社会文化，组织活动要与整个社会行为准则保持一致。[1]
Meyer和Scott（1983）认为合法性来自于社会的文化环境，组织被公众社会所认知的程度越高，则企业能获得的合法性则越多。[2]
Suchman（1995）为“合法性”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合法性”包括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是指对实体的行为的感知或假设，认为其在由规范、信念、价值观等社会体系内，是否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在他看来合法性并非是对具体事务的评价，而一种是普遍性的评价。[3]
Zimmerman和Zeitz（2002）认为组织可以主动地进行调整，使自身的行为和结构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以求获取合法性。[4]
Washington和Zajac（2005）进一步指出合法性对于组织来说是一种重要资源，可以帮助组织提升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
Tilling和Tilt（2010）认为合法性是动态性过程。社会规范，价值与信仰都是在改变着的，因此合法性也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合法性这个资源价值就需要得到来自社会持续性支持。
通过梳理以往管理学家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愈来愈趋向于认为合法性来自于公众、社会对组织的认识与评价，是一种可以维持组织运行的重要资源，组织要主动迎合变化，以获取合法性。
2.组织合法性的层次划分
对于组织合法性的层次划分，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每个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例如Scott（1995）将合法性分为三类，分别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Zimmerman和Zeitz（2002）在Scott对合法性分类基础上，又增加了产业合法性这一类别。我国学者赵孟营（2005）则从空间角度来考虑，把组织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两类。Dacin（2007）的分类更为详细，将合法性分为五类，分别为市场合法性、投资合法性、关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以及联盟合法性。Kaganer，Pawlowski和Sonja（2010），在研究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中获取合法性的时候，提出了自己了分类方法，分为认知合法性，效用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和社会政治合法性五类合法性[5]。鉴于此，通过相关理论与文献研宄，以及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并参照Scott（1995），本文提出合法性来源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分类：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
规制合法性是指组织通过遵守政府、专业机构等相关部门所制订的规章制度，来表明自己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的，则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一旦违背，会被淘汰出局。规范合法性，它来源于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规范合法性与规制合法性概念上虽然相似，实则不同。社会公众判断组织“正确地做事”则表明组织可以获取规制合法性，社会公众若做出组织“做正确的事”的判断则表明组织能够获取规范合法性；“做正确的事”的这种判断的标准是组织的行动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是否符合广为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6]。社会环境中的组织不仅受到诸如公平竞争之类的一般性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且还受到从业者所认同的职业标准这类特殊规范的约束。认知合法性来源于有关特定事物或活动的知识的扩散，当一项活动被人们所“广为接受”时，它就具备了认知合法性[7]。同样，认知合法性与上面所提到的规范合法性也不太容易区分，但是Jepperson指出，基于“广为接受”的认知合法性与基于“评价”的规范合法性存在差异：前者强调的是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后者强调的是符合人们的兴趣和价值观[8]。（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A L Stinchcombe，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1965
[2] Dowling J，Pfeffer J.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Social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75，18（1）：122 - 136.
[3] Meyer J.W，Scott W R.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Ritual and Rationality[M].Beverly Hills：Sage，1983.
[4] Suchman M.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 - 610.
[5] Zimmerman M.A，Zeitz G.J.Beyond Survival：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3）：414 - 431.
[6] 华盛顿和扎扬茨；《进化到竞争的理论与证据》，《管理科学学报》2005年第48期。
[7] 杜运周，任兵，陈忠卫：先动性，合法化与中小企业成长——一个中介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2008，12：126-138.
[8] 王丹丹，张英华：组织合法性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脉络分析[J].求索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