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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藏区历史或汉藏关系史研究中，卫藏政治史往往得到诸多海外学者的重视，而鲜有英文专著会专门探讨其他藏区的政治史。四川大学中国藏学所玉珠措姆基于自己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在二○一五年由列克星敦出版社（Lexington Books）出版的英文专著The Rise of Go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瞻对的“独眼龙”勇士：工布朗吉在康区的兴起》），则将目光聚焦在十九世纪的康区。她从一位瞻对土司工布朗吉的兴亡史入手，探析十九世纪的康区政治以及清代中央和藏区地方的关系。
玉珠措姆首先介绍了十九世纪的康区及处于危机中的大清和卫藏，从而帮助读者理解工布朗吉崛起的时代背景。玉珠措姆发现，十九世纪的康区实际上延续了之前的分裂状态，长江以西的康区由西藏地方政府任命的官员统治，而长江以东则由数十个地方土王、头人所统治。这些土王和头人有自己的军队，并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征税。进一步的，这些土王和头人又采取类似封建制的方式将土地和人民封给臣属予以管理。在对外关系方面，尽管卫藏和大清对康区的控制是间接和名义上的，但康区确实和卫藏及清廷也都保持着一定联系。卫藏寺庙通过向康区属寺征税及堪布任命来对康区地方施加影响力，而出身康区的喇嘛在卫藏进阶到高级喇嘛时又可以通过政教合一制度来影响卫藏政治。同时，土王和头人们都乐于接受清廷的册封成为地方“土司”，表示对大清的效忠。不过，玉珠措姆指出，这些康区土司对大清的效忠有利益考量：“当大清国力强盛时，头人们被迫顺服大清，因为他们发现大清官衔对于巩固自己的权威是有帮助的，同时也能享受到靠大清军队保护免受外来侵略的好处。”（29页）这种现实主义策略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当大清国力衰弱时，有些土王和头人会通过扩张自己的领土来忤逆大清。十九世纪的大清正是处于国力衰退期，人口急剧膨胀导致人均耕地大量减少，社会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从而滋长各类地方叛乱。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贵州苗人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陕甘回民起义、阿古柏事件，一连串的地方叛乱大大削弱了国力。更糟的是，大清同时还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让大清的统治陷入危机，使之无力阻挡工布朗吉最初的崛起。在大清处于危机的同时，卫藏同样也遭遇了内乱和外患。卫藏的世俗贵族和喇嘛统治阶层在十九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权力斗争，卫藏又与多古拉人（the Dogras）、廓尔喀人（the Gurkhas）分别在一八四一和一八五六年发生战争，这些危机的发生让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介入康区政治。
工布朗吉在康区迅速崛起是非常令人诧异的，因为在他开始征伐之前，其家乡瞻对处于分裂状态，而他本人只是中瞻对的小土司。 玉珠措姆認为，他能成功崛起主要得益于瞻对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性格、能力。首先，由于瞻对地处卫藏和内地交通要冲，往来官商众多，而当地无统一的管理机构，这使得瞻对人形成抢劫路上官商的彪悍民风。为了保证商道的安全，清军屡次进军瞻对试图直接控制该地区，均被当地人挫败，这一方面助长了瞻对人的彪悍，另一方面也让工布朗吉等瞻对土司看到了大清的虚弱，使得他们敢于扩张自己的领地。其次，瞻对社会基本上由基于血亲关系的部落构成。这种社会结构使部落成员将忠诚于本部落特别是头人视为义务，也使成员将为捍卫部落或家庭荣誉而复仇视作天经地义。再次，瞻对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也促成了工布朗吉在军事上的成功。冷兵器时代，速度和机动性对于取得战争胜利极为重要，而游牧者恰好具备这两个特性 。因其性格和能力使然，工布朗吉能恰到好处地利用瞻对社会文化环境特点来为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比如他制定了十条政策强化本部落成员的荣誉感，其中主要条款是鼓励抢劫和血亲复仇（100页）。另外他也善于利用政治婚姻笼络下属和周边其他头人。
玉珠措姆重建了工布朗吉统一瞻对和征服康区的过程。他的征伐从中瞻对开始，先是将上瞻对头人顿珠旺杰（Dondrup Wanggyel）的势力赶出中瞻对，之后将中瞻对所有不效忠自己的势力悉数铲除。之后他通过蚕食所属村庄及部落削弱上瞻对头人的势力，并趁上层内乱的机会迅速吞并上瞻对。工布朗吉对下瞻对的征服有异于上瞻对，他首先夺取了下瞻对头人的治所日努（Rinup），再以此为中心吞并整个下瞻对。之后他花了一些时间征服其他不效忠于他的瞻对头人，到一八四八年左右，终于统一整个瞻对地区。恰在此时，驻藏大臣琦善途经理塘，一些瞻对头人下属跑去跟他申诉，要求清廷干预工布朗吉的扩张。琦善命令上下瞻对头人治下的人民重新去夺回土地，还命理塘总管和地方寺庙提供帮助，甚至动员了清军进剿工布朗吉。但是，清军最后并没有消灭工布朗吉，而是通过夸大战绩蒙蔽朝廷。工布朗吉则迅速从围剿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巩固在瞻对的统治。清军的无能进一步刺激了工布朗吉向整个康区扩张的野心。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工布朗吉相继征服了五霍尔地区、德格、理塘和明正土司辖地。到一八六二年，他堵塞了卫藏和汉地之间的南部商路，甚至派军去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昌都和察雅。到一八六三年，他已经占领了康区绝大部分，从而成功实现了崛起。
工布朗吉的征伐恰好把途经康区的重要商路给切断，这给卫藏和汉地造成了巨大经济和政治影响，促使他们最终下决心扑灭工布朗吉。玉珠措姆为我们讲述了工布朗吉的覆灭以及对康区的影响。清廷当时忙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所以无力出兵康区。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不同，到一八六三年，卫藏的内斗和外患均已结束，于是果断派兵遏制工布朗吉的扩张，并最终在一八六五年将其打败。由于工布朗吉在康区的统治并没有获得大多数被征服土司头人的真心服从，一旦拉萨派军前来，这些土司头人迅速叛离，原先被工布朗吉收为人质的土司头人及家属也纷纷逃走，转而反对他。这导致工布朗吉很快失去所占领的康区大部分领地。之后拉萨军在地方土司头人的协助下，进攻瞻对，并最终将他彻底打败，工布朗吉以自焚结束生命。玉珠措姆认为，瞻对军之所以失败有三方面原因：有熟悉地形和状况的地方向导指引拉萨军；憎恨工布朗吉将土地夺走的当地藏人强烈支持拉萨军；瞻对军在各地的恐怖政策，导致当地人对他们的极度憎恨。在工布朗吉即将失败之时，清廷才决定由四川省方面出兵瞻对，不过未能赶上拉萨军对工布朗吉的最后一击。因此之故，在战后，清廷决定将瞻对赏给西藏地方政府以作为一种战功奖励。此外，清廷也意识到，瞻对民风彪悍，即使另立土司可能也难以压服，所以不如将此烫手山芋交由西藏地方政府来接手。清廷的决定使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延伸到长江以东的康区，这一变动招致四川一些满汉官员的不满，接下来数十年，他们数次动议朝廷收回瞻对改由四川直辖，以遏制西藏地方政府影响力并巩固西南边疆。不过该动议屡遭驳回，直到清亡前一年才实现。 玉珠措姆这本英文专著通过工布朗吉的崛起为我们勾勒出了十九世纪康区政治史，并将这一历史事件置于汉藏互动的大背景之中，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无疑是巧妙且吸引人的。作者还充分利用了汉藏英三种文献，且所引汉藏一手文献价值颇高，如战地军事报告等，保证了这本历史学著作的可信度。身为康巴藏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引用了当地谚语民谣，如形容瞻对分裂状态的：“瞻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贵族。”（67页）又如形容瞻对人崇尚男子气概和复仇精神的：“打在敌人鼻子上的拳头比起听从良人建议当然更令人满足。”（105页）这些无疑增加了我们对瞻对社会文化的直观认识。
这本书也对我们认识十九世纪的清藏关系有新的帮助。夏格巴、范普拉赫、艾哈迈德人坚称大清—西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施关系，以此来突出西藏的独立地位。而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持相反观点，认为两者很显然是从属关系，西藏是清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维格则认为，十八世纪之后的大清—西藏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供施关系来形容，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摄政事实上都顺从于大清皇帝，两者确实存在着上下尊卑的关系，皇帝也有能力影响到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作用。而玉珠措姆则在卫藏出兵康区平定工布朗吉的叙述中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汉藏关系。卫藏从属于大清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从属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汉地省份与大清的关系。在西藏地方政府决定出兵后，清廷对其深入康区颇有疑虑，屡次命驻藏大臣满庆令西藏地方政府召回出征军队，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服从满庆的命令，而是继续征讨工布朗吉（207页）。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驻藏大臣在卫藏的权威是有限的 ，这与汉地省份的总督巡抚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自身处于危机中的大清对康区土司头人的控制也是较弱的，强势头人比如工布朗吉就会为了自身利益忤逆大清官员的命令，而这些官员对强势头人的反制措施则较为有限，甚至对工布朗吉的征讨也并非由清朝正规军而是由西藏地方政府的藏军来完成。
此外，这本书也帮助我们理解大清地方政治变动的多样性。十九世纪的大清发生了多起严重的地方叛乱，传统上我们会将这些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地方统治的腐败，人民忍受不住压迫才起义反抗官府。玉珠措姆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地方政治变动都可以用这一范式来解释。她并不认为工布朗吉的崛起是一种“叛乱”，因為康区当时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他的军事行动不针对这一不存在的政治实体，而是要通过征伐实现康区的统一（79页）。同时，无产者的起义也很难解释工布朗吉的崛起，因为工布朗吉本身就是头人而非无产者，他所辖的部落臣民更是较少受到大清官员的管束，更难谈得上压迫了（102页）。玉珠措姆在这一点上的突破无疑有助于我们认清大清这一庞大帝国版图上复杂的政治变动。
（The Rise of Go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玉珠措姆著，Lexington Books，2015年版）
玉珠措姆首先介绍了十九世纪的康区及处于危机中的大清和卫藏，从而帮助读者理解工布朗吉崛起的时代背景。玉珠措姆发现，十九世纪的康区实际上延续了之前的分裂状态，长江以西的康区由西藏地方政府任命的官员统治，而长江以东则由数十个地方土王、头人所统治。这些土王和头人有自己的军队，并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征税。进一步的，这些土王和头人又采取类似封建制的方式将土地和人民封给臣属予以管理。在对外关系方面，尽管卫藏和大清对康区的控制是间接和名义上的，但康区确实和卫藏及清廷也都保持着一定联系。卫藏寺庙通过向康区属寺征税及堪布任命来对康区地方施加影响力，而出身康区的喇嘛在卫藏进阶到高级喇嘛时又可以通过政教合一制度来影响卫藏政治。同时，土王和头人们都乐于接受清廷的册封成为地方“土司”，表示对大清的效忠。不过，玉珠措姆指出，这些康区土司对大清的效忠有利益考量：“当大清国力强盛时，头人们被迫顺服大清，因为他们发现大清官衔对于巩固自己的权威是有帮助的，同时也能享受到靠大清军队保护免受外来侵略的好处。”（29页）这种现实主义策略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当大清国力衰弱时，有些土王和头人会通过扩张自己的领土来忤逆大清。十九世纪的大清正是处于国力衰退期，人口急剧膨胀导致人均耕地大量减少，社会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从而滋长各类地方叛乱。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贵州苗人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陕甘回民起义、阿古柏事件，一连串的地方叛乱大大削弱了国力。更糟的是，大清同时还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让大清的统治陷入危机，使之无力阻挡工布朗吉最初的崛起。在大清处于危机的同时，卫藏同样也遭遇了内乱和外患。卫藏的世俗贵族和喇嘛统治阶层在十九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权力斗争，卫藏又与多古拉人（the Dogras）、廓尔喀人（the Gurkhas）分别在一八四一和一八五六年发生战争，这些危机的发生让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介入康区政治。
工布朗吉在康区迅速崛起是非常令人诧异的，因为在他开始征伐之前，其家乡瞻对处于分裂状态，而他本人只是中瞻对的小土司。 玉珠措姆認为，他能成功崛起主要得益于瞻对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性格、能力。首先，由于瞻对地处卫藏和内地交通要冲，往来官商众多，而当地无统一的管理机构，这使得瞻对人形成抢劫路上官商的彪悍民风。为了保证商道的安全，清军屡次进军瞻对试图直接控制该地区，均被当地人挫败，这一方面助长了瞻对人的彪悍，另一方面也让工布朗吉等瞻对土司看到了大清的虚弱，使得他们敢于扩张自己的领地。其次，瞻对社会基本上由基于血亲关系的部落构成。这种社会结构使部落成员将忠诚于本部落特别是头人视为义务，也使成员将为捍卫部落或家庭荣誉而复仇视作天经地义。再次，瞻对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也促成了工布朗吉在军事上的成功。冷兵器时代，速度和机动性对于取得战争胜利极为重要，而游牧者恰好具备这两个特性 。因其性格和能力使然，工布朗吉能恰到好处地利用瞻对社会文化环境特点来为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比如他制定了十条政策强化本部落成员的荣誉感，其中主要条款是鼓励抢劫和血亲复仇（100页）。另外他也善于利用政治婚姻笼络下属和周边其他头人。
玉珠措姆重建了工布朗吉统一瞻对和征服康区的过程。他的征伐从中瞻对开始，先是将上瞻对头人顿珠旺杰（Dondrup Wanggyel）的势力赶出中瞻对，之后将中瞻对所有不效忠自己的势力悉数铲除。之后他通过蚕食所属村庄及部落削弱上瞻对头人的势力，并趁上层内乱的机会迅速吞并上瞻对。工布朗吉对下瞻对的征服有异于上瞻对，他首先夺取了下瞻对头人的治所日努（Rinup），再以此为中心吞并整个下瞻对。之后他花了一些时间征服其他不效忠于他的瞻对头人，到一八四八年左右，终于统一整个瞻对地区。恰在此时，驻藏大臣琦善途经理塘，一些瞻对头人下属跑去跟他申诉，要求清廷干预工布朗吉的扩张。琦善命令上下瞻对头人治下的人民重新去夺回土地，还命理塘总管和地方寺庙提供帮助，甚至动员了清军进剿工布朗吉。但是，清军最后并没有消灭工布朗吉，而是通过夸大战绩蒙蔽朝廷。工布朗吉则迅速从围剿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巩固在瞻对的统治。清军的无能进一步刺激了工布朗吉向整个康区扩张的野心。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工布朗吉相继征服了五霍尔地区、德格、理塘和明正土司辖地。到一八六二年，他堵塞了卫藏和汉地之间的南部商路，甚至派军去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昌都和察雅。到一八六三年，他已经占领了康区绝大部分，从而成功实现了崛起。
工布朗吉的征伐恰好把途经康区的重要商路给切断，这给卫藏和汉地造成了巨大经济和政治影响，促使他们最终下决心扑灭工布朗吉。玉珠措姆为我们讲述了工布朗吉的覆灭以及对康区的影响。清廷当时忙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所以无力出兵康区。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不同，到一八六三年，卫藏的内斗和外患均已结束，于是果断派兵遏制工布朗吉的扩张，并最终在一八六五年将其打败。由于工布朗吉在康区的统治并没有获得大多数被征服土司头人的真心服从，一旦拉萨派军前来，这些土司头人迅速叛离，原先被工布朗吉收为人质的土司头人及家属也纷纷逃走，转而反对他。这导致工布朗吉很快失去所占领的康区大部分领地。之后拉萨军在地方土司头人的协助下，进攻瞻对，并最终将他彻底打败，工布朗吉以自焚结束生命。玉珠措姆认为，瞻对军之所以失败有三方面原因：有熟悉地形和状况的地方向导指引拉萨军；憎恨工布朗吉将土地夺走的当地藏人强烈支持拉萨军；瞻对军在各地的恐怖政策，导致当地人对他们的极度憎恨。在工布朗吉即将失败之时，清廷才决定由四川省方面出兵瞻对，不过未能赶上拉萨军对工布朗吉的最后一击。因此之故，在战后，清廷决定将瞻对赏给西藏地方政府以作为一种战功奖励。此外，清廷也意识到，瞻对民风彪悍，即使另立土司可能也难以压服，所以不如将此烫手山芋交由西藏地方政府来接手。清廷的决定使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延伸到长江以东的康区，这一变动招致四川一些满汉官员的不满，接下来数十年，他们数次动议朝廷收回瞻对改由四川直辖，以遏制西藏地方政府影响力并巩固西南边疆。不过该动议屡遭驳回，直到清亡前一年才实现。 玉珠措姆这本英文专著通过工布朗吉的崛起为我们勾勒出了十九世纪康区政治史，并将这一历史事件置于汉藏互动的大背景之中，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无疑是巧妙且吸引人的。作者还充分利用了汉藏英三种文献，且所引汉藏一手文献价值颇高，如战地军事报告等，保证了这本历史学著作的可信度。身为康巴藏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引用了当地谚语民谣，如形容瞻对分裂状态的：“瞻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贵族。”（67页）又如形容瞻对人崇尚男子气概和复仇精神的：“打在敌人鼻子上的拳头比起听从良人建议当然更令人满足。”（105页）这些无疑增加了我们对瞻对社会文化的直观认识。
这本书也对我们认识十九世纪的清藏关系有新的帮助。夏格巴、范普拉赫、艾哈迈德人坚称大清—西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施关系，以此来突出西藏的独立地位。而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持相反观点，认为两者很显然是从属关系，西藏是清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维格则认为，十八世纪之后的大清—西藏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供施关系来形容，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摄政事实上都顺从于大清皇帝，两者确实存在着上下尊卑的关系，皇帝也有能力影响到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作用。而玉珠措姆则在卫藏出兵康区平定工布朗吉的叙述中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汉藏关系。卫藏从属于大清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从属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汉地省份与大清的关系。在西藏地方政府决定出兵后，清廷对其深入康区颇有疑虑，屡次命驻藏大臣满庆令西藏地方政府召回出征军队，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服从满庆的命令，而是继续征讨工布朗吉（207页）。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驻藏大臣在卫藏的权威是有限的 ，这与汉地省份的总督巡抚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自身处于危机中的大清对康区土司头人的控制也是较弱的，强势头人比如工布朗吉就会为了自身利益忤逆大清官员的命令，而这些官员对强势头人的反制措施则较为有限，甚至对工布朗吉的征讨也并非由清朝正规军而是由西藏地方政府的藏军来完成。
此外，这本书也帮助我们理解大清地方政治变动的多样性。十九世纪的大清发生了多起严重的地方叛乱，传统上我们会将这些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地方统治的腐败，人民忍受不住压迫才起义反抗官府。玉珠措姆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地方政治变动都可以用这一范式来解释。她并不认为工布朗吉的崛起是一种“叛乱”，因為康区当时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他的军事行动不针对这一不存在的政治实体，而是要通过征伐实现康区的统一（79页）。同时，无产者的起义也很难解释工布朗吉的崛起，因为工布朗吉本身就是头人而非无产者，他所辖的部落臣民更是较少受到大清官员的管束，更难谈得上压迫了（102页）。玉珠措姆在这一点上的突破无疑有助于我们认清大清这一庞大帝国版图上复杂的政治变动。
（The Rise of Go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玉珠措姆著，Lexington Books，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