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位清官,就是没为他的家乡做任何实事。”这是现在淮安楚州人常说的一句话,其实这是“冤枉”了周恩来。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归来,到新疆石河子看望内地支边青年。他在意外遇上当年由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下同)钦工镇建华村到新疆支边的青年李正兰时,满怀深情地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
　　周恩来爱家乡,也有原则地为故乡做了许多具体的实事。回忆他在建国前后为家乡做的件件往事,可以感受周恩来那颗关爱故乡、关心家乡父老的赤子之心,足以让人动情动容。
　　
　　思念家乡不回淮
　　
　　周恩来12岁时离开家乡淮安去东北求学,但他一直没有忘记淮安这块生养他、哺育他的热土。无论在他的日记中或是作品里都曾多次出现过“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和“南望乡关归不得”、“同胞兄弟各西东”等思乡怀旧的语句,其殷殷乡思、悠悠乡情跃然纸上。
　　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感慨万千地说:“35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想来母亲坟上已白杨萧萧,可我却痛悔亲恩未报。”
　　周恩来如此思念家乡却为什么没有回家一趟呢?1991年10月25日,笔者为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赴京征集文物,访问了周恩来原贴身卫士韩福裕,他回忆说:
　　1950年秋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我们党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作要过好土地改革关的动员报告时曾深有感情地说:
　　“1946年,蒋介石由重庆还都南京,我们中共代表团也随之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
　　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很近,只有300多华里。而且那里已经是解放区,所以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但是经过我再三思考,我还是没有回去,没有到我母亲坟前掬一捧土,扫一下墓。我没回去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当时时局不稳,苏北许多逃亡到南京来的地主们到我们代表团梅园的住地闹事。如果我回去就必然要给当时驻淮安的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带来麻烦,使他们在安全保卫和接待上花费较多的人力和财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当时虽是国共合作,但从我与蒋介石长期谈判的情况判断,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内战一开,处于南京北大门的“两淮(指当时的淮安、淮阴)很快就会被蒋介石的部队占领。我回去见过我的那些亲友们可能会遭到蒋的部队或他的地方爪牙们的报复而使他们人身不得安全;
　　第三,当时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按照中央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在淮安的周家和我在淮阴的外公万家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我回去后,他们必然要去看看我。这些看过我的亲戚就会因为与我有这层关系而给地方上的土改造成麻烦:他们家还按不按照政策进行土地改革?
　　基于上述三点原因的考虑,我最终没有回到家乡淮安去,没能回到我母亲的坟前。”
　　这件事多年来总是被人们说成是周恩来讲原则、讲究革命纪律,这样的说法当然没错,可我还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又何尝不是周恩来对故乡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不仅对自己是这样要求,对他的六伯父以及亲弟弟也是如此。
　　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曾先后在晚清和民国年间任过许多要职。新中国成立后被周恩来邀约到北京,担任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老人生于淮安、长于淮安,对淮安、绍兴和后来居住生活多年的扬州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在京期间,因为“馆职悠闲”,就想回老家走走看看,周恩来也都委婉地加以劝阻。周嵩尧在写给表弟鲁觉侯的信中说“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远,年衰独行,不能独行”,在周恩来的劝阻下,他一直没有回去。
　　1965年周恩来决意平掉老家祖坟,退耕还田。但当时他的嫡堂弟媳陶华尚健在,周恩来怕她想不通,就考虑在京的亲属中能有一人回去先行劝说、做好陶华的思想工作。这事被他的弟弟周恩寿知道了。周恩寿14岁离开淮安,一生颠沛流离,吃尽辛苦,也一直未能回老家淮安一趟。他多年思家心切,就直接向周恩来提了出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一趟吧?十嫂(陶华丈夫周恩硕在周家恩字辈大排行十)的思想工作我保证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正在愁没人回去做这件事,听到弟弟自告奋勇,就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周恩寿也一下高兴起来了。
　　“不行!”转瞬,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又改了口。
　　“为什么?”思乡心切的周恩寿问哥哥。
　　“因为你是周恩来弟弟,你回去以后,省里、地区和县里都会安排人接待你、陪同你,给地方上的工作添麻烦不算,还要花掉不必要的接待费用。这事我考虑过了,还是等尔萃(周恩来的侄儿、陶华儿子,时在西安航校学习)放寒假回家。他是过春节回家探亲,不会惊动地方政府。”
　　这就是周恩来,他严于律己,为了不让故乡多花一分钱,连自己十分敬爱的伯伯和疼爱的小弟回家探亲也不让。
　　
　　总渠流水唱乡情
　　
　　在今淮安市楚州区境内,由西南向东北贯穿着一条巨大的人工河——苏北灌溉总渠,滚滚的洪泽湖水经这条河东下黄海。这潺潺流水诉说着周恩来的缕缕乡情。
　　周恩来的家乡地处淮河下游,东濒大海,地势十分低洼。千百年来,受黄河夺淮的影响,这一带一直水患不断,水灾连连。还在周恩来蹒跚学步时,陈氏妈妈就曾跟他讲过《水漫泗州》的故事。当年的泗州城离淮安仅几十公里远。就在周恩来离开家乡的前几年,年年都是伏汛接秋汛,雨水暴涨,一片汪洋,淮安城内的主要街道上可以行船。市民们只好聚集到漕运旧署(这里的地面比城里其他地方高约一米)甚至爬上城墙避灾逃难。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水灾给童年的周恩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所以,建国伊始,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搞两弹一星),一个水利。这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1949年和1950年,淮河均发生水灾。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几千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两千多万,两区共有600多万人逃离家园。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8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专题会议。周恩来根据淮河流域的古往今昔,亲自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
　　在一次讨论治淮方案的会议上,国务院有的领导对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建起来,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挖这样一条大河。周恩来当即板起面孔说:“苏北人民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支援革命,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们用小车推着粮草,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他们又用小车把我们推过长江,一直‘推’到上海南京路。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支援他们吗?”就这样,他用事实和真情说服了那些不愿花太多钱治淮的同志,坚持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1951年,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偕孙子周尔辉赴京见到了她多年想念的侄儿周恩来。周恩来关切地问:“八婶,家乡人现在生活好吗?”
　　“比原来好多了。”八婶回答他。
　　“北乡人也能吃到大米饭吗?”
　　“现在还不能。”
　　听到婶娘的回答后,周恩来兴奋地说:“八婶,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哪,从洪泽湖一直通到海,那时就更好了。我们淮安北乡人也就能长水稻吃大米了。”
　　周恩来说要开挖的这条大河就是现在的苏北灌溉总渠。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3省共出动了130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83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淮河,这条为害千百年的“害河”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制服了。如今,水到淮安抽水站后,已经是“东西南北任调遣”的一番景象。周恩来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周恩来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楚州,已由当年南乡只能长一季小麦,秋天的水稻要看老天的“脸色”才能确定有无收成而变成现在的旱涝保收了;北乡则由原来只能长些低产的旱谷作物变成如今的水旱轮作,年年高产无忧的景象。这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带给淮安的巨大作用。当然,治淮的巨大成果是惠及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但也是周恩来关心家乡、为故乡人民办的一件最具体的实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就在苏北灌溉总渠开挖的同时,淮安来了四位高个子、大鼻子的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设计制造了淮安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和运南水产养殖场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和科学化的经济企业,使昔日名气不大的淮安成为苏北排洪、抗旱、航运和灌溉的枢纽。试想,一个穷乡僻壤的苏北小县,何以一下来了四位苏联援华专家、取得长足发展?如果不是周恩来,当时又有谁能派动苏联专家呢?这当是周恩来关心家乡的又一具体举措。所以,每当我站在苏北灌溉总渠岸边,看到和听到那哗哗东流的河水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体会到周恩来那关心家乡、热爱故乡的赤子深情。
　　
　　希望淮安多养猪
　　
　　周恩来1910年离开淮安后虽未回家乡一趟,但他心中时时装着家乡,惦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县政府委托赴京向周恩来汇报家乡的工作。23日和25日两天,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王汝祥。当王汝祥按县委委托,汇报了淮安打算办造纸和缫丝以及铁木3个厂,共需钢管300吨、钢板500吨,希望总理帮助解决时,周恩来指示:按目前淮安的情况,和全国钢材都缺的条件下,应首先把农业搞上来,集中力量把农具厂办好,造纸和缫丝厂因钢材困难,待明年再办。周恩来还答应以他名义写一封信给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请江苏省委帮助解决农具厂所需钢材。
　　周恩来不仅说到,而且也做到了。他给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和省委副书记刘顺元3人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明确提出淮安的经济建设应由江苏省委统筹考虑解决。
　　江苏省委当时也是认真落实这封信的,笔者今年4月23日见到原中共淮安县政法委书记孙步坦时,曾问及此事。88岁高龄的孙老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县委开会决定我将王汝祥从北京带回来的周总理写给江苏一二三把手的信送到南京,交到惠老(惠浴宇)手里。后来省里是把支援我们淮安经济建设的事交给无锡市(当年的无锡市不是今天的无锡市,是和无锡地区并存的),两家对口协商。所以我又成了淮安专驻无锡的办事处主任。后来无锡为我们淮安办了不少实事,像对淮安技术人员的培训,技术人才的支持、车床设备等的无偿援助等等。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赴京接受表彰的中共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一同被接见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其他10名代表。那次表彰会是“大跃进”期间,规模很大。周恩来把颜太发选在接见的代表中,显然是他那股对家乡的不解情结。
　　已故的颜太发曾在病床上对笔者回忆说,那时,全国狂热的“大跃进”已经到了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进而失控已经从各个方面显现出来,特别是吃公共食堂饿得人心惶惶甚至被饿成浮肿、饿死人的消息都时有耳闻或书传。周恩来在听取了颜太发关于淮安的粮食生产等情况汇报后,谆谆善诱地告诫颜太发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不能盲目乐观,千万不能自满。回去以后,一定要动员群众多养猪。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些。”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狂热的“大跃进”时代,周恩来仍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父老的生产和生活。
　　
　　平坟还耕易旧俗
　　
　　厚葬祖先,光宗耀祖。这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推崇至今的做法,周家也不例外。早在周家祖上定居淮安之初,就在淮安东门外买了一处墓地,经历一个多世纪后,这块墓地上也安葬了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等周家10多位先人。周恩来离家后的几十年内,这块墓地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八叔周贻奎的去世、对母亲的棺材露在外边都进行了刻骨铭心的自责。自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那天起,经过他不断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最终他成长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建国初的1956年,周恩来就与毛泽东等一起在党中央关于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字。此后,他又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出发,和邓颖超首倡殡葬的彻底改革。他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他认为,我国的殡葬改革要一步一步的来。从人死了棺葬留坟到火化不留坟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木葬留坟到火化留灰就又向前迈了一步。只有火化后不保存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周恩来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撒掉骨灰,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养鱼虾——还在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所以周恩来是第一个倡导并撒掉自己骨灰的人。
　　周恩来的这一彻底的殡葬改革倡导直接影响的就是他的家乡淮安。
　　早在建国时,周恩来就在与亲属谈家事或者在写给县委的信中提及处理他老家祖坟地的事。土改复查时,周恩来就向淮安县委提出,“我家的一点坟地,如果当地有人认出的话,可将坟地分给当地农民耕种。”后来,他又写信给淮安县委,“还有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可以说,对老家祖坟地的平坟还耕周恩来是早就下定决心了。但是,当时因为他的嫡亲婶娘还在,他无法完全做到。1956年他的八婶杨氏因患乳腺癌去世后,周恩来才真正把平祖坟的事提上他家事的议事日程。1958年他先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平掉了父亲周劭纲先生和岳母杨振德女士的坟,又于1965年春节前将平掉淮安祖茔的事作为“特殊任务”交给侄儿周尔萃回老家去完成。
　　笔者1982年曾在当时的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今淮城镇闸口村夏庄居民组)召开过由当地干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他们纷纷回忆说:那天已经是农历除夕。县委春节值班常委、副县长郭山和与周恩来的几位亲属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快人快语的总理侄媳孙桂云说,伯伯说了,我们周家祖茔地在这里几十年了,多亏了大家的看护,他要我们代表他谢谢大家。现在他从我们国家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出发,请大家来把我们周家的祖茔地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到两米以下,以不妨碍生产队机耕,希望你们生产队明年把增产的喜讯写信告诉他。
　　孙桂云的话音一落,现场就立刻炸开了锅:年岁比较大的社员李正东老汉瞪大眼睛说:“自古以来,棺(官)只能升,哪有降的?”年近花甲的魏金成老大爷也喊了起来:“增产,增收,我们就在乎这半亩地?!”连生产队会计王彦南也说:“平总理家祖坟,这是谁的主意?你们把全国六亿人都找来,看有哪一个能同意?”
　　经郭副县长和周恩来亲属们反复做工作,人们终于被说服了。他们怀着敬意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将1958年由县直机关干部们栽下的松树一一刨走,再一一挖开七座土坟,把墓中的13口棺木就地下沉,然后平整地面,整整忙活了一天,一直到天黑才结束。
　　周恩来做出这样的决定,不仅为家乡群众还耕了自家的那点祖茔地,更重要的是他带头破了千年的旧葬俗,为家乡人开了一代新风。值得一提的是,王彦南还告诉我说:“事后我还收到了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汇给我们的70元钱。汇款附言上写着:‘此款系平坟工资和青苗赔偿费’。”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总理啊!”这是那次座谈结束时人们一致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