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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在高盛从事私人财富管理方面的工作。在这个追求效率、崇拜财富的地方，我一直以您教导的“兼庄静自得之精神，持操之在我之气概”为格言——周玥，香港，中国。
关于自由、生命与人性的普世价值的光亮，在我心中重新点燃，我甚至惊异于自己这样纯粹的信仰。现在我明白，它们来源于您的教诲，融化在血液之中——王云，匹兹堡，美国。
您就像漓江捕鱼的长者，既授吾辈以鱼（对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又授吾辈以渔（做学问的态度和对文化对生命的敬畏）——戈放、杨锐，驴行至阳朔。
……
厚厚一叠明信片，边缘都有了无数次摩挲的痕迹。此刻它们被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抱在怀里，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2014年，64岁的北京四中退休教师李家声迈入他教学生涯的第38个年头。在他位于北京市北三环的家里，家具陈设质朴简单。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中央一只高大的橱柜，摆着《资治通鉴》《牛虻》等数百本书。
“语文应该讲什么？”李家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些时髦的，没准是过眼云烟，而经典古诗文是语文学习的珍品。”
近年来，国内有些版本的教材删减了古诗文。李家声说，在这方面大陆做得不如台湾。据他介绍，台湾的国文课本，初中以上几乎全是古诗文，现代文很少，因为现代文有很多弊端，有些经不起时间考验。
在李家声看来，古诗文大多传达一种恢弘之气，“我们应该重视古诗文的价值。”
“蘑菇屯来的”李老师
“很多人说我土，我也挺尴尬，怎么自我解嘲呢？我说我内在的东西太美好了，外在不能再美好了，得拿点土的东西把内在美遮一遮。”李家声呵呵笑着。
一次，一个来自台湾的教育参访团到北京市第四中学听李家声的观摩课，校长特意嘱咐他上课时穿讲究点，“别像是蘑菇屯来的”。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课堂上，李家声低沉感伤的吟诵，将学生带回战乱频仍的晚唐时代。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大宴凝碧池，逼迫梨园弟子为他奏乐，乐工雷海清抗命不从。安禄山怒令将雷海清肢解。当时王维也被逼接受官职，听闻此事，含泪作《凝碧池》一首。
后来唐王朝清算曾给安禄山当官的人，囚禁、流放者甚多，却只给了王维较轻的处分。李家声语带激动地对学生解释：“因为王维是忠于唐朝的，他作诗赞美雷海清的气节，等于是谴责自己啊！”
结束讲课前，他深情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我辈正吟哦，先生知不知？”
那堂课受到台湾参访团的极大好评。而王维也不再是课本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他的诗句和气节，悄悄留驻在学生心里。
李家声的学生、北京市第八中学初中部语文老师南洋，对老师李家声的第一印象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他一上讲台就完全变了个人”。
李家声讲屈原，把诗中真挚的情感和遗世独立的精神传达给学生。
“他是真喜欢屈原，而不是为了讲课而讲。”南洋觉得，这份喜欢源于一种自我认同——“文革”时李家声下放东北，生活艰苦无望，也曾思考过怎样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
他为学生吟唱古诗词，学生常常在课堂上“点歌”，不唱就不下课。
他给学生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中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李家声模仿人鸟对话：
人说：“鸟啊，你好幸福，你住在金笼里，吃着最甜美的食物。”
鸟说：“我要出去！”
人说：“还要出去？出去你要饿肚皮！”
鸟说：“我要出去！”
人说：“还要出去？出去有枪口对着你！”
学生一齐大声代鸟说：“我要出去！”
哈哈大笑里，自由观念深深印在学生的思想中。
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
在李家声看来，古诗文之美和鲜明的思想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后者，他强调得更多的，如嵇康的傲骨、苏武的气节、苏轼的求实、司马迁的正直等。
“我最佩服苏轼，他超人的才华无人能比，但他最可悲的却是求实。”李家声说。
一次，李家声带学生去参观苏轼墓，在墓碑前他含泪说：“苏轼啊，你为什么不能稍微迁就一点儿？只要你肯迁就，就是荣华富贵、飞黄腾达。”
但反过来他又承认：“我这人死磕，就是受苏轼的影响太深。”
在李家声看来，教育的实质是文化的传代，而文化就其结果和作用来说是“化人”，即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
他举例说，孔子“涅而不缁”的思想“化”了岳飞，岳飞的砚铭就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后来这方砚台归了文天祥，他的砚铭是：“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就又“化”了文天祥。
李家声说，在教授古诗文时，他并没有刻意地去想怎么影响学生，但客观效果确实有。
学生邹菁菁，因为李家声在讲课时引用了明代义士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因而产生兴趣，专门搜集了杨继盛的资料并写成文章投给《北京晚报》。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以为这篇文章是一位老学者写的，没想到作者只是一名17岁的中学生。
李赛，汶川地震时从国外带着募集的物资到灾区救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特意提到李家声当年讲解《离骚》《满江红》时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对自己日后为人做事的影响。
王云，高中毕业后选择了经济学科。谈及选择初衷，她说源于李家声的教育：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负责，承担一种经世济民的使命。
在李家声退休前夕，一名学生号召大家每人给他寄一张明信片。当如雪片一般的明信片从世界各地飞来时，四中的老师们“都惊呆了”。
一名叫饶梦溪的学生这样写道：我记得您走路的样子，在楼道里，在校园里，在苏州的拙政园，在杭州的西子湖畔，您独自走着，腰挺得很直，眉眼间有些肃穆，那样子非常有精神，就像这纯白的明信片。 从学生到先生
李家声对古诗词的热爱，萌芽于在北京四中读初中之时。“当时教我语文的有一位孟吉平老师，后来调任国家语委。我从孟老师那里学到很多。”
据他回忆，孟老师讲课细腻，能在学生理解不到的地方下功夫点拨，讲一首诗词经常补充好几首，“这样才能把诗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学生。”
所以课本所选往往不是李家声的讲课重点，他补充给学生的，都经过自己细细斟酌。
这样的教学理念也传给了南洋。28岁的南洋现在承担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师徒二人经常切磋教学。“我多少在模仿李老师，不过教学风格不同。李老师沉稳端庄，有君子之风；我还年轻，加上性格开朗外向，所以上课比较活跃。”
李家声的课堂极安静，似乎掉根针也能听见。“做老师要有读心术，讲到某一点已经引起学生内心的翻腾，就要继续往高处领。如果停下来，情绪‘哗’一下就散了。”李家声说。
而南洋的课堂截然不同。如果学生能够把控，他会完全交给学生自己去讲。
“只要老师讲得好，不同时代的学生反应是一样的。”李家声说，生在信息时代的孩子们眼界更开阔，“如果引导得法，他们往往更喜欢古诗词，能够达到更好的高度。”
一次，他给学生讲严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把同学严子陵请到皇宫，与他同榻而眠，劝他出来做官，他不为所动。
“当时我说，严子陵比帮刘秀打天下的二十八宿还高尚，大家同不同意？”结果学生纷纷表示不同意，认为严子陵应该做官，“自己躲起来，回家种地、钓鱼，不是太自私了吗？”
李家声告诉学生，野心家们总想出人头地，结果往往给民众带来灾难。而严子陵，舍弃大名利，就为立一个榜样。如果人人都像他一样，人民就能安宁幸福了。
同样的大胆质疑也延续到十多年后的孩子身上。南洋说，在北京八中，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过被学生“挂”在台上的经历。
一次，南洋给学生讲周敦颐的《爱莲说》，提出一个问题：周敦颐对菊花的态度究竟怎样？结果，学生讨论的热烈程度完全超乎预料，“抛出这个问题的是我，但是争论起来后，基本上是学生在主导了。”
反对的说，如果周敦颐喜爱菊花，为什么还要写《爱莲说》？而持赞同意见的学生提出，“菊之爱，陶后鲜有闻”，从中多少能读出周敦颐的惋惜和遗憾，因此他是认可菊花的。
“孩子们能够从文本入手，挖得很细腻。”南洋说，这对老师也很有价值，促使老师不断去思考。
如果没有考试压力，对古诗文更感兴趣
“总体来说，我感觉学生们对古诗文是喜欢的。”南洋说，尤其是素质班的学生，由于可以直升高中，没有考试压力，反而对古诗文更感兴趣，“因为他们确实能从古诗文中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和历经锤炼的美。”
据了解，北京八中的素质班是北京市的一个教改项目，“学生都是小学四年级上完就招上来的，初中学制四年，课程也作了一些改革。”
南洋说，这个班的学生整体偏理科，逻辑思维较强，但也有孩子会主动阅读《古文观止》《史记》等，“不管是原本还是白话本，起码他们会有兴趣看，这已经很难得。”
但对于初中普通班的学生来说，文言文教学确实比较“麻烦”。南洋解释说，北京中考对于文言文的考察只考课内，很多学生会有明确的考试指向，“（如果补充课外古诗文）他会说这东西又不考，我就不用学了，把二十几篇背熟不就完了？”
南洋回忆，李家声跟学生的交流基本上就是在课堂的45分钟之内，毫不保留地、大容量地传授，“高中时我们班除了一些背诵任务外，几乎没有笔头作业。”
这样的教学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南洋，“向45分钟要质量，这是李老师经常跟我说的。”
而现在一些青年教师欠缺学习精神，让李家声又气又难过，“上课前5分钟，去网上拽点什么，PPT打出去，照着一捋就行了。老师是这样好当的么？好诗词都让他讲糟了。”
他给学生讲李白：其诗多描写大自然景色，寄情于山水。关于李白为什么热爱大自然，他援引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来佐证：“我不与人争，与人争我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李家声还即兴给学生秀了下英文，氛围一下子活了起来。“我的英语也许很蹩脚，但目的是让学生融会贯通，而不是迂腐地去讲。”
“教学如果没有深度，学生也不会买账。”李家声给学生讲《孟子》时，孟子指责统治者，你们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可是老百姓饿得面黄肌瘦，田野里有饥饿而死的人。你们哪是为民父母啊？你们这是率领野兽吃人，你们是野兽头儿！
学生听了都很痛快：这老头真棒！
但仅仅停留在这里显然不行。孟子骂完后还要劝喻，希望统治者与民同乐，知过即改。“当学生到了一定的高度上不去的时候，就得靠老师来帮他。”李家声说。
教材编写不能只图“新”
在北京八中初中素质班，因为课程改革，南洋需要自己给学生编写教学材料。他以人教版统编教材为蓝本，删去了不适合素质班学生的篇目，另加了一些古诗文。
比如《夸父逐日》《共工怒撞不周山》，南洋说这两篇文章太简单，没有深入分析和思考的空间，“找不到能让孩子们‘找茬’的地方，他们读了不会有太大兴趣。”
初一时，出于语文课应承担情感教育功能的考虑，南洋给学生增加了《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后来又加了唐代宋之问的《渡汉江》、宋代岳飞的《满江红》等。
“背诵不是问题，也没什么特别难理解的。”比如岳飞的《满江红》，那种豪情壮志和沉重的爱国情怀，学生都能体会。
南洋说，他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情感读出来。“学生会知道某一个字写得好，是能表达感情的，以后会慢慢有新的感受。”
过去，李家声经常参加一些教材编写会。他特意找出《文选》给本刊记者看，说：“这是中国第一部语文教材，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就是读着这部语文教材成长起来的，所以有句话叫‘文选烂，秀才半’。”
李家声觉得，这么多年来，始终都有一批有思想的老师能够把握语文教学的宗旨。但如今一些教材的盲目编写让他觉得犯了“形式主义”：就为了一个“新”字，“把屈原的《离骚》删了，把《孔雀东南飞》也删了，我真不知道作何感想。”
他觉得，要从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中学古诗文，如果没有对古诗文的热爱，就体味不到其中的美。
李家声所著的《诗经全译全评》出版时，出版社要求把原来的150万字压缩到50万字，还担心印这书“恐怕要赔钱”。
“我自己也想，现在谁还看这样的书呢？最初我不想出，学孔子述而不作，总行了吧？”李家声说，是一个朋友点悟了他，“你是受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现在你受到好处了，却不为我们的文化做点事，你这不是自私吗？”
后来《诗经全译全评》再版，李家声这才觉得，社会对传统文化还是认可的。
现在，否定中华文化的只有两种人，李家声直截了当：“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
关于自由、生命与人性的普世价值的光亮，在我心中重新点燃，我甚至惊异于自己这样纯粹的信仰。现在我明白，它们来源于您的教诲，融化在血液之中——王云，匹兹堡，美国。
您就像漓江捕鱼的长者，既授吾辈以鱼（对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又授吾辈以渔（做学问的态度和对文化对生命的敬畏）——戈放、杨锐，驴行至阳朔。
……
厚厚一叠明信片，边缘都有了无数次摩挲的痕迹。此刻它们被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抱在怀里，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2014年，64岁的北京四中退休教师李家声迈入他教学生涯的第38个年头。在他位于北京市北三环的家里，家具陈设质朴简单。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中央一只高大的橱柜，摆着《资治通鉴》《牛虻》等数百本书。
“语文应该讲什么？”李家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些时髦的，没准是过眼云烟，而经典古诗文是语文学习的珍品。”
近年来，国内有些版本的教材删减了古诗文。李家声说，在这方面大陆做得不如台湾。据他介绍，台湾的国文课本，初中以上几乎全是古诗文，现代文很少，因为现代文有很多弊端，有些经不起时间考验。
在李家声看来，古诗文大多传达一种恢弘之气，“我们应该重视古诗文的价值。”
“蘑菇屯来的”李老师
“很多人说我土，我也挺尴尬，怎么自我解嘲呢？我说我内在的东西太美好了，外在不能再美好了，得拿点土的东西把内在美遮一遮。”李家声呵呵笑着。
一次，一个来自台湾的教育参访团到北京市第四中学听李家声的观摩课，校长特意嘱咐他上课时穿讲究点，“别像是蘑菇屯来的”。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课堂上，李家声低沉感伤的吟诵，将学生带回战乱频仍的晚唐时代。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大宴凝碧池，逼迫梨园弟子为他奏乐，乐工雷海清抗命不从。安禄山怒令将雷海清肢解。当时王维也被逼接受官职，听闻此事，含泪作《凝碧池》一首。
后来唐王朝清算曾给安禄山当官的人，囚禁、流放者甚多，却只给了王维较轻的处分。李家声语带激动地对学生解释：“因为王维是忠于唐朝的，他作诗赞美雷海清的气节，等于是谴责自己啊！”
结束讲课前，他深情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我辈正吟哦，先生知不知？”
那堂课受到台湾参访团的极大好评。而王维也不再是课本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他的诗句和气节，悄悄留驻在学生心里。
李家声的学生、北京市第八中学初中部语文老师南洋，对老师李家声的第一印象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他一上讲台就完全变了个人”。
李家声讲屈原，把诗中真挚的情感和遗世独立的精神传达给学生。
“他是真喜欢屈原，而不是为了讲课而讲。”南洋觉得，这份喜欢源于一种自我认同——“文革”时李家声下放东北，生活艰苦无望，也曾思考过怎样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
他为学生吟唱古诗词，学生常常在课堂上“点歌”，不唱就不下课。
他给学生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中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李家声模仿人鸟对话：
人说：“鸟啊，你好幸福，你住在金笼里，吃着最甜美的食物。”
鸟说：“我要出去！”
人说：“还要出去？出去你要饿肚皮！”
鸟说：“我要出去！”
人说：“还要出去？出去有枪口对着你！”
学生一齐大声代鸟说：“我要出去！”
哈哈大笑里，自由观念深深印在学生的思想中。
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
在李家声看来，古诗文之美和鲜明的思想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后者，他强调得更多的，如嵇康的傲骨、苏武的气节、苏轼的求实、司马迁的正直等。
“我最佩服苏轼，他超人的才华无人能比，但他最可悲的却是求实。”李家声说。
一次，李家声带学生去参观苏轼墓，在墓碑前他含泪说：“苏轼啊，你为什么不能稍微迁就一点儿？只要你肯迁就，就是荣华富贵、飞黄腾达。”
但反过来他又承认：“我这人死磕，就是受苏轼的影响太深。”
在李家声看来，教育的实质是文化的传代，而文化就其结果和作用来说是“化人”，即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
他举例说，孔子“涅而不缁”的思想“化”了岳飞，岳飞的砚铭就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后来这方砚台归了文天祥，他的砚铭是：“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就又“化”了文天祥。
李家声说，在教授古诗文时，他并没有刻意地去想怎么影响学生，但客观效果确实有。
学生邹菁菁，因为李家声在讲课时引用了明代义士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因而产生兴趣，专门搜集了杨继盛的资料并写成文章投给《北京晚报》。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以为这篇文章是一位老学者写的，没想到作者只是一名17岁的中学生。
李赛，汶川地震时从国外带着募集的物资到灾区救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特意提到李家声当年讲解《离骚》《满江红》时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对自己日后为人做事的影响。
王云，高中毕业后选择了经济学科。谈及选择初衷，她说源于李家声的教育：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负责，承担一种经世济民的使命。
在李家声退休前夕，一名学生号召大家每人给他寄一张明信片。当如雪片一般的明信片从世界各地飞来时，四中的老师们“都惊呆了”。
一名叫饶梦溪的学生这样写道：我记得您走路的样子，在楼道里，在校园里，在苏州的拙政园，在杭州的西子湖畔，您独自走着，腰挺得很直，眉眼间有些肃穆，那样子非常有精神，就像这纯白的明信片。 从学生到先生
李家声对古诗词的热爱，萌芽于在北京四中读初中之时。“当时教我语文的有一位孟吉平老师，后来调任国家语委。我从孟老师那里学到很多。”
据他回忆，孟老师讲课细腻，能在学生理解不到的地方下功夫点拨，讲一首诗词经常补充好几首，“这样才能把诗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学生。”
所以课本所选往往不是李家声的讲课重点，他补充给学生的，都经过自己细细斟酌。
这样的教学理念也传给了南洋。28岁的南洋现在承担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师徒二人经常切磋教学。“我多少在模仿李老师，不过教学风格不同。李老师沉稳端庄，有君子之风；我还年轻，加上性格开朗外向，所以上课比较活跃。”
李家声的课堂极安静，似乎掉根针也能听见。“做老师要有读心术，讲到某一点已经引起学生内心的翻腾，就要继续往高处领。如果停下来，情绪‘哗’一下就散了。”李家声说。
而南洋的课堂截然不同。如果学生能够把控，他会完全交给学生自己去讲。
“只要老师讲得好，不同时代的学生反应是一样的。”李家声说，生在信息时代的孩子们眼界更开阔，“如果引导得法，他们往往更喜欢古诗词，能够达到更好的高度。”
一次，他给学生讲严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把同学严子陵请到皇宫，与他同榻而眠，劝他出来做官，他不为所动。
“当时我说，严子陵比帮刘秀打天下的二十八宿还高尚，大家同不同意？”结果学生纷纷表示不同意，认为严子陵应该做官，“自己躲起来，回家种地、钓鱼，不是太自私了吗？”
李家声告诉学生，野心家们总想出人头地，结果往往给民众带来灾难。而严子陵，舍弃大名利，就为立一个榜样。如果人人都像他一样，人民就能安宁幸福了。
同样的大胆质疑也延续到十多年后的孩子身上。南洋说，在北京八中，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过被学生“挂”在台上的经历。
一次，南洋给学生讲周敦颐的《爱莲说》，提出一个问题：周敦颐对菊花的态度究竟怎样？结果，学生讨论的热烈程度完全超乎预料，“抛出这个问题的是我，但是争论起来后，基本上是学生在主导了。”
反对的说，如果周敦颐喜爱菊花，为什么还要写《爱莲说》？而持赞同意见的学生提出，“菊之爱，陶后鲜有闻”，从中多少能读出周敦颐的惋惜和遗憾，因此他是认可菊花的。
“孩子们能够从文本入手，挖得很细腻。”南洋说，这对老师也很有价值，促使老师不断去思考。
如果没有考试压力，对古诗文更感兴趣
“总体来说，我感觉学生们对古诗文是喜欢的。”南洋说，尤其是素质班的学生，由于可以直升高中，没有考试压力，反而对古诗文更感兴趣，“因为他们确实能从古诗文中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和历经锤炼的美。”
据了解，北京八中的素质班是北京市的一个教改项目，“学生都是小学四年级上完就招上来的，初中学制四年，课程也作了一些改革。”
南洋说，这个班的学生整体偏理科，逻辑思维较强，但也有孩子会主动阅读《古文观止》《史记》等，“不管是原本还是白话本，起码他们会有兴趣看，这已经很难得。”
但对于初中普通班的学生来说，文言文教学确实比较“麻烦”。南洋解释说，北京中考对于文言文的考察只考课内，很多学生会有明确的考试指向，“（如果补充课外古诗文）他会说这东西又不考，我就不用学了，把二十几篇背熟不就完了？”
南洋回忆，李家声跟学生的交流基本上就是在课堂的45分钟之内，毫不保留地、大容量地传授，“高中时我们班除了一些背诵任务外，几乎没有笔头作业。”
这样的教学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南洋，“向45分钟要质量，这是李老师经常跟我说的。”
而现在一些青年教师欠缺学习精神，让李家声又气又难过，“上课前5分钟，去网上拽点什么，PPT打出去，照着一捋就行了。老师是这样好当的么？好诗词都让他讲糟了。”
他给学生讲李白：其诗多描写大自然景色，寄情于山水。关于李白为什么热爱大自然，他援引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来佐证：“我不与人争，与人争我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李家声还即兴给学生秀了下英文，氛围一下子活了起来。“我的英语也许很蹩脚，但目的是让学生融会贯通，而不是迂腐地去讲。”
“教学如果没有深度，学生也不会买账。”李家声给学生讲《孟子》时，孟子指责统治者，你们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可是老百姓饿得面黄肌瘦，田野里有饥饿而死的人。你们哪是为民父母啊？你们这是率领野兽吃人，你们是野兽头儿！
学生听了都很痛快：这老头真棒！
但仅仅停留在这里显然不行。孟子骂完后还要劝喻，希望统治者与民同乐，知过即改。“当学生到了一定的高度上不去的时候，就得靠老师来帮他。”李家声说。
教材编写不能只图“新”
在北京八中初中素质班，因为课程改革，南洋需要自己给学生编写教学材料。他以人教版统编教材为蓝本，删去了不适合素质班学生的篇目，另加了一些古诗文。
比如《夸父逐日》《共工怒撞不周山》，南洋说这两篇文章太简单，没有深入分析和思考的空间，“找不到能让孩子们‘找茬’的地方，他们读了不会有太大兴趣。”
初一时，出于语文课应承担情感教育功能的考虑，南洋给学生增加了《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后来又加了唐代宋之问的《渡汉江》、宋代岳飞的《满江红》等。
“背诵不是问题，也没什么特别难理解的。”比如岳飞的《满江红》，那种豪情壮志和沉重的爱国情怀，学生都能体会。
南洋说，他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情感读出来。“学生会知道某一个字写得好，是能表达感情的，以后会慢慢有新的感受。”
过去，李家声经常参加一些教材编写会。他特意找出《文选》给本刊记者看，说：“这是中国第一部语文教材，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就是读着这部语文教材成长起来的，所以有句话叫‘文选烂，秀才半’。”
李家声觉得，这么多年来，始终都有一批有思想的老师能够把握语文教学的宗旨。但如今一些教材的盲目编写让他觉得犯了“形式主义”：就为了一个“新”字，“把屈原的《离骚》删了，把《孔雀东南飞》也删了，我真不知道作何感想。”
他觉得，要从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中学古诗文，如果没有对古诗文的热爱，就体味不到其中的美。
李家声所著的《诗经全译全评》出版时，出版社要求把原来的150万字压缩到50万字，还担心印这书“恐怕要赔钱”。
“我自己也想，现在谁还看这样的书呢？最初我不想出，学孔子述而不作，总行了吧？”李家声说，是一个朋友点悟了他，“你是受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现在你受到好处了，却不为我们的文化做点事，你这不是自私吗？”
后来《诗经全译全评》再版，李家声这才觉得，社会对传统文化还是认可的。
现在，否定中华文化的只有两种人，李家声直截了当：“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