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担当与文化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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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写的是北宋一个叫王禹偁的人。
  读那篇文章的起因是不认识那个“偁”字。因为不认识,读的原始兴趣是想认识这个“偁”字,查了字典知道是读“cheng”,无意间,稀里糊涂的读了两段。这一读不要紧,便被这位“老王同志”的事迹所深深吸引。
  那篇作品大约一千多字,篇名记不得了,刊发的杂志也记不清了。现在提起这陈年烂套子的往事,是因为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曾经不认识的王禹偁,况且,这次信息量巨大,有1万5千字左右。对于一位历史人物,有这么多字的作品,基本上能够把他有用的史料给搜罗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读了这篇作品,对王禹偁的政治、文史生涯已是一览无余了。
  这次再读王禹偁,是因为我仰慕的《躬耕》文学期刊在2015年8期上发表了我的两篇读书随笔,而那个王禹偁呢也在这期杂志上。我是先查阅一遍自己的随笔,看看编辑对原稿是否做了修改,然后,洗洗手脸,泡上茶,拧开笔,再翻到那篇《北宋有个王禹偁》,才得以平心静气,一一展现千年前那位历史文化巨匠的风雨人生路。
  应该是读了半个下午,当读到“一切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只是我会记着,北宋有个王禹偁,有三十卷文集,有48年质地高洁,刚直不屈的书生风采”时,才意识到读完了通篇。可能是我還有所需,认为作者还应该继续写下去时,发现此时竟然还不知道作者是谁。这又回到篇首,标题下写着“水兵”两字。要是作为一个军种,我知道水兵是干什么的,而一个写作者的水兵,我还真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随后,这个水兵若有若无在脑中闪现过,但没形成完整清晰的概念,也就不去想他了。天下这么大,芸芸众生这么多,去思忖和寻找一个不很出名,即使在研究王禹偁上有所建树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何况,我除了读作品时和作者感同身受外,我更是个不入流的编外文人,去找这个水兵,有什么资格和能耐和他探讨历史烟云中的是是非非?所以,不找也罢。
  后来无意间,在水兵的博客里,不想又和水兵碰上了面。真乃有缘人相识相见,这是修来的缘分。在水兵博客里获悉,他有本散文集《书生风骨》近日出版。是“书生”的“风骨”呀,那不都是写王禹偁那样人的作品吗?读了王禹偁还没过瘾呢,还得继续读下去。我就放下穷酸文人的架子(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架子可言,在这里说面子似乎更合适),主动给水兵博客上留言,我欲意为何云云。一般写书人都是“我的书是不送给不读书的人的”,他能够认可我是个读书人吗?当时还真是心存忐忑。半个月后,签有“请良正方家雅正”,并押有启首印和落款印的《书生风骨》,便到了我的手中。遥遥数百里,能够把书寄到我手里,足以见得对我的认可,和读书人惺惺相惜的情怀。
  收到书,只是礼节性的回个电话,说书收到,并无深聊。
  这部《书生风骨》,从乙未年冬月接到,我便携带它又到百里之外焦作西郊的一个工厂里,陪伴我度过了几十个漫漫长夜。
  当我在序言上方写下“阅郭良正2015年12月26日21时21分”时,水兵在我心中才有了明确定位:他是一位有着历史文化担当和现实文化责任感的哥儿们。
  水兵,原名乔海军,他出生在我老家(泌阳)近邻唐河县一个叫郭滩镇的乔湾村。时代的车轮,把我们载向了几乎相同的人生轨迹:出生在农家,赶上那个叫做恢复高考的时代,得以凭着自己的韧劲儿学得知识,考学跳出农门,而后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获取一个饿不死撑不着的所谓铁饭碗,那只是在当时,后来就有点儿让人捉摸不定,找不到北了。所好的是,水兵能够与时俱进,几经选择,亦教亦商,在淘金途中挖到了富矿,干得风生水起。但他还是不忘初心,终于有机会又打道回府,从事他倾心并爱慕已久的文学事业,终于学所成,著有所就。写到这里,自然要祝贺这位兄弟了。
  水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学后,就一直在外漂泊。他和很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怀着一颗志在四方的胸怀,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到外地工作,并且,“出去了,就没打算回来”。他去那个地方,是在京广线上的一个新兴县级市,因明朝崇简王朱见泽在此设驿站而得名。我在那里求学两年,对那里的风物人情是相当熟悉的。从作品里获悉他毕业后在此地工作过,我就更加努力去寻找我们对这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契合点,翻来拣去找到的是遗憾。为啥说是遗憾,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因时间差而失之交臂。
  我是1986年7月毕业,据推算他来时我应该走两年了。刚毕业的青年才俊,文学才能凸现,在当地的两报两刊上都经常发作品,从而声名鹊起,“成了所在县里的文学旗帜”。有这样一个人,按后来的文学跟风潮流,要是那时我在那里,难道不去找他签名,难道不去探讨文学,难道不去听他的讲座?根据我后来的人生轨迹考究,这些都会有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标杆型的人物,没得到鲜花、掌声和头上的光环,反而遇到了难题。
  事情是这样的。在小城工作了三年,处于老大不小年龄,也该娶妻生子了。可是,本应该的事儿,似乎还有些渺茫。自己急不急,生身父母肯定会为此着急,相处了三年的恩师李惟微先生也跟着着急。这位李先生就托人给水兵介绍女朋友,因本市没合适的,给介绍了个一百多里外的女子。当时水兵不知如何想的,但从他“骑着自行车一百多里赶往她家相见”可知,水兵对此是很在意的。初次相见,彼此感觉良好,便约定另一周日女方到李先生家前来再相见。一百多里路骑自行车水兵行,而对于一个女子来讲并不太切实,所好的是有火车。女子兴高采烈乘车而来,不知是高兴得晕了头,还是坐火车的新鲜感使她坐过了一站。于是,戏剧性一幕出现了,水兵在火车站出站口张望,“等到天黑也没等着”。那女子在下一站出张口彷徨,心生怨怼,我左等右等你不来。这次无果而终的再相见,埋下的伏笔,按照常理讲,应该清晰了。可是,为补缺憾,水兵多次真诚去信解释,终没回音。水兵那颗曾经青春激荡的心呀,该去如何承受这昙花一现的美好呢?
  悲哀呀悲哀。我悲哀的是,在文学氛围浓厚的上世纪末,在那个小城,那么多手捧诗书的纯情少女们,竟然没一个向水兵伸出温柔的小手。这既是时代的悲哀,也是那个小城的悲哀。自此,小城成了水兵不敢回望的禁地,而我无意间又揭了一下他青春的伤疤,有点儿对不着了兄弟。此时,我想到了哀莫大于心死一说,不管是否合适,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在小城的契合点之一。   我毕业十年后,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中山街往事》,故事背景是水兵在小城的前几年,也就是我在此求学前后的那几年。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对一同走过八十年代的纯情少男少女们讲,他们身上的时代印记是永不磨灭的。现在我就想,水兵亲身经历的小城旧梦,应该比我虛构的故事更有感染力,但我感情世界所留下的缺憾,是在中山街往事里。我们对小城的同感,可借用柳永的“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作结。
  无奈之下,水兵“就没打算回来”的信念坍塌了,想调回老家去。几经周折,他“终于违背年轻的诺言,漂泊的翅膀,重又挂在故乡的枝头上”。其实,这样的人生轨迹,对于文人来讲,有一定普遍性,故乡那个诗意的存在不管离得多远,离开得多久,宦游人终究会找到并返还那个栖息地的。黄永玉给他的表叔沈从文早就做过总结,文人迟早要“回到故乡”去,现在一大批文人也都陆续回到故乡,像韩少功回到老家,当泥瓦匠盖起了土坯房子就是一例。即使没有赶到家的,也都在赶回故乡的路上。再说了,就是今生今世赶不到家的,故乡永远都是他们绕不过的情感高地,他们的笔触永远都会在心灵的上划来划去。
  现在回过头来,从水兵骨子里,对文人、文学、文化念念不忘的眷恋,慢慢梳理开来。
  乡下人,老百姓,天生秉承一种对历史文化、历史文人的敬畏之情。从南阳老一代乡土作家周同宾作品里,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随之而来的年青一代,也在频频回眸历史,从灿烂星空里,采撷能够让读者抚今追昔的笔触篇什,水兵就是其中一员。
  我知道水兵探究王禹偁的初衷何在。他所花的心血,以及形成洋洋洒洒的鸿篇大作,实在是让我感慨再三。去探讨千年前的一位文化名人,是要有一定胆量和价值取向的。如果没错的话,我认为,主人翁“一生几日,八年三黜”的不负感慨,是水兵所要表达的真意所在。历史是面镜子,烟云飘荡的时空,扇动着翅膀的古今硕儒,即使几经沉浮,但对自己那闪着灵光的羽毛是特别在意和爱惜的。从历史捋下来,水兵发现“现今文人风骨已少存”这个不争事实,于是他立言,要多长些风骨来,以成就他的夙愿:写锦绣文章,展书生风骨。
  一个作家或业余写作者,不去写小说,只写散文,到底有啥写头,这是不少人心存的疑问。疑问的起因,是对作者及其作品,还没达到足够的阅读体会和感知。水兵是只写散文的作家,作为散文作者,水兵也写风花雪月,也写家长里短,也写儿女情长,也写燕来雁往,但我更看重的是他的笔触所涉猎到的责任担当。他所书写的散文,和很多严肃文学一样,撇开了御用文人的恭维和煽情,从来不去唱赞歌,而是关注民瘼与福祉。
  除却网络上谈水兵一些作品外,手头仅有这一部书,据说他已著书六部,况且都是货真价实散文之作。只从这一部书里,就理解了他的可贵在于,他关注这个世界的痛痒,说出社会世态积垢,描摹了生活的沉重与轻浮。在书写曾经眷恋往事的同时,也对渐次出现的文化缺失,以及弃根忘祖的行为,在看似心平气和描写中,闪现着一个有良知文人的怒不可遏,那种淋漓气势和无可置疑的庄严感,在读者心目中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水兵有利益追求,也在为稻粱谋。他从利益和金钱里惊人的发现了别人所没见的惊觉:“它们真像核武器,杀人不见血,连骨头都会被卷走”,这还不算,更甚的是“一切被色彩和高调遮蔽着,真实却灰飞烟灭”。
  原因何在?因为“这个时代正在逐渐退去崇高,英雄和理想主义色彩,渐渐剥掉温良和矜持、内心的敬畏”。在灯红酒绿的场所,在高楼大厦的背后,“平等的生命尊严和率性自在的真诚生活渐次缺失。曾经以诗以礼为至高至尊而延绵赓续千年的国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了一种追求和向往”。追求和向往被所谓的正能量,被长篇累牍的虚情假意,被月朦胧鸟朦胧的雾里看花所取代。
  面对这一切,水兵产生了难以释怀的焦虑感,于是,发出了频繁但终因背景喧嚣而显得微弱的呐喊,以排解他心中的郁闷和纠结。
  水兵曾是时代的幸运者,他感谢那个曾经给他机遇展示自己的时代。虽“少时家贫”,终因“赶上好时光,高中、大学读完,毕业后从教,而后编辑记者”,谦称自己“勉强算个书生”。去执教讲堂,去进出机关大院,去公司经商,去写字楼谈生意,甚至漫步在大街小巷,他发现,书生逃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并没有逃离社会的种种重压。在大好河山,在荆棘岁月,曾经的想象与现实出现了反差。
  “刚过少年后,像被赶上市场等待屠宰的犍牛一般,用尽力气伸着血脖子挤到一个叫做城市的地方,成为一片被吹远的落叶,高高地挂在群楼丛的某一角落并被挤压着,因为渺小,已望不到故乡高高的树了,更不说炊烟了,那些落叶化作的炊烟啊,还在奔流吗?还在飘荡吗?我不知道。”这个看似不可知的说法,水兵是知道的,因为他知道的是绝望,是无法恢复的乡愁。
  在城乡间的来往穿梭,水兵看到的是:村干部执政在村,住在城里,正经事儿基本不管,利益之争从不缺席,低保到不了赤贫者手中。普通的大众,“飞涨的物价将他们的汗水掩埋,不公的掠夺让他们的血泪抽干,强盗的逻辑让他们的希望破灭”。在暴发户小楼周边是“垃圾遍地,道路残缺,蒿草成片。水塘污染,臭气冲天,水上漂浮物不忍目睹”。在失去人性的城镇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一片土屋也会在一阵风中消失,甚至连根拔起,明目张胆的掠夺成了天经地义。除了太阳月亮,风声空气,他们仍一无所有。水兵一度感恩大地上一切的美好与善良,“那种一家有事十家帮,尊老爱幼不设防,宗族宗亲笑满堂的民风云一样飘走了”,作为自然,乡村像诗一样美丽已不复存在,留下的是“恶俗与空虚齐飞,天南共海北一色”,眼下的乡愁破碎而飘零。
  面对传统文化的最终被断裂,无法排解笼罩在乡村的迷茫,水兵深深叹息:一切都在衰变,我的乡村已沉沦。
  于是,他只能通过想望,开始了对故乡的频频回眸。回家看望爹娘是亲情的回眸,渐次消失的炊烟、耕牛、鸟鸣是对那个不可复制时代的回眸。此时,水兵惦记的仍是“心实茅屋稳,清静菜根香”的悠然岁月。可是,在为利来为利往的喧嚣现代城市里,哪里能够找得到呢?实在是找不到。   不过,水兵并没为此终止他对那个境界的期盼。找不到,就自己去造设那一方幽静。
  水兵身居顶层六楼,这里终究是很少有人造次的私人领地。他俯瞰、他遥望、他设想,他最终“专从老家的田野里拉来一车(土),装扮成俨然田园菜畦一般,又仿若移植来了家乡的庭院”。人勤地不懒,小院四季葱茏,“这里一下子像故乡一样有了春夏秋冬”。难道市里原没春夏秋冬吗?我可以说,从乡村移植来的新移民们,很难找到那个自然节律的认同感,所以说,水兵这个尝试是接近成功的范例。这也受到了周同宾老师的认可,水兵“为缓解思乡而人造的一小片象征物”,以此寄托這位宦游者对故乡本土的常常惦记。
  人生的幸福感,很大一部分在于有奋斗的方向和可以回去的故乡。水兵从没停止奋斗,教学、经商、写书、编刊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家乡有可以看望的老娘,可以怀念的父亲,还有可以拉家常的乡邻乡亲;市里有耳鬓厮磨的贤妻,以及茁壮成长的幼子。这对于水兵来讲,都是现实的,应该说水兵是个幸福的人。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从屈原到杜甫,从辛弃疾到龚自珍,甚至到当代一大批作家,单有自己的幸福感这还不够,还应该有悲天悯地的胸怀。
  “这个丰腴的物质时代,正直、善良、道德,甚至同情与爱怜这些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词语,本质上都在大面积被舆论的嬉皮幽默和大众的浮泛娱乐所毁灭,就连教科书上的庄严也被赋予了黑色的意象。……你渴望真情,可到处是魔术迷幻般的表演与欺诈。一切严肃和非严肃的事情都以娱乐的方式轻松滑过,甚至连文化都沦为了娱乐的附庸,而且心甘情愿。很多人在这场盛宴中渐渐变得麻木迟钝了,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也变得没有了情感和温度”,面对这个娱乐致死的“大好时代”,水兵发现道德伦理的裂缝,教育信仰的危机,传统秉承的遗弃,他以书生意气,以殉道者的精神,用别人认为的“混账话”,去修补世道人心。
  在这个物欲时代,水兵除了拷问,也在自责和忏悔,当他索要一位朋友书法作品过多,引起对方不悦时,说“再见了他说我不是水兵而是强盗,我无言以对,他的心音,让我心疼,让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水兵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无畏形象,便跃然纸上了。从中我看到一个对社会的恶有着愤世嫉俗的同时,仍有胆量解剖自我,暴露自己软肋的一个勇士形象的水兵。
  大爱人间人未老。水兵作品用自由、本真、诚挚表达出了人间温暖和情怀搀扶。读他的作品,诚如他所言:“即使无一面之缘,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向往”,这正是我从《书生风骨》获得的深切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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