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战略联盟，是由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它是合作三方为发挥各自在产业推广与商业化运作，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等领域的差异化优势而有意识形成的合作网络。从历史渊源上来看，这种战略联盟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1824年由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创立的世界第一个化学实验室——吉森实验室。这既是职业科学共同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早期教学一研究一生产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自1945年美国成功实施“曼哈顿工程”。标志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以来，不仅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之间的转化周期日益缩短，而且此后诸如“硅谷”等大学科技园区、高新技术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新的产学研合作形式陆续出现。它们或者表现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或者表现为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作，甚至逐渐形成了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三方之间的紧密协作。从系统意义上来理解，虽然它既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利益主体需求所拉动，也是由科技自身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所推动，还是由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所引导，即由此三者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必然产物。
　　同样，虽说中国的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也是由其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各利益主体需求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等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其中政府政策与法律法规却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1985年以前的中国，因计划经济时代中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关系，也就导致产学研的分离；1992年，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共同发起“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力图建立起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密切而稳定的合作制度，逐步形成产学研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合作进行技术开发，支持技术开发研究机构与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联合创办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机构，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市场、科研、生产一体化的技术进步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从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上看，为贯彻落实《决定》和《实施要点》精神，陆续颁发了相关法律和法规。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2004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讲话中，胡锦涛明确指出，“要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国家要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同时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开发，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资体制。”而在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明确强调，“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在实践中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无论是市场拉动还是政策引导，对于产学研各方主体而言，它们毕竟都是外在的动因。可是，当外在动因与自身内在需求及其利益的直接驱动紧密结合时，产学研战略联盟新模式既会层出不穷，其作用也会愈来愈大。例如，目前国内高校与相关企业、政府的联姻，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不仅催生了许许多多的学科制公司、上市公司等新的企业创新主体，而且也推动着诸如“中南大学三一研究院”、“中南大学巴特尔研究院”等国内及国际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