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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功能主义的设计理论下，出现了宽阔的城市街道和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象，从而使得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城市的文化与结构也受到威胁。在功能主义驱使下，就中国而言，城市化漫无边际的发展导致了户外公共空间生活的减少和分散。文章基于环境行为科学理论，通过案例，对城市两大主要素：广场、街道空间进行分析，找出其符合环境行为的设计手法，也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明确方向。
关键词：功能主义 公共空间 广场 街道
中图分类号：TU98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8）04-0034-03
引言
在工业化的进程下，城市出现了明确的功能划分，许多老城市失去了原有的历史风味，对机动车的依赖也使城市变得冷漠、单调。那些富于生气的居住区、广场、街道、建筑同时变得死气沉沉。
现代化的北京城高楼林立、城市交通结构复杂，这也加重了建筑群之间的隔阂，导致各建筑物之间的功能分散。在这样的城市中，很难见到人的活动，看到的是建筑和机动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步行交通系统的减少以及户外公共空间越来越不适宜人的活动，完全抛弃了人的尺度的室外空间是没有合理性可言的。
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的主要理论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主义大背景下出现的功能主义。医学健康知识的发展为功能主义在建筑、规划中的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评价建筑的标准开始趋向健康和生理学，如把住宅的采光、通风作为第一条件，所以之前以沿街为主的建筑物布置方式被以朝向阳光为第一要素的布置方式所代替，而且现在看到的住宅区与工作区分开的这种规划模式也是在那个时候为改善大众生活以及物质分配方式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合理。
公共空间在功能主义下失去了意义，社会方面以及心理层面的因素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完全得不到体现，功能区域之间距离较远，界限隔阂，导致了人在交往活动中的不便，机动车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户外活动的频率。“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一冷漠的建筑设计理念在城市中蔓延，形成了毫無生气的功能主义城市。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街道和广场一直是城市最基本的两大要素，是构成“城市”现象的根本。功能主义者极少考虑休闲娱乐以及不同类型的交往对于空间设计的影响。这种思想导致新开发的城区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广场和街道。从人类定居开始，广场和街道就成为了集会的场所和聚落的中心。但随着功能主义的到来，被公路、行人道和草地所代替。
一、城市广场空间形式发展
城市广场被欧洲人视为城市的客厅。在欧洲，城市广场一直是人们进行交流、观赏娱乐、休憩活动的重要场所，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一）城市广场设计应趋于多样化及小型化
形形色色的活动人群给广场带来了活力，而广场功能的多样化才是人群活动多样化的前提。
西方现代城市广场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波士顿政府在1983年提出新一轮的全国性规划方案竞赛，竞赛的主题是“新的广场应标明各种不同的需求和功能，并能适应广场边界范围的变化性以及广场活动多样化的特定条件”，现代城市广场的发展让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得到了满足，可以看出广场空间的划分是多样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功能多样化的背后又是各种活动空间的趋于小型化。
对比中国，大多数城市广场尺度大且功能单一，多样化不够也无活力可言。在设计上，手法趋于雷同，缺少个性，同时文化内涵不足。
城市广场设计手法上的趋同产生单一的行为模式，这可以解释中国城市广场为什么到处可以看到“广场舞大妈”的身影。在城市广场规划中，单一且不断重复的设计手法，其本身的特点就促使了“广场舞”这一行为的持续发生，滋生了“广场舞大妈”这一群体。虽然不是设计师和规划师有意在形式上、功能上设计了专属“广场舞大妈”的广场，但这一群体因形式趋同的广场而不断壮大（如图1、2），中国的城市广场、甚至是其他公共空间的活动群体，开始变得“广场舞”单一化。
（二）应秉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上述表明，在中国城市广场中，广场舞这一活动几乎是唯一与广场空间发生互动的形式，设计师受其影响，在新广场的设计手法上可能就会有意识地趋向“广场舞大妈”这一群体（如图3）。因为中国现有的广场面积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广场舞”这一行为，篮球场、网球场等一些有明确功能标识的场所都已受到侵占，这样就导致了“大妈”与“小伙儿”在场地活动上的冲突（如图4）。抛开冲突的过程，从本质的功能属性上来说，是“大妈”霸占了本该属于“小伙”的场所，但其根源是城市广场规划中的产生的误区：就是在最早并没把对人的关怀作为广场规划主要考虑的内容，人是空间主体的意识不强，从而造成了不同人群比例畸形的发展趋势。
以环境心理学、行为科学的发展作为前提，“人往人处走”这句谚语也道明了人在公共交往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在西方现代城市广场的设计中，人成为核心设计元素，其地位已经在美学、装饰等所谓的传统广场需遵循的设计法则之上。公共空间的设计由以前“空间——人的感受”的影响方式转向了“人的行为——场所”的双向影响过程。
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因斯布鲁克，一个市政广场改建项目，这个面积约9000平米的水泥广场如同一件雕塑作品（如图5）。其改造的原因是：原先的广场与周围存在的纪念馆及一侧的纪念碑所构成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象征意义，欧洲古典英雄主义式的广场设计忽略了与市民的联系。
广场下方还有一个地下车库，建于1985年（如图6），新广场扩建项目改变了原有广场的气氛，但地下车库没有受到破坏，保留了原貌。地面通过不同地形划分出功能区和交通流线，后现代解除了英雄主义的传统广场设计，如何创造出一种以平凡人为主的情感世界是后现代的主题。所以在广场规划中，人是被考虑的主要因素。新广场的建成使新老城区之间的融合更完美，与Landhau酒店挨着的一部分广场空间是宽敞平坦的地面，可以作为城市的多功能空间。广场南边是呈不同几何造型的混凝土地面，这些高低起伏多变的流线型混凝土地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运动场地（如图7），特殊的广场地形对于那些年轻滑板爱好者以及玩轮滑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他们的绝佳场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给因斯布鲁克的市政广场增添了活力，也唤醒了整个城市的生机。人性化的设计吸引了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并成为此广场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充分证实了“人的行为——场所”这一双向作用。 二、城市街道空间的发展方式
现代化城市的开发应该像那些老城镇一样，要保持一种多样化的结构，所以需要更多的街道与广场。一些老城中的空间大小与人的感官和使用该空间的人数非常协调。而在现代新建的城区中，对于空间尺度类似的精心处理着实少见。
在意大利，那些以步行街为主、广场附近没有汽车的城镇，它们的城市生活相比较那些临近的、但以机动车交通为主的城镇要突出。在欧洲，把人和各种活动聚集到街道和广场上是中世纪的规划手法，当时是鼓励步行以及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而现在功能主义下的城市则恰恰相反。
现在生活中的城市许多空间尺度都偏大。这也似乎反映出规划师和建筑师在设计时因没有把控，都趋于把空间往大了做。认为处理小尺度空间拿捏不准的时候应给空间留有余地以防万一。街道的尺度跟随着这一理念无规律的拓宽，引发了现代城市发展中街道新建与改造的一系列问题。
（一）现代文明下的古街区的改造
中国传统城市的格局与西方不同，具有娱乐、交往、休闲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线型的、流动的街市模式，不是西方“城市广场”的块状集中模式。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大栅栏的煤市街曾经是京城有名的商业区，而煤市街，又是老北京大栅栏地区有名的美食街。如今，这片曾经繁华之极的古老商业街市几乎成为“贫民窟”。
大栅栏600年的商业积淀是中国式的，有它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所以大栅栏成为商业街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自然生长。可以说大栅栏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这里建筑的历史，而是街道的生活方式。
现如今如何通过保护、整治、复兴来激活大栅栏、提升大栅栏成为一个系统较复杂的问题，其改造的现状和继续发展方向都存在着多方面的争议。
“原住民”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古街区的情怀。其中有一位在大栅栏住了六十多年、唯一做假肢的老人，对于那些从刚出生就靠这位老人做假肢的残疾人来说，四五十年过去，这位老人已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在街区改造中，像做假肢老人这样已经对周围的人与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的“原住民”拆迁了，他自身离开的同时，会产生一系列行为、交往模式的断裂（如图8）。同时加上原有街道尺度的拓宽而导致交往空间分裂（如图9），形成了所谓的“孤岛”现象。这一现象在加重空间隔阂的同时，也破坏了周围的环境，而且相比之前，也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行为混乱。
政府也曾出台“微循环”保护政策。私房主自己改造建筑的“微循环”方式会减少投资，同时也得到了大部分“原住民”的认同。从元大都开始，翻建房屋的工作一直都是这里居民自己完成，直到上世纪中叶。有些媒体认为居民自己翻建的几百年的过程使得这里越来越有特点，并且也很好地保留了原始的风貌，所以对“原住民”自己翻建房屋持支持的态度。但政府的态度是：当地居民在现代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下，自己很难把控翻建的度，担心会把古貌彻底翻没。而且现在这里居民群体的组成比较复杂，不像以前那样每个人都有极高的素质可以一起来整治大栅栏，这也是一些专家的意见。加之近几年出现的与古风貌不协调的、已经成为危房的建筑，所以最适合的改造方式还是要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整体打造。
（二）“批判性”的街区重建方式
像大栅栏这样的古街区在北京其实还存在很多，其中有30片“保护区”和一些建设控制区，但这些加起来面积也没有达到总的古街区的一半，然而剩下的大部分是没有任何明确的解决方式。所以还得从宏观上来分析城市的肌理，如果大部分已经遭到破坏，就需要考虑重建，以往只考虑保护和恢复的手法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在重建的过程中也要在符合当代需求的基础上，以“原住民”的行为模式为准则来建造，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仿古或复原的工程。
在欧洲，柏林是一个在二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就在1987年，柏林举办了一个国际住宅展，通过那次展览提出了“谨慎的更新”与“批判性重建”的城市更新战略。就那时候指出，功能主义不会继续成为城市建设的理想，在发掘老城潜能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复兴才是新的目標（如图10，11）。一个城市街区与建筑的特点的形成是基于这个城市几百年的传统，城市自身拥有的历史和个性就是这个城市建筑文化的所在。柏林那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对城市历史空间“批判的重构”，以此来延续城市结构的可识别性（如图12，13），而不是为了历史复原或者单纯的怀旧。
那次展览活动的主题没有停留在怀旧的折衷主义形式上，那些建筑师们也同样拒绝了“推光式改造”的方法。而是在原有城市空间结构元素不被破坏的基础上来续写城市空间（如图14、15）。具体的手法可以分为：补缺街边建筑、小型街边住宅建筑空间组群、对街坊空间的重构以及对城市空间的重构。这些都体现了建筑师们通过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创造“嵌入”了新的成分。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人对空间的使用、人和城市以及建筑的关系是建筑师最应该关注的点，通过运用现代建筑语言再现历史空间。那次活动之后所做的住宅规划设计，建筑虽然是20世纪新建的，但建筑师们严格地遵循了18世纪的城市街坊格局以及22米檐口高度规则。北京旧城的改造可以借鉴柏林之前的经验，尤其对于大栅栏街区来说，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批判性”。
结语
在功能主义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公路取代了之前的“街道”，“广场”也慢慢成为现在人们眼中大而空旷的荒地，这些都是导致城市结构越来越稀疏的主要原因。一个富于生气的城市离不开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而死气沉沉的城市背后是单调枯燥的空间体验。如果通过对城市中的广场与街道进行适宜的规划设计，为人的户外活动创造合适的条件，就不必为了使城市有特点而去特意追求那些耗资巨大而又生硬、牵强的地标性建筑，因为即使建筑物的色彩再多，造型变化再丰富，也不会让城市真正丰富起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人与城市发生的关系对于唤醒城市活力要比任何矫揉造作的建筑形式组合更加符合实际，也更耐人寻味。
关键词：功能主义 公共空间 广场 街道
中图分类号：TU98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8）04-0034-03
引言
在工业化的进程下，城市出现了明确的功能划分，许多老城市失去了原有的历史风味，对机动车的依赖也使城市变得冷漠、单调。那些富于生气的居住区、广场、街道、建筑同时变得死气沉沉。
现代化的北京城高楼林立、城市交通结构复杂，这也加重了建筑群之间的隔阂，导致各建筑物之间的功能分散。在这样的城市中，很难见到人的活动，看到的是建筑和机动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步行交通系统的减少以及户外公共空间越来越不适宜人的活动，完全抛弃了人的尺度的室外空间是没有合理性可言的。
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的主要理论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主义大背景下出现的功能主义。医学健康知识的发展为功能主义在建筑、规划中的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评价建筑的标准开始趋向健康和生理学，如把住宅的采光、通风作为第一条件，所以之前以沿街为主的建筑物布置方式被以朝向阳光为第一要素的布置方式所代替，而且现在看到的住宅区与工作区分开的这种规划模式也是在那个时候为改善大众生活以及物质分配方式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合理。
公共空间在功能主义下失去了意义，社会方面以及心理层面的因素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完全得不到体现，功能区域之间距离较远，界限隔阂，导致了人在交往活动中的不便，机动车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户外活动的频率。“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一冷漠的建筑设计理念在城市中蔓延，形成了毫無生气的功能主义城市。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街道和广场一直是城市最基本的两大要素，是构成“城市”现象的根本。功能主义者极少考虑休闲娱乐以及不同类型的交往对于空间设计的影响。这种思想导致新开发的城区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广场和街道。从人类定居开始，广场和街道就成为了集会的场所和聚落的中心。但随着功能主义的到来，被公路、行人道和草地所代替。
一、城市广场空间形式发展
城市广场被欧洲人视为城市的客厅。在欧洲，城市广场一直是人们进行交流、观赏娱乐、休憩活动的重要场所，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一）城市广场设计应趋于多样化及小型化
形形色色的活动人群给广场带来了活力，而广场功能的多样化才是人群活动多样化的前提。
西方现代城市广场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波士顿政府在1983年提出新一轮的全国性规划方案竞赛，竞赛的主题是“新的广场应标明各种不同的需求和功能，并能适应广场边界范围的变化性以及广场活动多样化的特定条件”，现代城市广场的发展让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得到了满足，可以看出广场空间的划分是多样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功能多样化的背后又是各种活动空间的趋于小型化。
对比中国，大多数城市广场尺度大且功能单一，多样化不够也无活力可言。在设计上，手法趋于雷同，缺少个性，同时文化内涵不足。
城市广场设计手法上的趋同产生单一的行为模式，这可以解释中国城市广场为什么到处可以看到“广场舞大妈”的身影。在城市广场规划中，单一且不断重复的设计手法，其本身的特点就促使了“广场舞”这一行为的持续发生，滋生了“广场舞大妈”这一群体。虽然不是设计师和规划师有意在形式上、功能上设计了专属“广场舞大妈”的广场，但这一群体因形式趋同的广场而不断壮大（如图1、2），中国的城市广场、甚至是其他公共空间的活动群体，开始变得“广场舞”单一化。
（二）应秉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上述表明，在中国城市广场中，广场舞这一活动几乎是唯一与广场空间发生互动的形式，设计师受其影响，在新广场的设计手法上可能就会有意识地趋向“广场舞大妈”这一群体（如图3）。因为中国现有的广场面积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广场舞”这一行为，篮球场、网球场等一些有明确功能标识的场所都已受到侵占，这样就导致了“大妈”与“小伙儿”在场地活动上的冲突（如图4）。抛开冲突的过程，从本质的功能属性上来说，是“大妈”霸占了本该属于“小伙”的场所，但其根源是城市广场规划中的产生的误区：就是在最早并没把对人的关怀作为广场规划主要考虑的内容，人是空间主体的意识不强，从而造成了不同人群比例畸形的发展趋势。
以环境心理学、行为科学的发展作为前提，“人往人处走”这句谚语也道明了人在公共交往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在西方现代城市广场的设计中，人成为核心设计元素，其地位已经在美学、装饰等所谓的传统广场需遵循的设计法则之上。公共空间的设计由以前“空间——人的感受”的影响方式转向了“人的行为——场所”的双向影响过程。
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因斯布鲁克，一个市政广场改建项目，这个面积约9000平米的水泥广场如同一件雕塑作品（如图5）。其改造的原因是：原先的广场与周围存在的纪念馆及一侧的纪念碑所构成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象征意义，欧洲古典英雄主义式的广场设计忽略了与市民的联系。
广场下方还有一个地下车库，建于1985年（如图6），新广场扩建项目改变了原有广场的气氛，但地下车库没有受到破坏，保留了原貌。地面通过不同地形划分出功能区和交通流线，后现代解除了英雄主义的传统广场设计，如何创造出一种以平凡人为主的情感世界是后现代的主题。所以在广场规划中，人是被考虑的主要因素。新广场的建成使新老城区之间的融合更完美，与Landhau酒店挨着的一部分广场空间是宽敞平坦的地面，可以作为城市的多功能空间。广场南边是呈不同几何造型的混凝土地面，这些高低起伏多变的流线型混凝土地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运动场地（如图7），特殊的广场地形对于那些年轻滑板爱好者以及玩轮滑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他们的绝佳场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给因斯布鲁克的市政广场增添了活力，也唤醒了整个城市的生机。人性化的设计吸引了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并成为此广场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充分证实了“人的行为——场所”这一双向作用。 二、城市街道空间的发展方式
现代化城市的开发应该像那些老城镇一样，要保持一种多样化的结构，所以需要更多的街道与广场。一些老城中的空间大小与人的感官和使用该空间的人数非常协调。而在现代新建的城区中，对于空间尺度类似的精心处理着实少见。
在意大利，那些以步行街为主、广场附近没有汽车的城镇，它们的城市生活相比较那些临近的、但以机动车交通为主的城镇要突出。在欧洲，把人和各种活动聚集到街道和广场上是中世纪的规划手法，当时是鼓励步行以及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而现在功能主义下的城市则恰恰相反。
现在生活中的城市许多空间尺度都偏大。这也似乎反映出规划师和建筑师在设计时因没有把控，都趋于把空间往大了做。认为处理小尺度空间拿捏不准的时候应给空间留有余地以防万一。街道的尺度跟随着这一理念无规律的拓宽，引发了现代城市发展中街道新建与改造的一系列问题。
（一）现代文明下的古街区的改造
中国传统城市的格局与西方不同，具有娱乐、交往、休闲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线型的、流动的街市模式，不是西方“城市广场”的块状集中模式。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大栅栏的煤市街曾经是京城有名的商业区，而煤市街，又是老北京大栅栏地区有名的美食街。如今，这片曾经繁华之极的古老商业街市几乎成为“贫民窟”。
大栅栏600年的商业积淀是中国式的，有它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所以大栅栏成为商业街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自然生长。可以说大栅栏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这里建筑的历史，而是街道的生活方式。
现如今如何通过保护、整治、复兴来激活大栅栏、提升大栅栏成为一个系统较复杂的问题，其改造的现状和继续发展方向都存在着多方面的争议。
“原住民”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古街区的情怀。其中有一位在大栅栏住了六十多年、唯一做假肢的老人，对于那些从刚出生就靠这位老人做假肢的残疾人来说，四五十年过去，这位老人已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在街区改造中，像做假肢老人这样已经对周围的人与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的“原住民”拆迁了，他自身离开的同时，会产生一系列行为、交往模式的断裂（如图8）。同时加上原有街道尺度的拓宽而导致交往空间分裂（如图9），形成了所谓的“孤岛”现象。这一现象在加重空间隔阂的同时，也破坏了周围的环境，而且相比之前，也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行为混乱。
政府也曾出台“微循环”保护政策。私房主自己改造建筑的“微循环”方式会减少投资，同时也得到了大部分“原住民”的认同。从元大都开始，翻建房屋的工作一直都是这里居民自己完成，直到上世纪中叶。有些媒体认为居民自己翻建的几百年的过程使得这里越来越有特点，并且也很好地保留了原始的风貌，所以对“原住民”自己翻建房屋持支持的态度。但政府的态度是：当地居民在现代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下，自己很难把控翻建的度，担心会把古貌彻底翻没。而且现在这里居民群体的组成比较复杂，不像以前那样每个人都有极高的素质可以一起来整治大栅栏，这也是一些专家的意见。加之近几年出现的与古风貌不协调的、已经成为危房的建筑，所以最适合的改造方式还是要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整体打造。
（二）“批判性”的街区重建方式
像大栅栏这样的古街区在北京其实还存在很多，其中有30片“保护区”和一些建设控制区，但这些加起来面积也没有达到总的古街区的一半，然而剩下的大部分是没有任何明确的解决方式。所以还得从宏观上来分析城市的肌理，如果大部分已经遭到破坏，就需要考虑重建，以往只考虑保护和恢复的手法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在重建的过程中也要在符合当代需求的基础上，以“原住民”的行为模式为准则来建造，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仿古或复原的工程。
在欧洲，柏林是一个在二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就在1987年，柏林举办了一个国际住宅展，通过那次展览提出了“谨慎的更新”与“批判性重建”的城市更新战略。就那时候指出，功能主义不会继续成为城市建设的理想，在发掘老城潜能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复兴才是新的目標（如图10，11）。一个城市街区与建筑的特点的形成是基于这个城市几百年的传统，城市自身拥有的历史和个性就是这个城市建筑文化的所在。柏林那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对城市历史空间“批判的重构”，以此来延续城市结构的可识别性（如图12，13），而不是为了历史复原或者单纯的怀旧。
那次展览活动的主题没有停留在怀旧的折衷主义形式上，那些建筑师们也同样拒绝了“推光式改造”的方法。而是在原有城市空间结构元素不被破坏的基础上来续写城市空间（如图14、15）。具体的手法可以分为：补缺街边建筑、小型街边住宅建筑空间组群、对街坊空间的重构以及对城市空间的重构。这些都体现了建筑师们通过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创造“嵌入”了新的成分。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人对空间的使用、人和城市以及建筑的关系是建筑师最应该关注的点，通过运用现代建筑语言再现历史空间。那次活动之后所做的住宅规划设计，建筑虽然是20世纪新建的，但建筑师们严格地遵循了18世纪的城市街坊格局以及22米檐口高度规则。北京旧城的改造可以借鉴柏林之前的经验，尤其对于大栅栏街区来说，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批判性”。
结语
在功能主义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公路取代了之前的“街道”，“广场”也慢慢成为现在人们眼中大而空旷的荒地，这些都是导致城市结构越来越稀疏的主要原因。一个富于生气的城市离不开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而死气沉沉的城市背后是单调枯燥的空间体验。如果通过对城市中的广场与街道进行适宜的规划设计，为人的户外活动创造合适的条件，就不必为了使城市有特点而去特意追求那些耗资巨大而又生硬、牵强的地标性建筑，因为即使建筑物的色彩再多，造型变化再丰富，也不会让城市真正丰富起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人与城市发生的关系对于唤醒城市活力要比任何矫揉造作的建筑形式组合更加符合实际，也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