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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企业家具有突出地位和社会贡献，被称为“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家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经济运行的质量。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企业家精神视为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同等重要的四大生产要素之一，它们分别对应于利润、工资、地租、利息四大报酬。随着企业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和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战略重点不断进行调整，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影响已经成为市场角逐中的又一重点。那么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我国企业家的精神源泉来自哪里?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当代企业家以及他们的思想与精神领域。
关于企业家精神
让我们先从基本概念厘定说起。经过西方国家二百多年的企业实践，提炼出的企业家精神内涵可以表述为：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是企业家在所处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从事工商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和优胜劣汰的无情压力下养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素质；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一个涵盖能力、技巧、精神、观念等内容，内涵颇为丰富的概念，但似乎难以系统化、形式化，是一种如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的东西。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在经济社会中的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在不同的时期和人们不同的视野中，对企业家精神的概括可谓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如：诚信精神、学习精神、创业精神、思考精神、拼搏精神、服务精神、牺牲精神、冒险精神、决策和组织能力、挑战精神、务实精神、坚忍不拔、远见卓识、富有活力、适应能力、善于抓住机会、超越重塑自我、承担社会责任等等。不可否认，以上这些要素都是一名优秀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对企业家精神最本质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论。
真正读懂企业家精神，必须将之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生存土壤中，看他内在的精神、品格是如何得以焕发、崛起，主动地适应环境，征服各种困难和阻碍，成为时代的宠儿。一位中国成功的企业家说得好：人是历史中的人，历史是由人推动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推动历史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
从产生根源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勿庸质疑的。但是企业家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时代精神，被赋予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神”特质，所以它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反映所处社会经济形态的风貌，体现社会文化的内涵。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不但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而且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本质的内在渊源。因此想要了解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文化渊源，从本质上去认识“精神”与“文化”的关系。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却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信念伦理却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无法开拓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企业家精神。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马克斯·韦伯对儒教伦理评价的得失或偏颇，但他却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既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必定会打上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烙印。
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例如“中庸”思想极易造成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竞争性观念的生长，形成竞争与反竞争的冲突；“人伦”、“礼法”难以超出人治窠臼与法制产生冲突；小农意识下的投资收益观造成的企业成长和短期利益的冲突；以及保守与变革的冲突；崇古与创造的冲突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为其提供了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所需的丰富的文化源泉。例如“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民族品格，激励我们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变易精神使中华文明千百年来高潮迭起、源远流长，鼓励我们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厚德载物”、“兼容并蓄”、“体仁足以长人”的道德品质，使我们以仁爱之德合乎于道德和法律，兼收并蓄地吸纳不同的意见，敞开博大的胸怀吸收、整合多元文化并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还有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宽恕谦敬、勇于奉献、勤俭节约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它们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
因此，笔者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格的先天缺陷是导致中国企业家精神稀缺的内在原因”观点。在市场经济残酷的竞争中，在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冲撞中，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会受到冲击、遏制，但是积极、进步的一面则会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说，经过冲突、筛选、整合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将会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巨大道德力量不断完善、升华，使之更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呢?笔者认为，除去在上文中列举的，如诚信、创新、合作、敬业、自治、坚韧等企业家精神之外，对于当代的中国企业家来讲，还应付之以社会责任的内涵。假使企业家能够把握机遇、勇于创新、努力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和财富，但是如果在他的企业家精神中缺失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那么其他的一切最终也是枉然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无穷危害。事实上，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早已潜移默化的溶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了，这种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赋予了我们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激励着我们奉献社会与国家。所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家精神应该逐渐由以创业精神为主的个体企业家精神过渡到以内部创新活动为主的内企业家精神，再到以自治、创新、冒险、预见性和竞争性进攻为本质特征的公司企业家精神，最终达到社会企业家精神，即主要肩负社会使命，创造和维护社会价值、识别和不断追求能够服务于自身社会使命的机会、进行持续创新，不断适应和学习、行动并不为当前所掌握资源的限制、体现为对所服务人群或社区以及资源提供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关于企业家精神
让我们先从基本概念厘定说起。经过西方国家二百多年的企业实践，提炼出的企业家精神内涵可以表述为：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是企业家在所处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从事工商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和优胜劣汰的无情压力下养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素质；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一个涵盖能力、技巧、精神、观念等内容，内涵颇为丰富的概念，但似乎难以系统化、形式化，是一种如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的东西。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在经济社会中的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在不同的时期和人们不同的视野中，对企业家精神的概括可谓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如：诚信精神、学习精神、创业精神、思考精神、拼搏精神、服务精神、牺牲精神、冒险精神、决策和组织能力、挑战精神、务实精神、坚忍不拔、远见卓识、富有活力、适应能力、善于抓住机会、超越重塑自我、承担社会责任等等。不可否认，以上这些要素都是一名优秀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对企业家精神最本质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论。
真正读懂企业家精神，必须将之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生存土壤中，看他内在的精神、品格是如何得以焕发、崛起，主动地适应环境，征服各种困难和阻碍，成为时代的宠儿。一位中国成功的企业家说得好：人是历史中的人，历史是由人推动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推动历史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
从产生根源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勿庸质疑的。但是企业家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时代精神，被赋予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神”特质，所以它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反映所处社会经济形态的风貌，体现社会文化的内涵。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不但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而且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本质的内在渊源。因此想要了解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文化渊源，从本质上去认识“精神”与“文化”的关系。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却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信念伦理却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无法开拓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企业家精神。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马克斯·韦伯对儒教伦理评价的得失或偏颇，但他却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既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必定会打上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烙印。
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例如“中庸”思想极易造成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竞争性观念的生长，形成竞争与反竞争的冲突；“人伦”、“礼法”难以超出人治窠臼与法制产生冲突；小农意识下的投资收益观造成的企业成长和短期利益的冲突；以及保守与变革的冲突；崇古与创造的冲突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为其提供了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所需的丰富的文化源泉。例如“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民族品格，激励我们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变易精神使中华文明千百年来高潮迭起、源远流长，鼓励我们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厚德载物”、“兼容并蓄”、“体仁足以长人”的道德品质，使我们以仁爱之德合乎于道德和法律，兼收并蓄地吸纳不同的意见，敞开博大的胸怀吸收、整合多元文化并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还有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宽恕谦敬、勇于奉献、勤俭节约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它们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
因此，笔者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格的先天缺陷是导致中国企业家精神稀缺的内在原因”观点。在市场经济残酷的竞争中，在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冲撞中，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会受到冲击、遏制，但是积极、进步的一面则会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说，经过冲突、筛选、整合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将会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巨大道德力量不断完善、升华，使之更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呢?笔者认为，除去在上文中列举的，如诚信、创新、合作、敬业、自治、坚韧等企业家精神之外，对于当代的中国企业家来讲，还应付之以社会责任的内涵。假使企业家能够把握机遇、勇于创新、努力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和财富，但是如果在他的企业家精神中缺失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那么其他的一切最终也是枉然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无穷危害。事实上，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早已潜移默化的溶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了，这种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赋予了我们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激励着我们奉献社会与国家。所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家精神应该逐渐由以创业精神为主的个体企业家精神过渡到以内部创新活动为主的内企业家精神，再到以自治、创新、冒险、预见性和竞争性进攻为本质特征的公司企业家精神，最终达到社会企业家精神，即主要肩负社会使命，创造和维护社会价值、识别和不断追求能够服务于自身社会使命的机会、进行持续创新，不断适应和学习、行动并不为当前所掌握资源的限制、体现为对所服务人群或社区以及资源提供者高度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