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华人张军。
这名字寻常而响亮。移民热、投资热、留学热使这位华裔律师的影响力在美国不断地被加热，以至于美国的华人世界，尤其西海岸的舆论场，只要提起“大律师张军”，都会发出会心的认同：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博士、侨界新领袖、演讲家、政治评论家、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侨界欢迎晚会总主持……
也许这样的表述更能凸显一个华人在美国的影响——
2007年7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誓大厅。
当全美一百多位顶尖律师在这里举行“美国最高法庭出庭律师宣誓仪式”时，作为现场唯一的例外，“华裔律师张军”因为“华裔”而备受美国舆论关注。
正如美国前检察官John Yarmosk所说：“对一个律师来说，能取得美国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的资格，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在美国也只有极少的律师能申请到这个‘最高资格’，因为这不仅需要特殊的提名程式，更要很高的道德标准和不凡的法律经验。”
“他为华人谋幸福”
美国也有“警民联欢”。
恰逢中秋佳节。笔者在美受邀参加“洛杉矶县警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主办的警界与华界的中秋联欢。洛杉矶警界顶级人物——大洛杉矶郡警察局长李·贝卡出席了晚会并热情洋溢地致辞，主持联欢的侨领张军正是“洛杉矶县警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会长”。
至少在加州，“县比市大”，庞大的洛杉矶由88个“市”组成，所以洛杉矶县，其实就是“上海市”或者“北京市”的概念。
联欢会后，张军接受了《新民周刊》采访，他指着熙熙攘攘的洛杉矶上流人群说，美国是我们看来很奇怪的地方，它高度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取向，如果说，他们今天比较尊重我们，正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我因此而联想，”我说，“是不是您越为旅美华人争取他们正当的权益，就越受美国司法界的尊重？要不怎么解释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给您的殊荣呢？”
他听了笑笑说“是这样的”。蔑视同胞，取媚洋人的行径既为华人世界所不齿，也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欣赏。因为事实上，自1997年以来，“张军律师事务所”成功办理了数千件法律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华裔华侨的“冤枉官司”，其仗义执言，拨乱反正，成功率之高，在业内首屈一指，而且还为他赢得了“华人救星”的美誉。
尽管“中国崛起”一再成为美国大选的头号辩题，但旅美华人被欺负、被歧视的遭遇不容忽视。
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长，美国的一些超市或大卖场，把对中国供货商的付款期延长到60天到120天，个别的中间商甚至以恶劣手段久拖不付。太多的中国供应商，“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
在“张军律师事务所”的案卷中，有这么一个案例：中国一家企业与美国一中间商洽谈业务，在没有对其信用度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将几千万美元的货物交给对方代理，结果几个“120天”都过去了，货款依然没有拿到。
此时，适逢中间商老板去世，继承者干脆来个不认账，表达障碍、理解困难、法律隔阂——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急得这家中国企业的负责人七窍生烟。
经介绍，他们慕名找到了张军律师，寻求在美国打官司的可能。张军分析了案情后，组织人力投入大量时间，分厘不漏地梳理案件线索，短时间内在很不起眼的细节中找准了中间商的“死穴”，果断迅速进行司法诉讼。因为证据确凿，法网森严，张军律师又“恩威并施”，最终迫使继任的中间商庭外和解，分期付完了拖欠的货款。
说到这里，张军律师感叹：“很明显，因为具备太多的优势，那些超市和大卖场，总是觑机欺负、作弄甚至打压那些对跨国贸易生疏的中国企业和商人。作为律师，尤其是华裔律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很好地利用美国法律赋予我的工具和武器，来充分保护我们华人企业在美国的合法利益。”
中美“司法快递”
近年来，中国民间对美投资急剧升温。一对在中国积累了丰厚资本的中国夫妇，投资美国，经多年的艰苦打拼，成了美国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原以为“只有中国有奸商”的他们，在美国照样遇到了“奸商”，一名美国商务人员利用他们的信任，窃取了公司大量的商业机密，并以此来要挟他们。然因为要挟不遂，“美国奸商”便去政府劳工部门告发，又因为表面看去“证据确凿”，使这对夫妇陷入危境。
嫉恶如仇的张军律师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全力帮助这对中国夫妇。在工作量大，取证难度大的情况下，他带领助手一边进行“文本考据”，在成堆成摞的文件中寻找证据，一边还“暗箱侦查”，对这名雇员的背景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该雇员不仅在以前的公司有过类似的敲诈前科，甚至还有刑事犯罪的记录。
经繁冗紧张的细节推敲和证据梳理后，张军组织起强有力的证据链，向劳工部证明该雇员的指控不实。几天后，劳工部就发函撤销了对这对中国夫妇的有关指控，恢复了他们正常的商业经营。
“当然，说我全部精力都为华人谋幸福，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说，我们没有那么狭隘，事实上，我为自己的专业定位是“中美之间”的“司法快递”。
比如，美国一家著名企业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刚研制出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型变速器装置，投放市场后不久便遭到大陆某些小企业的肆意仿冒，导致其公司的品牌和经济效益受到巨大损失，于是打算撤出中国市场。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张军律师研究这个案例时发现，这款产品设计新颖，结构简单，如果引入中国势必会给中国同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对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维护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在维权领域开拓新的思维都会有着非常积极的重大意义。
他决定突出重点，多管齐下：首先让这家美国公司将其新产品在中国大陆申请发明专利，注册品牌商标；接着锁定仿冒产品比较严重地区的几个企业进行司法诉讼。取得胜诉后，向中美两国政府有关机构，详尽阐述保护此类产品不受侵害，对促进中美双边贸易的重大意义。
张军律师事务所的“建言献策”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于是，经过中美司法界通力和高效的合作，这桩跨国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仅为我国留住了这项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还建立了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从而有力抨击了西方少数人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无端指责，得到了当时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中央电视台和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均对此事都作了报道。 东风一枝高处开。张军律师以他在美国司法界卓越的成就和真诚的为人，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推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尤伯罗斯、美国前驻华大使雷德、美国前财政部长库马丽爱伦、美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美联邦首位华裔女众议员赵美心等，都对他穿越中美的司法成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与热情赞扬。
“公知”律师
一口标准醇厚的普通话；一口纯正娴熟的美式英语；高高的身量配以俊爽倜傥的言谈举止，五年接受了50余家中外媒体的专访——律师出身的张军不仅是美国西海岸著名演讲家和政治评论家，也是活跃在中国媒体和大学讲坛的“公知”。他拒绝“华人救星”的称呼，在他看来，帮助同胞是每个华裔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近年来他最关心并为之奔走的是通过传媒，频频传递现代司法观念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呼吁。
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相当强大的声音是：必须设立峻法，严惩见死不救者！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因此约请张军参与辩论，辩论前，赞成“立法严惩见死不救”的为举牌的95%。开始辩论后，担任“反方”的张军亮出自己的观点：见死不救是个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一般不能“绳之以法”，应该寻求其他的方法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洛杉矶有个“严惩见死不救”的法律，于是某人被撞倒，出手救治的只有一人，而经过的车辆却成千上万，都可能是“见死不救者”，难道把他们都抓起来？！更何况，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那就可能失去所有证人，因为每个“现场目击者”都可能面临“见死不救”的重罪指控呀，立法一定要理性，无法执行的法，就是恶法。而恶法，其实正是最大的“不道德”。
道理越辩越明。辩论结束，举牌反对“立法严惩见死不救”的占了95%。
“毒胶囊”事件爆发后，有鉴于观众的巨大反响，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再次约请张军辩论，此次张军又是“反方”。但如果上次是“反对立法”，这次他恰恰是主张“立法”，而且是“峻法”——食品安全，人命关天！食品商制假掺毒，都是明知而为之，含主观恶意，故必须树立峻法严惩不贷，参与制毒的奸商，有多少，就应该破产多少，绝不宽贷。什么“法不责众”？事关全民生命安全尤其是下一代生命安全，法，必须责众，再多的罪犯，也必须一网打尽，以彻底制止类似戕害同胞的恶行。
对此，正方表示认同，但又有所保留，理由是：中美国情不同，故而对制毒企业应该“酌情”处置。
温文尔雅的张军此时却一变为“声色俱厉”：中美国情诚然不同，但是中美人民在要求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的底线上，不但完全是一致的，甚至中国老百姓的要求更高才是！
全场掌声。张军再次赢得了中国舆论场的认可。这些认可，在张军看来，既是对他的鞭策，也是全社会法制观念的进步。
一个更显著的“进步标志”在他看来，是中国最近颁布的《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虽然迟了点，但对中国仍有巨大的意义。他说，因为最近几年我在大陆传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希望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希望对中国的司法现状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我甚至希望和朋友合作写一部中国的《律师法》，因为一部真正的“律师法”，应该像美国一样，所有的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接受《律师法》的制约，而不是像现在《律师法》，只制约律师。
疾呼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的司法改革，在他看来必须让人民建立对司法权威的信任和接受。他举例说，每次回国办案，总有同行对他说，不用担心，某法官已经搞定。每每听了这样看似“好消息”的消息，他就更加“担心”，因为这恰恰意味着司法环境的退化。事实上在美国，张军他们最不需要经营的，正是律师和法官的关系，一个好律师，最大的精力往往花在案情研判上，而不是“关系”上，这缘于对司法权威的高度信任。
小布什与戈尔的竞选争议巨大，因为600张废票丑闻，美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判戈尔败选，但事后发现，如果不是废票丑闻，戈尔事实上比小布什多赢了20万票！尽管如此，美国人民也平静地接受了，因为宪法规定这是这块土地上的最终裁决——除非你能和上帝直接对话——更何况人们相信，即令情况更坏，他们也可以在4年后重新选择政府。
著名的黑人球星辛普森杀妻案也是这样，尽管种种犯罪证据都指向辛普森，但仅仅因为白人警察取证程序中的瑕疵，而被“无罪”释放，因为美国人民相信，虽然他们可能放走了一名罪犯，感情上极难接受，但如果因此换来全美对“程序公正”的高度认同，换来所有公权力必须依法“为人民服务”的司法环境。
10月19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再次邀请张军作美国宪政制度专题讲座，请他系统地讲解了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结合当前大选选情介绍了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分析了媒体作为“第四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讲演现场，讨论热烈，在和我通话时，张军说：中国的人民，也必须渐渐学会接受“感情不同意”的重大司法决定，但同时，司法更必须进行深度改革，以对得起人民的信托。“这条路，会很漫长”，他说，但我会在海外，全力陪同祖国的无数同胞走下去！因为我是，“华人张军”。
这名字寻常而响亮。移民热、投资热、留学热使这位华裔律师的影响力在美国不断地被加热，以至于美国的华人世界，尤其西海岸的舆论场，只要提起“大律师张军”，都会发出会心的认同：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博士、侨界新领袖、演讲家、政治评论家、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侨界欢迎晚会总主持……
也许这样的表述更能凸显一个华人在美国的影响——
2007年7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誓大厅。
当全美一百多位顶尖律师在这里举行“美国最高法庭出庭律师宣誓仪式”时，作为现场唯一的例外，“华裔律师张军”因为“华裔”而备受美国舆论关注。
正如美国前检察官John Yarmosk所说：“对一个律师来说，能取得美国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的资格，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在美国也只有极少的律师能申请到这个‘最高资格’，因为这不仅需要特殊的提名程式，更要很高的道德标准和不凡的法律经验。”
“他为华人谋幸福”
美国也有“警民联欢”。
恰逢中秋佳节。笔者在美受邀参加“洛杉矶县警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主办的警界与华界的中秋联欢。洛杉矶警界顶级人物——大洛杉矶郡警察局长李·贝卡出席了晚会并热情洋溢地致辞，主持联欢的侨领张军正是“洛杉矶县警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会长”。
至少在加州，“县比市大”，庞大的洛杉矶由88个“市”组成，所以洛杉矶县，其实就是“上海市”或者“北京市”的概念。
联欢会后，张军接受了《新民周刊》采访，他指着熙熙攘攘的洛杉矶上流人群说，美国是我们看来很奇怪的地方，它高度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取向，如果说，他们今天比较尊重我们，正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我因此而联想，”我说，“是不是您越为旅美华人争取他们正当的权益，就越受美国司法界的尊重？要不怎么解释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给您的殊荣呢？”
他听了笑笑说“是这样的”。蔑视同胞，取媚洋人的行径既为华人世界所不齿，也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欣赏。因为事实上，自1997年以来，“张军律师事务所”成功办理了数千件法律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华裔华侨的“冤枉官司”，其仗义执言，拨乱反正，成功率之高，在业内首屈一指，而且还为他赢得了“华人救星”的美誉。
尽管“中国崛起”一再成为美国大选的头号辩题，但旅美华人被欺负、被歧视的遭遇不容忽视。
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长，美国的一些超市或大卖场，把对中国供货商的付款期延长到60天到120天，个别的中间商甚至以恶劣手段久拖不付。太多的中国供应商，“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
在“张军律师事务所”的案卷中，有这么一个案例：中国一家企业与美国一中间商洽谈业务，在没有对其信用度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将几千万美元的货物交给对方代理，结果几个“120天”都过去了，货款依然没有拿到。
此时，适逢中间商老板去世，继承者干脆来个不认账，表达障碍、理解困难、法律隔阂——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急得这家中国企业的负责人七窍生烟。
经介绍，他们慕名找到了张军律师，寻求在美国打官司的可能。张军分析了案情后，组织人力投入大量时间，分厘不漏地梳理案件线索，短时间内在很不起眼的细节中找准了中间商的“死穴”，果断迅速进行司法诉讼。因为证据确凿，法网森严，张军律师又“恩威并施”，最终迫使继任的中间商庭外和解，分期付完了拖欠的货款。
说到这里，张军律师感叹：“很明显，因为具备太多的优势，那些超市和大卖场，总是觑机欺负、作弄甚至打压那些对跨国贸易生疏的中国企业和商人。作为律师，尤其是华裔律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很好地利用美国法律赋予我的工具和武器，来充分保护我们华人企业在美国的合法利益。”
中美“司法快递”
近年来，中国民间对美投资急剧升温。一对在中国积累了丰厚资本的中国夫妇，投资美国，经多年的艰苦打拼，成了美国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原以为“只有中国有奸商”的他们，在美国照样遇到了“奸商”，一名美国商务人员利用他们的信任，窃取了公司大量的商业机密，并以此来要挟他们。然因为要挟不遂，“美国奸商”便去政府劳工部门告发，又因为表面看去“证据确凿”，使这对夫妇陷入危境。
嫉恶如仇的张军律师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全力帮助这对中国夫妇。在工作量大，取证难度大的情况下，他带领助手一边进行“文本考据”，在成堆成摞的文件中寻找证据，一边还“暗箱侦查”，对这名雇员的背景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该雇员不仅在以前的公司有过类似的敲诈前科，甚至还有刑事犯罪的记录。
经繁冗紧张的细节推敲和证据梳理后，张军组织起强有力的证据链，向劳工部证明该雇员的指控不实。几天后，劳工部就发函撤销了对这对中国夫妇的有关指控，恢复了他们正常的商业经营。
“当然，说我全部精力都为华人谋幸福，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说，我们没有那么狭隘，事实上，我为自己的专业定位是“中美之间”的“司法快递”。
比如，美国一家著名企业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刚研制出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型变速器装置，投放市场后不久便遭到大陆某些小企业的肆意仿冒，导致其公司的品牌和经济效益受到巨大损失，于是打算撤出中国市场。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张军律师研究这个案例时发现，这款产品设计新颖，结构简单，如果引入中国势必会给中国同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对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维护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在维权领域开拓新的思维都会有着非常积极的重大意义。
他决定突出重点，多管齐下：首先让这家美国公司将其新产品在中国大陆申请发明专利，注册品牌商标；接着锁定仿冒产品比较严重地区的几个企业进行司法诉讼。取得胜诉后，向中美两国政府有关机构，详尽阐述保护此类产品不受侵害，对促进中美双边贸易的重大意义。
张军律师事务所的“建言献策”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于是，经过中美司法界通力和高效的合作，这桩跨国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仅为我国留住了这项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还建立了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从而有力抨击了西方少数人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无端指责，得到了当时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中央电视台和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均对此事都作了报道。 东风一枝高处开。张军律师以他在美国司法界卓越的成就和真诚的为人，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推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尤伯罗斯、美国前驻华大使雷德、美国前财政部长库马丽爱伦、美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美联邦首位华裔女众议员赵美心等，都对他穿越中美的司法成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与热情赞扬。
“公知”律师
一口标准醇厚的普通话；一口纯正娴熟的美式英语；高高的身量配以俊爽倜傥的言谈举止，五年接受了50余家中外媒体的专访——律师出身的张军不仅是美国西海岸著名演讲家和政治评论家，也是活跃在中国媒体和大学讲坛的“公知”。他拒绝“华人救星”的称呼，在他看来，帮助同胞是每个华裔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近年来他最关心并为之奔走的是通过传媒，频频传递现代司法观念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呼吁。
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相当强大的声音是：必须设立峻法，严惩见死不救者！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因此约请张军参与辩论，辩论前，赞成“立法严惩见死不救”的为举牌的95%。开始辩论后，担任“反方”的张军亮出自己的观点：见死不救是个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一般不能“绳之以法”，应该寻求其他的方法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洛杉矶有个“严惩见死不救”的法律，于是某人被撞倒，出手救治的只有一人，而经过的车辆却成千上万，都可能是“见死不救者”，难道把他们都抓起来？！更何况，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那就可能失去所有证人，因为每个“现场目击者”都可能面临“见死不救”的重罪指控呀，立法一定要理性，无法执行的法，就是恶法。而恶法，其实正是最大的“不道德”。
道理越辩越明。辩论结束，举牌反对“立法严惩见死不救”的占了95%。
“毒胶囊”事件爆发后，有鉴于观众的巨大反响，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再次约请张军辩论，此次张军又是“反方”。但如果上次是“反对立法”，这次他恰恰是主张“立法”，而且是“峻法”——食品安全，人命关天！食品商制假掺毒，都是明知而为之，含主观恶意，故必须树立峻法严惩不贷，参与制毒的奸商，有多少，就应该破产多少，绝不宽贷。什么“法不责众”？事关全民生命安全尤其是下一代生命安全，法，必须责众，再多的罪犯，也必须一网打尽，以彻底制止类似戕害同胞的恶行。
对此，正方表示认同，但又有所保留，理由是：中美国情不同，故而对制毒企业应该“酌情”处置。
温文尔雅的张军此时却一变为“声色俱厉”：中美国情诚然不同，但是中美人民在要求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的底线上，不但完全是一致的，甚至中国老百姓的要求更高才是！
全场掌声。张军再次赢得了中国舆论场的认可。这些认可，在张军看来，既是对他的鞭策，也是全社会法制观念的进步。
一个更显著的“进步标志”在他看来，是中国最近颁布的《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虽然迟了点，但对中国仍有巨大的意义。他说，因为最近几年我在大陆传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希望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希望对中国的司法现状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我甚至希望和朋友合作写一部中国的《律师法》，因为一部真正的“律师法”，应该像美国一样，所有的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接受《律师法》的制约，而不是像现在《律师法》，只制约律师。
疾呼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的司法改革，在他看来必须让人民建立对司法权威的信任和接受。他举例说，每次回国办案，总有同行对他说，不用担心，某法官已经搞定。每每听了这样看似“好消息”的消息，他就更加“担心”，因为这恰恰意味着司法环境的退化。事实上在美国，张军他们最不需要经营的，正是律师和法官的关系，一个好律师，最大的精力往往花在案情研判上，而不是“关系”上，这缘于对司法权威的高度信任。
小布什与戈尔的竞选争议巨大，因为600张废票丑闻，美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判戈尔败选，但事后发现，如果不是废票丑闻，戈尔事实上比小布什多赢了20万票！尽管如此，美国人民也平静地接受了，因为宪法规定这是这块土地上的最终裁决——除非你能和上帝直接对话——更何况人们相信，即令情况更坏，他们也可以在4年后重新选择政府。
著名的黑人球星辛普森杀妻案也是这样，尽管种种犯罪证据都指向辛普森，但仅仅因为白人警察取证程序中的瑕疵，而被“无罪”释放，因为美国人民相信，虽然他们可能放走了一名罪犯，感情上极难接受，但如果因此换来全美对“程序公正”的高度认同，换来所有公权力必须依法“为人民服务”的司法环境。
10月19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再次邀请张军作美国宪政制度专题讲座，请他系统地讲解了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结合当前大选选情介绍了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分析了媒体作为“第四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讲演现场，讨论热烈，在和我通话时，张军说：中国的人民，也必须渐渐学会接受“感情不同意”的重大司法决定，但同时，司法更必须进行深度改革，以对得起人民的信托。“这条路，会很漫长”，他说，但我会在海外，全力陪同祖国的无数同胞走下去！因为我是，“华人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