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童丕绳(书业)教授已是公认的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史学家了。他晚年研究古代思想意识方面的论文集《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经山东大学历史系编辑，即将出版。编辑同志希望我给它写篇序，作为丕绳教授生前的老友，我当然义不容辞。
　　给遗著写序，最好要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但丕绳教授的生平事迹和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在顾颉刚师为他另一部遗著《春秋左传研究》所写的序里已经讲得很详细，用不到重复。因此我在这里只就这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谈点个人的看法。
　　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都确信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因此要研究古代思想意识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下功夫。但真的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有些撰写思想史、哲学史的同志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同时对社会经济作认真的研究，以致写出来的文章教人看了总不免有浅薄之感。丕绳教授则不然，他首先是一位研究先秦史有年的老专家。抗战前我和他还有史筱苏(念海)教授等都还是青年人，曾同在顾颉刚师主持的禹贡学会从事古史传说、古代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丕绳教授更担任过颉刚师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两校讲授春秋战国史的助教，深受熏陶。解放后，他应邀到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我共事，正值史学界开展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他又积极参加，撰写了不少探讨西周以至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因此他对孔、孟、荀、墨、老、庄、韩非这七家思想，都能真正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这七子所处的阶级地位来探讨分析。这是这部著作比一般思想史、哲学史高明的地方。
　　恩格斯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丕绳教授撰写这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在对待史料上确实做到了象恩格斯所要求的那样。丕绳教授童年就熟读古代经籍，对《论语》、《孟子》等可以背诵如流。二十多岁时有志撰述《七子学案》又把其他诸子逐一系统地认真研读。以后在顾颉刚师的熏陶下，对史料真伪的鉴别更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因此这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在史料运用上是无懈可击的，决非浅尝者稗贩几条人所共知的史料随意附会之比。这是这部著作所以写得精彩的又一原因。
　　丕绳教授这部著作最初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先秦思想史》课的讲义，后来以论文形式陆续撰写的。开始写孔、孟等篇，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当时我已离开山东大学，是在《山东大学学报》上读到的。以后诸篇写成后文未问世，只存留油印稿。这次汇总出版才得窥全豹。其中所说有很多地方我表示赞同，也有若干具体问题和我个人的看法有出入。这些出入之处我想不必在这里多说了，因为拙作《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已在六十年代出版，读者自可覆按。
　　
　　一九八一年二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将由齐鲁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