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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十八大临近之际，复习、归纳和总结改革路径中的经验教训非常必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是，改革就是市场化，开放就是国际化。中国近30年的经济演进就是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综合性过程。
分析历史经验，中国的成功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
一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
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三是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四是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不断改善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五是地方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和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超越上述“术”的层面，在“道”的层次，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战略的正确。其核心内容在于，保护、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发展和巩固新生的市场利益，保护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使拥护改革的人在每个阶段都胜出于世。从中国改革本身的时间和空间布局来看也是这样：最初从农村开始，然后到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初是在个别特区开始然后逐步在全国分梯度进行开放。这些改革秩序的有意或者无意、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就是中国改革的妥协性和改良性。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多年能够连续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因为迄今为止改革具有相当自我改造、自我转化和自我推进的机制。
而就当下阶段而言，经济层面，原先支撑中国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乃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首先，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国企和国资体制的创新改造，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带来了资源环境的破坏和代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制约增长。
在这种局面下，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避免大的挫折和陷阱，社会有话语权的阶层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着眼于这个社会与经济层面真正的问题和矛盾。
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尤其是要在“存分歧”的客观局面下“求共识”。民间期待改革，政府体系内有远见的力量也正试图进一步推进改革，这就是改革共识的基础。
综合各类利益群体的诉求看，有四点最广泛意义上的共识，即推进法治、扩大参与、平等权利、追求共富。
法治对于社会治理的正面意义不言而喻，诸多社会与经济事件中的舆论诉求也凸显了这一点。而扩大参与则有利于将决策从封闭走向开放，提高社会决策的效率与效力。
平等权利层面，必须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激发链索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
追求共富对应的是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社会公共服务严重向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倾斜，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分享很小的份额。其中，社会服务非均等化是贫富差距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土地垄断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益以每年几万亿元的规模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转移。金融层面，压低存款利率，使得资本每年以几千亿元的规模从储户流向银行，流向享受银行贷款的大中企业。此外，怎样打破资源和市场的行政垄断和资本垄断，遏制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显然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在上述四个共识基础之上，坚定地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成长就能获得良性的支撑。
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是，改革就是市场化，开放就是国际化。中国近30年的经济演进就是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综合性过程。
分析历史经验，中国的成功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
一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
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三是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四是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不断改善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五是地方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和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超越上述“术”的层面，在“道”的层次，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战略的正确。其核心内容在于，保护、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发展和巩固新生的市场利益，保护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使拥护改革的人在每个阶段都胜出于世。从中国改革本身的时间和空间布局来看也是这样：最初从农村开始，然后到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初是在个别特区开始然后逐步在全国分梯度进行开放。这些改革秩序的有意或者无意、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就是中国改革的妥协性和改良性。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多年能够连续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因为迄今为止改革具有相当自我改造、自我转化和自我推进的机制。
而就当下阶段而言，经济层面，原先支撑中国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乃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首先，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出现的腐败现象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国企和国资体制的创新改造，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带来了资源环境的破坏和代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制约增长。
在这种局面下，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避免大的挫折和陷阱，社会有话语权的阶层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着眼于这个社会与经济层面真正的问题和矛盾。
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尤其是要在“存分歧”的客观局面下“求共识”。民间期待改革，政府体系内有远见的力量也正试图进一步推进改革，这就是改革共识的基础。
综合各类利益群体的诉求看，有四点最广泛意义上的共识，即推进法治、扩大参与、平等权利、追求共富。
法治对于社会治理的正面意义不言而喻，诸多社会与经济事件中的舆论诉求也凸显了这一点。而扩大参与则有利于将决策从封闭走向开放，提高社会决策的效率与效力。
平等权利层面，必须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激发链索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
追求共富对应的是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社会公共服务严重向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倾斜，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分享很小的份额。其中，社会服务非均等化是贫富差距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土地垄断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益以每年几万亿元的规模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转移。金融层面，压低存款利率，使得资本每年以几千亿元的规模从储户流向银行，流向享受银行贷款的大中企业。此外，怎样打破资源和市场的行政垄断和资本垄断，遏制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显然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在上述四个共识基础之上，坚定地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成长就能获得良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