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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日，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洋喝了宿舍饮水机里的水后出现中毒反应，后经医院救治无效于4月16日下午死亡。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竟是黄洋同寝室的室友林某所为。
复旦大学的这起投毒案着实让人听了脑门子直冒冷汗。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转眼间竟变成了嗜血的杀人恶魔，不禁给纯洁的象牙塔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云。人们不禁感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住在一个寝室里的两个年轻人，究竟会有多深的仇恨才致于一定要把对方杀死？他们之间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累积起来才能变成毁灭他人的力量呢？
公众把焦点集中在了林某的投毒动机上，于是有了各种猜测。由于黄洋在校期间表现十分突出，恰好事发前刚刚通过了考博的初试，是复旦大学耳鼻喉科博士初试的第一名，因嫉妒生恨的说法普遍被认为就是林某的杀人动机。对方比自己优秀，实在无法超越便心生杀念。但是，据警方最新公布的审讯结果，竟是一些琐事引发的宿舍矛盾所致，并非完全出于嫉妒。例如共用饮水机分摊水费没有达成一致，还有黄洋睡觉时爱打呼噜等等，几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类似的矛盾所有住学校宿舍或者住单位宿舍的人都可能会遇到。一时间，人们的情绪从惊讶转变成愤怒，现在更多的却是恐慌。
为何会引发群体恐慌情绪？
众所周知，当我们控制自己的言行与社会规则以及道德约束尽量保持一致成为一个“好人”时，就会有效避免很多伤害。例如不允许拿别人的财物、不可以闯红灯、就算ATM机自动吐钱也不能拿等等，违反任何一个都会遭到惩罚，遵纪守法则会平安无事。 黄洋既没犯法也没违规，也就是说满足社会大环境定义下的无过错的，然而，只是与室友相处时产生的矛盾竟导致自己丢了性命。每个人对“过错”的评价标准不同，如果打呼噜、交水费也能惹来杀身之祸，那实在是防不胜防。
当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控制自己的言行从而有效避免伤害时，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这与心理学中“习得性无助”十分相似。正常的情况是，做出“好”的行为就会被奖励，相反即获得惩罚。大部分情况是，就算好的行为不被奖励，至少不犯错一定不会受罚。可是，当人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才会被惩罚时，没犯错一样难逃厄运，任凭是谁一定都会感到绝望无助，甚至恐慌。
复旦大学这起投毒案对于公众影响极大，易引发由安全缺失导致恐慌的群体效应，从而使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失去安全感，生活在恐怖之中。
宿舍矛盾不容小视
如今，黄洋被室友投毒身亡，使我们不由得想起10年以前一起类似的案件，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两次被人下毒，怀疑是同学所为，但凶手至今仍未查明。
铊是一种剧毒重金属，铊中毒导致的神经系统损伤以及肌体损伤都是不可逆的，也无法完全治愈。朱令自从1994年中毒至今，虽然经过近十年的康复治疗，但是智力、视觉、肌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这位曾经前途无量的名牌大学女生，现在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无法自理，着实让人痛心，虽未查明真凶，难免还是会对宿舍矛盾毛骨悚然。
除了这两起投毒杀人案，由于宿舍矛盾引发的杀人案件，在国内还有2004年曾经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至今想起仍会不寒而栗。马加爵杀人的动机似乎也不复杂。案发前几天，马加爵与同学玩扑克被怀疑作弊发生争执，情急之中一位同学说的一句气话深深地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同学指责他：“你连打扑克都玩假，为人也太差了，怪不得龚博生日都不请你……”马加爵听后很绝望，因为说他人品不好的正是他在大学三年半以来最好的朋友。按照马加爵的供述，他说自己在大学里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认为住在一起那么多年，自己把对方当朋友，他却这么说自己。不仅如此，还一语双关，道破另一个同学也是这样看待自己。随后几日经过精心计划，马加爵2004年2月13日晚杀一人，14日晚杀一人，15日再杀两人后出逃。直到2月23日，在云南大学学生公寓的宿舍柜子里发现四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尸体……虽说马加爵最终被判死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那些已逝的年轻生命再也无法挽回，宿舍矛盾看似小问题，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着实应该引起重视。
人格障碍说缺乏依据
那么，这些被人唾弃的杀人恶魔难道就是天生的恶人？事发后，人们着急给林某扣上一个人格障碍或者心理疾病的标签，以降低自己内心的惶恐。那是因为我们太需要和恶魔区分开来，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周围的朋友和这个凶手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过分不安，才会相信自己身边不会出现这种人，相信我们仍然是安全的。
的确，人们很难接受正常人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可是，复旦大学投毒案中的林某在校期间表现并无重大劣迹，反而相当优秀。林某的同学透露，林某平时性格很好，喜欢打篮球，与受害者黄洋没有公开的矛盾，还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官方网站上，搜索林某的姓名会发现他曾获得诸多荣誉，还拿过奖学金。敢问一个确诊为人格障碍的患者，是否可以突然“发病”，以致于过去所有的表现均无劣迹可寻？
显然，人格障碍的说法站不住脚。作为心理医生，我更情愿相信林某是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一念之差断送了别人性命，同样也要了自己的命。
就算室友不交水费却总是“偷”喝饮水机里的水，有很多种方式处理，甚至有很多办法可以给对方一点“教训”。例如放点白醋、白酒一类的有刺激性味道的东西酸酸他或者辣辣他，虽然我们并不提倡至少也无大碍，最好能当面谈谈；尝试无效的话也可以申请调换宿舍；极端一些甚至可以停用饮水机……无论怎样都不至于用投毒杀人这种毁灭性的方式来解决紧张的宿舍关系。
如何处理宿舍关系？
的确，只有高智商却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心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尤其从高中步入大学，同学关系，尤其是同寝室室友的关系成为大学期间重要的人际关系。那么，宿舍关系究竟有多重要呢？
戈夫曼提出了前台和后台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像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好的一面，同时也需要后台来补充能量休息调整。小时候，我们受了委屈回家躲起来哭，因为家就是个完全的“后台”，不会轻易被人看到。而大学生宿舍也充当了后台的角色，如果在前台遇到挫折，后台又不能疗伤，反而与室友关系紧张，积累起来的心理问题应该小不了。
如何处理好宿舍关系？首先，悦纳自己，才能宽以待人。如果我们不能接纳自己，自然更难理解他人。有心理学家统计，绝对意义上的好事和坏事只占了我们全部生活事件的5%，剩下的95%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事件都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加工过，才会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过分敏感的人会看到更多负面事件，吸收更多负性情绪。
其次，以责人之心责己。中国一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今天看来也是极有道理的，即很少有矛盾是一方的全责，而另一方完全无过错。一个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看到自己全对，而对方全错会消耗掉大量心理能量。然而一旦对方也持同样想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双方都不让步死扛到底。
第三，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被抱怨和仇恨消耗掉了大部分，逃离困境的力量自然就会十分微弱，遇事积极去寻找解决办法，总比干瞪眼儿欷歔生气好得多。就算对方真是个不通情理之人，还有一计也很好用——即“走为上策”，换个宿舍总是可以的。
说到底，处理好宿舍关系只要一条原则就足够——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凡事多为别人着想任何事情都好解决，如果你是这样做的，室友感受到了你的态度，随之带动大家都发生了变化，不再产生摩擦就不存在宿舍矛盾，若能如此还有必要谈如何处理矛盾吗？
复旦大学的这起投毒案着实让人听了脑门子直冒冷汗。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转眼间竟变成了嗜血的杀人恶魔，不禁给纯洁的象牙塔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云。人们不禁感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住在一个寝室里的两个年轻人，究竟会有多深的仇恨才致于一定要把对方杀死？他们之间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累积起来才能变成毁灭他人的力量呢？
公众把焦点集中在了林某的投毒动机上，于是有了各种猜测。由于黄洋在校期间表现十分突出，恰好事发前刚刚通过了考博的初试，是复旦大学耳鼻喉科博士初试的第一名，因嫉妒生恨的说法普遍被认为就是林某的杀人动机。对方比自己优秀，实在无法超越便心生杀念。但是，据警方最新公布的审讯结果，竟是一些琐事引发的宿舍矛盾所致，并非完全出于嫉妒。例如共用饮水机分摊水费没有达成一致，还有黄洋睡觉时爱打呼噜等等，几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类似的矛盾所有住学校宿舍或者住单位宿舍的人都可能会遇到。一时间，人们的情绪从惊讶转变成愤怒，现在更多的却是恐慌。
为何会引发群体恐慌情绪？
众所周知，当我们控制自己的言行与社会规则以及道德约束尽量保持一致成为一个“好人”时，就会有效避免很多伤害。例如不允许拿别人的财物、不可以闯红灯、就算ATM机自动吐钱也不能拿等等，违反任何一个都会遭到惩罚，遵纪守法则会平安无事。 黄洋既没犯法也没违规，也就是说满足社会大环境定义下的无过错的，然而，只是与室友相处时产生的矛盾竟导致自己丢了性命。每个人对“过错”的评价标准不同，如果打呼噜、交水费也能惹来杀身之祸，那实在是防不胜防。
当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控制自己的言行从而有效避免伤害时，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这与心理学中“习得性无助”十分相似。正常的情况是，做出“好”的行为就会被奖励，相反即获得惩罚。大部分情况是，就算好的行为不被奖励，至少不犯错一定不会受罚。可是，当人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才会被惩罚时，没犯错一样难逃厄运，任凭是谁一定都会感到绝望无助，甚至恐慌。
复旦大学这起投毒案对于公众影响极大，易引发由安全缺失导致恐慌的群体效应，从而使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失去安全感，生活在恐怖之中。
宿舍矛盾不容小视
如今，黄洋被室友投毒身亡，使我们不由得想起10年以前一起类似的案件，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两次被人下毒，怀疑是同学所为，但凶手至今仍未查明。
铊是一种剧毒重金属，铊中毒导致的神经系统损伤以及肌体损伤都是不可逆的，也无法完全治愈。朱令自从1994年中毒至今，虽然经过近十年的康复治疗，但是智力、视觉、肌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这位曾经前途无量的名牌大学女生，现在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无法自理，着实让人痛心，虽未查明真凶，难免还是会对宿舍矛盾毛骨悚然。
除了这两起投毒杀人案，由于宿舍矛盾引发的杀人案件，在国内还有2004年曾经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至今想起仍会不寒而栗。马加爵杀人的动机似乎也不复杂。案发前几天，马加爵与同学玩扑克被怀疑作弊发生争执，情急之中一位同学说的一句气话深深地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同学指责他：“你连打扑克都玩假，为人也太差了，怪不得龚博生日都不请你……”马加爵听后很绝望，因为说他人品不好的正是他在大学三年半以来最好的朋友。按照马加爵的供述，他说自己在大学里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认为住在一起那么多年，自己把对方当朋友，他却这么说自己。不仅如此，还一语双关，道破另一个同学也是这样看待自己。随后几日经过精心计划，马加爵2004年2月13日晚杀一人，14日晚杀一人，15日再杀两人后出逃。直到2月23日，在云南大学学生公寓的宿舍柜子里发现四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尸体……虽说马加爵最终被判死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那些已逝的年轻生命再也无法挽回，宿舍矛盾看似小问题，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着实应该引起重视。
人格障碍说缺乏依据
那么，这些被人唾弃的杀人恶魔难道就是天生的恶人？事发后，人们着急给林某扣上一个人格障碍或者心理疾病的标签，以降低自己内心的惶恐。那是因为我们太需要和恶魔区分开来，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周围的朋友和这个凶手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过分不安，才会相信自己身边不会出现这种人，相信我们仍然是安全的。
的确，人们很难接受正常人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可是，复旦大学投毒案中的林某在校期间表现并无重大劣迹，反而相当优秀。林某的同学透露，林某平时性格很好，喜欢打篮球，与受害者黄洋没有公开的矛盾，还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官方网站上，搜索林某的姓名会发现他曾获得诸多荣誉，还拿过奖学金。敢问一个确诊为人格障碍的患者，是否可以突然“发病”，以致于过去所有的表现均无劣迹可寻？
显然，人格障碍的说法站不住脚。作为心理医生，我更情愿相信林某是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一念之差断送了别人性命，同样也要了自己的命。
就算室友不交水费却总是“偷”喝饮水机里的水，有很多种方式处理，甚至有很多办法可以给对方一点“教训”。例如放点白醋、白酒一类的有刺激性味道的东西酸酸他或者辣辣他，虽然我们并不提倡至少也无大碍，最好能当面谈谈；尝试无效的话也可以申请调换宿舍；极端一些甚至可以停用饮水机……无论怎样都不至于用投毒杀人这种毁灭性的方式来解决紧张的宿舍关系。
如何处理宿舍关系？
的确，只有高智商却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心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尤其从高中步入大学，同学关系，尤其是同寝室室友的关系成为大学期间重要的人际关系。那么，宿舍关系究竟有多重要呢？
戈夫曼提出了前台和后台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像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好的一面，同时也需要后台来补充能量休息调整。小时候，我们受了委屈回家躲起来哭，因为家就是个完全的“后台”，不会轻易被人看到。而大学生宿舍也充当了后台的角色，如果在前台遇到挫折，后台又不能疗伤，反而与室友关系紧张，积累起来的心理问题应该小不了。
如何处理好宿舍关系？首先，悦纳自己，才能宽以待人。如果我们不能接纳自己，自然更难理解他人。有心理学家统计，绝对意义上的好事和坏事只占了我们全部生活事件的5%，剩下的95%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事件都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加工过，才会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过分敏感的人会看到更多负面事件，吸收更多负性情绪。
其次，以责人之心责己。中国一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今天看来也是极有道理的，即很少有矛盾是一方的全责，而另一方完全无过错。一个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看到自己全对，而对方全错会消耗掉大量心理能量。然而一旦对方也持同样想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双方都不让步死扛到底。
第三，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被抱怨和仇恨消耗掉了大部分，逃离困境的力量自然就会十分微弱，遇事积极去寻找解决办法，总比干瞪眼儿欷歔生气好得多。就算对方真是个不通情理之人，还有一计也很好用——即“走为上策”，换个宿舍总是可以的。
说到底，处理好宿舍关系只要一条原则就足够——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凡事多为别人着想任何事情都好解决，如果你是这样做的，室友感受到了你的态度，随之带动大家都发生了变化，不再产生摩擦就不存在宿舍矛盾，若能如此还有必要谈如何处理矛盾吗？